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国农村合作医疗的首创者，曾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几度出国访问
　　他的首创得到原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的赞赏，并在菲律宾落地生根，结出“菲式合作医疗”之果
　　他由一名“赤脚医生”平步青云升任省卫生厅副厅长，然而，仅仅3个月，他就不辞而别，回乡继续当赤脚医生
　　如今，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再度兴起，他又成了人们追访的对象
　　
　　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兴起，曾经名闻海内外的“赤脚医生”——71岁的覃祥官，现在又成了包括央视在内的媒体追踪的对象。纷沓而来的记者，把这位土家族老人早已尘封的那段传奇经历又翻了出来。
　　
　　赤脚医生首创合作医疗
　　
　　覃祥官出生在鄂西长阳土家山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因为根子正，解放后，他成了乐园公社卫生所一名“吃皇粮，拿工资”的医生。
　　有年冬天，当地流行麻疹、百日咳、脑膜炎等疾病，因无钱及时医治，有个大队一天就死了4个患病儿童……
　　覃祥官深感农民无钱治病的痛苦。一天晚上出诊归来，他躺在床上琢磨：我们为什么不能办个合作医疗，让大家都看得起病、吃得起药呢﹖他连夜草拟了一份《关于在杜家村大队实行农民合作看病和集资办卫生室的设想》。
　　次日天刚亮，他就把那份设想交给了大队支书和公社党委书记。两位书记看后非常赞同，但他们担心杜家村找不到医生办卫生室。覃祥官当即提出辞去公社卫生所的“铁饭碗”，回大队办卫生室，并和农民一样记工分吃农村粮。
　　1966年8月10日，“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在一栋普通的土家吊脚楼静悄悄地挂牌，本村群众来此看病只需交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不要钱。这个后来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雏形，就这样诞生了。
　　


　　“那时候，得了重病要到4、50公里以外的榔枰，这里又不通公路，有时还在路上，担架上的人已经不行了。”回忆60年代初这里的医疗情况，覃祥官似乎还心有余悸。当时覃祥官是联丰高级社的主任，带领村民兴建了一个大养猪场。由于劳累过度，覃祥官得了胃病。先是请本村一个伪保长出身的半吊子郎中看病，结果把土改时分的两匹马卖掉换来的钱花光了也没把病瞧好，最后还是到山外请了一个老中医才帮他恢复了健康。
　　“必须把医疗卫生的主动权也抓到贫下中农手中”，怀着这样的信念，只有小学3年级文化程度的覃祥官去了长阳县中医进修班学习。学成归来，他成了乐园公社所在地大吉岭卫生所的医生。
　　覃祥官对1966年春的一场疾病大流行记忆犹新：“当时百日咳、麻疹、肺炎等疾病大流行，全公社有1000多人染病，杜家村的耳厢生产队一天就死了4个麻疹合并肺炎患儿。”正是这场大流行让爱动脑筋的覃祥官开始琢磨，“当时农村已经办了信用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看病吃药的问题能不能合作呢？”
　　覃祥官边出诊边征求意见，结果得到了杜家村的支持。大队支委会通过讨论，决定试办合作卫生室，由社员每人集资0.4元做合作医疗基金。只用了3天时间，全大队集资230多元，覃祥官借钱70多元，凑齐了300元的垫底合作基金。覃祥官自己则辞去联合诊所的铁饭碗，回到卫生室当上了拿工分的“赤脚医生”。
　　1966年8月10日，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集体办医形式的卫生室。覃祥官回忆说：“那时候搞集体，大队对合作医疗很支持。盖房子，办药柜，买药具，都是从公积金里面拨的钱。”后来大队又给卫生室分配了5亩药田，并在离村里10多里地的高寒山地土地岭上办了一个药材厂，引种药材。
　　卫生室的办医方针是“预防为主，群防群治，三土四自（土医、土药、土方，自采自种自制自用）”，村民看病吃药只需5分钱的挂号费，其他一切全免。在征求蹲点的县卫生局局长的意见后，这种办医的形式被正式取名为“合作医疗”，并很快在全公社的另外5个大队中推广开来。
　　1968年，毛主席在看过有关乐园合作医疗的调查报告后，连声称赞。75岁高龄的毛主席对覃祥官说：“你搞的那个合作医疗，很好啊！”《人民日报》随即对此进行报道，并配发编者按说，“合作医疗制度是件新事物”，覃祥官是位“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正是这张报纸改变了覃祥光的人生轨迹。
　　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的头版，报眼是毛主席语录：“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头条就是介绍乐园经验的《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毛泽东主席称合作医疗是“医疗战线的一场伟大革命”，“解决了农村群众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困难”。在这篇报道中，覃祥官被说成是“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白求恩式的好医生”。乐园和覃祥官就像大寨和陈永贵一样一时闻名全国。世界卫生组织也称赞中国的合作医疗是一项引人注目的创举。
　　不久，全国各地5万多位代表，先后来这里参观学习。乐园当时不通公路，人们下车后要步行40多公里。在崎岖的山道上，参观者络绎不绝。一年后，全国95％以上的农民都参加了合作医疗。
　　回忆当时的情景，覃祥官仍然十分兴奋：“那几年，全国除台湾外，所有省市都派人来过乐园参观学习，公社统计的人数是有5万多人。”
　　覃祥官得意地介绍说。《人民日报》报道之后，国内称覃祥官是合作医疗的创始人，国外则称他为“合作医疗之父”，他随后获得过各种荣誉和官职。
　　
　　赤脚医生几度出国访问
　　
　　1975年元月，覃祥官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北京开会前夕，他第4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向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乐园公社开展合作医疗的情况。
　　1976年9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会上，覃祥官以中国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用半天时间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紧接着，又以两小时的时间回答世界各国卫生部长和记者的提问。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那些金发碧眼的洋人赞叹不已，他们伸出拇指说：“中国农村人口这么多，居然能够做到看病吃药不花钱，真是人间奇迹”。
　　


　　当时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特别邀请他前往礼萨尔省塔乃山村访问，并引进中国经验，在当地办起了合作医疗。
　　1974年，覃祥官以“合作医疗创始人”和“全国赤脚医生代表”的身份，随同王震副总理访问日本，他不失时机地向日本人民介绍中国的合作医疗。
　　1976年9月，覃祥官应邀赴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会上，覃祥官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
　　
　　赤脚医生变身卫生厅副厅长
　　
　　从菲律宾回来，覃祥官接到了湖北省委的任职通知书，出任省卫生厅副厅长、厅党委委员。这样，覃祥官成了一名吃农村口粮、拿村里工分的副厅级干部，他的厅长夫人也仍然是农村户口。覃祥官对这一职务感到压力很大，“我性子直，讲话冲，不会看风使舵，又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程度，当个只会划圈的厅长有什么用？”3个月后，他以回去看看为由回到乐园重操旧业，一去不返。
　　他独自一人带着简单的行李，搭车前往武汉报到。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满身疲惫的覃祥官来到位于武昌紫阳路的原省卫生厅。传达室值班员见这位满身农民打扮的人，好说歹说不让他进去，覃祥官只好掏出了省委的任职文件。
　　值班员瞪大了眼睛：这个拎着包、穿着草鞋的人，竟是新来的副厅长？
　　覃祥官到了省城，却多次婉拒了厅长让他把本人及家属的户口粮油关系迁来的提议。他想，我只在厅里“搞几天就回去”，迁那个干什么？他成了一名吃农村口粮、拿大队工分的副厅级干部。
　　坐了几天办公室，覃祥官就觉得别扭：成天开会、看文件、听汇报，远不如穿草鞋、挎药箱、哼着山歌走村串户为群众治病自由。
　　3个多月后，覃祥官作出了一件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辞官回乡。他以“回去看看”为由，回到长阳，却如黄鹤一去未返。但他的副厅长职务被保留了多年。
　　在他人生的高潮时，只有他的老母亲在哭泣：“你一个放牛娃，哪有这天大的福气，我是怕你跳得高摔得重啊！”
　　此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合作医疗迅速萎缩，覃祥官成了公社卫生院的闲人。实在无事可做，他就跑回了杜家村的老家。
　　那是覃祥官最苦闷的一段日子。但他同大队卫生室的几名赤脚医生一起，在大队党支部的支持下，把这个大队的合作医疗制度坚持了下来。
　　2003年，长阳县以其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发祥地的特殊身份，被纳入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覃祥官没有想到，在古稀之年又碰到合作医疗再度红火起来，久违的笑容又浮现在他脸上。
　　
　　覃祥官的山寨生活
　　
　　覃祥官的家是当地特有的土家木楼，堂屋大门顶上挂着毛主席像。覃祥官觉得一生最光荣的就是受到过毛主席的4次接见。他在县里担任过的最后一次职务是县政协副主席，1993年退休时他的待遇是副县级。
　　办完退休手续的第一件事，覃祥官到县新华书店买了两副毛主席画像带回杜家村，一张贴在自家堂屋门口，一张贴在村卫生室。
　　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和时代的命运连在一起的。覃祥官和他创立的合作医疗，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潮起朝落。八十年代初，湖北农村实行责任到劳，土地承包，集体的500亩药田也分到户了。农民要田种粮食，还种药干啥？药材很快被农民刨光了。合作医疗制度因“一刀切”而陷入低谷，覃祥官精心饲养的5头梅花鹿跑了，20多只獐子也逃了。他为此急得唉声叹气，一连在家躺了好几天。
　　八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健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视对危害人民健康疾病的防治”。
　　乐园的山路上又有了参观者，各级新闻单位的记者也纷纷赶来。他同村卫生室的几名医生一起，在村党支部的支持下，把这个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坚持下来了。
　　那些被刨光的药园又重新恢复，栽上了几十种药材。由于采取了“以药补医”等措施，村卫生室除了保证村民防病治病以外，年底还节余1,000多元，各级党报相继报道了覃祥官坚持合作医疗的事迹，新华社记者还将他誉为“中国合作医疗之父”，他的脸上又有了笑容。
　　由于乡镇体制改革，乐园公社同另外三个公社一起合为一个乡，并以乡政府所在地秀峰桥命名。1987年，湖北省委副书记和宜昌地委书记到乐园调研，覃祥官在座谈会上直率地说：“我这个人不行了，乐园这名字也不行了么？乐园是‘快乐’的‘乐’，‘花园’的‘园’，这个名字好听又有知名度，为什么不能叫乐园乡？”
　　覃祥官的意见被采纳，乐园乡的名字被改了回来，但在去年的机构改革中，乐园的名字又消失了。这成了覃祥官舒适生活中的一块心病。他请记者帮忙想想办法，“你是北京来的，能不能跟上面说说，把乐园这个名字保留下来？”
　　覃祥官的老伴也参加了长阳县新推行的大病保偿合作医疗，但年事渐高的覃祥官对这种做法和以前的区别似乎并不是太了解，“反正现在集体的事情不好搞。”
　　身体硬朗的覃祥官几年前就为自己和老伴建好了墓。墓碑是在外工作的孩子们为他立的，碑文则出自乡政府的文书笔下。墓碑上刻着“中华儿女多奇志，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对联，用词规格很高，覃祥官很满意。
　　
　　功臣自有美丽处
　　
　　归隐大山的“农民厅长”覃祥官，既有人生中高官厚禄的荣耀，也有毅然辞官还乡的壮烈，更有一个作为中国“合作医疗之父”救死扶伤的胸怀。
　　通过覃祥官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也能读到时代的变迁，覃老的人生传奇，让人顿生许多感慨。
　　我们可以通过覃祥官首创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作对比，谴责当前正泛滥的天价行医的黑心医院；也可以呼吁有关部门伸出援助之手，支持正处于困难阶段的覃祥官一家。
　　但无论如何，我们可把他看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也可以看作一个可敬的功臣：毕竟，他的创举惠及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弱势群体。
　　如今，他珍惜自己取得的荣耀。我们想，也许人的一生惟能属于自己并能“带”走的是保留在世界上的那份美丽并让世人所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