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一开始就不喜欢石老师。
　　他是个爱慕虚荣的糟老头子。在刚换新琴的那一个月里，他每节课都来跟我炫耀。眼睛笑成两道弯，活像QQ表情里的“奸笑”。
　　“欧料檀木，意大利产的——70年了！喏，你拉拉看！”
　　我把小提琴接过来。厚重的和弦把我吓了一跳。我刚想拉一小段试试，他就把琴抢了过去，临了还不忘向我“奸笑”一下。
　　“嘿嘿，还不错吧？”
　　幸运的是，我似乎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学校里坐我前排的男生，每周也在石老师家里上课。他比我学艺久，我叫他师哥。
　　“对啊对啊，换了把新琴就唠叨个没完……”一天中午，师哥转过来跟我抱怨，“虽然看上去真的蛮贵。”
　　“真的蛮贵？”初中时的我对这些还没什么概念。
　　“两万吧，起码，”他说，“毕竟，那个……”
　　“欧料檀木，意大利产的——70年了！”我们两个夸张地模仿起他的腔调，大笑起来。
　　石老师夫妇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然而一进玄关，第一眼看到却不是全家福或者婚纱照，而是摆着一张他的单人独照。
　　“想不到吧，石老师年轻时候还蛮帅的。”他笑嘻嘻地给我看照片。
　　那是我第一次来到石老师家，我用手指抚过镜框的玻璃面，仿佛还能触到时间的粗糙感。黑白照片中的石老师还是位青年。他端坐在椅上，燕尾礼服，手握提琴。浓密的黑发梳得整齐盖过前额，他双目微抬，面色沉着;挺拔的腰姿，像一枚新铸的硬币。
　　听师哥说，那是他上个世纪在上海某乐队时照的。直到那件事之后石老师搬家，他一直把这张照片摆在玄关最显眼的地方。
　　那是电视里再常见不过的剧情。那天我迟到了一会，在我之前上课的师哥已经离开了石老师家。我紧张地跑到门前，小口喘着气。突然屋内传来了陶瓷摔碎的声音，年轻女人的喊叫、年轻男人的劝解、老年女人的驳斥、老年男人的嗫嚅，有关噪音和音乐、失业和分家。就在我犹豫要不要敲门时，食指关节已经不小心在门上叩了一下。霎时，屋内变得一片寂静，石老师说一声“来了”，一阵窸窣声，门开了。
　　“呦，来啦。”他笑的时候眼神躲闪。
　　几周后，石老师搬去了新家——老城区的一幢旧宅。石老师和老伴居住的六层是违章搭建的。每登一次五楼到六楼的木梯，我都会有一种摇摇欲坠的错觉，可他的皱纹却逐渐舒缓开了。我觉得，是老城区古老温馨的空气给了他足够的治愈。而他呢，像是重新游回海里的带鱼一样，又开始唠叨起来。
　　“Jvku！你看，以前教的学生给我寄来的新年贺卡，那么多年了还记得我！上面写着什么……‘今天我在卡内基金色大厅独奏15分钟，念想石老师您以前的教导，万分感激’……呦，在外国还不忘记我！”
　　“Jvku！你看，这家琴行给我寄的聘书——去不去？当然不去了！利欲熏心的商人，谁要给他们教啊。”
　　“Jvku！你看……”
　　石老师一遍遍叫我名字，给我看这看那的。我总是很敷衍地用“嗯嗯”“是呀”“好厉害啊”对付过去。等讲得差不多心满意足了，他就收住笑容，往椅子上一沉。“我们开始吧。”
　　不得不承认，作为教师，他是极为苛刻的。这也是我当初不喜欢他的原因之一。他会在我演奏过程中，猛地用弓敲一下我的手指——“再高一点！”待我好不容易全曲奏毕，他或许又会冷冷地说：“是这些天太忙了吗？”逼得我连连认错。
　　石老师的技巧是一流的。尽管粗短的四肢与“梵婀玲”这件乐器搭配在一起，显得有点可笑，但当他五指在四弦上翻动时，周边的空气都会因此安静下来，似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听众看见的，仿佛不是一个50多岁的矮个老头顶着满头皱纹;而是在月下独诉衷肠的少年维特。
　　她就这样意外又合理地出现了。
　　那个周五的黄昏，我一如既往来到了石老师家。穿堂而过的秋风害我打了个哆嗦。石老师已经坐在房间里了，我打个招呼，顺上门。他穿着一条鸡心领的浅灰羊毛衫，左手紧握琴把，显得很焦躁的样子。我环顾房间一周，没发现什么异常。
　　“这里光线好。这里光线好。”他把琴架挪了一挪。
　　那个星期我练的曲子是爱德华·埃尔加《爱的礼赞》，作曲家献给未婚妻的一首小夜曲。石老师反常地提出要先示范，而不是像往常那样先检验我的练习成果。就在我疑惑不解的空档，又一阵秋风将我的视线引了过去——
　　阳台的窗户不合时宜地大开着。对楼的楼梯间上，一个披着长发的脑袋，由双手支撑着，架在窗台上。女青年秀气的脸上双唇轻抿，和我对上视线后，不好意思地挥手笑了笑。那刻，我好像明白了些什么。
　　下一秒琴弓挥动，空气里第一声蜂鸣，女青年闭上了双眼。秋日余晖照在对楼斑驳的墙壁和女青年的身上，染成了一片金黄。温馨的空气中只剩下悠扬的琴声，石先生双目微抬，脊背挺拔，令人不禁联想起一枚新铸成的硬币，庄严而俊俏。
　　我并不介意这小小的课堂占用，相反，我很乐意为他提供这微不足道的舞台。但事与愿违，演奏还没结束，石老师的老伴突然冲进房间里。她摔上阳台的玻璃窗，扯下窗帘，尖着嗓子喊道：“你怎么不到人家屋里去拉！有本事去呀！”
　　那天我匆匆就走了，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只知道，之后的周五我见到石老师时，他又变回了糟老头，起球的毛线衣，耷拉的眼皮。女青年再没出现过。
　　冬天来了，石老师话明显变少了。而我，由于日益繁忙的学校生活，选择了结束学琴生涯，告别了石老师。
　　或许是拖拉，或许是生怕难以启齿，总之，之后的三年里我没有尝试和石老师联系过一次，甚至连一丝愧疚感也没有。
　　今年初，我参加完外地的自主招生考试，刚出火车站，在十字路口，我又见到了石老师的身影，只是那个身影显得有些陌生了。棕色的皮夹克，红色的摩托，背上的琴盒说明他正要给学生上课——从前他偶尔也会接这样的活。我想上去打个招呼，但一种异样感阻止了我。信号灯由红转绿，他转动把手冲了出去，就在他快要消失在视线中时，我意识到——他背着的是吉他琴盒。
　　回到家后，我拨通了师哥的电话。他似乎在做练习，颇不耐烦的样子，但我大致明白了石老师后来的情况。
　　不同于我这种玩票性质的，对于大多数初三生来说，一月的小提琴B级考试关系着中考加分，自然也备受家长关注。
　　然而石老师的学生在那一年的考试中有失常态，竟无一人通过（包括师哥）。家长纷纷把孩子带走，新学生也很难找到。石老师的儿子又不争气，他只好卖掉小提琴，改为去琴行教吉他。
　　“就是那把意大利产的。”师哥说。
　　“为什么是吉他？”
　　“他说现在学这个的人多。”
　　师哥挂断了电话。
　　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坐了许久。没有伤心也没有愤怒，只是郁闷得无法排遣。
　　吉他？你让他那拉弦的手去弹吉他？还有更可笑的事么？
　　我想象着他躲闪着眼笑着说“现在学这个的人多”的样子。
　　我想起黑白照片里那个棱角分明的青年。
　　我想象石先生把吉他在地上砸成碎片的场景……
　　憋住眼泪，我从抽屉里翻出明信片掏出笔：
　　“石老师，新年快乐！我是Jvku，不知道您还记得学生吗？我今天参加了外地的自主招生，和考官聊起学小提琴的经历，谈得非常愉快。想起石老师您以前的教导，真是非常感激。不知您最近还好吗？希望一切都好。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