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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少争论并非爱国或卖国之争，不过是爱国的策略或方法之争。在和平年代，更不是战时的你死我活，更多的是合作共赢、是正和博弈
中国有一个怪现象，搞对外开放者，往往被骂为“卖国贼”，历史上屡演不衰。
清末士大夫尚处于“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的水平，“但以诟毁洋人为快”。开放先驱者的命运，就不美妙了。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撰了《海国图志》、徐继畲写出《瀛环志略》，都受国人诟骂，但传入日本后广受欢迎，引发明治维新，日本反过来再打我们。郭嵩焘出使英国，被骂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有贰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黄遵宪写出《日本国志》，无法出版，等甲午战败，为时已晚。当时务实者要求通电报、修铁路，但朝堂怕“惊动祖坟”，通电报拖了12年、修铁路拖了17年，即使铁路先修了一段，也被迫用骡子拉，因为害怕被骂为“汉奸”。
这些老故事，到改革开放之际，再次重演。当时对开放的争论很大，小平画圈的“春天”已过数年，依然存在“特区就是租界”的反对声。我国入世时争论更大，不少主张开放的同志被骂为汉奸、国贼;如果不是中央果断决策，就不可能在开放中紧跟世界先进潮流，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成就。
无论是修铁路还是入世，清流们从不从技术层面反对，而是用“高大上”理由来诛心，自居道德制高点，老是高调，好像调门越高越爱国，越排外越爱国，自以为“爱国无罪”，对现代文明无接纳之意，时刻盯着搞实务的人并借机痛批一通，但自己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操作办法，于国无补，害国不浅，也有人把这类“爱国者”称为“爱国贼”。
一
这种把排外当爱国、把开放当卖国的现象，起源在于长久自我封闭，不沟通、不理解导致不尊重和不平等。如果长期从概念到概念，远离一线，往往容易唱高调。察史观世，高调过头者，有悖常识，或圣或伪，圣罕伪广。历史往往很吊诡，也会呈现高调者成真汉奸、被骂的“卖国贼”实为爱国者的现象。莫名高调、不近人情，更远可追溯到易牙、竖刁和开方之辈，最后害死齐桓公的正是他们。
由于高调爱国者往往不择手段、不讲方法，按照这种逻辑，勾践若无“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过早与吴王对抗，只能是鸡蛋碰石头，没有翻盘机会。廉颇与强秦决战，以守为主，朝廷不满，换上了赵括，丢了40万条人命。王翦攻楚，认为需要60万大军，而秦王信任只需20万的李信;秦军大败后，王翦才被启用，并与楚军相持一年不肯出战，最终才抓住机会灭楚。安史之乱时，名将高仙芝、封常清根据敌强我弱态势，以守为主，但被勒令出战，战败后又被赐死，实在太冤。才略事功可能均超诸葛亮的王猛，临终前力劝别攻东晋，先除鲜卑、羌族两大内患，但苻坚不听，终致淝水大败，身死国亡。
把开放当卖国，根源在于对战与和的片面认识。南宋以来，我国存在“战争=爱国”或“妥协=卖国”的传统。事实上，战或和既可为爱国手段，亦可为害国之举。如李牧最初不与匈奴大战、高仙芝退守以避敌锋、袁崇焕与清军议和，皆是因时依势而定的最佳战术，也合孙子的“强者避之”及“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也就是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战与和、攻与守、让与取，以及何时战与何时和，本是可以探讨的战术问题，但主流舆论往往把硬拼当“爱国”的最高选择，经常为惨胜而癫狂，祸国实在不浅。
二
是否真爱国，主要看对国家造成的后果。孙子兵法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指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故重视战争并非好战，更要慎战，“自古知兵非好战”。谋略始终建立在实力基础上，而且是绝对优势的实力，“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近期钓鱼岛之争，若无核战时真打，从知已知彼多个角度看，我国是否有必胜把握？如不行，请先收起高调，学习勾践的忍耐和意志，为雪耻而卧薪尝胆。
其实不少争论并非爱国或卖国之争，不过是爱国的策略或方法之争。在和平年代，更不是战时的你死我活，更多的是合作共赢、是正和博弈，比如服务业开放确实需要让点利益，但还可以获得更大利益，服务业可加快发展并促国民经济转型，国民可以获得更优服务与更大福利。理解“落后就要挨打”，既应看到拳头落后，也应看到脑袋及体制滞后，才可开出综合、适中的治国良方。
理性认识我国实力。我国是大块头，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刚刚4年。但是，经济规模第二不等于综合实力国际第二，国际地位第二。世界居主导地位的大国，大致具有政治稳定、制度先进、军事超强、经济发达、科技领先、货币主导等特点，我国还存在较大差距：
一是硬实力（经济、科技、货币、军事）。我国人均GDP约为发达国家1/6，经济总量刚到世界的12%，美国巅峰时期曾占1/3左右;工业生产占世界的1/5，英、美曾分别达到一半;对外贸易占世界12%，英、美都曾超过1/3;对外投资存量占世界比重刚过2%，英、美曾占1/3以上。科技水平总体在二档，创新能力相对落后，引领世界科技还未见端倪，估计与发达国家的总体差距也在20年左右，而英、美科技则遥遥领先，曾引领科技革命;人民币国际化刚刚开始，刚进入前十大交易货币，基本不是储备货币;军事上我应在美、俄与欧盟之后，比美国落后30年以上。
二是软实力。中国社会仍在变动和转型，法制与规则不健全，创新与活力不足，传统优秀文化还待继承，护照签证免签率不高，有条件人群的移民比重过高，不稳定因素较多，体制吸引力不强，主动学习中国模式的国家不多。我国体制更加成熟和定型，恐怕也得在20年以后。英、美都曾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样板，吸引力很强，至今仍有许多科技精英和企业精英汇集美国，美国能吸纳全球技术移民的40%、著名科学家的62%、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70%，具有人才优势。如果将我看我与人看我结合，我国软实力恐处于第二、三梯队。
三是影响力。我国的主要优势是大国，国家体量、经济总量、军事与科技力量都是如此，但议题设置权、话语权不大，制定国际规则、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刚刚起步，主导能力的获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总本上看，我国仍处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阶段，实力没那么硬、号召力没那么强、影响力没那么大，估计国际影响力在世界前五名，与常任理事国地位差不多。而且，我国经济才刚到世界第二，经济质量差距很大，而美国是在成为经济世界第一半个世纪后，才获得国际规则主导权。 所以，当前判断中国是最强的发展中大国、第二经济大国、东亚第一强国等，大致不错。但放到世界上看，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总体上存在20年-30年以上的差距，与美国各方面差距都较大，与欧盟的综合实力与全球影响力相比差距也不小;军事及国际影响力等还逊于俄;与日本比也是各有所长，其发达程度、国民素质、文化科技、民族凝聚力、体制牢固、社会稳定、生态优良等与我对照明显。可见，我国综合国力是否第二位还可打一个问号？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发展中大国等定位，以及既要韬光养晦、又要积极有为等策略，是客观务实的。至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现在“有为”可多一点，如我国倡导的金砖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等，但实未到放弃这一策略之阶段，还宜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我国宜冷静判断自身实力，对自身定位不宜过分乐观，外防捧杀、内防虚骄，理性实施对外经济战略和国防战略。
三
在这种显著差距下，如过早与强者战略对决，既难取胜，也可能中断我国崛起进程。战争史上以“小而强”胜“大而弱”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满清胜大明。我国应培养成熟的国民心态，避免盲目自大与自我中心，防止不分青红皂白，把各种反外国言行都当作爱国壮举;把主张虚心学习先进、同西方友好相处、善于交换让步妥协之人皆视为汉奸。爱国应讲方法、有策略，不能单凭激情。爱国不但有道，还要有术，有时爱国之术还重于道。爱国既要用心灵，更要用大脑，提倡理性爱国和智慧爱国，而不能愤青爱国、口号爱国或狭隘民族主义式的爱国，对外国从仰视或俯视，到正视与平视。
我们要牢记小平同志南巡时的沉痛告诫：“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军事上的“左”，即是不顾实力、动辄喊打，搞军事冒险主义。正如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国虽大，好战必亡”，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同时要防“右”，能打胜仗，掌握高精尖武器，站在信息战制高点，搞好强军备战，该亮剑时就亮剑。
那么，如何理性爱国？增强实力是首要。与世界先进水平比，我国的军事差距、技术差距、经济质量差距，都在20年-30年以上。我国实力正快速上升，最好的办法是不中断这一进程。时间有利于我国，保持崛起势头，延长战略机遇期，争取不大打、久打，主动权衡利弊特别是代价，不因大战第三次中断我国现代化进程，应是最大的战略目标。
内政修明是关键。近代以来内战明显多于外战，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悲哀。主打外敌、减少甚至无内战，应是军人和国家追求的基本目标。苦练内功，国防与经济良性互动，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建立稳定的法治中国是当务之急。
民族复兴责任在我。绵延5000年的中华文明，曾长期居于世界文明中心，经过近200年的蛰伏和沧桑，到了复兴再生之时，有信心再回世界文明高点。要像汉唐盛世一样，全面复兴中华文明，关键在内因、在自己。
作者为《中国战略观察》特约研究员
中国有一个怪现象，搞对外开放者，往往被骂为“卖国贼”，历史上屡演不衰。
清末士大夫尚处于“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的水平，“但以诟毁洋人为快”。开放先驱者的命运，就不美妙了。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撰了《海国图志》、徐继畲写出《瀛环志略》，都受国人诟骂，但传入日本后广受欢迎，引发明治维新，日本反过来再打我们。郭嵩焘出使英国，被骂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有贰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黄遵宪写出《日本国志》，无法出版，等甲午战败，为时已晚。当时务实者要求通电报、修铁路，但朝堂怕“惊动祖坟”，通电报拖了12年、修铁路拖了17年，即使铁路先修了一段，也被迫用骡子拉，因为害怕被骂为“汉奸”。
这些老故事，到改革开放之际，再次重演。当时对开放的争论很大，小平画圈的“春天”已过数年，依然存在“特区就是租界”的反对声。我国入世时争论更大，不少主张开放的同志被骂为汉奸、国贼;如果不是中央果断决策，就不可能在开放中紧跟世界先进潮流，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成就。
无论是修铁路还是入世，清流们从不从技术层面反对，而是用“高大上”理由来诛心，自居道德制高点，老是高调，好像调门越高越爱国，越排外越爱国，自以为“爱国无罪”，对现代文明无接纳之意，时刻盯着搞实务的人并借机痛批一通，但自己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操作办法，于国无补，害国不浅，也有人把这类“爱国者”称为“爱国贼”。
一
这种把排外当爱国、把开放当卖国的现象，起源在于长久自我封闭，不沟通、不理解导致不尊重和不平等。如果长期从概念到概念，远离一线，往往容易唱高调。察史观世，高调过头者，有悖常识，或圣或伪，圣罕伪广。历史往往很吊诡，也会呈现高调者成真汉奸、被骂的“卖国贼”实为爱国者的现象。莫名高调、不近人情，更远可追溯到易牙、竖刁和开方之辈，最后害死齐桓公的正是他们。
由于高调爱国者往往不择手段、不讲方法，按照这种逻辑，勾践若无“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过早与吴王对抗，只能是鸡蛋碰石头，没有翻盘机会。廉颇与强秦决战，以守为主，朝廷不满，换上了赵括，丢了40万条人命。王翦攻楚，认为需要60万大军，而秦王信任只需20万的李信;秦军大败后，王翦才被启用，并与楚军相持一年不肯出战，最终才抓住机会灭楚。安史之乱时，名将高仙芝、封常清根据敌强我弱态势，以守为主，但被勒令出战，战败后又被赐死，实在太冤。才略事功可能均超诸葛亮的王猛，临终前力劝别攻东晋，先除鲜卑、羌族两大内患，但苻坚不听，终致淝水大败，身死国亡。
把开放当卖国，根源在于对战与和的片面认识。南宋以来，我国存在“战争=爱国”或“妥协=卖国”的传统。事实上，战或和既可为爱国手段，亦可为害国之举。如李牧最初不与匈奴大战、高仙芝退守以避敌锋、袁崇焕与清军议和，皆是因时依势而定的最佳战术，也合孙子的“强者避之”及“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也就是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战与和、攻与守、让与取，以及何时战与何时和，本是可以探讨的战术问题，但主流舆论往往把硬拼当“爱国”的最高选择，经常为惨胜而癫狂，祸国实在不浅。
二
是否真爱国，主要看对国家造成的后果。孙子兵法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指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故重视战争并非好战，更要慎战，“自古知兵非好战”。谋略始终建立在实力基础上，而且是绝对优势的实力，“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近期钓鱼岛之争，若无核战时真打，从知已知彼多个角度看，我国是否有必胜把握？如不行，请先收起高调，学习勾践的忍耐和意志，为雪耻而卧薪尝胆。
其实不少争论并非爱国或卖国之争，不过是爱国的策略或方法之争。在和平年代，更不是战时的你死我活，更多的是合作共赢、是正和博弈，比如服务业开放确实需要让点利益，但还可以获得更大利益，服务业可加快发展并促国民经济转型，国民可以获得更优服务与更大福利。理解“落后就要挨打”，既应看到拳头落后，也应看到脑袋及体制滞后，才可开出综合、适中的治国良方。
理性认识我国实力。我国是大块头，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刚刚4年。但是，经济规模第二不等于综合实力国际第二，国际地位第二。世界居主导地位的大国，大致具有政治稳定、制度先进、军事超强、经济发达、科技领先、货币主导等特点，我国还存在较大差距：
一是硬实力（经济、科技、货币、军事）。我国人均GDP约为发达国家1/6，经济总量刚到世界的12%，美国巅峰时期曾占1/3左右;工业生产占世界的1/5，英、美曾分别达到一半;对外贸易占世界12%，英、美都曾超过1/3;对外投资存量占世界比重刚过2%，英、美曾占1/3以上。科技水平总体在二档，创新能力相对落后，引领世界科技还未见端倪，估计与发达国家的总体差距也在20年左右，而英、美科技则遥遥领先，曾引领科技革命;人民币国际化刚刚开始，刚进入前十大交易货币，基本不是储备货币;军事上我应在美、俄与欧盟之后，比美国落后30年以上。
二是软实力。中国社会仍在变动和转型，法制与规则不健全，创新与活力不足，传统优秀文化还待继承，护照签证免签率不高，有条件人群的移民比重过高，不稳定因素较多，体制吸引力不强，主动学习中国模式的国家不多。我国体制更加成熟和定型，恐怕也得在20年以后。英、美都曾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样板，吸引力很强，至今仍有许多科技精英和企业精英汇集美国，美国能吸纳全球技术移民的40%、著名科学家的62%、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70%，具有人才优势。如果将我看我与人看我结合，我国软实力恐处于第二、三梯队。
三是影响力。我国的主要优势是大国，国家体量、经济总量、军事与科技力量都是如此，但议题设置权、话语权不大，制定国际规则、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刚刚起步，主导能力的获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总本上看，我国仍处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阶段，实力没那么硬、号召力没那么强、影响力没那么大，估计国际影响力在世界前五名，与常任理事国地位差不多。而且，我国经济才刚到世界第二，经济质量差距很大，而美国是在成为经济世界第一半个世纪后，才获得国际规则主导权。 所以，当前判断中国是最强的发展中大国、第二经济大国、东亚第一强国等，大致不错。但放到世界上看，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总体上存在20年-30年以上的差距，与美国各方面差距都较大，与欧盟的综合实力与全球影响力相比差距也不小;军事及国际影响力等还逊于俄;与日本比也是各有所长，其发达程度、国民素质、文化科技、民族凝聚力、体制牢固、社会稳定、生态优良等与我对照明显。可见，我国综合国力是否第二位还可打一个问号？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发展中大国等定位，以及既要韬光养晦、又要积极有为等策略，是客观务实的。至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现在“有为”可多一点，如我国倡导的金砖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等，但实未到放弃这一策略之阶段，还宜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我国宜冷静判断自身实力，对自身定位不宜过分乐观，外防捧杀、内防虚骄，理性实施对外经济战略和国防战略。
三
在这种显著差距下，如过早与强者战略对决，既难取胜，也可能中断我国崛起进程。战争史上以“小而强”胜“大而弱”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满清胜大明。我国应培养成熟的国民心态，避免盲目自大与自我中心，防止不分青红皂白，把各种反外国言行都当作爱国壮举;把主张虚心学习先进、同西方友好相处、善于交换让步妥协之人皆视为汉奸。爱国应讲方法、有策略，不能单凭激情。爱国不但有道，还要有术，有时爱国之术还重于道。爱国既要用心灵，更要用大脑，提倡理性爱国和智慧爱国，而不能愤青爱国、口号爱国或狭隘民族主义式的爱国，对外国从仰视或俯视，到正视与平视。
我们要牢记小平同志南巡时的沉痛告诫：“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军事上的“左”，即是不顾实力、动辄喊打，搞军事冒险主义。正如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国虽大，好战必亡”，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同时要防“右”，能打胜仗，掌握高精尖武器，站在信息战制高点，搞好强军备战，该亮剑时就亮剑。
那么，如何理性爱国？增强实力是首要。与世界先进水平比，我国的军事差距、技术差距、经济质量差距，都在20年-30年以上。我国实力正快速上升，最好的办法是不中断这一进程。时间有利于我国，保持崛起势头，延长战略机遇期，争取不大打、久打，主动权衡利弊特别是代价，不因大战第三次中断我国现代化进程，应是最大的战略目标。
内政修明是关键。近代以来内战明显多于外战，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悲哀。主打外敌、减少甚至无内战，应是军人和国家追求的基本目标。苦练内功，国防与经济良性互动，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建立稳定的法治中国是当务之急。
民族复兴责任在我。绵延5000年的中华文明，曾长期居于世界文明中心，经过近200年的蛰伏和沧桑，到了复兴再生之时，有信心再回世界文明高点。要像汉唐盛世一样，全面复兴中华文明，关键在内因、在自己。
作者为《中国战略观察》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