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国学之于人的意义，就在于助人修其身。修身当有三层修行——一曰修为人，二曰修接物，三曰修处世。国学于人，首先是使人修心性，升华自身人格，深明法度真义，谨依法度行事。国学于人，教人如何待人接物，处理自己周边的人际关系，提高自身的交际能力，增加自身的人格魅力。国学于人，引导人们立足于社会，从人性出发，以人为本地追求个人发展与自然发展“天人合一”的境界，共同构建和谐社会。
　　【关键词】国学于人；利在修身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
　　百年以前，西学在列强不断冲击大清之时，乘了一股强劲的西风肆意横行于中华大地，面对国人们日渐崇洋媚外、打压国学的丑行，章炳麟在如清帝国般摇曳的烛火下写下这句话。
　　國学不兴，何以兴国？
　　然而，作为亿万国民中极其渺小的一员，如何尽自己微薄之力来助国学复兴，这又是一个困扰了国学家许久的问题。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两千多年前，《礼记·大学》记载了这句箴言。依我之见，君子何以治国、平天下，必在于修己身，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兴国在于兴国学，而于民众，兴国学必先修其身。
　　国学之于人的意义，就在于助人修其身。
　　然，何以修身？以鄙陋之见，修身当有三层修行——一曰修为人，二曰修接物，三曰修处世。上下五千载，纵横几万里，中华大地古今不乏名人高士，或入世，或出世，或超然于世外，以修养心性为毕生追求者甚多，大抵离不开修为人言行、待人接物、处世之道。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儒家的“忠恕”之道，仁者爱人，儒生们试图和谐人际关系，建立大同社会；“菩萨布施，等念怨亲，不念旧恶，不憎恶人”“当发菩提心，广济诸群生”是释家的“戒定慧”之学，修戒修定修慧，僧人们以三无漏学修习心性平静内心，平和地引人向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是道家的“道德”之说，上善若水，老庄们超脱于世俗之外而心系众生，致力于修人品性。
　　所谓修为人，国学中讲“君子之行”，讲求人应洁身自好、有风骨，自宋明理学盛行后又追求家国大义的气节。读“建安七子”之章，读到的是建安风骨，豪情、刚健、词慷慨，于观者，学到的是一种慷慨大气、气度非凡的心性；阅阮籍、嵇康、刘伶之篇，看到的是魏晋风流，正如刘义庆《世说新语》所言“记言则玄远，记行则高简瑰丽”，清谈、长啸、痛饮酒，于读者，体会的是一种个性解放、标举风骨的洒脱；叹文天祥、屈子之作，感到的是“英雄生死路，却是壮游时”的气节，守节、不屈、赴生死，于悲者，继承的是坚持正义，在敌人和压力面前不低头的品质。
　　国学于人，首先是使人修心性，升华自身人格，深明法度真义，谨依法度行事。
　　所谓修接物，先秦国学中儒家说得好——“择善而从”，博学于文，并约之以礼。孔子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大抵便是接物的原则。荀子曰：“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提醒我们该如何面对善与不善；一代贤相魏征“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不仅协助太宗皇帝开创了贞观之治，更让后人在待人接物方面形成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民主思想；白帝城刘备托孤“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把自己“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的礼贤下士之道传给了后主刘禅，也传给了后世无数中华儿女，成为一条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
　　国学于人，教人如何待人接物，处理自己周边的人际关系，提高自身的交际能力，增加自身的人格魅力。
　　所谓修处世，中庸之道是为国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处事原则。《论语·雍也》解：“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人们多言“中庸”，却往往不知中庸的修身之道。曰慎独自修，曰忠恕宽容，曰至诚尽性，讲的是一种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然，中庸之道并非无原则、无底线的妥协退让。真正的中庸是讲求和而不同的，“乡原，德之贼也。”孔子语中的“乡原”便是不讲道理的意思。它体现的是一种豁达的胸襟和不凡的气度，是去除偏激、对事物恰到好处的把握，是要我们辩黑白、明是非。
　　国学于人，引导人们立足于社会，从人性出发，以人为本地追求个人发展与自然发展“天人合一”的境界，共同构建和谐社会。
　　人杰地灵的华夏，以几世几代的文化积淀造就了如此博大精深的国学，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是对我们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身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阶段，为了夺取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新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争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要从自身做起，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学习国学以修身、修心性、修品德，助力国学复兴、国家复兴、民族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