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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宣汉背篼戏产生于清代，分布在以宣汉为代表的川东地区，是川东民俗风情的真实写照。背篼戏的特点是集口技、腹语、器乐、杂技等多种技艺于一体，对表演者有着极高的才艺要求。作为反映大巴山地区人民生活生产的“土特产”、“活化石”，背篼戏的艺术价值和研究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文章将就宣汉背篼戏的艺术特点和文化内涵进行阐述。
关键词：背篼；艺术；发展
一、宣汉背篼戏概述
宣汉背篼戏，又称“相书”，清代后期由长江下游传入川东北地区后与当地方言、民俗结合，并逐步演变成为一种集口技、器乐、腹语、杂技于一体的四川大巴山区的代表曲艺。其特色是艺人在演出时置身背篼（或屏帐、屏风）之中，仅凭自身一张嘴，再加上几件背篼戏表演所需要的道具（如响板、折扇、铜铃等）模拟各种声音，营造环境氛围，模拟人物对话，制造幽默诙谐的故事情节，观众虽然“只闻艺人声，不见艺人貌”，但是却能被表演者那绘声绘色、妙趣横生的表演感染得如临其境。背篼戏常用大巴山老百姓熟悉的歇后语、打油诗、吟诗等手段，以幽默讽刺见长，具有浓郁的本土气息，是大巴山民俗文化资源的瑰宝。
二、宣汉背篼戏的历史渊源
宣汉背篼戏，虽然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且广受百姓喜爱，但是它却并不是完完全全土生土长发源自本地的艺术品种。其前身是中国一门古老的民间艺术——“口技”。
口技在中国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公元前一百多年的汉朝，由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孟尝君列传》中“鸡鸣狗盗”的典故便是“口技”的写照。而后的宋朝，口技迅速发展，南宋耐得翁所著的《都城纪胜》和孟元老所著的《东京梦华录》中都对口技有详细的记载描述。到了清朝，被后人冠以“中国短篇小说之王”的蒲松龄，还专门撰文《口技》一篇，文章生动形象的描述了口技表演者精湛绝伦的艺术功底，展现了口技的无穷魅力。 但是，口技流传到四川地区时，已经是清代咸丰年间，当时经由江浙传入成都和川东北地区的这门民间艺术，历经几代艺人的不断改良、创新、集众家之长，逐渐才形成了独具本地特色的曲艺——相书（亦称背篼戏）。现如今，无论是江浙一带还是北京、上海这种民间口技早已消失，但是，后来流入四川并经改良的相书（背篼戏）到今天都仍然活跃在曲艺舞台上，这也不得不让人感到无限唏嘘。流传到四川经改良后的相书即便是在现代化的今天，也一直保持着明清以来的古老传统形态，四川人天生喜乐、闲逸、乐观、豁达的娱乐方式，可能也是相书这种传统文化能延续到今天的原因之一。
三、宣汉背篼戏的发展历程
1932年红四方面军在大巴山区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总指挥部，红军为了在此丰富百姓的生活，并借以曲艺为宣传抗日武器，便在当地建立了文艺宣传队。宣传队的表演节目多为曲艺，其中就包括了深受百姓喜爱、通俗易通的背篼戏。
背篼戏自清代传入四川地区以来，经几代艺人的不断改良创新，已经具备了较完善的艺术形态。同时，在抗日战争时期，大量的北上广民间艺术团体流落到大巴山，更是为背篼戏注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这一时期的大巴山曲艺圣地宣汉的民间文艺空前繁荣，并造就影响了一批独具巴山特色的背篼戏艺人：如，向世安、郑持伦、李隆武、赵成恒、张把戏等。
四、宣汉背篼戏的表演形式
背篼戏因演出时表演者置身在背篼（布帐、屏风或被单）之中，观众只能听到其声音而看不到其动作和样貌而得名。观看背篼戏时，表演者运用口技等技艺，仅凭一人营造出整个故事的环境氛围，让人对故事情节浮想连篇，得到艺术享受。背篼戏的特色，是富于辛辣幽默的喜剧风格，所使用的谐音、语误、吟诗、歇后语等手法，常常让观众捧腹不已。背篼戏的内容大多是贴近老百姓们生活的，有的是揭露剥削者丑恶嘴脸，有的是歌颂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理想的追求，还有表现市井生活以及家长里短的，使人听后放松愉悦，回味无穷。
五、宣汉背篼戏的传统节目
宣汉背篼戏与口技密切相连，它源于口技，但又不同于口技。因此，许多流行的节目是人声模仿各类家畜家禽的叫声，如《百鸟朝凤》、《麻雀闹林》等，这类节目很好的表现了大巴山深处生命与自然和谐交融的情形，抒发了大巴山区人民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情感；而《办陪奁》、《媒人婆上门》、《姑娘算命》等模拟当地百姓市井生活场景的节目，则又表现了山区人民火辣外向、粗狂顽强、乐观豁达、刚直重义、热情勤劳的秉性。以及面对恶劣自然环境，不埋怨不放弃的苦中作乐人生观；大巴山地处中国西部，这里崇山峻岭、山高路险，自古以来交通不是非常便利，与外界相比相对闭塞，这里的人都有着一颗奋斗和冲出去探索世界的心，因此，还有一大部分背篼戏的节目内容是描写巴山儿童求知好学的，如《小刚上学》、《我要去上学等》。
六、背篼戏的未来展望和发展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许多传统音乐文化已经与当下人们的生活渐行渐远，一些曾经深受百姓喜爱，广泛流传于世的传统音乐文化艺术濒临枯竭和消亡的境地，背篼戏这门曾经风靡川东北的艺术形式，也毫无例外的陷入如此困境。然后，我们不能不意识到，背篼戏这门传统音乐文化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区域民族性格、文化艺术及生活习俗等方面起着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重视和保护并使其不致流失与消亡，是当下音乐学界所面临的一个势在必行的重要问题。
（作者单位：成都大学（成都学院）艺术学院）
关键词：背篼；艺术；发展
一、宣汉背篼戏概述
宣汉背篼戏，又称“相书”，清代后期由长江下游传入川东北地区后与当地方言、民俗结合，并逐步演变成为一种集口技、器乐、腹语、杂技于一体的四川大巴山区的代表曲艺。其特色是艺人在演出时置身背篼（或屏帐、屏风）之中，仅凭自身一张嘴，再加上几件背篼戏表演所需要的道具（如响板、折扇、铜铃等）模拟各种声音，营造环境氛围，模拟人物对话，制造幽默诙谐的故事情节，观众虽然“只闻艺人声，不见艺人貌”，但是却能被表演者那绘声绘色、妙趣横生的表演感染得如临其境。背篼戏常用大巴山老百姓熟悉的歇后语、打油诗、吟诗等手段，以幽默讽刺见长，具有浓郁的本土气息，是大巴山民俗文化资源的瑰宝。
二、宣汉背篼戏的历史渊源
宣汉背篼戏，虽然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且广受百姓喜爱，但是它却并不是完完全全土生土长发源自本地的艺术品种。其前身是中国一门古老的民间艺术——“口技”。
口技在中国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公元前一百多年的汉朝，由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孟尝君列传》中“鸡鸣狗盗”的典故便是“口技”的写照。而后的宋朝，口技迅速发展，南宋耐得翁所著的《都城纪胜》和孟元老所著的《东京梦华录》中都对口技有详细的记载描述。到了清朝，被后人冠以“中国短篇小说之王”的蒲松龄，还专门撰文《口技》一篇，文章生动形象的描述了口技表演者精湛绝伦的艺术功底，展现了口技的无穷魅力。 但是，口技流传到四川地区时，已经是清代咸丰年间，当时经由江浙传入成都和川东北地区的这门民间艺术，历经几代艺人的不断改良、创新、集众家之长，逐渐才形成了独具本地特色的曲艺——相书（亦称背篼戏）。现如今，无论是江浙一带还是北京、上海这种民间口技早已消失，但是，后来流入四川并经改良的相书（背篼戏）到今天都仍然活跃在曲艺舞台上，这也不得不让人感到无限唏嘘。流传到四川经改良后的相书即便是在现代化的今天，也一直保持着明清以来的古老传统形态，四川人天生喜乐、闲逸、乐观、豁达的娱乐方式，可能也是相书这种传统文化能延续到今天的原因之一。
三、宣汉背篼戏的发展历程
1932年红四方面军在大巴山区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总指挥部，红军为了在此丰富百姓的生活，并借以曲艺为宣传抗日武器，便在当地建立了文艺宣传队。宣传队的表演节目多为曲艺，其中就包括了深受百姓喜爱、通俗易通的背篼戏。
背篼戏自清代传入四川地区以来，经几代艺人的不断改良创新，已经具备了较完善的艺术形态。同时，在抗日战争时期，大量的北上广民间艺术团体流落到大巴山，更是为背篼戏注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这一时期的大巴山曲艺圣地宣汉的民间文艺空前繁荣，并造就影响了一批独具巴山特色的背篼戏艺人：如，向世安、郑持伦、李隆武、赵成恒、张把戏等。
四、宣汉背篼戏的表演形式
背篼戏因演出时表演者置身在背篼（布帐、屏风或被单）之中，观众只能听到其声音而看不到其动作和样貌而得名。观看背篼戏时，表演者运用口技等技艺，仅凭一人营造出整个故事的环境氛围，让人对故事情节浮想连篇，得到艺术享受。背篼戏的特色，是富于辛辣幽默的喜剧风格，所使用的谐音、语误、吟诗、歇后语等手法，常常让观众捧腹不已。背篼戏的内容大多是贴近老百姓们生活的，有的是揭露剥削者丑恶嘴脸，有的是歌颂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理想的追求，还有表现市井生活以及家长里短的，使人听后放松愉悦，回味无穷。
五、宣汉背篼戏的传统节目
宣汉背篼戏与口技密切相连，它源于口技，但又不同于口技。因此，许多流行的节目是人声模仿各类家畜家禽的叫声，如《百鸟朝凤》、《麻雀闹林》等，这类节目很好的表现了大巴山深处生命与自然和谐交融的情形，抒发了大巴山区人民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情感；而《办陪奁》、《媒人婆上门》、《姑娘算命》等模拟当地百姓市井生活场景的节目，则又表现了山区人民火辣外向、粗狂顽强、乐观豁达、刚直重义、热情勤劳的秉性。以及面对恶劣自然环境，不埋怨不放弃的苦中作乐人生观；大巴山地处中国西部，这里崇山峻岭、山高路险，自古以来交通不是非常便利，与外界相比相对闭塞，这里的人都有着一颗奋斗和冲出去探索世界的心，因此，还有一大部分背篼戏的节目内容是描写巴山儿童求知好学的，如《小刚上学》、《我要去上学等》。
六、背篼戏的未来展望和发展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许多传统音乐文化已经与当下人们的生活渐行渐远，一些曾经深受百姓喜爱，广泛流传于世的传统音乐文化艺术濒临枯竭和消亡的境地，背篼戏这门曾经风靡川东北的艺术形式，也毫无例外的陷入如此困境。然后，我们不能不意识到，背篼戏这门传统音乐文化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区域民族性格、文化艺术及生活习俗等方面起着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重视和保护并使其不致流失与消亡，是当下音乐学界所面临的一个势在必行的重要问题。
（作者单位：成都大学（成都学院）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