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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大型的食品企业，原料越依赖上游供应商。据统计，国内肉类加工企业自己养殖生猪的比例并不高，最高的也就60％，且规模越大，自给率越低，双汇、雨润的自给率仅为20％～30％。食品企业与原料供应商合作大多采取“公司+农户”的模式，除了收购关系，二者不存在其他隶属关系。这种模式降低了公司投入，提高了利润率，但管控力很低。市场行情好时，农户有很大的违约动机，增加了公司的采购风险。同时，农户很难自觉去提升安全和质量，而公司加强检测要付出更多成本，这都给食品安全带来隐患。
双汇一错再错?
在瘦肉精事件后，双汇集团董事长万隆表示，公司要加快养殖业的发展，下一步要扩建50万头甚至上百万头的大型养猪场。还计划通过资产置换、定向增发以及换股、吸收、合并等方式，将集团上下游相关肉类资产全部注入上市公司，重组后的双汇将拥有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据专业人士估算，投资比较现代化的养猪场，每10万头猪需要1亿元资金。按双汇现在每年3000万头的屠宰量，全部自己供给则需要300亿元左右的资金。养猪环节的经济收益比较慢，双汇在养殖环节投入过多，必将大幅降低其利润率和竞争力。
双汇的选择反映了关于食品安全的一个误区：只有全产业链才能严格控制质量关。然而，自建猪场就保险吗?猪场建起来了，还要建饲料厂吗?产业链延伸何时才是个尽头?
三种模式可供选择
不论是分权的“公司+农户”，还是集权的全产业链，都没有触及食品安全迷局的本质。迷局的破解，本质在于打破上、下游博弈的交易结构。无论是全产业链还是“公司+农户”，原料供应方跟食品企业都是利益对立的博弈方，为了提高利润，食品企业有压低原料价格的动机，原料供应方为了满足低供价要求，就有降低质量的企图。
因此，破解食品安全迷局的关键是改变原料供应方与食品企业的对立博弈结构。以下三种模式可供参照：
第一类是供应商拥有所有权的合作社模式。该模式盛行于国外上百年，在欧美农业中广泛采用。以牛奶供应合作社为例，奶农们集资(资金只享受银行利息，并不作为股份)或贷款建设合作社，合作社进行乳制品的生产、加工，产生一定利润。奶农们按照各自奶量对总奶量的贡献比例分配净利润。管理权则可以按照一人一票，也可以按照贡献比例分配投票权。这类模式之所以具备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把奶农对奶源投入的利益跟乳制品产出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打破了原先的供应方与食品企业的利益对立，实现利益趋同。
第二类是软一体化模式。企业建立一个平台，自身负责能够集约化的环节，把分散化的环节交由其他利益相关者，企业通过让渡部分剩余收益的方式激发其他利益相关者，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这种模式能够把企业集约化与养殖分散化在不同环节中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同时提升食品安全和企业效益。国内某上市养殖企业的做法就很值得借鉴。首先是分散养殖，各个养殖区相互隔离，并通过封闭管理，即使有疫情也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其次，农户须缴纳一定比例保证金，并按公司养殖流程接受饲料供应、防疫、技术指导和“封闭管理”，具体养殖方式由农户自行决定。养殖周期结束后，公司按照养殖成果支付农户养殖利润。极端疫情下，公司给予农户最低保障利润。最后，公司通过统一采购、统一供料、统一供种、统一防疫、统一流程、统一销售等控制好整个链条的安全和利润率。在这种方式下，农户能够获得养殖行为的剩余收益，积极性很高；企业则通过建设平台，降低运营风险，使农户和公司的技术工人都是只针对一个养殖环节的流水线专业化操作，从投入产出比看也具备较高的经济效率。软一体化的操作方式有很多，但对公司的商业模式设计水平和运营能力有较高要求。
第三类是混合合作社模式。三聚氰胺事件后，国内乳制品企业也纷纷开始投资自建牧场，却跟传统意义的“自建”牧场有所差异。国内某大型乳制品企业新建了占地4000亩的精品奶源基地，存栏奶牛达到1.5万头，但组织形式却是进化的合作社模式。当地农户以三种方式贡献资源并享受收益：第一是土地，农户可用土地入股，这些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可用大型机械化设备种植玉米，作为饲料，按土地面积分红；第二是奶牛，农户以奶牛入社，有入股分红、保本分红、固定回报、合作生产等多种形式，每年享受一定比例的分红(20％)；最后，农户以自己的劳动力可以转化为产业工人。这种模式的关键点在于，该企业为合作社配备的奶牛养殖技术，能大量提升牛奶产量。集约化也为品质控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当然，规模化养殖对防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发生问题就会延伸到整个养殖场。这种模式下，农户从土地分红、奶牛分红、工资收入等方面的收益都完全取决于合作社最终的产出，原材料(饲料、奶源)供应方跟乳制品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把农户分散的资源跟企业集约化的技术和生产工艺结合起来。对于合作社来说，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是参与者利益的同一化，但农户作为土地主、奶牛拥有者、产业工人等多方主体，利益诉求又是多元的，因此，混合合作社模式的交易成本将会较高。
以上只是传统全产业链模式外的部分商业模式，都能较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关键在于企业要有重新定义博弈结构、化利益对立为利益统一的意识，才能设计出新的交易结构，打破食品安全迷局。当然，行业和政府要承担相关责任，欧美国家政府的强力管控和发达的行业中介组织、协会体系在规避食品安全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双汇一错再错?
在瘦肉精事件后，双汇集团董事长万隆表示，公司要加快养殖业的发展，下一步要扩建50万头甚至上百万头的大型养猪场。还计划通过资产置换、定向增发以及换股、吸收、合并等方式，将集团上下游相关肉类资产全部注入上市公司，重组后的双汇将拥有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据专业人士估算，投资比较现代化的养猪场，每10万头猪需要1亿元资金。按双汇现在每年3000万头的屠宰量，全部自己供给则需要300亿元左右的资金。养猪环节的经济收益比较慢，双汇在养殖环节投入过多，必将大幅降低其利润率和竞争力。
双汇的选择反映了关于食品安全的一个误区：只有全产业链才能严格控制质量关。然而，自建猪场就保险吗?猪场建起来了，还要建饲料厂吗?产业链延伸何时才是个尽头?
三种模式可供选择
不论是分权的“公司+农户”，还是集权的全产业链，都没有触及食品安全迷局的本质。迷局的破解，本质在于打破上、下游博弈的交易结构。无论是全产业链还是“公司+农户”，原料供应方跟食品企业都是利益对立的博弈方，为了提高利润，食品企业有压低原料价格的动机，原料供应方为了满足低供价要求，就有降低质量的企图。
因此，破解食品安全迷局的关键是改变原料供应方与食品企业的对立博弈结构。以下三种模式可供参照：
第一类是供应商拥有所有权的合作社模式。该模式盛行于国外上百年，在欧美农业中广泛采用。以牛奶供应合作社为例，奶农们集资(资金只享受银行利息，并不作为股份)或贷款建设合作社，合作社进行乳制品的生产、加工，产生一定利润。奶农们按照各自奶量对总奶量的贡献比例分配净利润。管理权则可以按照一人一票，也可以按照贡献比例分配投票权。这类模式之所以具备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把奶农对奶源投入的利益跟乳制品产出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打破了原先的供应方与食品企业的利益对立，实现利益趋同。
第二类是软一体化模式。企业建立一个平台，自身负责能够集约化的环节，把分散化的环节交由其他利益相关者，企业通过让渡部分剩余收益的方式激发其他利益相关者，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这种模式能够把企业集约化与养殖分散化在不同环节中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同时提升食品安全和企业效益。国内某上市养殖企业的做法就很值得借鉴。首先是分散养殖，各个养殖区相互隔离，并通过封闭管理，即使有疫情也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其次，农户须缴纳一定比例保证金，并按公司养殖流程接受饲料供应、防疫、技术指导和“封闭管理”，具体养殖方式由农户自行决定。养殖周期结束后，公司按照养殖成果支付农户养殖利润。极端疫情下，公司给予农户最低保障利润。最后，公司通过统一采购、统一供料、统一供种、统一防疫、统一流程、统一销售等控制好整个链条的安全和利润率。在这种方式下，农户能够获得养殖行为的剩余收益，积极性很高；企业则通过建设平台，降低运营风险，使农户和公司的技术工人都是只针对一个养殖环节的流水线专业化操作，从投入产出比看也具备较高的经济效率。软一体化的操作方式有很多，但对公司的商业模式设计水平和运营能力有较高要求。
第三类是混合合作社模式。三聚氰胺事件后，国内乳制品企业也纷纷开始投资自建牧场，却跟传统意义的“自建”牧场有所差异。国内某大型乳制品企业新建了占地4000亩的精品奶源基地，存栏奶牛达到1.5万头，但组织形式却是进化的合作社模式。当地农户以三种方式贡献资源并享受收益：第一是土地，农户可用土地入股，这些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可用大型机械化设备种植玉米，作为饲料，按土地面积分红；第二是奶牛，农户以奶牛入社，有入股分红、保本分红、固定回报、合作生产等多种形式，每年享受一定比例的分红(20％)；最后，农户以自己的劳动力可以转化为产业工人。这种模式的关键点在于，该企业为合作社配备的奶牛养殖技术，能大量提升牛奶产量。集约化也为品质控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当然，规模化养殖对防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发生问题就会延伸到整个养殖场。这种模式下，农户从土地分红、奶牛分红、工资收入等方面的收益都完全取决于合作社最终的产出，原材料(饲料、奶源)供应方跟乳制品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把农户分散的资源跟企业集约化的技术和生产工艺结合起来。对于合作社来说，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是参与者利益的同一化，但农户作为土地主、奶牛拥有者、产业工人等多方主体，利益诉求又是多元的，因此，混合合作社模式的交易成本将会较高。
以上只是传统全产业链模式外的部分商业模式，都能较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关键在于企业要有重新定义博弈结构、化利益对立为利益统一的意识，才能设计出新的交易结构，打破食品安全迷局。当然，行业和政府要承担相关责任，欧美国家政府的强力管控和发达的行业中介组织、协会体系在规避食品安全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