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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迎来了历史性机遇。在智慧博物馆等相关概念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智慧文遗的框架性概念，包括高“瞻”深“谋”、张“网”、布“云”与接“人气”。
关键词：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智慧城市；智慧文遗
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是有关历史文化命脉延续与新文化构建的重要事项，也是城市文化信息管理以及城市现代化服务的重要内容。当前，随着世界范围内智慧城市理论与实践的深入发展，公众服务的建设理念与应用领域不断拓展。适时将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置于智慧城市建设大背景下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也是将艺术、科技、人文有机结合的有益探索。
1 相关概念与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智慧博物馆、掌上博物馆、物联网与文博信息化等概念陆续被提出。这些概念与智慧城市背景下的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有着密切联系。首先，在技术需求方面，智慧城市主要涉及RFID（无线射频识别）、传感、条形码、3S（RS/GIS/GPS）一体化、无线通信、自组织通信、IPv6、物联网、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技术。其次，在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方面，则需要管理体制机制、管理信息资源与管理方法的体系化，以及以需求为导向、以用户为中心、多渠道一体化服务转向与开放性服务供给体系建设等理念的创新。[1]上述几个概念正与此类技术需求、理念创新有着密切联系。例如，狄辉、靳亚男、彭黎明（2011）基于物联网背景对文博信息化发展提出了包括文博互通、文博星城、智能文博等计划在内的文化遗产泛在计划，涉及内容资源库、实体导览系统、智能博物馆、智能遗址、智能文物等技术性建设，还就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文化遗产单位、电信运营商、软件与内容提供商、终端厂商等产业链主体的管理与服务定位提出要求。[2]张永春（2012）以掌上博物馆项目为例，探讨了高科技引领下的博物馆展览手段的创新，该项目是以成熟的二维识别码技术和定位技术为基础，以不断普及和推广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3G、WIFI 无线网络为依托，针对博物馆展览而开发的数字博物馆系统。系统除了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外，还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3]例如，在智慧博物馆的探讨上，张遇，王超（2012）认为，智慧博物馆是一个依托于现代科技的、以用户“我”的需求为中心的、服务于博物馆的智能应用系统。[4]陈刚（2013）进一步提出，智慧博物馆是以数字博物馆为基础，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构建的以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智能融合的应用为特征的新型博物馆形态。[5]在这种新形态中，以往数字博物馆中的核心元素“数字”让位于“人”，真正体现以人为本。
可见，自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革新与新一轮人文需求在全球蔓延以來，国内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等传统遗产保护机构，率先在文化遗产领域数字化保护行动中发挥引领作用，积极引入先进的科技手段，更新自身的公众服务与教育理念。另一方面，从整体上看，这些概念及其实践也还有进一步发展优化的空间，首先，智慧博物馆、智能遗址等提法还局限于遗产保护的单个空间类型，缺乏一个全部文化遗产层面的整体性概念。其次，在具体的操作上，缺乏连贯的、联系实际的原则性发展指南。再次，这些概念的表述引入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但仍缺乏对用户参与层面的深度观照。
2 智慧文遗——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新理念
当前的智慧城市建设，实际上是物联网、泛在网城市建设的进一步深化，这从国外许多国家或地区陆续提出的信息化战略概念中可以印证。例如，2004年韩国的UKorea战略与日本的UJapan战略，2005年欧盟的i2010计划，2006年新加坡的iN2015智慧国计划等。这些战略、计划在提出时还主要界定在泛在网络、无所不在网络层面，而在相应的第二阶段发展规划中就更加明确了智慧城市层面的基调。例如，欧盟继i2010计划后，又于2010年推出欧洲2020战略，该战略涉及三个核心概念，“聪慧增长”“可持续性增长”与“包容性增长”，这意味着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知识创造和创新为特征的智慧型因素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2011年，“欧盟新智慧城市与社区行动”报告发布，宣告建设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的最好时机已来临。
本文基于智慧博物馆、智慧文博等概念，从文化遗产数字化发展生态角度，进一步提出，以高“瞻”、深“谋”、张“网”、布“云”以及接“人气”为主要内容的智慧文化遗产（简称智慧文遗）框架性概念，服务于智慧城市下的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工作。
2.1 高“瞻”深“谋”
我国是一个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得到充分重视，数字化保护力度日益加大。全国各省市、地区也普遍设有遗产保护管理机构，在政策制定、规划保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如何将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智慧城市建设密切结合，走出一条适合各地特色，同时又有国际视野的保护道路，成为一项紧迫任务。
智慧文遗可以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顶层设计理念运用于各地实践中。首先，结合各省、地区智慧城市建设实际，在较高层面上，经由遗产主管部门与相关保护部门的协同，从组织与政策机制上确立智慧城市下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总战略，积极推动各遗产机构主动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制定具有前瞻性的遗产数字化建设方案。其次，根据各遗产机构数字化保护现状，对照智慧城市建设需求，建立遗产机构数字化发展的分类评估体系，对发展较好的、具有明显地域文化特色的优先提供政策与技术支持，同时为发展相对较缓，技术基础薄弱的遗产机构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集中优势力量，加强个性化建设。最后，选取适当时机，尽快设立省、地区级乃至国家级的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发展专门机构，统筹协调各利益相关方，从顶层设计角度开展管理与服务工作。在国外，柏林国家博物馆将其博物馆网上联机系统与整个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网上联机系统结合起来，整合成统一的网上联机目录信息，从而最终实现欧洲所有馆藏信息资源的共享平台。我国应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遗产管理与保护机构的现有职能，研究设立新型遗产保护机构，推进数字化遗产资源统一平台共享、由下向上的分级共享等工作，逐步改革财政与考核制度，创新社会公益力量参与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机制。 2.2 张“网”布“云”
智慧城市首先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城市，在此基础上，以一种“智慧”的方式运行。它必然包括广泛的感知网、集成的资源平台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智慧应用。因此，对于未来的文化遗产数字化来讲，一张无所不在的遗产“网”与一个无所不包的遗产“云”是实现智慧文遗的基础与关键，它们构成了遗产数字化、智能化收集与归类、整合与分发的生态体系。
就我国来讲，张“网”布“云”首先需要文化遗产基础数据库的建设与完善。应充分借鉴文物基础数据库建设经验，改进数据分类设计，尤其是加强遗产扩展数据信息的设计质量，以多样化的信息展示形式提升遗产展示与传播水平。其次，分阶段、分步骤，有计划地实施文化遗产感知计划、泛在联网计划。可以采取示范试点的模式，以优势、特色项目为龙头，率先在智慧博物馆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感知技术、物联泛在技术体系的布局。再次，基于统一的文化遗产信息资源云平台，开发智慧型应用服务，满足公众文化服务需求。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各遗产机构应根据自身情况综合考虑现阶段与今后一段时期内相关技术引进策略，不宜一味求全，而应在某类数字化产品上集中优势，形成特色。其次，应在成效与成本，以及技术的可用性与易用性中寻求平衡。最后，要充分重视标准化建设，从源头上建立标准化机制，积极制定各类技术标准、服务标准，逐步形成清晰统一的标准体系。
2.3 接“人气”
智慧文遗不仅是技术的智慧，本质上更多的是人文智慧地融入。这就要求智慧文遗的建构过程要充分重视人、服务人，不仅将人作为遗产接受对象看待，也要将其和遗产机构与相关各方一道作为遗产意义建构的主体来对待，要在遗产数字化保护、展示与传播的用户参与层面不断创新。
首先，针对大多用户所反映的文化遗产相关网站、专题虚拟漫游等环节中互动内容不多、反馈不及时等问题，科学研究用户认知需求，提升虚拟遗产的交互性与体验性设计水平。其次，对于用户在场情况，综合利用场景重现、手机等智能终端、传感智能识别与响应等手段实现用户增强现实的体验，还可以在传统单一用户体验基础上，实现多人、多用户集体性的社会化体验。再次，深入创新服务载体与服务形式。遗产保护机构可以借助社会化网络的大众传播效应，探索开设社交网站、微博、微信等多种类型的社会化网络服务模式，为用户创造良好的参与平台与诉求表达氛围，积极建构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新机制。
3 結语
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在经历了文件化与视觉化、虚拟探究与展示等阶段后，必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物联网、云计算、新一代互联网等技术进步与人文需求所带来的影响。智慧文遗同时关注技术、机制与人文，积极建构面向公众、面向用户的新型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新模式，扩展了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展示与传播视野。另一方面，基于遗产对当代与后代意义及其不同层面理解上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智慧文遗又是一个高度开放、兼容并蓄的系统，将随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而有机演进，需要相关各方汇聚集体智慧，不断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丰富其内涵。
参考文献：
[1] 杨冰之，郑爱军.智慧城市发展手册[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2] 狄辉，靳亚男，彭黎明.物联网发展趋势与文博信息化需求研究[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1，23（3）：615.
[3] 张永春.论博物馆展览手段的创新——以浙博“掌上博物馆”项目为例[J].东方博物，2012（2）：121125.
[4] 张遇，王超.智慧博物馆，我的博物馆——基于移动应用的博物馆观众体验系统[J].中国博物馆，2012（1）：4651.
[5] 陈刚.智慧博物馆——数字博物馆发展新趋势[J].中国博物馆，2013（4）：29
关键词：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智慧城市；智慧文遗
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是有关历史文化命脉延续与新文化构建的重要事项，也是城市文化信息管理以及城市现代化服务的重要内容。当前，随着世界范围内智慧城市理论与实践的深入发展，公众服务的建设理念与应用领域不断拓展。适时将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置于智慧城市建设大背景下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也是将艺术、科技、人文有机结合的有益探索。
1 相关概念与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智慧博物馆、掌上博物馆、物联网与文博信息化等概念陆续被提出。这些概念与智慧城市背景下的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有着密切联系。首先，在技术需求方面，智慧城市主要涉及RFID（无线射频识别）、传感、条形码、3S（RS/GIS/GPS）一体化、无线通信、自组织通信、IPv6、物联网、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技术。其次，在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方面，则需要管理体制机制、管理信息资源与管理方法的体系化，以及以需求为导向、以用户为中心、多渠道一体化服务转向与开放性服务供给体系建设等理念的创新。[1]上述几个概念正与此类技术需求、理念创新有着密切联系。例如，狄辉、靳亚男、彭黎明（2011）基于物联网背景对文博信息化发展提出了包括文博互通、文博星城、智能文博等计划在内的文化遗产泛在计划，涉及内容资源库、实体导览系统、智能博物馆、智能遗址、智能文物等技术性建设，还就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文化遗产单位、电信运营商、软件与内容提供商、终端厂商等产业链主体的管理与服务定位提出要求。[2]张永春（2012）以掌上博物馆项目为例，探讨了高科技引领下的博物馆展览手段的创新，该项目是以成熟的二维识别码技术和定位技术为基础，以不断普及和推广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3G、WIFI 无线网络为依托，针对博物馆展览而开发的数字博物馆系统。系统除了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外，还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3]例如，在智慧博物馆的探讨上，张遇，王超（2012）认为，智慧博物馆是一个依托于现代科技的、以用户“我”的需求为中心的、服务于博物馆的智能应用系统。[4]陈刚（2013）进一步提出，智慧博物馆是以数字博物馆为基础，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构建的以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智能融合的应用为特征的新型博物馆形态。[5]在这种新形态中，以往数字博物馆中的核心元素“数字”让位于“人”，真正体现以人为本。
可见，自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革新与新一轮人文需求在全球蔓延以來，国内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等传统遗产保护机构，率先在文化遗产领域数字化保护行动中发挥引领作用，积极引入先进的科技手段，更新自身的公众服务与教育理念。另一方面，从整体上看，这些概念及其实践也还有进一步发展优化的空间，首先，智慧博物馆、智能遗址等提法还局限于遗产保护的单个空间类型，缺乏一个全部文化遗产层面的整体性概念。其次，在具体的操作上，缺乏连贯的、联系实际的原则性发展指南。再次，这些概念的表述引入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但仍缺乏对用户参与层面的深度观照。
2 智慧文遗——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新理念
当前的智慧城市建设，实际上是物联网、泛在网城市建设的进一步深化，这从国外许多国家或地区陆续提出的信息化战略概念中可以印证。例如，2004年韩国的UKorea战略与日本的UJapan战略，2005年欧盟的i2010计划，2006年新加坡的iN2015智慧国计划等。这些战略、计划在提出时还主要界定在泛在网络、无所不在网络层面，而在相应的第二阶段发展规划中就更加明确了智慧城市层面的基调。例如，欧盟继i2010计划后，又于2010年推出欧洲2020战略，该战略涉及三个核心概念，“聪慧增长”“可持续性增长”与“包容性增长”，这意味着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知识创造和创新为特征的智慧型因素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2011年，“欧盟新智慧城市与社区行动”报告发布，宣告建设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的最好时机已来临。
本文基于智慧博物馆、智慧文博等概念，从文化遗产数字化发展生态角度，进一步提出，以高“瞻”、深“谋”、张“网”、布“云”以及接“人气”为主要内容的智慧文化遗产（简称智慧文遗）框架性概念，服务于智慧城市下的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工作。
2.1 高“瞻”深“谋”
我国是一个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得到充分重视，数字化保护力度日益加大。全国各省市、地区也普遍设有遗产保护管理机构，在政策制定、规划保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如何将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智慧城市建设密切结合，走出一条适合各地特色，同时又有国际视野的保护道路，成为一项紧迫任务。
智慧文遗可以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顶层设计理念运用于各地实践中。首先，结合各省、地区智慧城市建设实际，在较高层面上，经由遗产主管部门与相关保护部门的协同，从组织与政策机制上确立智慧城市下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总战略，积极推动各遗产机构主动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制定具有前瞻性的遗产数字化建设方案。其次，根据各遗产机构数字化保护现状，对照智慧城市建设需求，建立遗产机构数字化发展的分类评估体系，对发展较好的、具有明显地域文化特色的优先提供政策与技术支持，同时为发展相对较缓，技术基础薄弱的遗产机构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集中优势力量，加强个性化建设。最后，选取适当时机，尽快设立省、地区级乃至国家级的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发展专门机构，统筹协调各利益相关方，从顶层设计角度开展管理与服务工作。在国外，柏林国家博物馆将其博物馆网上联机系统与整个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网上联机系统结合起来，整合成统一的网上联机目录信息，从而最终实现欧洲所有馆藏信息资源的共享平台。我国应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遗产管理与保护机构的现有职能，研究设立新型遗产保护机构，推进数字化遗产资源统一平台共享、由下向上的分级共享等工作，逐步改革财政与考核制度，创新社会公益力量参与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机制。 2.2 张“网”布“云”
智慧城市首先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城市，在此基础上，以一种“智慧”的方式运行。它必然包括广泛的感知网、集成的资源平台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智慧应用。因此，对于未来的文化遗产数字化来讲，一张无所不在的遗产“网”与一个无所不包的遗产“云”是实现智慧文遗的基础与关键，它们构成了遗产数字化、智能化收集与归类、整合与分发的生态体系。
就我国来讲，张“网”布“云”首先需要文化遗产基础数据库的建设与完善。应充分借鉴文物基础数据库建设经验，改进数据分类设计，尤其是加强遗产扩展数据信息的设计质量，以多样化的信息展示形式提升遗产展示与传播水平。其次，分阶段、分步骤，有计划地实施文化遗产感知计划、泛在联网计划。可以采取示范试点的模式，以优势、特色项目为龙头，率先在智慧博物馆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感知技术、物联泛在技术体系的布局。再次，基于统一的文化遗产信息资源云平台，开发智慧型应用服务，满足公众文化服务需求。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各遗产机构应根据自身情况综合考虑现阶段与今后一段时期内相关技术引进策略，不宜一味求全，而应在某类数字化产品上集中优势，形成特色。其次，应在成效与成本，以及技术的可用性与易用性中寻求平衡。最后，要充分重视标准化建设，从源头上建立标准化机制，积极制定各类技术标准、服务标准，逐步形成清晰统一的标准体系。
2.3 接“人气”
智慧文遗不仅是技术的智慧，本质上更多的是人文智慧地融入。这就要求智慧文遗的建构过程要充分重视人、服务人，不仅将人作为遗产接受对象看待，也要将其和遗产机构与相关各方一道作为遗产意义建构的主体来对待，要在遗产数字化保护、展示与传播的用户参与层面不断创新。
首先，针对大多用户所反映的文化遗产相关网站、专题虚拟漫游等环节中互动内容不多、反馈不及时等问题，科学研究用户认知需求，提升虚拟遗产的交互性与体验性设计水平。其次，对于用户在场情况，综合利用场景重现、手机等智能终端、传感智能识别与响应等手段实现用户增强现实的体验，还可以在传统单一用户体验基础上，实现多人、多用户集体性的社会化体验。再次，深入创新服务载体与服务形式。遗产保护机构可以借助社会化网络的大众传播效应，探索开设社交网站、微博、微信等多种类型的社会化网络服务模式，为用户创造良好的参与平台与诉求表达氛围，积极建构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新机制。
3 結语
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在经历了文件化与视觉化、虚拟探究与展示等阶段后，必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物联网、云计算、新一代互联网等技术进步与人文需求所带来的影响。智慧文遗同时关注技术、机制与人文，积极建构面向公众、面向用户的新型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新模式，扩展了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展示与传播视野。另一方面，基于遗产对当代与后代意义及其不同层面理解上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智慧文遗又是一个高度开放、兼容并蓄的系统，将随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而有机演进，需要相关各方汇聚集体智慧，不断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丰富其内涵。
参考文献：
[1] 杨冰之，郑爱军.智慧城市发展手册[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2] 狄辉，靳亚男，彭黎明.物联网发展趋势与文博信息化需求研究[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1，23（3）：615.
[3] 张永春.论博物馆展览手段的创新——以浙博“掌上博物馆”项目为例[J].东方博物，2012（2）：121125.
[4] 张遇，王超.智慧博物馆，我的博物馆——基于移动应用的博物馆观众体验系统[J].中国博物馆，2012（1）：4651.
[5] 陈刚.智慧博物馆——数字博物馆发展新趋势[J].中国博物馆，2013（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