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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接“迁钢”，西靠“焦化厂”，南临“九江线材”，位于河北省迁安市木厂口镇的松汀村，这几年似乎成了媒体和公众口中的“北京雾霾源头”。说源头有些不准确，但松汀成为污染话题的焦点，确是事出有因。
村子安静得有些吓人
2002年以前，几家钢铁企业尚未落脚在村子周围，松汀村享受着蓝天白云的庇护，直到这份宁静被三面包围的钢铁企业打破。当时谁都想不到，十五年后这里成了远近闻名的“鬼村”。村民说，建厂征地后，有能力闯荡的人都离开迁安了，有点积蓄的搬到松护新村了，原有一千三百多户、三千五百多人的松汀村，如今只剩下一百户左右，其中多数还是空巢老人，环境的逐步恶化不断蚕食着他们的健康。
2016年12月16日，京津冀多地出现重度空气污染，记者在松汀村东头下了车，路上都是漆黑的煤渣，一辆辆卡车不停地运送着矿料。穿过小道走进村里才突然安静下来，这种毫无人气的安静让人发怵：荒草齐腰、野藤爬窗，偶尔有几声狗叫幽幽地传来，路面的落叶上积了厚厚的一层土，踩上去的声音都让人感觉刺耳。这里成了一座被遗弃的老庄小村。
沿着西沙河径直向西，焦化厂不远处的桥下石缝间，一根水管源源不断地排放着黄色的污水，途经堆满垃圾的河道，最后化为铅绿色的河水。另一座桥头边竖着河道治理的牌子，上面注明分管西沙河道的“河长”姓名。
村民在污染和病痛中苟活
记者又走了一会儿，在一辆送水车旁，终于看到了“人气”，几个村民在提水，随后记者跟着他们到了村子西头的几户人家。
这里被污染得不轻。在松汀村和周边工厂的交叉路口，旅馆老板养的几只大白鹅早已成了“黑天鹅”。家家户户屋外的窗台都积了厚厚的一层灰，上面晾晒着的红薯干和柿子除了灰还粘有许多反光的金属物质，早就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村民说，晒在外面这样，晾在屋里发霉，吃不得又舍不得扔。洗好的衣物也是一样，晒在外面没多久就脏了，晾在屋里又不容易干。
室内的情况也没有好多少。村民们说，即使一年四季不开窗，房间里也会不可避免地钻入大量灰尘，墙壁常年灰秃秃的;早晨刚刚擦过的茶几，到了晚上用手抹一把，滿是漆黑有黏性的油状物;村民晚上睡觉时，常会被有异味的空气闷醒，早晨醒来后咽喉疼痛，有时还会从鼻子里擤出干涩的血迹。
赵全国今年六十三岁，见证了松汀村十几年的环境变化。早晨醒来，赵全国咳出一口带着血丝的浓痰，翻身到床边看了眼外面，阴霾依旧。上午九点钟，村大队送水来了，赵全国提着两个盛满二十斤水的桶，摇摇晃晃地走回了屋。身患脑梗的他手脚有点不灵便，但比起吃自家打出的黄色井水，这点麻烦算不上事。他总念叨着给二十六岁的儿子找个对象，可整个村子有五六十个适婚年龄的小伙子，几乎都讨不到媳妇：污染严重，家境不好，姑娘们大多不愿嫁到这里。
“脑肺死咒”一直困扰着村民。2014年，一张松汀村《死亡报告登记表》走进了公众视野。在二十五个登记在案的死亡村民中，最年轻的只有五十岁，除两人因乳腺癌和输尿管肿瘤死亡外，有十七人死于脑梗、两人死于肺癌、三人死于心梗和脑出血、一人死于下呼吸道疾病。如今松汀老庄里，上了年纪的人，喉咙疼、咯痰、鼻咽长期疼痛出血都是家常便饭。当地人早就习以为常，对他们来说，再恶劣的霾，也用不着戴上令人不适的口罩。
村里得病的人还有很多。六十九岁的张翠兰因脑梗后遗症五年没有下过床了，“翻身都费劲，如果没有老伴照顾，我一天都活不了。”老两口没什么收入，老伴赵鑫全总念叨着年纪大了，到厂子里干活都没人要，以前还能当临时工挣点钱，现在已经四年没有收入了，拿什么给老婆子治病？
2003年前后，松汀村三千多亩耕地被周围厂区建设所占，每人分得一万五千元作为补偿，自那以后就没有任何补贴了。失去耕地后，大多数村民成了周边企业的临时工，可一旦上了年纪，工厂便不会任用，所以很多老人靠拾荒、捡焦炭维持生活。对村民而言，钢铁企业虽然带来了污染，但又不能失去这棵“大树”。
抗争是“给自己找麻烦”
这个沉寂的村子也曾有过抗争。2013年，迁安中化焦化厂在松汀村西修建了一座污水处理厂。2014年，村民们发现井水变成了黄色，不能再喝了，住房也因为地势较低，不断有地下水渗出，湿漉漉的院门口从来没有干过，盐碱自下而上渗入墙壁，形成一道深深的白色印记，房屋内部也开始有了裂痕。迁安市环保局出具的报告明确指出，焦化厂的设址违反《焦化厂卫生距离防护标准》（GB11611-89）规定，“已作立案处理”，然后就没了下文。
从2014年3月开始，村民们不断找寻相关负责人谈污染和搬迁事宜，但始终碰壁。经多次抗争后，焦化厂终于打算将松汀村西头紧挨厂子的几户人家搬迁，但村大队执意要求整个村都搬迁，由于需要花费上亿元，焦化厂未同意，搬迁的事便搁置了。抗争唯一见点成效的是，企业托村大队从三公里外的松护新村抽取地下水，送到村民家中充当生活用水。几位村民再三找有关部门谈论搬迁问题均无结果，最终采用极端的解决方式——拦截焦化厂的通勤车，想以此逼迫厂里负责人出来管事。在十几次截车后，焦化厂报了警，村民由于违法被拘留了九天。村民张兴发因为截车时争执拉扯，肋骨断了三根。自那以后，村民再也没有采用极端方式抗争命运，也渐渐没有胆量向相关部门反映实情：“不管用，还尽给自己找麻烦。”
记者想向村干部了解些情况，但村民们表示：“老庄里找不到他们了，你们记者找他们，他们能说啥？拍都不让拍！”记者在松汀村的遭遇也印证了这一点。村口停了一辆银色面包车，司机有了一份生意——阻止记者拍照，但凡露烟囱的照片都得删掉。在阻挠过程中，他坦言自己是附近某厂雇来的。记者说，我如果给你钱，你是否也能帮我们监视他们？司机镇定自若：“可以啊，你雇啊。”
【选自人民网】
插图1 / 牧童难指杏花村 / 刘志永
插图2 / 重绘我们的家园 / 王少华
村子安静得有些吓人
2002年以前，几家钢铁企业尚未落脚在村子周围，松汀村享受着蓝天白云的庇护，直到这份宁静被三面包围的钢铁企业打破。当时谁都想不到，十五年后这里成了远近闻名的“鬼村”。村民说，建厂征地后，有能力闯荡的人都离开迁安了，有点积蓄的搬到松护新村了，原有一千三百多户、三千五百多人的松汀村，如今只剩下一百户左右，其中多数还是空巢老人，环境的逐步恶化不断蚕食着他们的健康。
2016年12月16日，京津冀多地出现重度空气污染，记者在松汀村东头下了车，路上都是漆黑的煤渣，一辆辆卡车不停地运送着矿料。穿过小道走进村里才突然安静下来，这种毫无人气的安静让人发怵：荒草齐腰、野藤爬窗，偶尔有几声狗叫幽幽地传来，路面的落叶上积了厚厚的一层土，踩上去的声音都让人感觉刺耳。这里成了一座被遗弃的老庄小村。
沿着西沙河径直向西，焦化厂不远处的桥下石缝间，一根水管源源不断地排放着黄色的污水，途经堆满垃圾的河道，最后化为铅绿色的河水。另一座桥头边竖着河道治理的牌子，上面注明分管西沙河道的“河长”姓名。
村民在污染和病痛中苟活
记者又走了一会儿，在一辆送水车旁，终于看到了“人气”，几个村民在提水，随后记者跟着他们到了村子西头的几户人家。
这里被污染得不轻。在松汀村和周边工厂的交叉路口，旅馆老板养的几只大白鹅早已成了“黑天鹅”。家家户户屋外的窗台都积了厚厚的一层灰，上面晾晒着的红薯干和柿子除了灰还粘有许多反光的金属物质，早就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村民说，晒在外面这样，晾在屋里发霉，吃不得又舍不得扔。洗好的衣物也是一样，晒在外面没多久就脏了，晾在屋里又不容易干。
室内的情况也没有好多少。村民们说，即使一年四季不开窗，房间里也会不可避免地钻入大量灰尘，墙壁常年灰秃秃的;早晨刚刚擦过的茶几，到了晚上用手抹一把，滿是漆黑有黏性的油状物;村民晚上睡觉时，常会被有异味的空气闷醒，早晨醒来后咽喉疼痛，有时还会从鼻子里擤出干涩的血迹。
赵全国今年六十三岁，见证了松汀村十几年的环境变化。早晨醒来，赵全国咳出一口带着血丝的浓痰，翻身到床边看了眼外面，阴霾依旧。上午九点钟，村大队送水来了，赵全国提着两个盛满二十斤水的桶，摇摇晃晃地走回了屋。身患脑梗的他手脚有点不灵便，但比起吃自家打出的黄色井水，这点麻烦算不上事。他总念叨着给二十六岁的儿子找个对象，可整个村子有五六十个适婚年龄的小伙子，几乎都讨不到媳妇：污染严重，家境不好，姑娘们大多不愿嫁到这里。
“脑肺死咒”一直困扰着村民。2014年，一张松汀村《死亡报告登记表》走进了公众视野。在二十五个登记在案的死亡村民中，最年轻的只有五十岁，除两人因乳腺癌和输尿管肿瘤死亡外，有十七人死于脑梗、两人死于肺癌、三人死于心梗和脑出血、一人死于下呼吸道疾病。如今松汀老庄里，上了年纪的人，喉咙疼、咯痰、鼻咽长期疼痛出血都是家常便饭。当地人早就习以为常，对他们来说，再恶劣的霾，也用不着戴上令人不适的口罩。
村里得病的人还有很多。六十九岁的张翠兰因脑梗后遗症五年没有下过床了，“翻身都费劲，如果没有老伴照顾，我一天都活不了。”老两口没什么收入，老伴赵鑫全总念叨着年纪大了，到厂子里干活都没人要，以前还能当临时工挣点钱，现在已经四年没有收入了，拿什么给老婆子治病？
2003年前后，松汀村三千多亩耕地被周围厂区建设所占，每人分得一万五千元作为补偿，自那以后就没有任何补贴了。失去耕地后，大多数村民成了周边企业的临时工，可一旦上了年纪，工厂便不会任用，所以很多老人靠拾荒、捡焦炭维持生活。对村民而言，钢铁企业虽然带来了污染，但又不能失去这棵“大树”。
抗争是“给自己找麻烦”
这个沉寂的村子也曾有过抗争。2013年，迁安中化焦化厂在松汀村西修建了一座污水处理厂。2014年，村民们发现井水变成了黄色，不能再喝了，住房也因为地势较低，不断有地下水渗出，湿漉漉的院门口从来没有干过，盐碱自下而上渗入墙壁，形成一道深深的白色印记，房屋内部也开始有了裂痕。迁安市环保局出具的报告明确指出，焦化厂的设址违反《焦化厂卫生距离防护标准》（GB11611-89）规定，“已作立案处理”，然后就没了下文。
从2014年3月开始，村民们不断找寻相关负责人谈污染和搬迁事宜，但始终碰壁。经多次抗争后，焦化厂终于打算将松汀村西头紧挨厂子的几户人家搬迁，但村大队执意要求整个村都搬迁，由于需要花费上亿元，焦化厂未同意，搬迁的事便搁置了。抗争唯一见点成效的是，企业托村大队从三公里外的松护新村抽取地下水，送到村民家中充当生活用水。几位村民再三找有关部门谈论搬迁问题均无结果，最终采用极端的解决方式——拦截焦化厂的通勤车，想以此逼迫厂里负责人出来管事。在十几次截车后，焦化厂报了警，村民由于违法被拘留了九天。村民张兴发因为截车时争执拉扯，肋骨断了三根。自那以后，村民再也没有采用极端方式抗争命运，也渐渐没有胆量向相关部门反映实情：“不管用，还尽给自己找麻烦。”
记者想向村干部了解些情况，但村民们表示：“老庄里找不到他们了，你们记者找他们，他们能说啥？拍都不让拍！”记者在松汀村的遭遇也印证了这一点。村口停了一辆银色面包车，司机有了一份生意——阻止记者拍照，但凡露烟囱的照片都得删掉。在阻挠过程中，他坦言自己是附近某厂雇来的。记者说，我如果给你钱，你是否也能帮我们监视他们？司机镇定自若：“可以啊，你雇啊。”
【选自人民网】
插图1 / 牧童难指杏花村 / 刘志永
插图2 / 重绘我们的家园 / 王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