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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虚构热潮是近些年文坛值得关注的大事件，在这股热潮中女性作家的创作格外引人注目，其中的女性文本无论在数量、质量还是影响力上都占据了绝对优势。她们利用先天细腻、敏锐的体察方式，加之关注社会热点议题的笔触，为读者展现了真实的生存图景。本文力图研究女性作家在非虚构创作中发生的转向，来展现独属于她们的在场与书写。
【关键词】非虚构；女性；写作空间；我眼中的世界；公共经验
Abstract： Nonfiction boom is a big event in recent years literary concern. In this upsurge the creations of female writers attract people’s attention， and the female text occupies the absolute advantage in terms of quantity， quality or influence. They make use of the delicate and sensitive way of lif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hot topic of the society， to show the readers the true picture of life. This paper tries to study the transformation of female writers in the nonfiction， to show their presence and writing.
Key Words：nonfiction； female； writing space； the world in my eyes； public experience
一、写作空间的变换：从屋内转向屋外
自古以来，女性就被圈禁在生活的屋檐下，安分守己地与生活用品相伴，隐藏私密的生活体验，压抑内心的精神情感。即使近现代的女性文学创作也是以日常性见长，将闺房作为写作场域，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
虽然屋内是女性难以抛弃的安身立命之所，但若想获取全面而真实的生活图景，屋外的世界是非去不可的。外部世界是作家自我关照的重要来源，也是体察和醒悟人生的重要写作空间，所以从屋内转向屋外是必然趋势。此外还需强调的是，非虚构的第一要性是真实。在真实为生命的新闻写作中，第一手资料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它是最逼近事实核心的。同理，在非虚构写作中，一手经验是创作的基础。因此女作家要想弥补经验的不足，也必然要走出闺房，走向更广阔的的外部世界，身临其境地去洞悉世间百态。
屋内转向屋外影响着女作家创作内容的选择，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关注内容不再限于空间狭小的闺房，而是投向外面广阔的社会，更多的场域被纳入到女性写作的边界之中。二是女性写作在人物形象、创作题材、言说方式上产生由单一到多元的嬗变。三是随着写作视野的开阔，作为知识分子的女性作家，不单把关怀倾注于知识分子上，她们开始关照各个阶层的人群、各种形态的女性、生身立命的家园及其所身处的自然及历史。诸如梁鸿笔下生态与秩序发生的裂变的乡村，乔叶关注的拆迁人群，郑小琼反映的女工底层生活，陈丹燕的历史叙事等等。总的来说，女性注意到她所生存的生态场域，不只是伍尔夫所说的“一间小小的屋子”，还包括女性所身处的自然、历史、人文等一切与人类发展相关的因素。
长期以来，在男性话语权的社会之下，家园被男性认为是女性的归宿和避难所。但若想摆脱长久以来的束缚和压抑，女性必须要走出屋子，逃离家园，通过扩展女性的话语空间，来争取独立自由的精神写作。因此从屋内转向屋外的写作空间变换是必然趋势。这种转变有助于重新建立起女性写作与现实、时代之间的联系，承担起历史叙述的责任，从而与男性书写交相辉映。
二、视角的转移：从“我的世界”到“我眼中的世界”
用叙述者“我”来讲述亲眼所见是非虚构作品中的共同特点。“我”所亲历的第一现场、获取的第一经验，是非虚构写作中可信度的重要来源。然而这和自传体中“我”的意义大不相同。
一是写作目的和表达方式不同。自传式女性写作中，“我”是主角，描述的都是我的内心、我的身体、我的欲望、我专制的父亲、我乖僻的母亲等诸如此类的内容。而在非虚构女性写作中，“我”不是主角，而是见证人，“我眼中的一切”才是真正要叙述的对象。如：我家乡人的生活，我学生的苦闷，我姐姐家的拆迁问题……
二是面对世界的态度不同。自传式写作是内视的，是倾听自我声音的。而非虚构写作则是向外的，是倾听他者之声的。以“我”的视角书写“我”眼中的世界，因此心是敞开的，可以和世界随时交流的。
非虚构女性写作不再是以“我”为视点进行书写，而是透过“我”去书写炫彩多姿的外部世界，形成“我眼中的图景”，这是向更为深刻的女性写作迈进的第一步。
《梁庄》中《今天的救救孩子》讲述了一个少年强奸并杀害了八十二岁老太的故事。在听说后，“我”本能的感受先现于文本，对王家孩子流露出同情与不解。然后“我”走向更为广阔的空间，村庄的种种景象似乎暗示了答案“我在村庄里转悠，那一座座崭新的房子“巨大的废墟、肮脏的坑塘、还有水里的鸭子、飘浮的垃圾，组合成了一幅怪异的景象，让人有种说不出的感受！”叙述者在踱步中，带着读者共同考察荒诞的乡村景象，因为这并不是“我”的世界，而是“我们”的世界，进而成为一种整体认知。在村庄古朴浓郁的道德气息中，夹杂着不堪入目的狼狈真相。村民们都在强烈谴责惨无人道的表面结果，却没有人深入反思王家少年究竟为何。“我”则将读者引导到留守少年“父母的缺失”的问题上，清晰的指向寂寞的生活对王家少年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不仅仅是王家少年抑或梁庄的问题，而是千万个少年、千萬个村庄，我们共同的问题。在这里，叙述者将个人记忆与中国现实的缩影的有艺术的重叠起来。 女性作家从“我的世界”到“我眼中的世界”的转变，将个体转变为社会成员，使得作者的个人经验与集体情感有效打通。同时也表明了女性写作者对于个人的理解和认识：个人的生存并不是个人化生存，社会关系是我们对个人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础。
三、经验的延伸：越发彰显公共精神
纵观当代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经验延伸的趋势：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叙事以启蒙为主，所以作家通常将个人经验上升为国家经验；九十年代则表现为与公共经验断裂；而如今的文学叙事，作家常将个人经验延伸到公共经验，将文学重新回到社会公共空间，越发彰显公共精神。而非虚构写作女性作家，超越个人体验的局限性，将现实关切延伸到社会中去，形成一部独特鲜活的社会档案，这正是迎合当代文学发展的顺迎和突破。
近年来，拆迁问题日益凸显，代表着土地收益与分配展开的利益博弈。作为非虚构写作的《拆楼记》，将拆迁问题中最常态做了剖面呈现，正如作者乔叶所说，“绝大多数的拆迁状态，不过是张庄这样的：磨磨卿卿，腻腻歪歪，坑坑哧哧，进进退退，拆的和被拆的都在泥地里胶着较劲儿，摸爬滚打……没有媒体去关注，他们自己也沉默着。”记录了“我”姐姐家为代表的张庄村民，在城镇化过程中拆迁时遇到的种种困境和人性暴露。因为“我”在过程出谋划策的亲历行为，才见识到诸如“只有吃亏保平安才是底层农村生存下去的法则”。乔叶通过个人经验的积累，发现张庄村民是利益链条的最底端。有太多羁绊等待着处于底层的他们，土地、户口、低保、工作、孩子的未来等等是使他们三缄其口的利器，村民们不甘、无奈，却又只能接受。
“故乡”在《拆楼记》中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的故乡，这样的故乡遍布在祖国各地。乔叶反映了当下中国农村的现实变懂和农民的生存状态，通过刻画的矛盾冲突来表达农民们的利益诉求，真实体现传统农民在失去土地时的惶恐和社会政策的不完善。文中的张庄更有涵括中国的容量和能力，具备了代表中国千千万万个村庄的典型资格和反映中国农村拆迁的标本意义，可以作为中国农村研究或中国问题研究的个案或样本。作者关注中國社会重大问题的公共议题，将人个人经验延伸为公共经验，彰显了公共精神。只有构建公共领域，表现文学的责任和品格，才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
所以，非虚构写作女作家常把个体放置于“家庭”、“社会关系”的框架中，将个人经验与集体经验出现“交叠”，以便更好传达公共精神。诚如李敬泽所言：“我们常常明显感觉到作者缺乏探求、辨析、确证和表达真实的足够的志向、诚意和能力。希望通过‘非虚构’推动大家重新思考和建立自我与生活、与现实、与时代的恰当关系。”女性作家通过个人经验延伸到公共经验，使公共经验内涵更丰富、更真实、更有分量，影响读者对所处现实和所在时代联系的的深层思考，彰显其公共精神和社会担当。
参考文献：
[1]张小平.非虚构——新世纪女性写作的转向和突围[D].广西师范大学，2015.
[2]张莉.非虚构女性写作：一种新的女性叙事范式的生成[J].南方文坛，2012.
[3]宋玉书.《拆楼记》：拆解社会与人心深处的隐秘涡流[J]. 当代作家评论，2014.
作者简介：孙彤彤（1994— ），女，天津人，硕士，东北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16级在读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非虚构；女性；写作空间；我眼中的世界；公共经验
Abstract： Nonfiction boom is a big event in recent years literary concern. In this upsurge the creations of female writers attract people’s attention， and the female text occupies the absolute advantage in terms of quantity， quality or influence. They make use of the delicate and sensitive way of lif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hot topic of the society， to show the readers the true picture of life. This paper tries to study the transformation of female writers in the nonfiction， to show their presence and writing.
Key Words：nonfiction； female； writing space； the world in my eyes； public experience
一、写作空间的变换：从屋内转向屋外
自古以来，女性就被圈禁在生活的屋檐下，安分守己地与生活用品相伴，隐藏私密的生活体验，压抑内心的精神情感。即使近现代的女性文学创作也是以日常性见长，将闺房作为写作场域，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
虽然屋内是女性难以抛弃的安身立命之所，但若想获取全面而真实的生活图景，屋外的世界是非去不可的。外部世界是作家自我关照的重要来源，也是体察和醒悟人生的重要写作空间，所以从屋内转向屋外是必然趋势。此外还需强调的是，非虚构的第一要性是真实。在真实为生命的新闻写作中，第一手资料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它是最逼近事实核心的。同理，在非虚构写作中，一手经验是创作的基础。因此女作家要想弥补经验的不足，也必然要走出闺房，走向更广阔的的外部世界，身临其境地去洞悉世间百态。
屋内转向屋外影响着女作家创作内容的选择，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关注内容不再限于空间狭小的闺房，而是投向外面广阔的社会，更多的场域被纳入到女性写作的边界之中。二是女性写作在人物形象、创作题材、言说方式上产生由单一到多元的嬗变。三是随着写作视野的开阔，作为知识分子的女性作家，不单把关怀倾注于知识分子上，她们开始关照各个阶层的人群、各种形态的女性、生身立命的家园及其所身处的自然及历史。诸如梁鸿笔下生态与秩序发生的裂变的乡村，乔叶关注的拆迁人群，郑小琼反映的女工底层生活，陈丹燕的历史叙事等等。总的来说，女性注意到她所生存的生态场域，不只是伍尔夫所说的“一间小小的屋子”，还包括女性所身处的自然、历史、人文等一切与人类发展相关的因素。
长期以来，在男性话语权的社会之下，家园被男性认为是女性的归宿和避难所。但若想摆脱长久以来的束缚和压抑，女性必须要走出屋子，逃离家园，通过扩展女性的话语空间，来争取独立自由的精神写作。因此从屋内转向屋外的写作空间变换是必然趋势。这种转变有助于重新建立起女性写作与现实、时代之间的联系，承担起历史叙述的责任，从而与男性书写交相辉映。
二、视角的转移：从“我的世界”到“我眼中的世界”
用叙述者“我”来讲述亲眼所见是非虚构作品中的共同特点。“我”所亲历的第一现场、获取的第一经验，是非虚构写作中可信度的重要来源。然而这和自传体中“我”的意义大不相同。
一是写作目的和表达方式不同。自传式女性写作中，“我”是主角，描述的都是我的内心、我的身体、我的欲望、我专制的父亲、我乖僻的母亲等诸如此类的内容。而在非虚构女性写作中，“我”不是主角，而是见证人，“我眼中的一切”才是真正要叙述的对象。如：我家乡人的生活，我学生的苦闷，我姐姐家的拆迁问题……
二是面对世界的态度不同。自传式写作是内视的，是倾听自我声音的。而非虚构写作则是向外的，是倾听他者之声的。以“我”的视角书写“我”眼中的世界，因此心是敞开的，可以和世界随时交流的。
非虚构女性写作不再是以“我”为视点进行书写，而是透过“我”去书写炫彩多姿的外部世界，形成“我眼中的图景”，这是向更为深刻的女性写作迈进的第一步。
《梁庄》中《今天的救救孩子》讲述了一个少年强奸并杀害了八十二岁老太的故事。在听说后，“我”本能的感受先现于文本，对王家孩子流露出同情与不解。然后“我”走向更为广阔的空间，村庄的种种景象似乎暗示了答案“我在村庄里转悠，那一座座崭新的房子“巨大的废墟、肮脏的坑塘、还有水里的鸭子、飘浮的垃圾，组合成了一幅怪异的景象，让人有种说不出的感受！”叙述者在踱步中，带着读者共同考察荒诞的乡村景象，因为这并不是“我”的世界，而是“我们”的世界，进而成为一种整体认知。在村庄古朴浓郁的道德气息中，夹杂着不堪入目的狼狈真相。村民们都在强烈谴责惨无人道的表面结果，却没有人深入反思王家少年究竟为何。“我”则将读者引导到留守少年“父母的缺失”的问题上，清晰的指向寂寞的生活对王家少年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不仅仅是王家少年抑或梁庄的问题，而是千万个少年、千萬个村庄，我们共同的问题。在这里，叙述者将个人记忆与中国现实的缩影的有艺术的重叠起来。 女性作家从“我的世界”到“我眼中的世界”的转变，将个体转变为社会成员，使得作者的个人经验与集体情感有效打通。同时也表明了女性写作者对于个人的理解和认识：个人的生存并不是个人化生存，社会关系是我们对个人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础。
三、经验的延伸：越发彰显公共精神
纵观当代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经验延伸的趋势：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叙事以启蒙为主，所以作家通常将个人经验上升为国家经验；九十年代则表现为与公共经验断裂；而如今的文学叙事，作家常将个人经验延伸到公共经验，将文学重新回到社会公共空间，越发彰显公共精神。而非虚构写作女性作家，超越个人体验的局限性，将现实关切延伸到社会中去，形成一部独特鲜活的社会档案，这正是迎合当代文学发展的顺迎和突破。
近年来，拆迁问题日益凸显，代表着土地收益与分配展开的利益博弈。作为非虚构写作的《拆楼记》，将拆迁问题中最常态做了剖面呈现，正如作者乔叶所说，“绝大多数的拆迁状态，不过是张庄这样的：磨磨卿卿，腻腻歪歪，坑坑哧哧，进进退退，拆的和被拆的都在泥地里胶着较劲儿，摸爬滚打……没有媒体去关注，他们自己也沉默着。”记录了“我”姐姐家为代表的张庄村民，在城镇化过程中拆迁时遇到的种种困境和人性暴露。因为“我”在过程出谋划策的亲历行为，才见识到诸如“只有吃亏保平安才是底层农村生存下去的法则”。乔叶通过个人经验的积累，发现张庄村民是利益链条的最底端。有太多羁绊等待着处于底层的他们，土地、户口、低保、工作、孩子的未来等等是使他们三缄其口的利器，村民们不甘、无奈，却又只能接受。
“故乡”在《拆楼记》中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的故乡，这样的故乡遍布在祖国各地。乔叶反映了当下中国农村的现实变懂和农民的生存状态，通过刻画的矛盾冲突来表达农民们的利益诉求，真实体现传统农民在失去土地时的惶恐和社会政策的不完善。文中的张庄更有涵括中国的容量和能力，具备了代表中国千千万万个村庄的典型资格和反映中国农村拆迁的标本意义，可以作为中国农村研究或中国问题研究的个案或样本。作者关注中國社会重大问题的公共议题，将人个人经验延伸为公共经验，彰显了公共精神。只有构建公共领域，表现文学的责任和品格，才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
所以，非虚构写作女作家常把个体放置于“家庭”、“社会关系”的框架中，将个人经验与集体经验出现“交叠”，以便更好传达公共精神。诚如李敬泽所言：“我们常常明显感觉到作者缺乏探求、辨析、确证和表达真实的足够的志向、诚意和能力。希望通过‘非虚构’推动大家重新思考和建立自我与生活、与现实、与时代的恰当关系。”女性作家通过个人经验延伸到公共经验，使公共经验内涵更丰富、更真实、更有分量，影响读者对所处现实和所在时代联系的的深层思考，彰显其公共精神和社会担当。
参考文献：
[1]张小平.非虚构——新世纪女性写作的转向和突围[D].广西师范大学，2015.
[2]张莉.非虚构女性写作：一种新的女性叙事范式的生成[J].南方文坛，2012.
[3]宋玉书.《拆楼记》：拆解社会与人心深处的隐秘涡流[J]. 当代作家评论，2014.
作者简介：孙彤彤（1994— ），女，天津人，硕士，东北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16级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