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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之一即总体性理论，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论述了关于总体性问题，换句话说，强调总体性是贯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条主线。这里，我们以卢卡奇和柯尔施为代表，从他们的总体性理论中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理论及其对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总体性理论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社会与个人之间是关联总体;将总体性思想贯彻到实践当中;总体性方法的现实载体是无产阶级及其组织形式;总体性理论坚持中介性思维。
关键词：总体性理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卢卡奇;柯尔施
一、卢卡奇与柯尔施的总体性理论
（一）卢卡奇的总体性理论
卢卡奇的思想经历十分复杂，他曾多次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批评。然而，对于总体性理论，他却自始至终保持自己的看法，给予总体性思想以高度评价。
卢卡奇的思想诞生于20世纪初，十月革命的爆发使卢卡奇结合革命实践，对无产阶级革命问题进行反思，反对第二国际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对于革命问题的消极态度。为此卢卡奇提出总体性理论原则， 他既反对经济决定论，又坚持恢复辩证法的革命性。卢卡奇认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有了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对各个部分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之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1]87卢卡奇提出的总体性辩证法，即过程的统一和总和。
卢卡奇把无产阶级意识归为把握总体性范畴，总体性范畴要求把社会现实作为一个有机的总体，把握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与发展趋向，概括了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哲学范畴。总体性是指整个人类社会生活是全面的，它是辩证法的核心和本质，它是卢卡奇在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一方面，他看到黑格尔主客体同一的重要意义，也看到黑格尔抽象的主体必然导致主客体运动的神秘化。从总体性观点出发，他认为思维和存在，在它们彼此适应或彼此一致的意义上不是同一的。它们的同一性在于，它们是同一个真正的历史的辨证的过程的两个方面。”[1]221这表明他在认识论具有唯心主义倾向。
另一方面，卢卡奇在社会历史观上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认为任何历史现象只有在具体而完整的历史过程中才能得到正确理解。作为辩证法本质的总体性运用的对象和领域是社会历史，它既是客体又是主体。他指出：“历史是人自身活动的产物，社会历史是一个过程，而历史过程又是一个整体。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要通过直观反思的认识来实现对历史的总体认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认识社会历史的总体，形成无产阶级的独有的阶级意识。而资产阶级由于局限性，常常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掩盖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性质，所以资产阶级意识不可以把握社会历史总体。”[1]59可见，卢卡奇关于社会历史总体性的认识，运用了唯物辩证的分析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原理，指出历史是人创造的，但同时又受到人类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这些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基本一致的。
（二）柯爾施的总体性理论
柯尔施与卢卡奇一样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他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一书被视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姊妹之作。
“总体性理论在柯尔施那里首先是一种认识论。这种认识论的核心内容是确定总体对各个环节在方法上的优越性，给总体性范畴赋予决定性方法论意义。柯尔施指出运用哲学思维的逻辑会发现总体观念优于部分观念，综合方法优于分析方法。柯尔施认为，这种关于总体对于具体的、遍及一切的优越性的原则应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6]他承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有自己的总体观，那就是关于“普遍联系”的学说。但他又指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没有把这种总体观确定为自己哲学的实质观念，只把它看成“总特征”之一。所以，他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总体观念上的分歧主要在于是否把它视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
柯尔施将总体性理论运用于分析社会历史，就形成了以总体性为标志的历史观。柯尔施认为“实在”或“社会”是由三个方面构成的：一是“经济”，它是唯一真正客观的和非意识形态的实在;二是“法和国家”，它们并不全是真实的，因为它们被意识形态所覆盖;三是“纯粹的意识形态 ”，它不是客观的也不是真实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它是社会生活的一种扭曲的反映。
在柯尔施看来，既然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社会的各个环节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既然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是多方面的，实行的是“总体专政”，那么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也应当是多方面的。无产阶级革命应是一种“总体革命”即无产阶级不但要搞经济革命、政治革命而且还要搞思想革命、文化革命。柯尔施的“总体革命论”的核心是“主观革命”、“意识革命”。柯尔施不仅提出以“总体革命”去推翻资产阶级的“总体专政”，而且还强调无产阶级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应是能促使人全面发展的“总体社会主义”。
柯尔施的总体性理论有其片面性，但它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错误理解。我们对柯尔施的总体性理论，也应该用总体性的观点去评价其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历史局限。
二、总体性理论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现实意义
卢卡奇与柯尔施既是理论家又是革命家，他们研究总体性理论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更是为了把握与运用这一理论去指导实践。他们将总体性原则认为是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这对于当今中国同样具有指导意义，我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同样需要注重运用总体性理论。2020年，中华民族迎来了又一个历史关键点，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取得决定性成就，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第二个百年奋斗征程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前景光明，未来五年，中国将怎样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的愿景目标，同样离不开宏观的视野与总体性的方法。 （一）社会与个人之间是关联总体
社会与个人的联系以及社会与个人的意义是不能割裂开来理解的。一方面，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个人来谈论社会共同体。另一方面，我们只有把个人置于社会关系之中，个人才是真实的。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定义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完全正确的。柯尔施提出，运用总体性原则去看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关键是要保持个人自由与社会认同之间的内在张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是对社会发展的关注，又是对个人发展的关怀。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作为总体的主体出发，所谓总体的主体绝不是个别人或个别利益集团， 而是广大人民群众，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二）将总体性思想贯彻到实践当中
卢卡奇与柯尔施将理论与实践视为一个完整的现实的总体，并致力于把理论活动与实际行动真正统一在一起。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现实问题。理论反映实践，而且本身就是实践的一部分，然而我们通常不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真正统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总体性思维。卢卡奇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理论问题，正是意识形态的功能问题。
我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必须加强文化建设，加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历史运动中人的意志的合理性问题，理论并不一开始就是意识形态，只有在实践活动中显示出它的合理性的理论才有机会成为意识形态。这对于当代中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的重要历史时刻开启，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这次全会精神上来，同心同德，顽强奋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7]
（三）总体性方法的现实载体是无产阶级及其组织形式
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的总体性潜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够被激发出来，也就是说，只有共产党才能实现理论与无产阶级的真正结合。不仅在卢卡奇的时代需要共产党的意识领导作用，在当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背景下，仍然需要共产党的领导。
新中國的历史也证明了，党的意识领导对于社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在历史中证明了自身的生命力。同样，中国共产党提出既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一理念，它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落实对敢担当善作为干部的激励保护，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向导，让那些想干事、肯干事、能干成事的干部有更好用武之地。”[7]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然，共产党本身也需要总体性方法的指导。
（四）总体性理论坚持中介性思维
中介性思维是一种总体性的思维方式。与之相反的是直接思维，所谓直接性思维方式就是把社会看作是割裂开来的部分，将研究的视角固定在事物的表象上。然而中介性思维的核心就在于将直接性思维纳入其中，将直接性作为它的一个环节，而不是简单抛弃直接性。中介性思维对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不容忽视的启发意义。其启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承认当下任务与长远目标的结合;另一方面，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共存的现状。
首先，当下任务与长远目标的结合。用中介性思维来看，当下的任务是通往长远目标的中介，我们既不能简单抛弃当下，也不能仅仅停留于当下。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不同，从长远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还具有一个总体目标，那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而这也正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这些范畴背后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全人类的和谐共存。
其次，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共存的现状。卢卡奇的中介性思维也指导我们正确理解当下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共存的问题。中介性理论启发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是扬弃，而不是拒绝与排斥。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将资本主义社会纳入其中，作为它的一个环节，借用他们现有的理论成果。例如，生态危机与可持续发展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过很多年的现代化建设后才意识到的问题，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则强调，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
决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任重而道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我们不能忘却总体性的原则。
参考文献
[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3]杨伍诠.对卢卡奇总体性理论的再认识[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4]贾婷婷.试析卢卡奇的总体性理论[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S1）：44-45.
[5]薛民.柯尔施的总体性理论述评[J].探索与争鸣，1991（02）：26-31.
[6]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J].传媒论坛，2020，3（24）：2.
[7]杜章智.卢卡奇自传[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8]赵剑英.张一兵.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9]徐卡福.对卢卡奇总体性理论的一个批评[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10]黄领杰.西方哲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11]李惠斌，薛晓源.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报告[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7.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西安 710049）
关键词：总体性理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卢卡奇;柯尔施
一、卢卡奇与柯尔施的总体性理论
（一）卢卡奇的总体性理论
卢卡奇的思想经历十分复杂，他曾多次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批评。然而，对于总体性理论，他却自始至终保持自己的看法，给予总体性思想以高度评价。
卢卡奇的思想诞生于20世纪初，十月革命的爆发使卢卡奇结合革命实践，对无产阶级革命问题进行反思，反对第二国际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对于革命问题的消极态度。为此卢卡奇提出总体性理论原则， 他既反对经济决定论，又坚持恢复辩证法的革命性。卢卡奇认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有了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对各个部分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之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1]87卢卡奇提出的总体性辩证法，即过程的统一和总和。
卢卡奇把无产阶级意识归为把握总体性范畴，总体性范畴要求把社会现实作为一个有机的总体，把握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与发展趋向，概括了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哲学范畴。总体性是指整个人类社会生活是全面的，它是辩证法的核心和本质，它是卢卡奇在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一方面，他看到黑格尔主客体同一的重要意义，也看到黑格尔抽象的主体必然导致主客体运动的神秘化。从总体性观点出发，他认为思维和存在，在它们彼此适应或彼此一致的意义上不是同一的。它们的同一性在于，它们是同一个真正的历史的辨证的过程的两个方面。”[1]221这表明他在认识论具有唯心主义倾向。
另一方面，卢卡奇在社会历史观上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认为任何历史现象只有在具体而完整的历史过程中才能得到正确理解。作为辩证法本质的总体性运用的对象和领域是社会历史，它既是客体又是主体。他指出：“历史是人自身活动的产物，社会历史是一个过程，而历史过程又是一个整体。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要通过直观反思的认识来实现对历史的总体认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认识社会历史的总体，形成无产阶级的独有的阶级意识。而资产阶级由于局限性，常常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掩盖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性质，所以资产阶级意识不可以把握社会历史总体。”[1]59可见，卢卡奇关于社会历史总体性的认识，运用了唯物辩证的分析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原理，指出历史是人创造的，但同时又受到人类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这些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基本一致的。
（二）柯爾施的总体性理论
柯尔施与卢卡奇一样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他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一书被视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姊妹之作。
“总体性理论在柯尔施那里首先是一种认识论。这种认识论的核心内容是确定总体对各个环节在方法上的优越性，给总体性范畴赋予决定性方法论意义。柯尔施指出运用哲学思维的逻辑会发现总体观念优于部分观念，综合方法优于分析方法。柯尔施认为，这种关于总体对于具体的、遍及一切的优越性的原则应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6]他承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有自己的总体观，那就是关于“普遍联系”的学说。但他又指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没有把这种总体观确定为自己哲学的实质观念，只把它看成“总特征”之一。所以，他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总体观念上的分歧主要在于是否把它视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
柯尔施将总体性理论运用于分析社会历史，就形成了以总体性为标志的历史观。柯尔施认为“实在”或“社会”是由三个方面构成的：一是“经济”，它是唯一真正客观的和非意识形态的实在;二是“法和国家”，它们并不全是真实的，因为它们被意识形态所覆盖;三是“纯粹的意识形态 ”，它不是客观的也不是真实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它是社会生活的一种扭曲的反映。
在柯尔施看来，既然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社会的各个环节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既然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是多方面的，实行的是“总体专政”，那么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也应当是多方面的。无产阶级革命应是一种“总体革命”即无产阶级不但要搞经济革命、政治革命而且还要搞思想革命、文化革命。柯尔施的“总体革命论”的核心是“主观革命”、“意识革命”。柯尔施不仅提出以“总体革命”去推翻资产阶级的“总体专政”，而且还强调无产阶级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应是能促使人全面发展的“总体社会主义”。
柯尔施的总体性理论有其片面性，但它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错误理解。我们对柯尔施的总体性理论，也应该用总体性的观点去评价其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历史局限。
二、总体性理论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现实意义
卢卡奇与柯尔施既是理论家又是革命家，他们研究总体性理论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更是为了把握与运用这一理论去指导实践。他们将总体性原则认为是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这对于当今中国同样具有指导意义，我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同样需要注重运用总体性理论。2020年，中华民族迎来了又一个历史关键点，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取得决定性成就，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第二个百年奋斗征程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前景光明，未来五年，中国将怎样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的愿景目标，同样离不开宏观的视野与总体性的方法。 （一）社会与个人之间是关联总体
社会与个人的联系以及社会与个人的意义是不能割裂开来理解的。一方面，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个人来谈论社会共同体。另一方面，我们只有把个人置于社会关系之中，个人才是真实的。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定义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完全正确的。柯尔施提出，运用总体性原则去看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关键是要保持个人自由与社会认同之间的内在张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是对社会发展的关注，又是对个人发展的关怀。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作为总体的主体出发，所谓总体的主体绝不是个别人或个别利益集团， 而是广大人民群众，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二）将总体性思想贯彻到实践当中
卢卡奇与柯尔施将理论与实践视为一个完整的现实的总体，并致力于把理论活动与实际行动真正统一在一起。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现实问题。理论反映实践，而且本身就是实践的一部分，然而我们通常不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真正统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总体性思维。卢卡奇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理论问题，正是意识形态的功能问题。
我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必须加强文化建设，加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历史运动中人的意志的合理性问题，理论并不一开始就是意识形态，只有在实践活动中显示出它的合理性的理论才有机会成为意识形态。这对于当代中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的重要历史时刻开启，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这次全会精神上来，同心同德，顽强奋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7]
（三）总体性方法的现实载体是无产阶级及其组织形式
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的总体性潜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够被激发出来，也就是说，只有共产党才能实现理论与无产阶级的真正结合。不仅在卢卡奇的时代需要共产党的意识领导作用，在当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背景下，仍然需要共产党的领导。
新中國的历史也证明了，党的意识领导对于社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在历史中证明了自身的生命力。同样，中国共产党提出既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一理念，它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落实对敢担当善作为干部的激励保护，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向导，让那些想干事、肯干事、能干成事的干部有更好用武之地。”[7]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然，共产党本身也需要总体性方法的指导。
（四）总体性理论坚持中介性思维
中介性思维是一种总体性的思维方式。与之相反的是直接思维，所谓直接性思维方式就是把社会看作是割裂开来的部分，将研究的视角固定在事物的表象上。然而中介性思维的核心就在于将直接性思维纳入其中，将直接性作为它的一个环节，而不是简单抛弃直接性。中介性思维对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不容忽视的启发意义。其启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承认当下任务与长远目标的结合;另一方面，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共存的现状。
首先，当下任务与长远目标的结合。用中介性思维来看，当下的任务是通往长远目标的中介，我们既不能简单抛弃当下，也不能仅仅停留于当下。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不同，从长远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还具有一个总体目标，那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而这也正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这些范畴背后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全人类的和谐共存。
其次，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共存的现状。卢卡奇的中介性思维也指导我们正确理解当下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共存的问题。中介性理论启发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是扬弃，而不是拒绝与排斥。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将资本主义社会纳入其中，作为它的一个环节，借用他们现有的理论成果。例如，生态危机与可持续发展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过很多年的现代化建设后才意识到的问题，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则强调，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
决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任重而道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我们不能忘却总体性的原则。
参考文献
[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3]杨伍诠.对卢卡奇总体性理论的再认识[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4]贾婷婷.试析卢卡奇的总体性理论[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S1）：44-45.
[5]薛民.柯尔施的总体性理论述评[J].探索与争鸣，1991（02）：26-31.
[6]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J].传媒论坛，2020，3（24）：2.
[7]杜章智.卢卡奇自传[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8]赵剑英.张一兵.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9]徐卡福.对卢卡奇总体性理论的一个批评[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10]黄领杰.西方哲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11]李惠斌，薛晓源.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报告[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7.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西安 710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