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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苹果公司公布了其在华的156家供应商。在此之前，乔布斯一直坚持不公开供应链的“秘密”文化。
造成舆论巨大连锁反应，并迫使苹果让步的，是一位中国环保人士，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
从2010年4月起，马军通过长达两年的深入调查，两份报告、五次新闻发布会、七次与苹果公司的面对面谈判，终于让苹果放下傲慢、放弃秘密，公开156家供应商名单。
苹果供应链污染调查
马军从事环保事业已经超过10年。2004年从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归来后，他创立了“中国水污染地图”。他的污染资料库收录了中国31个省、10万件空气与水污染违规记录，只要输入企业名称、地点，污染事件、检测资料一一呈现。
2009年，中国出现了一系列重金属中毒事件，马军领军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其他一些环保组织展开调查。
首先，马军发现相当一批重金属超标企业是知名IT品牌的代工工厂。2010年4月，马军把梳理好的信息汇总，开始和29家IT企业交涉，苹果公司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当其他企业最终都做出了积极回应时，苹果只回复了马军一句话：我们的政策是不披露供应链。
高度保密的公司文化，已成为苹果公司除乔布斯以外的另一標签。然而，马军却意识到，苹果公司对供应商的高度“保密”，使其规避了监管供应商的“环保责任”。一方面，苹果公司高调宣称自己是完全绿色的、环保的，实际上，他们对大量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对周边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不闻不问。
2010年下半年，马军牵头北京自然之友、环友科技和达尔问等共41家环保NGO组织组成“绿色选择联盟”，正式介入苹果公司中国污染调查。
2010年底，苏州联建科技137名女工集体正己烷中毒事件被媒体曝光后，马军和达尔问创始人冯永峰赶赴现场。在调查过程中，他发现另外有一个名叫“运恒五金”的小规模工厂，也发生过女工中毒事件。该厂的女工告诉马军，她们平时的工作就是擦拭苹果LOGO。
马军回忆说，其中一个年纪最小的女工工作还不到半年，就开始出现手抖拿不住筷子、拿不住牙刷的症状，走路也会跌倒。医生告诉她：这是职业病，需要去专门的医院——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回到苏州后，她发现许多自己曾经的工友，都已住在里面。“因为运恒五金是一家小企业，中毒的女工出院后能不能得到赔偿，一切都是未知。”
由于苹果的“保密”文化，所有的代工企业都被冠上“疑似”的帽子。这对于习惯了专业污染调查的马军来说，又多了一道难题：如何证明污染企业的确在为苹果公司代工。
马军凭借之前做调查记者的经验，顺藤摸瓜，一点儿蛛丝马迹也不漏过。他先查到苏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发布的一条预警，称运恒五金因为承揽宇瀚光电的清洗业务，造成员工疑似正己烷中毒。他在宇瀚光电的官网下面一个子栏目里看到这样一张图——一个苹果图案的LOGO。图片说明解释这是宇瀚光电承接的苹果公司业务。“我在一刹那豁然开朗。这种证据链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我们需要负责任地去陈述一件事，一方面减少自己的风险，另一方面也是对企业负责。”
敲开苹果的大门
2011年1月，马军召开了第四次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苹果另一面》调查报告。发布会之后，马军又给苹果写邮件，期盼苹果能出面回应，但依旧石沉大海。
面对傲慢的巨人，马军没有放弃。他调查了华北、华南、华东的27家苹果代工厂，接触了六七十位劳工，收集到详实的污染数据，拍照、制图、建档。让马军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武汉名幸电子拍到的一张河流污染的照片：河面是乳白色的，河面下却是漆黑一片。“上面像是豆浆，底下是像芝麻馅的黑色沉积。一时间你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是美好呢还是肮脏？”马军在想，到底有多少人手中拿着时尚的IT产品时，能够理解它背后的环境代价？”
马军告诉记者，名幸电子的线索，来源于“环友科技”中日韩环境联盟提供的信息：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后，日媒爆料日本名幸电子的一批苹果订单由于地震工厂停工的原因，转移到武汉工厂生产。最终，马军在“豆浆河”发现了名幸电子的一个非法排污口，正在哗哗地大量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
马军终于等来了好时机。2011年8月，《苹果另一面2》调研报告发布前，马军照例把它先发给苹果。5天后，马军收到苹果总部回复，建议通过一次电话会议来进行沟通。这是苹果第一次表示愿意和中国环保组织进行沟通。又惊又喜的马军一边准备发布会，一边回信。然而，苹果再次没了音讯。
最终，一张张卫星定位照和第三方污染检测报告，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关注。美国最大的环保组织之一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也对马军进行声援，向苹果高层表达谈判意愿，希望他们直面问题。同时，一部名为《苹果有“毒”》的视频被放在网上，两周时间点击率超过4万多次。
这一回，美国的谈判大门，终于向马军敞开了。2011年9月13日，马军与伙伴和苹果中国进行了第一次面对面接触。10月31日，第四次会谈“升级”到苹果美国总部Cupertino进行。
与苹果谈判
Cupertino是一个如花园般美丽的城市，天空碧蓝，芳草萋萋，然而谈判室里的空气却异常凝重。苹果高级副总裁和其他高层频频质疑马军：“你这份报告可信度在哪里？”
最让马军愤慨的是，苹果高层质疑他提到的江苏昆山癌症高发地“同心村”并不存在污染现象。而马军亲自去同心村一条受污染的河边调查时，当地村民已经把漆黑的河水装到矿泉水瓶里，十几位上了年纪的妇女突然集体下跪，请求马军能够帮帮她们。
马军手拿电脑，展出了一张张同心村河流污染和妇女们满面愁容的照片。马军手上握着花费十年制作的“中国水污染地图”，涉及近6万家污染企业的庞大资料库数据，这是他最有威力的武器，加上近两年的现场深入调查，当场让苹果无话可说。
2011年11月15日，“绿色选择联盟”的四个核心NGO领袖：马军、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创办人冯永峰和环友科技创办人李力一同坐在苹果北京办公室谈判桌上。这是马军与苹果的第五次谈判。然而，这一回，他却选择默不作声，以退为进。
“两个小时谈判，苹果方面就讲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说自己如何环保，员工福利如何完善，还详细讲述了在国贸的办公大楼有多么节能，就是不谈供应商信息公开。”环友科技创办人李力说，“他们强调自己每年会发布一份供应商报告，当中包括环境政策，但无法具体透露供应商企业名单。”
当天马军话很少，当苹果避重就轻的时候，他只做了一个很西方式的动作：眉头一皱，两手一摊。“这动作是表示一种无奈。你管你说，我不同意，我坚持主见。”李力说。
马军告诉记者，之所以“寡言”，也是出于精心考虑。和苹果谈判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每次只能向前迈进一步。有些品牌从整体理念到构架方面都比较能够适应更公开、由公众监督、和外界合作推动的状态，但苹果并不具备环境管理的能力。
“其实这是一场心理的比拼。在近两年的接触中，我也是逐步感受到苹果与众不同的文化。这个文化就建筑在其高度保密的基础中，所以要让他们最终实现透明，的确是一个挑战。”
马军给了苹果时间，而苹果公司最终也给予了让环保组织欣慰的回应。2012年1月和4月，马军等人与苹果进行了第六和第七次谈判，苹果终于公开了156家在华供应商名单，并同意先让部分供应商接受第三方机构检测。
摘自《外滩画报》2012.4.28
造成舆论巨大连锁反应，并迫使苹果让步的，是一位中国环保人士，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
从2010年4月起，马军通过长达两年的深入调查，两份报告、五次新闻发布会、七次与苹果公司的面对面谈判，终于让苹果放下傲慢、放弃秘密，公开156家供应商名单。
苹果供应链污染调查
马军从事环保事业已经超过10年。2004年从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归来后，他创立了“中国水污染地图”。他的污染资料库收录了中国31个省、10万件空气与水污染违规记录，只要输入企业名称、地点，污染事件、检测资料一一呈现。
2009年，中国出现了一系列重金属中毒事件，马军领军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其他一些环保组织展开调查。
首先，马军发现相当一批重金属超标企业是知名IT品牌的代工工厂。2010年4月，马军把梳理好的信息汇总，开始和29家IT企业交涉，苹果公司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当其他企业最终都做出了积极回应时，苹果只回复了马军一句话：我们的政策是不披露供应链。
高度保密的公司文化，已成为苹果公司除乔布斯以外的另一標签。然而，马军却意识到，苹果公司对供应商的高度“保密”，使其规避了监管供应商的“环保责任”。一方面，苹果公司高调宣称自己是完全绿色的、环保的，实际上，他们对大量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对周边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不闻不问。
2010年下半年，马军牵头北京自然之友、环友科技和达尔问等共41家环保NGO组织组成“绿色选择联盟”，正式介入苹果公司中国污染调查。
2010年底，苏州联建科技137名女工集体正己烷中毒事件被媒体曝光后，马军和达尔问创始人冯永峰赶赴现场。在调查过程中，他发现另外有一个名叫“运恒五金”的小规模工厂，也发生过女工中毒事件。该厂的女工告诉马军，她们平时的工作就是擦拭苹果LOGO。
马军回忆说，其中一个年纪最小的女工工作还不到半年，就开始出现手抖拿不住筷子、拿不住牙刷的症状，走路也会跌倒。医生告诉她：这是职业病，需要去专门的医院——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回到苏州后，她发现许多自己曾经的工友，都已住在里面。“因为运恒五金是一家小企业，中毒的女工出院后能不能得到赔偿，一切都是未知。”
由于苹果的“保密”文化，所有的代工企业都被冠上“疑似”的帽子。这对于习惯了专业污染调查的马军来说，又多了一道难题：如何证明污染企业的确在为苹果公司代工。
马军凭借之前做调查记者的经验，顺藤摸瓜，一点儿蛛丝马迹也不漏过。他先查到苏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发布的一条预警，称运恒五金因为承揽宇瀚光电的清洗业务，造成员工疑似正己烷中毒。他在宇瀚光电的官网下面一个子栏目里看到这样一张图——一个苹果图案的LOGO。图片说明解释这是宇瀚光电承接的苹果公司业务。“我在一刹那豁然开朗。这种证据链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我们需要负责任地去陈述一件事，一方面减少自己的风险，另一方面也是对企业负责。”
敲开苹果的大门
2011年1月，马军召开了第四次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苹果另一面》调查报告。发布会之后，马军又给苹果写邮件，期盼苹果能出面回应，但依旧石沉大海。
面对傲慢的巨人，马军没有放弃。他调查了华北、华南、华东的27家苹果代工厂，接触了六七十位劳工，收集到详实的污染数据，拍照、制图、建档。让马军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武汉名幸电子拍到的一张河流污染的照片：河面是乳白色的，河面下却是漆黑一片。“上面像是豆浆，底下是像芝麻馅的黑色沉积。一时间你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是美好呢还是肮脏？”马军在想，到底有多少人手中拿着时尚的IT产品时，能够理解它背后的环境代价？”
马军告诉记者，名幸电子的线索，来源于“环友科技”中日韩环境联盟提供的信息：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后，日媒爆料日本名幸电子的一批苹果订单由于地震工厂停工的原因，转移到武汉工厂生产。最终，马军在“豆浆河”发现了名幸电子的一个非法排污口，正在哗哗地大量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
马军终于等来了好时机。2011年8月，《苹果另一面2》调研报告发布前，马军照例把它先发给苹果。5天后，马军收到苹果总部回复，建议通过一次电话会议来进行沟通。这是苹果第一次表示愿意和中国环保组织进行沟通。又惊又喜的马军一边准备发布会，一边回信。然而，苹果再次没了音讯。
最终，一张张卫星定位照和第三方污染检测报告，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关注。美国最大的环保组织之一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也对马军进行声援，向苹果高层表达谈判意愿，希望他们直面问题。同时，一部名为《苹果有“毒”》的视频被放在网上，两周时间点击率超过4万多次。
这一回，美国的谈判大门，终于向马军敞开了。2011年9月13日，马军与伙伴和苹果中国进行了第一次面对面接触。10月31日，第四次会谈“升级”到苹果美国总部Cupertino进行。
与苹果谈判
Cupertino是一个如花园般美丽的城市，天空碧蓝，芳草萋萋，然而谈判室里的空气却异常凝重。苹果高级副总裁和其他高层频频质疑马军：“你这份报告可信度在哪里？”
最让马军愤慨的是，苹果高层质疑他提到的江苏昆山癌症高发地“同心村”并不存在污染现象。而马军亲自去同心村一条受污染的河边调查时，当地村民已经把漆黑的河水装到矿泉水瓶里，十几位上了年纪的妇女突然集体下跪，请求马军能够帮帮她们。
马军手拿电脑，展出了一张张同心村河流污染和妇女们满面愁容的照片。马军手上握着花费十年制作的“中国水污染地图”，涉及近6万家污染企业的庞大资料库数据，这是他最有威力的武器，加上近两年的现场深入调查，当场让苹果无话可说。
2011年11月15日，“绿色选择联盟”的四个核心NGO领袖：马军、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创办人冯永峰和环友科技创办人李力一同坐在苹果北京办公室谈判桌上。这是马军与苹果的第五次谈判。然而，这一回，他却选择默不作声，以退为进。
“两个小时谈判，苹果方面就讲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说自己如何环保，员工福利如何完善，还详细讲述了在国贸的办公大楼有多么节能，就是不谈供应商信息公开。”环友科技创办人李力说，“他们强调自己每年会发布一份供应商报告，当中包括环境政策，但无法具体透露供应商企业名单。”
当天马军话很少，当苹果避重就轻的时候，他只做了一个很西方式的动作：眉头一皱，两手一摊。“这动作是表示一种无奈。你管你说，我不同意，我坚持主见。”李力说。
马军告诉记者，之所以“寡言”，也是出于精心考虑。和苹果谈判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每次只能向前迈进一步。有些品牌从整体理念到构架方面都比较能够适应更公开、由公众监督、和外界合作推动的状态，但苹果并不具备环境管理的能力。
“其实这是一场心理的比拼。在近两年的接触中，我也是逐步感受到苹果与众不同的文化。这个文化就建筑在其高度保密的基础中，所以要让他们最终实现透明，的确是一个挑战。”
马军给了苹果时间，而苹果公司最终也给予了让环保组织欣慰的回应。2012年1月和4月，马军等人与苹果进行了第六和第七次谈判，苹果终于公开了156家在华供应商名单，并同意先让部分供应商接受第三方机构检测。
摘自《外滩画报》2012.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