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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道德两难困境的出现导致知行不一现象的发生，而道德两难困境的形成则是道德、行为主体和社会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化解道德两难困境、实现知行合一，要正确看待道德两难困境问题，作好面对道德两难困境的思想准备;总结借鉴成功经验，提高行为主体化解道德两难困境的综合能力;多措并举，营造化解道德两难困境的社会氛围。
关键词：道德两难;知行不一;知行合一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0）19-0153-03
一、知行合一与两难困境
知与行成为一个命题，是以其面临的两难困境的方式呈现的。知与行相比，二者孰为艰难体现了古人最初的知行观，知易行难则是古人的基本判断。在两难困境的处理上，先秦诸子倾向于寓行于知，如老子倡导不行而知，孔子区分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墨子提出认知的三表之法，孟子认为由尽心而知性知天等，体现了古人化解知与行两难困境的思想主张。在前人寓行于知的思想基础上，荀子明确提出“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认为在知与行的两难困境中，行高于知。
真正把知行合一命题系统化并深刻分析知与行两难困境的是宋明理学。与先秦诸子不同，在对知与行两难困境的认识上，两宋理学家倾向于知难行易。朱熹赞同程颐的知先行后之说，但在轻重问题上认为行重知轻，“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在知与行两难困境的化解方式上，朱熹认为应该知行相须、齐头并进、不可偏废，“知与行，工夫须著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朱子语类》卷十四）
王阳明是知行合一命题的集大成者，在知、行的认识上，他不同意前人把知、行分为“两个”的做法，认为知、行本是“一个”，之所以有知、行“两个”之分，不过是为了把“一个”行为过程描述完全而已，“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这一个工夫，须著此两个字方说得完全无弊病。”（《答友人问》）至于知与行的关系，王阳明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换言之，知与行具有同一性，同一才是“知行本体”，即知与行的本原状态。知是行的主导，借由行来完成;行是知的实践，借助知来体现。面对知行合一的两难困境，王阳明的化解之法是从认识论的本源上把一分为二的知、行合二为一，实现了从知行合一到知行同一的转变。晚年的王阳明更是提出了“致良知”的知行合一新境界，丰富和完善了其“心即理”的心学体系。
自晚明以来，随着阳明学说的盛行，后人围绕其知行合一说争论不休。鉴于知与行中行的意义的确定性，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对知的理解。因龙场悟道后王阳明讨论的主要是道德的知，故有人认为道德的知或良知才是知行合一的知之主体，进而引发了对其知行合一说的误解和曲解。郑宗義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所有形态的真知，包括道德的知与其他的知所共有的规范性知识结构[1]。董平进一步指出，要从知觉、感知、知识、良知四重向度，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完整内涵[2]。可见，对于知行合一及与其相对的知行不一而言，需要从动态的过程和立体的背景中进行系统认识，而道德两难就是这样一个观察视角。
二、道德两难困境的形成与知行不一现象的发生
（一）道德原因
道德两难困境首先是一个道德现象，道德冲突不仅是造成道德两难困境的原因，也是道德两难困境的表现。作为一种社会规范，道德的自身特性决定了其造成道德两难困境的可能性。
第一，道德不具备强控制性。与风俗相似，道德对社会的控制是一种软控制，它对行为主体的约束不具备法律之类的强制性。这种带有弹性的、靠自觉的、可协商的控制方式，置行为主体于道德不道德的两难之间，一旦行为主体作出的选择不符合他人或社会的预期，就会被认为违背了知行合一。
第二，道德规范的多样性与道德标准的不统一。社会是多样统一的大整体，不仅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的划分，而且同一领域内部的各类现象还有一般与个别、抽象与具体、普遍与特殊的不同，这就使得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道德规范，同一领域内的道德规范也有所不同。而道德规范的多样性，也就意味着道德标准的不统一。对于社会现实来说，道德毕竟不只是各种完美的先验假设，更是真真切切的经验实践，面对道德规范的多样性，行为主体难免因道德的冲突以致选择困难，加之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易于以一种道德标准来衡量另一种道德行为，所以当道德从先验假设进入到经验实践时，违背道德规范的各种知行不一现象也就出现了。
第三，道德变迁的滞后性。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的变迁速度一般滞后于经济基础，尤其是伴随着当今中国的快速发展，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已成为道德变迁的主题和动力。处于道德冲突进程中的行为主体，总要在上层建筑的传统性与经济基础的现代性之间，面对各种两难困境并可能作出知行不一的行动。
（二）主体原因
道德两难困境是人面临的状况，知行不一是人活动的结果，二者的行为主体都是人。在因道德两难困境导致的知行不一过程中，不论是一般境况意义上的人还是具体境况意义上的人，都对能否达到知行合一具有重要影响。一般境况针对整体而言，主要受思想认识、素质修养、精神信仰等的影响。思想认识决定着主体是否意识到了道德两难困境的存在，尤其是面对潜隐的道德冲突，思想认识水平的高低至关重要。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思想认识伴随着相应的行动实践，由此影响到知行是否合一。素质修养影响着主体对道德冲突的感知程度与处理方式，它们是一种正相关关系，素质修养越高，道德两难的感知越强烈，在实际行动中越倾向于坚守义务或放弃权利。但既然是两难选择，行动的结果经常会引发对知行不一的自责或谴责。精神信仰反映了道德冲突的文化意识，不同的精神信仰会产生不同的道德冲突。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之间、持不同文化规范的无神论者之间、持不同信仰形态的有神论者之间，都可能出现相应的道德两难困境。具体境况针对个人而言，行为主体的性别和性格、家庭环境和社会关系、面对两难困境时的精神状态、对刺激因素的应激反应以及两难困境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等，都可能影响到主体对道德两难困境的认知和应对。由于引发因素的综合性和不确定性，具体境况下道德两难困境存在较大的变数和随机性，加大了知行不一的可能性。 （三）社会原因
社会是道德两难困境的生发场域，提供了知行能否合一的现实生活条件。当今中国，至少有两个社会层面的因素造成道德两难困境并致使知行不一。
一是社会转型。中国目前仍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在道德层面具有两方面的诉求，一方面是如何形成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是传统道德如何在现代社会发挥自身功能。毋庸讳言，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道德方面面对的严峻现实是：现代道德的缺失和传统道德的失范同时并存。这就强化了现代与现代、传统与传统、现代与传统之间的道德冲突，进而造成行为主体知与行的割裂和对立。
二是市场化。市场化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而来，并成为推进中国社会转型的强大动力，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市场化所遵循的资本逻辑已经渗透并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道德领域，资本追求的利益最大化左右着道德追求的真善美，资本不仅压缩了道德的活动领域，而且置换了道德的评判标准。而当道德两难困境出现时，遵循资本逻辑做出的取舍并不一定符合道德规范，更谈不上达到知行合一。此外，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市场化而来的思想变化、利益多元、信息技术等，业已成为现实生活条件的组成部分，影响着道德两难困境的形成和知行不一现象的发生。
三、道德两难困境的化解与知行合一目的的实现
对于知行不一来说，道德两难是原因;对于知行合一来说，道德两难是手段。知行合一是应然状态，知行不一是实然状态，而化解道德两难困境是打通二者的有效路径。在从道德两难方面分析知行不一的原因的基础上，通过探索化解道德两难困境的方法，可以为知行合一目的的实现提供建议对策。
（一）正确看待道德两难困境问题，作好面对道德两难困境的思想准备
道德两难困境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对其应有正确的思想认识。一方面，道德两难困境具有必然性。作为道德活动场域的社会，是由不同利益者组成的多样统一体，个人利益、他人利益、公共利益在同一个社会中相互交织并存。不同而多样意味着选择，选择意味着取舍，而统一则意味着选择并非随心所欲。一般情况下，行为主体总是倾向于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但在一定条件下，人的需求的相似性和社会资源的恒定性同时并存、互相牵制，同时，社会作为一个统一体必须能够正常运转，并追求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在这样一个约束前提框架下，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甚至同一行为主体在不同时空下难免出现利益的冲突，而作为利益选择重要考量因素的道德，也必然陷入两难困境。另一方面，道德两难困境具有偶然性。虽然道德两难困境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行为主体在现实中会面临哪一种具体困境则是偶然的，要看利益冲突的类型，而不是“盲目攀比”。可能是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冲突，也可能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还可能是个人所属的公共利益与他人所属的公共利益的冲突，甚至个人自身也会发生利益冲突。至于具体的利益冲突引起的具体的道德两难困境，更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时空的变换，则又增加了具体道德两难困境的变数和偶然性。道德两难困境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说明，道德两难困境是不用回避也是不能回避的，是必须解决也是能够解决的，面对道德两难困境，要有直面的态度和勇气，唯有此，才算是具备力争知行合一的思想准备。
（二）总结借鉴成功经验，提高行为主体化解道德两难困境的综合能力
道德两难困境并非今天才有，也并非只有中国才有，古今中外一直存在着道德两难困境，并在化解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为提高行为主体的应对能力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处理道德两难困境的經典案例，如出于对社会制度的维护，古人提出“两义相权取其重”的原则来解决各个层面的利益冲突，有效化解了道德两难困境，实现了符合当时社会要求的知行合一。如面对孝与义的冲突，子女要做到“小杖受大杖走”以防陷父母于不义;面对兄弟情义与国家安危的冲突，周公选择杀管叔、放蔡叔、废霍叔;面对国家集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应尽力“化干戈为玉帛”，等等。古人化解道德两难困境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其中包含的合理内核，对于当今社会来说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国外把道德两难困境提炼为两个经典模式，即“电车难题”和“天桥难题”。前者属于非自我道德两难困境，倾向遵循功利原则作出选择;后者属于自我道德两难困境，倾向遵循道义原则做出选择。为提高行为主体化解道德两难困境的能力，国外学界以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为基础，探索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如科尔伯格提出了“两难故事法”，他把人的道德判断力发展分为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和后习俗水平三个水平，通过呈现两难故事，结合探测性问题，用以激发被试的最佳思维，提升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阶段[3]。国外关于道德两难困境的经典模式略显绝对化，但其对不同情形下选择倾向性的研究，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尤其是“两难故事法”等训练方法，可以有效提升行为主体的道德认知水平，进而为知行合一提供相应的道德素养。
（三）多措并举，营造化解道德两难困境的社会氛围
道德两难困境的化解首先要从道德入手，结合当今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一方面要推动优秀传统道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新时代继续发挥其社会功能;另一方面要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建立和完善符合当下社会要求的现代道德。通过推进道德体系和道德能力的现代化，为化解道德两难困境提供必要的道德条件。除此之外，还要从价值观、风俗、法律等方面营造利于化解道德两难困境的社会氛围。价值观是一切社会规范的核心，决定着社会规范的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社会规范。对于道德来说，价值观是道德评判的思想标准。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进而建立道德选择的核心标准，凝聚道德规范的最大公约数，为化解道德两难困境提供最基本的价值底线。风俗是基于人们的生产生活而形成的系统化社会规范，虽然风俗与道德一样属于软控制，但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作为一种社会规范，风俗都具有最广泛、最深刻的影响，调节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大部分关系。一般情况下，风俗与道德并不相悖，良风美俗凝结着道德追求的真善美。或者说良风美俗之所以成为良风美俗，在于它与道德追求的真善美协同共振。某种意义上来说，道德两难的困境也就是风俗规范的冲突，化解道德两难困境也就是协调风俗规范冲突。换言之，良风美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化解道德两难困境，让一些道德两难困境在风俗领域内消解。今后应继续提倡良风美俗，移易陋俗恶习，为化解道德两难困境提供基础支撑。法律是最具强制性的社会规范，也是扬善惩恶、存是去非的最后保障。只有当道德两难困境无法解决之时，才有可能走到法律层面。一般来说，需要借助法律手段化解的道德两难困境只是少数，要继续坚持和完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为化解道德两难困境提供法治底线，在此基础上，经过价值观、道德、风俗、法律等多种举措的联合发力、协同合作，为实现知行合一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
四、结语
总之，自知与行的命题提出之后，知行合一就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尤其是从理论层面进入到实践层面，知行合一的理想往往沦落成知行不一的现实。造成知行不一的原因众多，道德两难困境是其中之一，通过正确认识道德两难困境的形成原因，客观看待知行不一现象，进而探寻化解道德两难困境的应对之策，才有可能实现知行合一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郑宗义.再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J].学术月刊，2018（8）.
[2]董平.论“知行合一”的四重向度[J].社会科学战线，2019（2）.
[3]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作者简介：王文杰（1995—），女，汉族，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人，单位为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王宝林）
关键词：道德两难;知行不一;知行合一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0）19-0153-03
一、知行合一与两难困境
知与行成为一个命题，是以其面临的两难困境的方式呈现的。知与行相比，二者孰为艰难体现了古人最初的知行观，知易行难则是古人的基本判断。在两难困境的处理上，先秦诸子倾向于寓行于知，如老子倡导不行而知，孔子区分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墨子提出认知的三表之法，孟子认为由尽心而知性知天等，体现了古人化解知与行两难困境的思想主张。在前人寓行于知的思想基础上，荀子明确提出“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认为在知与行的两难困境中，行高于知。
真正把知行合一命题系统化并深刻分析知与行两难困境的是宋明理学。与先秦诸子不同，在对知与行两难困境的认识上，两宋理学家倾向于知难行易。朱熹赞同程颐的知先行后之说，但在轻重问题上认为行重知轻，“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在知与行两难困境的化解方式上，朱熹认为应该知行相须、齐头并进、不可偏废，“知与行，工夫须著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朱子语类》卷十四）
王阳明是知行合一命题的集大成者，在知、行的认识上，他不同意前人把知、行分为“两个”的做法，认为知、行本是“一个”，之所以有知、行“两个”之分，不过是为了把“一个”行为过程描述完全而已，“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这一个工夫，须著此两个字方说得完全无弊病。”（《答友人问》）至于知与行的关系，王阳明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换言之，知与行具有同一性，同一才是“知行本体”，即知与行的本原状态。知是行的主导，借由行来完成;行是知的实践，借助知来体现。面对知行合一的两难困境，王阳明的化解之法是从认识论的本源上把一分为二的知、行合二为一，实现了从知行合一到知行同一的转变。晚年的王阳明更是提出了“致良知”的知行合一新境界，丰富和完善了其“心即理”的心学体系。
自晚明以来，随着阳明学说的盛行，后人围绕其知行合一说争论不休。鉴于知与行中行的意义的确定性，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对知的理解。因龙场悟道后王阳明讨论的主要是道德的知，故有人认为道德的知或良知才是知行合一的知之主体，进而引发了对其知行合一说的误解和曲解。郑宗義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所有形态的真知，包括道德的知与其他的知所共有的规范性知识结构[1]。董平进一步指出，要从知觉、感知、知识、良知四重向度，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完整内涵[2]。可见，对于知行合一及与其相对的知行不一而言，需要从动态的过程和立体的背景中进行系统认识，而道德两难就是这样一个观察视角。
二、道德两难困境的形成与知行不一现象的发生
（一）道德原因
道德两难困境首先是一个道德现象，道德冲突不仅是造成道德两难困境的原因，也是道德两难困境的表现。作为一种社会规范，道德的自身特性决定了其造成道德两难困境的可能性。
第一，道德不具备强控制性。与风俗相似，道德对社会的控制是一种软控制，它对行为主体的约束不具备法律之类的强制性。这种带有弹性的、靠自觉的、可协商的控制方式，置行为主体于道德不道德的两难之间，一旦行为主体作出的选择不符合他人或社会的预期，就会被认为违背了知行合一。
第二，道德规范的多样性与道德标准的不统一。社会是多样统一的大整体，不仅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的划分，而且同一领域内部的各类现象还有一般与个别、抽象与具体、普遍与特殊的不同，这就使得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道德规范，同一领域内的道德规范也有所不同。而道德规范的多样性，也就意味着道德标准的不统一。对于社会现实来说，道德毕竟不只是各种完美的先验假设，更是真真切切的经验实践，面对道德规范的多样性，行为主体难免因道德的冲突以致选择困难，加之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易于以一种道德标准来衡量另一种道德行为，所以当道德从先验假设进入到经验实践时，违背道德规范的各种知行不一现象也就出现了。
第三，道德变迁的滞后性。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的变迁速度一般滞后于经济基础，尤其是伴随着当今中国的快速发展，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已成为道德变迁的主题和动力。处于道德冲突进程中的行为主体，总要在上层建筑的传统性与经济基础的现代性之间，面对各种两难困境并可能作出知行不一的行动。
（二）主体原因
道德两难困境是人面临的状况，知行不一是人活动的结果，二者的行为主体都是人。在因道德两难困境导致的知行不一过程中，不论是一般境况意义上的人还是具体境况意义上的人，都对能否达到知行合一具有重要影响。一般境况针对整体而言，主要受思想认识、素质修养、精神信仰等的影响。思想认识决定着主体是否意识到了道德两难困境的存在，尤其是面对潜隐的道德冲突，思想认识水平的高低至关重要。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思想认识伴随着相应的行动实践，由此影响到知行是否合一。素质修养影响着主体对道德冲突的感知程度与处理方式，它们是一种正相关关系，素质修养越高，道德两难的感知越强烈，在实际行动中越倾向于坚守义务或放弃权利。但既然是两难选择，行动的结果经常会引发对知行不一的自责或谴责。精神信仰反映了道德冲突的文化意识，不同的精神信仰会产生不同的道德冲突。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之间、持不同文化规范的无神论者之间、持不同信仰形态的有神论者之间，都可能出现相应的道德两难困境。具体境况针对个人而言，行为主体的性别和性格、家庭环境和社会关系、面对两难困境时的精神状态、对刺激因素的应激反应以及两难困境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等，都可能影响到主体对道德两难困境的认知和应对。由于引发因素的综合性和不确定性，具体境况下道德两难困境存在较大的变数和随机性，加大了知行不一的可能性。 （三）社会原因
社会是道德两难困境的生发场域，提供了知行能否合一的现实生活条件。当今中国，至少有两个社会层面的因素造成道德两难困境并致使知行不一。
一是社会转型。中国目前仍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在道德层面具有两方面的诉求，一方面是如何形成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是传统道德如何在现代社会发挥自身功能。毋庸讳言，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道德方面面对的严峻现实是：现代道德的缺失和传统道德的失范同时并存。这就强化了现代与现代、传统与传统、现代与传统之间的道德冲突，进而造成行为主体知与行的割裂和对立。
二是市场化。市场化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而来，并成为推进中国社会转型的强大动力，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市场化所遵循的资本逻辑已经渗透并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道德领域，资本追求的利益最大化左右着道德追求的真善美，资本不仅压缩了道德的活动领域，而且置换了道德的评判标准。而当道德两难困境出现时，遵循资本逻辑做出的取舍并不一定符合道德规范，更谈不上达到知行合一。此外，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市场化而来的思想变化、利益多元、信息技术等，业已成为现实生活条件的组成部分，影响着道德两难困境的形成和知行不一现象的发生。
三、道德两难困境的化解与知行合一目的的实现
对于知行不一来说，道德两难是原因;对于知行合一来说，道德两难是手段。知行合一是应然状态，知行不一是实然状态，而化解道德两难困境是打通二者的有效路径。在从道德两难方面分析知行不一的原因的基础上，通过探索化解道德两难困境的方法，可以为知行合一目的的实现提供建议对策。
（一）正确看待道德两难困境问题，作好面对道德两难困境的思想准备
道德两难困境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对其应有正确的思想认识。一方面，道德两难困境具有必然性。作为道德活动场域的社会，是由不同利益者组成的多样统一体，个人利益、他人利益、公共利益在同一个社会中相互交织并存。不同而多样意味着选择，选择意味着取舍，而统一则意味着选择并非随心所欲。一般情况下，行为主体总是倾向于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但在一定条件下，人的需求的相似性和社会资源的恒定性同时并存、互相牵制，同时，社会作为一个统一体必须能够正常运转，并追求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在这样一个约束前提框架下，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甚至同一行为主体在不同时空下难免出现利益的冲突，而作为利益选择重要考量因素的道德，也必然陷入两难困境。另一方面，道德两难困境具有偶然性。虽然道德两难困境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行为主体在现实中会面临哪一种具体困境则是偶然的，要看利益冲突的类型，而不是“盲目攀比”。可能是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冲突，也可能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还可能是个人所属的公共利益与他人所属的公共利益的冲突，甚至个人自身也会发生利益冲突。至于具体的利益冲突引起的具体的道德两难困境，更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时空的变换，则又增加了具体道德两难困境的变数和偶然性。道德两难困境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说明，道德两难困境是不用回避也是不能回避的，是必须解决也是能够解决的，面对道德两难困境，要有直面的态度和勇气，唯有此，才算是具备力争知行合一的思想准备。
（二）总结借鉴成功经验，提高行为主体化解道德两难困境的综合能力
道德两难困境并非今天才有，也并非只有中国才有，古今中外一直存在着道德两难困境，并在化解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为提高行为主体的应对能力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处理道德两难困境的經典案例，如出于对社会制度的维护，古人提出“两义相权取其重”的原则来解决各个层面的利益冲突，有效化解了道德两难困境，实现了符合当时社会要求的知行合一。如面对孝与义的冲突，子女要做到“小杖受大杖走”以防陷父母于不义;面对兄弟情义与国家安危的冲突，周公选择杀管叔、放蔡叔、废霍叔;面对国家集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应尽力“化干戈为玉帛”，等等。古人化解道德两难困境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其中包含的合理内核，对于当今社会来说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国外把道德两难困境提炼为两个经典模式，即“电车难题”和“天桥难题”。前者属于非自我道德两难困境，倾向遵循功利原则作出选择;后者属于自我道德两难困境，倾向遵循道义原则做出选择。为提高行为主体化解道德两难困境的能力，国外学界以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为基础，探索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如科尔伯格提出了“两难故事法”，他把人的道德判断力发展分为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和后习俗水平三个水平，通过呈现两难故事，结合探测性问题，用以激发被试的最佳思维，提升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阶段[3]。国外关于道德两难困境的经典模式略显绝对化，但其对不同情形下选择倾向性的研究，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尤其是“两难故事法”等训练方法，可以有效提升行为主体的道德认知水平，进而为知行合一提供相应的道德素养。
（三）多措并举，营造化解道德两难困境的社会氛围
道德两难困境的化解首先要从道德入手，结合当今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一方面要推动优秀传统道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新时代继续发挥其社会功能;另一方面要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建立和完善符合当下社会要求的现代道德。通过推进道德体系和道德能力的现代化，为化解道德两难困境提供必要的道德条件。除此之外，还要从价值观、风俗、法律等方面营造利于化解道德两难困境的社会氛围。价值观是一切社会规范的核心，决定着社会规范的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社会规范。对于道德来说，价值观是道德评判的思想标准。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进而建立道德选择的核心标准，凝聚道德规范的最大公约数，为化解道德两难困境提供最基本的价值底线。风俗是基于人们的生产生活而形成的系统化社会规范，虽然风俗与道德一样属于软控制，但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作为一种社会规范，风俗都具有最广泛、最深刻的影响，调节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大部分关系。一般情况下，风俗与道德并不相悖，良风美俗凝结着道德追求的真善美。或者说良风美俗之所以成为良风美俗，在于它与道德追求的真善美协同共振。某种意义上来说，道德两难的困境也就是风俗规范的冲突，化解道德两难困境也就是协调风俗规范冲突。换言之，良风美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化解道德两难困境，让一些道德两难困境在风俗领域内消解。今后应继续提倡良风美俗，移易陋俗恶习，为化解道德两难困境提供基础支撑。法律是最具强制性的社会规范，也是扬善惩恶、存是去非的最后保障。只有当道德两难困境无法解决之时，才有可能走到法律层面。一般来说，需要借助法律手段化解的道德两难困境只是少数，要继续坚持和完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为化解道德两难困境提供法治底线，在此基础上，经过价值观、道德、风俗、法律等多种举措的联合发力、协同合作，为实现知行合一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
四、结语
总之，自知与行的命题提出之后，知行合一就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尤其是从理论层面进入到实践层面，知行合一的理想往往沦落成知行不一的现实。造成知行不一的原因众多，道德两难困境是其中之一，通过正确认识道德两难困境的形成原因，客观看待知行不一现象，进而探寻化解道德两难困境的应对之策，才有可能实现知行合一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郑宗义.再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J].学术月刊，2018（8）.
[2]董平.论“知行合一”的四重向度[J].社会科学战线，2019（2）.
[3]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作者简介：王文杰（1995—），女，汉族，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人，单位为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王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