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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恐怖主义自其诞生之日，各国政府便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打击，并成为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等的重要议题、预案、计划与行动的核心问题。美国是世界性、全球性反恐战争的发起者，其政府的反恐行动对内部社会、经济发展，外部外交、军事与国家战略均产生了较为广泛与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就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后，美国政府做出的社会反恐治理与宏观反恐战略所产生的多元影响力进行浅析，展示美国政府对反恐事业的执行力度与方法。
[关键词]美国政府；反恐治理；全球战略；影响力
一.案例背景引入
在2013年4月15日下午，美國波士顿国际马拉松赛现场发生连环爆炸案件，造成包括一名中国籍公民在内的3人死亡，200多人受伤[1]。在继十多年前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美国本土地区遭遇了最为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社会陷入部分规模的骚乱与恐慌中。在事发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便在白宫听取国土安全局人员的相关汇报，并亲自坐镇白宫进行反恐战事指挥，致电各级州政府并表示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美国多座重要城市提升警戒程度，国防部则积极调遣相关专业部门前往进行事件处理[2]，军队做好临战准备，展开了对恐怖主义的信息情报搜集与抓捕工作。3天后，恐怖主义嫌疑人落网。
二.美国政府反恐治理历程简述
波士顿爆炸事件的突然性与本土性使得美国政府及其社会反恐治理再次成为关注焦点。自“9·11”事件发生以后，安理会通过1373号决议，促使所有成员国将恐怖主义行径列为犯罪行径并进行打击[3]。多国在美国的倡导下成为了反恐战争战线的成员，而美国则通过发动全球性反恐战争，重点针对中东、南亚地区恐怖组织进行战略、战术性精确打击，使众多恐怖组织被迫收缩自身势力范围，并改变期扩散蔓延的方式与生存模式，具有代表性的是2011年美军突袭巴基斯坦“基地”恐怖组织所在藏身驻地，将本·拉登击毙并对南亚地区进行持续性反恐行动。
三.浅析美国政府反恐治理的影响力
1.美国政府持续性、战略性的反恐顶层设计和对恐怖主义的全球性、系统性打击，使恐怖主义一定程度上承受了来自于政治、舆论与军事武力的多元创伤，其存在的战略性经济、社会根基呈现部分动摇状态与破碎化趋势，并且对其“正当化”、“合法化”意图产生了较为关键性的震慑，削弱了恐怖主义民众化、国家化走向。其中，美国因以自身经济、军事的绝对领先优势与全球进攻性军事国家战略为主导，结合最新军事科技成果，动用特种部队、卫星、无人机等精密装备有计划、目标明确地打击恐怖主义头目、基地以及其相关组织，产生的点穴性成果非其他常规武装预警行动所可比。正因美国受恐怖主义伤害较重，所以对全球性恐怖主义的监测、遏制、打击及相应军事与政治力量的投入、部署才受到高度重视，凭借美国常年以来维持的全球性战略框架体系，将恐怖主义压缩在相对局限的活动空间内，令其无法真正意义上形成属于自身的稳定“政权”、经济系统与社会阶层。
2.美国政府借助其工业社会相对成熟的治理模式、管理体系以及相关设施、组织、人员、装备的配置，通过相对科学、合法且相对完善的危机管理应对机制、体系，较高效地处置波士顿爆炸事件所带来的消极社会影响，并将其转化为体现国家及其与力量的展示性行动，获得了民众、媒体及其他部分国家的认同与支持。美国具有以联邦应急管理署为主导、隶属于国土安全部的国家安全机构，协调各专业部门进行对恐怖袭击等重大灾害事件的应对活动，在案例中，美国以所在州属地为主进行自我救援，并且以建立的应急制度为基础，自白宫至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各层级政府均进行社会与公共部门的共同动员，并联合国防部进行军队等安全组织的协调合作，迅速从临战状态转化为战斗状态，并依据反恐官员及相关组织的情报分析，判断出恐怖组织来自于美国本土而非“基地组织”，节约了社会危机管理与反恐治理行动的时间。
3.美国政府自成立起及美国社会、民众对法律及其体系的设计、重视与遵守，使美国政府在反恐治理行动中拥有相对完善、科学、严谨及系统化法律法规作保障，形成了以法律法规为核心规章制度与操作流程的反恐治理社会范式与危机管理流程，维持了以法律为主导精神的社会氛围。美国政府于1976年通过《全国紧急状态法》，并对恐怖袭击等灾难后的紧急状态设置了总统宣布流程，行使特别权力颁布特殊法规 。在2013年发生的波士顿爆炸案中，奥巴马总统同样按照《全国紧急状态法》安排相关安全部门执行对核电站、特区以及主要街道、公共场站的特殊保护，并授权军队加入对恐怖分子的搜捕；在与恐怖分子做斗争的过程中，美国政府所依据积累经验形成的反恐能力与建立的法律机制相对周全，其依据框架体系形成了反恐专业组织与研究学者，依据法律组织自救并立刻打击恐怖分子，使美国全社会的反恐力量在法律的支持保护下进一步得到充实。
4.美国政府对反恐治理缺乏对恐怖主义、恐怖组织及其人员心理、动机的深层次理解，导致自身的反恐战争逐步演变为期全球反恐体系及国家战略中维护自身国家霸权的掩盖，并因反恐战争中对平民的误伤，带来更多恐怖组织借机扩散的仇恨、矛盾与根本性排斥感。由于美国多年对恐怖主义进行海外全球性打击，致使其威胁主要来源于境外，因而惯性思维导致美国政府的部分部门与民众将关注度集中于中东、中亚、南亚等类似于巴基斯坦、索马里、伊拉克等国家，忽略了恐怖主义的生存能力及其力量逐步恢复后爆发出的仇恨与对立情绪，加上美国反恐战争的过度扩大化，演变为借助反恐为借口推行变相侵略的非正义军事行动，恐怖主义寻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与缘由，在此反恐治理维度上存在的缺陷成为了美国政府自身无法直接顾及的死角；而网络、信息化以及媒体的广泛使用使得美国政府面临舆论、外交、公关、社会治理与战略性联动效应的压力，美国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也使宗教极端主义，种族主义等激进思想迅速扩散，并获得了部分民众的认同，加剧了社会对恐怖主义精神、意识形态防范的脆弱性。
参考文献
[1]姜平，贾洁萍，孔庆兵.公共危机管理与突发事件应对[M].北京：红旗出版社，2011.
[2]徐寅，刘仁林.美国不会进入“后波士顿时代”[J].世界军事，2013，（12）：42—45.
[3]熊照元.巴基斯坦反恐殷鉴[J].世界军事，2014，（16）：12—16.
作者简介
李江（1990——），男，25岁，江苏省南京人，现就读于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一年级。
[关键词]美国政府；反恐治理；全球战略；影响力
一.案例背景引入
在2013年4月15日下午，美國波士顿国际马拉松赛现场发生连环爆炸案件，造成包括一名中国籍公民在内的3人死亡，200多人受伤[1]。在继十多年前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美国本土地区遭遇了最为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社会陷入部分规模的骚乱与恐慌中。在事发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便在白宫听取国土安全局人员的相关汇报，并亲自坐镇白宫进行反恐战事指挥，致电各级州政府并表示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美国多座重要城市提升警戒程度，国防部则积极调遣相关专业部门前往进行事件处理[2]，军队做好临战准备，展开了对恐怖主义的信息情报搜集与抓捕工作。3天后，恐怖主义嫌疑人落网。
二.美国政府反恐治理历程简述
波士顿爆炸事件的突然性与本土性使得美国政府及其社会反恐治理再次成为关注焦点。自“9·11”事件发生以后，安理会通过1373号决议，促使所有成员国将恐怖主义行径列为犯罪行径并进行打击[3]。多国在美国的倡导下成为了反恐战争战线的成员，而美国则通过发动全球性反恐战争，重点针对中东、南亚地区恐怖组织进行战略、战术性精确打击，使众多恐怖组织被迫收缩自身势力范围，并改变期扩散蔓延的方式与生存模式，具有代表性的是2011年美军突袭巴基斯坦“基地”恐怖组织所在藏身驻地，将本·拉登击毙并对南亚地区进行持续性反恐行动。
三.浅析美国政府反恐治理的影响力
1.美国政府持续性、战略性的反恐顶层设计和对恐怖主义的全球性、系统性打击，使恐怖主义一定程度上承受了来自于政治、舆论与军事武力的多元创伤，其存在的战略性经济、社会根基呈现部分动摇状态与破碎化趋势，并且对其“正当化”、“合法化”意图产生了较为关键性的震慑，削弱了恐怖主义民众化、国家化走向。其中，美国因以自身经济、军事的绝对领先优势与全球进攻性军事国家战略为主导，结合最新军事科技成果，动用特种部队、卫星、无人机等精密装备有计划、目标明确地打击恐怖主义头目、基地以及其相关组织，产生的点穴性成果非其他常规武装预警行动所可比。正因美国受恐怖主义伤害较重，所以对全球性恐怖主义的监测、遏制、打击及相应军事与政治力量的投入、部署才受到高度重视，凭借美国常年以来维持的全球性战略框架体系，将恐怖主义压缩在相对局限的活动空间内，令其无法真正意义上形成属于自身的稳定“政权”、经济系统与社会阶层。
2.美国政府借助其工业社会相对成熟的治理模式、管理体系以及相关设施、组织、人员、装备的配置，通过相对科学、合法且相对完善的危机管理应对机制、体系，较高效地处置波士顿爆炸事件所带来的消极社会影响，并将其转化为体现国家及其与力量的展示性行动，获得了民众、媒体及其他部分国家的认同与支持。美国具有以联邦应急管理署为主导、隶属于国土安全部的国家安全机构，协调各专业部门进行对恐怖袭击等重大灾害事件的应对活动，在案例中，美国以所在州属地为主进行自我救援，并且以建立的应急制度为基础，自白宫至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各层级政府均进行社会与公共部门的共同动员，并联合国防部进行军队等安全组织的协调合作，迅速从临战状态转化为战斗状态，并依据反恐官员及相关组织的情报分析，判断出恐怖组织来自于美国本土而非“基地组织”，节约了社会危机管理与反恐治理行动的时间。
3.美国政府自成立起及美国社会、民众对法律及其体系的设计、重视与遵守，使美国政府在反恐治理行动中拥有相对完善、科学、严谨及系统化法律法规作保障，形成了以法律法规为核心规章制度与操作流程的反恐治理社会范式与危机管理流程，维持了以法律为主导精神的社会氛围。美国政府于1976年通过《全国紧急状态法》，并对恐怖袭击等灾难后的紧急状态设置了总统宣布流程，行使特别权力颁布特殊法规 。在2013年发生的波士顿爆炸案中，奥巴马总统同样按照《全国紧急状态法》安排相关安全部门执行对核电站、特区以及主要街道、公共场站的特殊保护，并授权军队加入对恐怖分子的搜捕；在与恐怖分子做斗争的过程中，美国政府所依据积累经验形成的反恐能力与建立的法律机制相对周全，其依据框架体系形成了反恐专业组织与研究学者，依据法律组织自救并立刻打击恐怖分子，使美国全社会的反恐力量在法律的支持保护下进一步得到充实。
4.美国政府对反恐治理缺乏对恐怖主义、恐怖组织及其人员心理、动机的深层次理解，导致自身的反恐战争逐步演变为期全球反恐体系及国家战略中维护自身国家霸权的掩盖，并因反恐战争中对平民的误伤，带来更多恐怖组织借机扩散的仇恨、矛盾与根本性排斥感。由于美国多年对恐怖主义进行海外全球性打击，致使其威胁主要来源于境外，因而惯性思维导致美国政府的部分部门与民众将关注度集中于中东、中亚、南亚等类似于巴基斯坦、索马里、伊拉克等国家，忽略了恐怖主义的生存能力及其力量逐步恢复后爆发出的仇恨与对立情绪，加上美国反恐战争的过度扩大化，演变为借助反恐为借口推行变相侵略的非正义军事行动，恐怖主义寻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与缘由，在此反恐治理维度上存在的缺陷成为了美国政府自身无法直接顾及的死角；而网络、信息化以及媒体的广泛使用使得美国政府面临舆论、外交、公关、社会治理与战略性联动效应的压力，美国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也使宗教极端主义，种族主义等激进思想迅速扩散，并获得了部分民众的认同，加剧了社会对恐怖主义精神、意识形态防范的脆弱性。
参考文献
[1]姜平，贾洁萍，孔庆兵.公共危机管理与突发事件应对[M].北京：红旗出版社，2011.
[2]徐寅，刘仁林.美国不会进入“后波士顿时代”[J].世界军事，2013，（12）：42—45.
[3]熊照元.巴基斯坦反恐殷鉴[J].世界军事，2014，（16）：12—16.
作者简介
李江（1990——），男，25岁，江苏省南京人，现就读于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一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