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很想有一条红领巾。我娘是个瞎子。
　　十岁那年，村里刚时兴办副业，我们大队办了个红领巾厂。村支书是我干爷爷，他叫娘来当工人，说：“大牛子娘按半个工算，干多干少大伙儿多担待。”娘干活儿虽不惜力，毕竟不比常人利索。我每天打完猪草都去帮娘，娘只要伸出胳膊摸不到该搬的箱子了，嘴角就会微微上扬。
　　娘领工资第一天就花光了。她先去集上给我买了一身新衣服和书包，又跑到学校交了学费。就这样，我就是春风镇小学的学生了。那天一放学，我连蹦带跳去厂里找娘，干爷拦下我：“还真是大牛子呀，这行头一换，人也出息了，你娘送你上学对着呢！”
　　娘闻声走过来，把我搂在怀里，向干爷摆摆手。婶子们嬉笑着说：“看啊，真是俊娘生了个俊娃娃啊。”她们逗我，说都上学了咋还来找娘？我说我是来接娘、给娘当拐棍的。她们又问，是不是长大了就不给娘当拐棍了，该给媳妇当拐棍了？我说，是，不当了。婶子们笑弯了腰，笑够了，才听见我说：“长大后我要当娘的眼睛。”干爷夸我是个好后生，给我取名赵新。
　　春风镇小学有四间教室。一、三年级在一个屋，二、四年级在一个屋，叫复式班。还有两间是五年级，全公社凡是上到五年级的孩子都集中在此。我干爷的亲孙女关燕子跟我一个教室，可人家是读三年级。关燕子刚当上少先队员，红领巾把她的衬衣和脸蛋都衬得白白的，走起路来更是好看，那首歌怎么唱来着：胸前的红领巾迎风飘扬……
　　我也想有一条红领巾。除了娘，这话我不敢跟别人讲，怕人笑话。
　　“娘知道，”娘摸着我的头，“可厂里的东西不能拿。你好好用功，下回就有你的哩。”我说娘你不懂，三年级以上才能当少先队员。
　　娘眨了眨黑黑的眼睛，悄声问：“你不是跟三年级在一屋上课吗？老师讲课有没有堵住我大牛子的耳朵？”我恍然大悟。
　　很快，关燕子发现了我的秘密，放学路上她问我：“你背小九九了？”我没回答，而是加快了脚步。晚上，干爷带着关燕子给我送来二年级的课本，课本里夹着一片树叶，上面写着“赵新加油”。
　　我加入少先队是和关燕子一起升入五年级以后的事。红领巾就要发下来了，正天天盼着，却盼来了我爹。爹把我拽出教室，拽了好几里地才拽到家。我说：“叫我出去打工有条件，得叫我弟上学。”爹骂了一句混账东西，跟你瞎娘一样。
　　晚上，干爷来砸门，爹没给开。干爷站在门外问：“俩孩子的娃娃亲也不算数了吗？”爹说，都啥年代了，不算数了。
　　夜深人静，月亮升起来。娘端着一大碗面走进我屋。面吃完了，碗底露出两个鸡蛋来。娘说：“打啥愣，等你弟醒了抢呢？赶紧吃，吃完把灯绳拽着。”
　　娘从衣兜里掏出一样东西，我忍不住喊出声来——红领巾！
　　“碎布头儿，她们都攒着缝椅垫，我也攒了几块。你看还行不？”娘把红领巾展开，每一针都缝的匝实细密。
　　“娘，真好。你缝的时候扎手了？”
　　“娘咋能扎手，娘缝棉袄都不扎手。”我没再说话，红领巾上朵朵“梅花”出卖了娘。娘说：“我大牛子念书用功，爱帮娘干活儿，还天天起早多打出一筐猪草，给干爷悄悄撂下，娘都知道。你呀，戴红领巾早够格了。”我哇一下哭了出来，把红领巾揉成一团又塞回给了娘。
　　第二天，我离开了家乡，工头是我远方表叔。早年跟着表叔我们什么都干，因为不懂法，蹲过几年班房。放出来后媳妇走了，留下一个儿子，娘也走了，我没能当娘的眼。
　　正想这些，秘书敲门进来：“赵总，您捐助希望工程一晃也快20年了吧？都脱贫了，真是喜事啊。”我点点头，听他接着说：“眼下有个学校，多媒体办学需要100台电脑……”
　　“捐！”我毫不迟疑。没想到，捐助的正是我家乡的春风镇小学。自从娘不在了，我不愿意回老家，这次，做副县长的弟弟非把我请回去。回到母校，当年的几间教室已变成四层教学楼，但我们的影子仿佛还在。
　　孩子们已在操场上集合好。伴着乐曲，我和几位县领导站上主席台，这几乎是很老的套路了。今天为我戴紅领巾的是一位漂亮的女校长，她走过来，笑容绽放。
　　“等等，等一下！”我的眼睛盯住校长手里的红领巾，是那块！碎布拼成的那块！这些年我做梦都梦到它，在娘的柜子里不知翻了多少回，还跟我弟大动肝火，认定是他给扔掉了。
　　校长为我把红领巾捋得平平整整：“祝贺赵新同学，学校欠你一条红领巾呢。”我认出了她，我有一万个疑问。时间太短，只够她再多说一句话：“你娘在的时候常说，有了大牛子，她的眼亮着呢。”
　　回城路上，我跟老二打趣着：“赵县长，关校长一直在春风镇吗？刚才走得匆忙，回头你问问她有什么困难没有，或者她家人、孩子有什么事，咱都好帮忙。”
　　“哥呀，这话幸好你没直接问她，关燕子还一个人呢，对外她一直说自己早就订亲了，可跟谁订的，对象长啥样，没人见过。”
　　我又打愣了，弟弟却不能像娘一样马上就知道我打愣了，他依然大声说着：“哥，你说这关燕子等的会是谁呢？对了，你红领巾还没摘呢，这红领巾咋还是个旧的……”
　　我用双手紧紧捂住胸口，红领巾跳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