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遭日军投掷炸弹损失惨重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为了破坏中国战时经济的基础，掐断中国战时军事运输的动脉，把招商局的庞大船队和仓库码头设施作为重点打击目标。早在1932年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时，就调集军舰集结吴淞，阻止招商局等中国航运公司的轮船进出。日本飞机向招商局南栈等处投掷炸弹，使招商局人员财产遭受严重损失。
　　招商局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共有大小船只53艘，计86 380总吨。抗战爆发后，部分船只担任撤入长江上游的运输工作，部分船只被征用沉塞航道，部分在外海船只撤往香港并出售。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调集重兵再度封锁吴淞江口，掠走招商局即将竣工的江轮“锦江”轮，炸毁客货轮以及杨家渡等栈码头方船17艘。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招商局船队面临被彻底摧毁或全部沦于敌手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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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江”轮在船坞中
　　 1937年8月14日，即淞沪战役爆发次日，“建国”轮抢先将故宫文物中最精华的八十余箱自南京运抵汉口，再从武昌换乘粤汉铁路火车运到长沙之后辗转以卡车送往贵州。
　　
　　抗战时，一艘招商局不明船名的江轮搁浅于三峡岩石上
　　上海沦陷之前，招商局最好的5艘海轮“海元”、“海亨”、“海利”、“海贞”、“海云”等撤退到香港，暂避敌军锋芒。1937年9月12日，招商局在南京成立长江业务管理处，指挥沿江各分局及江海各轮向长江腹地后撤，并负责办理军公运输及商货运输事宜。当时撤入长江从事后方运输的江海轮船包括“江顺”等大轮1 3艘;“恒吉”等小轮8艘。在南京扣押的日本轮“岳阳丸”、“大夏丸”，分别改名为“江汉”、“江襄”，也编入招商局船队一起后撤，其中“江襄”号在武汉会战时在黄岗被日机炸沉，“江汉”则一直使用到战后。
　　把船只撤入长江腹地，保存了招商局部分实力，并对川江战时运输业务的开展发挥了一定作用。
　　二、沉船御敌
　　1937年8月11日，民国政府和海军司令部联合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主要部署在沪宁之间布防，招商局委派副经理沈仲毅列席会议。为了阻挡和延缓日军的进攻，会议决定采取堵塞的办法，征用各类船只沉于港口要塞，同时布下水雷，以此进行防御。
　　8月12日，在江阴黄山下游鹅鼻嘴征用沉船24艘，计43 948吨，其中包括招商局“新铭”、“同华”、“泰顺”、“广利”、“嘉禾”、“遇顺”、“公平”等7艘，计13 706吨，约占江阴沉船总吨数的1/3，占招商局当年江海大轮总吨位的1/4。江阴沉船虽不能完全阻挡日军的进攻，但多少起了一些阻缓作用。
　　长江沉船的第二个要塞是江西马当，日军占领沪宁后，华中形势渐趋紧张。为了阻止日军溯江西进，在国民政府的号召下，1938年4月，18艘装满石头的船只用铁链相连沉入江底，以阻塞航道。这次马当塞港沉船，计24 995吨，其中招商局的船只有“新丰”、“新铭”、“江裕”等轮，合计8 791吨，约占马当沉船总吨的l/3强。此外，招商局还先后在上海、镇海口、龙潭口及宜昌等多处沉船御敌。要塞沉船阻缓了日军的进攻速度，为我军民及物资的后撤赢得了时间。
　　招商局的江轮“江裕”号
　　“江裕”为招商局江轮，1873年江南制造局建造，用于行驶上海武汉航线， 1938年4月抗日战争爆发，本轮奉命与“新丰”轮一同自沉于马当阻塞航道。
　　招商局的“新铭”轮，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被征用，于8月12日起随同12艘老旧军舰、185艘被证用的民船沉塞在长江江阴航道以阻绝日军向首都南京进犯。
　　“新丰”轮经营青岛北洋航线。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4月，本轮奉命与“江裕”轮及安庆地区的趸船一同自沉于马当阻塞航道。
　　“新丰”轮
　　1937年12月31日，为阻绝日军进犯，宁波防守司令部将“新江天”轮凿沉于甬江口堵塞航道（见下图）。
　　1937年8月沪战爆发至1938年11月，除江阴沉船堵塞线外，黄浦江沿江等地也随着战局演变，先后沉船筑起堵江御敌工程。先后有“普安”沉在董家渡航道，“洛阳”、“嵩山”等轮沉在江南造船厂附近航道。此外，还征用14搜船沉于十六铺航道，在黄浦江设置了三道封锁线。
　　浙江为阻止日军进攻，在宁波甬江入海口打了一道梅花桩作为第一道防线，“新江天”、“太平”轮等六艘船装满石子沉于镇海口作为第二道防线。1940年7月，又将“海緌”等轮沉海做第三道防线。至此沉于甬江航道的大小船艘达21艘，合计2万吨。筑起“海底篱笆”抗击日寇进犯。
　　三、缴船保产
　　1937年，南京最高国防会议决定在日军尚未进攻长江流域之前制敌机先、封断长江航路，截断长江中上游九江、武汉、宜昌、重庆一带的日军13艘舰船等的归路，作为与日交涉的筹码;并防止日军再度溯江而上。会议决议在1937年8月12日执行封江。
　　谁料担任会议记录的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叛变。当晚，他即将绝密情报传递给与之接头的日军谍报人员。接连二天，长江中游的日本舰船匆忙下驶。汉口、九江、沙市等地码头，日侨蜂拥而上。日本人行动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陆续通过江阴“锁航要塞”的日舰并没有卸下炮衣备战，但居然没有引起中国方面的警觉。当时，中华民国海军在湖口集结，江宁和江阴要塞的火力也已作好准备。但因事起匆忙没有协调好，当日本军舰陆续经过时，我军部分要塞单位因为警惕不足，未能及时作出回应;但当注意到异常的海军舰队则因没有接到截击指令，只能按兵不动。等到海军醒悟时日军已经撤退完毕，截击的最佳时机已经流过。
　　第三天中国方面开始封江时，总数13艘的日舰（包括旗舰“八重山”号）已经走脱一空。我参谋本部紧急由南京与江阴两面派队沿江搜索江面，一直到团山边境两个搜索队相会，才证明日舰已全部逃脱。最后仅在汉口附近捕获了日本商轮“岳阳”丸（改名“江汉”轮），在江阴附近捕获了“大贞”丸（改名“江襄”轮）两艘船交招商局营运，实在可惜。 　　“江汉”轮（3 298吨）原为日本日清汽船会社行驶沪汉线的“岳阳丸”， 1937年，被中国阻绝长江航道截获交招商局营运，改名“江汉”号。
　　四、抢运物资、输送物资
　　抗战后所有海岸被封锁，招商局海运业务全部停顿，海船全部损失或抛售，只有集中江轮上驶长江上游，保存实力以待战后复员之用。
　　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招商局对业务管理机构进行了一些调整，成立了长江业务管理处，联合三北、民生、大达、大通等华商民营航运公司，在南京成立“内河航业联合办事处”，以统筹安排，共同抢运前线军用物品及上海各家厂商的机器物资。当时的江阴江面已被截断，招商局派出小轮从上海日晖港启运，转苏州河至镇江，再换船抵南京，许多工厂因此得以安全西迁。
　　抗日战争爆发后，撤入长江上游的江轮有大轮13艘;小轮8艘。至1943年才在重庆再度恢复招商局的建制， 抗战期间部分船只被日本飞机空袭而毁，譬如 “江华”与 “江建”，“江华”轮被焚毁，“江建”捞起修复。
　　“江建”轮被炸翻
　　1938年7月，日寇调集南北两战场的兵力，溯江西上，准备围攻武汉。抢运战略物资、保卫大武汉遂成当务之急。武汉会战开始前，形势已日趋紧张，当时，大量江海轮船云集武汉，目标很大，极易成为日军空袭的对象，同时，船只不疏散，也无法应长江中下游军运及客货运输之急，大轮向上游航行已成必然之举。但多年来因汉宜段江流湍急，泥沙淤积，2 000吨级以上的船只从未在该线行驶。招商局在非常时期采取果断措施，决定派大轮开航该线，事先派人对汉宜段航道进行了20余天的调查，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和缜密计划，于1937年12月22日派“江安”、“江顺”两轮从汉口出发上行，并派大拖轮“利济”随行，以备不测。12月27日，两轮安全抵达宜昌。4 000吨以上级大轮在枯水季节上航宜昌，在近代内河航运史上堪称创举。不久，“江安”、“江顺”两轮又开始在汉宜线往返抢运人员物资，其他各公司也随之仿效，纷纷派大轮加入汉宜线运输，将大批物资运往宜昌。
　　武汉会战期间，招商局还与粤汉铁路实行了水陆联运。当时，北洋与长江下游各口岸均已陷敌或已自行封锁，外贸进出口岸只剩广州一埠。
　　武汉失守后，长江中上游航线全部被切断，招商局又开辟了长沙至宜昌以及常德至宜昌两条航线。1939年2月，该线正式开航，投入营运的轮船有“平江”等13艘，该航线开辟后，四川、鄂西与湖南的运输得以畅通。11月下旬，日军大举入侵华南，衡阳、桂林各地积压的器材全靠该航线转运进川，湖南人民食用的川盐也通过该航线运入。
　　武汉沦陷之后，日军沿长江继续西侵，宜昌岌岌可危。堆积在宜昌码头栈仓的军用器材和各类公物不计其数。招商局与民生公司、三北公司相互配合，采取多种形式，实行分段运输，或者直航重庆，或将物资分别运到秭归、巴东、巫山、奉节、万县，然后再由木船转运。在川江上转运抗日战争物资的木船高峰时期达到1 200余艘，使滞积宜昌的全部物资得以安全转移。
　　在抵抗外侮，挽救民族危亡的战争中，招商局护船保产、沉船御敌、抢运军队、输送物资，为争取抗战胜利、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权贡献出了自己应有的力量。
　　参考文献
　　[1]《中国海舰史月刊》战前招商局轮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