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学艺：中国社会学学会原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刘开明：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社会责任国际(SAI)亚洲董事
　　
　　《同舟共进》：有资料显示，中国农村流动人口中约1/3是女性，在有的地区，外来女工的比例甚至达到90％以上。近两年来，女农民工的现状如何？
　　陆学艺：200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农民工总数为1.3亿，但男女农民工各有多少、比例如何没有确切的数据，因为各个地方情况不同。东莞等地的一些乡镇，服装、玩具、电子等行业比较集中，女农民工的数量较大，约占70％～80％。只有个别乡镇，女农民工的比例可以达到90％，县市级以上的地区不可能达到。女农民工大量分布在制造业，约有40％以上在制造业就业。
　　刘开明：在深圳，打工群体的男女比例基本平衡。工厂女工占60％左右，大多年龄在18～23岁之间，60％初中毕业，主要来自长江以南地区。外来女工就业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制造业；二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如餐饮、商业、运输业等；三是非正规就业和自主就业，如拾荒、按摩、发廊、开小店等。
　　《同舟共进》：女农民工的出现，对城市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陆学艺：农民工以其能吃苦、肯出力、勤奋进取、任劳任怨且又廉价，获得用工单位的青睐，站稳了脚跟，以后逐渐扩展，形成了今天这样的庞大队伍。现在全国各个城市、各个行业，都有农民工在劳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高楼大厦、楼堂馆所、公路铁路、基础设施、站台码头在1990年代以后，主要由农民工施工、建造。汽车、家电等产业工厂生产线上操作的，星级宾馆、超级市场、饭摊、大排档，街道社区的送煤、送奶站点，大多是农民工在服务。每到年关，大多数农民工要返乡过年，不少餐饮、服务行业不得不歇业，许多城市到春节出现了无人送煤、送奶，老年人无人照料，早点铺无人服务的窘境，一些重要工地和急需完成定单的工厂就想方设法挽留农民工。城市已经离不开农民工。而在服装、玩具、电子等行业的生产线上，宾馆、超市、家政服务等行业，又大多是女农民工，她们的劳动已成为城市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同舟共进》：相对男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就业上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刘开明：女农民工城市就业的主要优势在于雇主有使用女工的习惯，因为女工比较听话，勤快，好管理。劳动密集型的电子、服装、餐饮、商场等行业都习惯招收女工。在受到权益侵害时，女工往往逆来顺受，这与她们的性格有关。而男性通常会采取激烈的方式对抗侵害，比如罢工，很多工厂罢工都是男性挑起的。
　　陆学艺：女农民工的就业时间比男农民工短，她们从事的各个行业都有年龄要求。服务行业一般招收年轻女服务员，电子等行业也需要精力好的年轻人，因为她们可以承受负荷较大的劳动。现在的工厂女工一般在20岁左右，到了一定年龄她们会因身体状况等原因离开，或者回家嫁人。
　　《同舟共进》：当下，“八十后”女工已开始成为女农民工的主力，她们又被称为新生代女工，在您看来，新生代女工与第一代女工有何相同与不同之处？
　　刘开明：现在全国60％的外出务工农民，都是1980年后出生的。上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一代穿着朴素，非常节俭；年轻一代穿着时髦，看不出和城里人有什么区别，只有开口说话时，还显得有点胆怯、焦躁和不安。第一代外来工省吃俭用，每个月必须寄钱回家。弟弟读书，家里吃饭，买种子、农药和交农业税的钱都是他们寄回去的。新生代外来工没有这样的压力。只有一些女孩会几个月寄点钱回家，男孩大多不寄。
　　1980年后出生意味着她们一出生就没有挨过饿，并且接受了很多外部信息，她们一般从学校毕业后就出外打工，没有干过农活，没有以往艰辛生活和现在赚钱的对比。2004年，我曾访问过很多工人，这些工人是深圳专门从云南招聘过来的，三月招来，八月都回去了。我们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在家里赚不到1000块钱，在深圳一个月有1000多块，他们不愿意在深圳工作。后来他们说，在那个地方是有1000多块钱，但必须每天工作，而且总觉得钱不够用，在家乡一年只干几十天，就够吃够用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可见，新生代农民工有很多新的要求。
　　《同舟共进》：除自身权益被动受损外，有些女农民工自愿超时加班以求得更高的酬劳，或者听凭企业不为其购买社会保险，这些违反常态的做法说明什么？
　　刘开明：目前女工的工资太低，加班才能满足基本生活。如果按照最低工资计算，在东莞、深圳等地，一个女工一天的收入只够买三碗面条，她们要养家糊口或存点钱就得加班。即便是最低工资工人也不能保证拿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30％的工人拿不到工资，60％的工厂存在不支付最低工资的情况。
　　现在虽然有社会保险等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和措施，但对她们来说效用不大。有的老板给员工办了失业保险，但没有一个农民工能得到，养老保险对不能在城市定居或长久居住的农民工也没有用处。
　　《同舟共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刘开明：一是雇主没有按法律办事的传统，违法不会受到追究，所以有恃无恐；二是政府部门对企业行为没有检查和监管，使得违法成本较低；三是工人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对抗权益侵害的能力。
　　陆学艺：第一，我们的老板是新的。老板们的经历只有一二十年，长的也只有二十多年，他们不知道怎样对待工人，怎样改善工人的工作状况。发达国家的工厂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对工人的各种权益、权益保护等有一套成熟的模式，我们的老板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你到各个地方的书店转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80％的书是给老板看的，是教人怎样赚钱，怎样变成老板或企业怎么发展的。第二，我们的工人也是新的。她们原来是农民，对于在城市中怎样保护自己、怎样争取自己的利益没有经验。一位国外学者曾对我说，我看到你们的工人工资是一年发一次，这样工人怎么干得下去？很多国家和地区，工人的工资是七天至少一个月发一次，不然，工人就会罢工。但我们的工人是农民工，原来是农民，农村都是一年收成一两次，他们不知道劳动一天就能得到一天报酬这个权益。第三，我们的政府也有责任。有些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根本不讲科学发展观，保护工人权益是常识性问题，却视而不见。我们也有工会组织，有妇联，女农民工权益保护等问题应该是他们研究的。
　　《同舟共进》：女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往往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从社会层面上说，该怎样避免女农民工权益受损并保障她们的各种权益？
　　刘开明：首先应对她们进行必要的教育。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发展起完善的工人教育系统，对女农民工的教育不够，即便进行教育大多也是宣教式的，不适应她们的需要。对外来女工的教育首先要重视她们的成长，对她们进行心理、健康知识、与人沟通能力、城市生活和学习能力等方面的教育，告诉她们一些法律知识，让她们了解在城市生活可能遇到的问题。
　　陆学艺：“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现在已经得到承认，对于工人的保护，有关部门要负起责任。我们早在1970～1990年代就有了保护女工权益的专门法律，工会、妇联等组织要真正负起责任才行。当然，如果农民工本身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女工的具体问题也很难解决。
　　《同舟共进》：另外，女农民工的婚恋问题也非常突出。未婚同居以及夫妻分隔两地导致的情感脆弱和情感伤害很严重。怎样看待她们在婚恋方面产生的问题？
　　刘开明：外来女工也会产生各种心理和生理需求，在她们感情焦渴时，如果没有正当的渠道和方式解决，碰到志趣相投的异性，就很容易使原有感情或婚姻出现问题。有些女工还有一些现实的考虑，比如同居可以减轻生活负担。同时，农民工离开原来的社会系统，社会对她的约束力减少，有时她们还缺乏分辨事物好坏的能力，尤其是一些年轻女农民工。
　　《同舟共进》：新生代女农民工普遍希望在城市有更大发展，但她们追求奋斗的道路却异常艰难。影响她们发展的最大困境是什么?她们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刘开明：在女工所从事的行业中，电子工业是最好的，但仍没有上升空间。最近，深圳早期即1980年代来打工的一批人在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他们已经20多年没涨工资了。女农民工没有社会支持网络，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希望能有更好的发展，却遇到很多现实难题。城市的发展似乎与她们没有关系，她们看不到希望，没有归属感。她们的住房、高城市生活成本、家庭分居、子女养育和教育等问题，不是企业也不是她们自己能解决的，需要政府来解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消除体制性歧视，给她们国民待遇，让她们自由地迁徙，自由地选择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陆学艺：城市化进程就是将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过程，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近年来城市化增加了30％的城市人口，这些市民就是从农民转变来的。总体来说，进城的农民工都在就业，这说明城市需要他们。但如果不给他们身份，他们在城市打工赚钱，却不能享受城市生活，是不合理的，也容易产生一些社会问题。现在各个地方都在讨论农民工的户口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早该解决，给他一个户口比三个“严打”都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