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我在内地省会城市郑州做过两年的打工记者。那两年，每次回到我从前生活的老家农村，亲朋好友们见了我身着的考究的衣服，口中的高档香烟，手持的精致手机，无不心生羡慕。见了面，他们大都要问我这样一句话：
　　“你在省城工资一定很高吧？”
　　“你一月薪水多少啊？”
　　他们哪里知道，我所在的单位，从没给我开过一分钱的工资。而相反，我每月还得给单位上缴一定数量的“管理费”。
　　事实上，我是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的农民。因为自己自小对文学的挚爱，这些年，倒也在大大小小的报刊上发表了各类文章上百篇，是我们当地小有名气的农民作家。
　　2002年夏，我从网上得知，郑州一新闻单位招聘记者，便兴冲冲地赶去应聘。负责招聘的人员看了我厚厚的作品剪贴本，二话没说便与我签定了两年的合约。
　　我所供职的，是一家中央大报设在郑州的记者站。站上有八九号人马，除了站长外，全是外聘人员。上班没多久，我就知道了，我们这儿站长外的每一个记者，都没有工资可拿，都在靠“新闻讹诈”挣着一份可观的收入。而在此之前，我还从没有听说过“新闻讹诈”这个新名词。
　　在我们这儿，每个签约记者每个月都得给站上上缴一定数量的现金，从数千到数万不等。到了月末，大家再从中按比例领取报酬。上缴的越多，返还的也越多。记者们的任务是怀揣站上发给的记者证、采访机、摄影机，猎狗似的到处寻找新闻线索，专找一些基层政府和企业的岔子，发现问题后，明察暗访一番，然后再写出稿子给他们看，以曝光相要挟，暗示对方拿钱摆平。
　　坦白地说，那两年，我自己也昧着良心，戴着“无冕之王”的桂冠挣了不少黑心钱。
　　2002年秋天，记者站接到群众举报，S市下属H县某村有上百亩良田被政府征用，原承诺的近300万元的征地款，经过几级政府的层层盘剥，到了农民手中只有区区的几十万元。记者站便派我前去采访。
　　到了那个村子后，听了群众的哭诉，我着实感到震惊。很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又拿不到相应的补偿，生活困顿不堪。他们上访时，又遭到了有关方面的“无情打击”。有人被当做刁民遭吊打，有人因“冲击国家机关”的罪名被罚款，被拘留。
　　我真的怒不可遏了。我做了几天深入调查，采访了很多人——土地被占的农民，村干部，乡干部，县土地局工作人员，等等。我得知，首先，土地局将土地拍卖后，并没有将全部征地款下发，而是留了50万元充实了小金库。而乡政府将拨下来的大部分款项挪用，买了数辆高档小轿车，还建了一座豪华住宅楼……
　　回来后，我用了两天时间，写了一份五六千字的长篇报道，稿子调查扎实，证据确凿，资料详实，文采斐然，站长见了连声叫好。但后来，我的稿子没有见报——我们站长把稿子传真给了S市宣传部。该宣传部也很识大体，生怕稿子曝光后给他们脸上抹黑，连忙指令H县土地局速去摆平。两天后，H县土地局的一个科长和黑了征地款的乡政府的一个副乡长一道给我们记者站送来了四万元钱，算是了结了此事。
　　那四万元钱，我后来分得了一万。但失地农民的问题直到我后来离开记者站也未得到解决。
　　2003年春的一天，记者站得到线人密报，B县有一无证非法开采的煤矿发生了冒顶事故，挖煤民工一死一伤。站上对这类事也很感兴趣，忙派我去采访。
　　


　　那时侯，因为煤矿伤亡事故频发，上边有令，所有个体煤矿一律停止开采。但还是有小煤窖在偷偷摸摸地运转着。一般说来，敢于顶风而上的，都是有些后台的人。况且，这类事，矿主一般是拒绝采访的，弄不好，记者还会引火烧身。这一次，我不是以记者的身份去采访，而是装扮成一个民工的模样，假装到那个煤矿去找活干。我在煤矿逗留了四天，从知情的矿工口中套出了事情的大致经过，矿主的姓名住址等。我还给了一名矿工200元钱，让他拿了一台微型录音机在适当的时侯去偷录矿主对此事的看法。
　　后来，我真的如愿以偿——矿主果然财大气粗地说了一些飞扬跋扈的话来——“死个把人算什么？不就是赔点钱吗？！老子有后台，钱也多的是，再死几个也不怕，XXX来了也不怕……”
　　回去后，我立即整理材料写出了一篇极具威慑力的报道来，题目就是《这个矿主好猖狂》。记者站派人将稿子和录音带送给了那个不可一世的矿主，美其名曰“请被采访单位核实”。矿主当时就傻了眼。要知道，这篇稿子见了报，他的后台再硬，煤矿只怕也开不下去了。当天，那个曾经趾高气扬的矿主就乖乖地将一万元现金送到了我们记者站，哭丧着脸再三恳求我们高抬贵手。我们站长起初板着面孔对他大加呵斥，直到矿主差点给我们跪下来，眼泪都要流下来时，才答应压下此事。他哪里知道，我们站长是盯着他衣袋中的钱，压根就没打算将这事捅出去。
　　2003年冬，我接到线人举报，W县一名县长的儿子要结婚了，该县长给全县每一个副科级以上的干部都打了招呼，要大家当天务必赏光。婚礼那天，我也悄悄地光临了现场。果然，县长公子的婚礼搞得相当排场，规模宏大，县城档次最高的几家酒店全被他家包了下来。许多单位都停止了办公，前来贺喜的高档小桥车有上百辆。娶亲的轿车前边还有警车开道，连接送职工上下班的通勤车也被迫等在路边让道，百姓无不侧目。我拿起相机，选择不同的角度拍下了一张又一张照片。我暗访了很多人，贺喜的来客，司机，围观的百姓，过路的学生，等等。我还得知，县长当天礼单上收到的现金就有20多万元。
　　回来后，我立即草就了一篇报道，传真给了W县政府办公室。两天后，气急败坏的县长派人给我们送来了三万元……
　　像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在我两年的记者生涯中，我也伸张过正义，做过一些有益的事。而事实上，在我伸张正义的时侯，也是冲着钱来的。
　　2003年春，山西某县某村发生一起凶杀案。多年来，该村村长贪污公款数万元，知道内情的村会计心中不平，便在村民大会公开此事，并多次到县、乡上访。但村长后台极硬，在乡上县上都有很铁的关系。会计的屡次上访都没有下文。后来，霸道的村长竟带领自己如狼似虎的儿子女婿数人手持棍棒打上门来，将会计活活打死。事情发生后，肇事的村长数人自然被公安机关收审归案。但村长的能量真的非同小可。这样一桩证据确凿的故意杀人罪竟然被该县法院审结为伤害致死，村长的一个儿子被判11年，余者皆为三、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死者家属上诉后，二审结果还是维持原判。
　　后来，有人指点死者家属去寻求媒体支持。死者的弟弟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找到了我，哭着央求我前去采访。听了他的陈述，我真的义愤填膺，踉着他去了山西。我做了数天深入细致的调查，采访了很多人，目击的村民，办案的警官法官，死者的辩护律师，当地的媒体记者，政府官员。我流着泪，苦苦写了两天，写出了一份近万言的长篇报道。不久，我的报道发表在一家中央级的法制报刊上，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山西省政法委书记当即做了批示，要求重审此案。最后，村长的一个儿子被执行了死刑，余者也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在报道此案的前前后后，很多人都把我当做了伸张正义为民请命的好记者。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拿了死者弟弟的六千元现金后，才动身去山西采访的。我真的问心有愧，我真的不是一个好记者。
　　我们站上的记者，全是这样的。大家每天都在拼命发展线人，寻找新闻线索，明察暗访，上网查资料，写稿子。一句话，全是冲着钱来的。大家都在盼望着发生一些惊天动地万人瞩目的大事，好让我们能有搞“新闻讹诈”的机会。我们工作很勤奋，所得报酬当然也很优厚。在人均工资不足千元的郑州，我们每月一般都能拿到四五千元，是一般工薪阶层所望尘莫及的。
　　一般说来，被我们盯上的讹诈对象，都会权衡利弊花钱消灾。毕竟相对于钱来说，乌纱帽和前程还是更重要的。但也有少数“不识时务者”或自恃树大根深，或死猪不怕开水烫，对我们“善意的提醒”置之不理，我们便毫不留情地登报曝光。在我们的“重拳出击”下，一家不肯“放血”的污染造纸企业被勒令关门，一个借发包工程大肆受贿的副县长丢了乌纱，一个大搞刑讯逼供横行一方的派出所长被投进高墙……读了这些报道，读者们一定会说我们是些好记者，为民请命伸张正义，维护公理不畏强权。他们哪里知道，这些人之所以倒霉，只缘他们不识时务太过自信啊。
　　我们记者站的站长，是个资深记者，也是个很有名气的杂文作家。他的文章，视角独特，文字老辣，一针见血。他在网上和报刊上发表了难以计数的反腐败文章，篇篇切中时弊，入木三分，令人击节赞叹。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带领着我们搞着一场新闻界的腐败。站长的手法显然比我们高明许多，凡是我们拿不下来的，他才会亲自出马去做。站长多次毫无顾忌地对我们讲：“我不管你们文章写得好坏，也不管你们是否有文凭。但是有一条，必须会搞钱。只要能给我搞来钱，我就要，否则，趁早走人。”
　　这样一个人，我真不知如何去评价他。
　　实际上，做我们这行，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在采访中，被人推搡，谩骂，夺走相机，全是家常便饭。有一次，我在暗访一涉嫌卖淫嫖娼的洗浴中心时，被几个保安围殴，相机被摔坏，手机不知去向，头上也被砸了道口子。我们中的一个杨姓记者在暗访一地下赌场时，被人家的黑保镖发现，当场踢断三根肋骨，住了一个多月医院，花去数千元钱才告痊愈。更有甚者，听做得早的记者们说，从前站上有一个记者竟异想天开去化装暗访一黑窖场，结果却无从逃脱，白白做了半年的苦力。出来后，人都快要疯了，连文章也写不来了。
　　在做记者的那两年中，我也认识了不少其它媒体的记者，从他们的口中，我得知，在新闻界，搞新闻讹诈的记者，绝不止我们这些人，只是有人做得明目张胆肆无忌惮，有人做得含蓄隐蔽不露声色罢了。全国的新闻从业者数以百万计，在这个群体中，有很多一腔正气不畏强权疾恶如仇敢于伸张正义为民请命的好记者，但像我们这样拉大旗扯虎皮见利忘义鲜寡廉耻挖空心思中饱私囊的所谓记者，也绝非个别。
　　那两年，我凭借自己的一枝秃笔，昧着良心东奔西走上蹿下跳，挣下了我农村的父老乡亲也许二十年都难以挣到的黑心钱。但做到最后，我却常常莫明其妙地心惊肉跳彻夜难眠。我在心中问自己：你是个记者吗？你的行为配做一名无冕之王吗？你为社会做了什么有益的事？你有一个新闻记者应有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良知吗？你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在哪儿？
　　这样想着，我就真的做不下去了。2004年夏，聘约到期后，我便不顾我们站长的再三挽留，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记者站，离开了新闻记者这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回到了我的老家，去做一名仅能维持温饱的农人。我知道，离开了这个职业，我的生活状况会大不如前，但我的良心会得到安静，我的灵魂会得到慰藉，我会睡得香甜踏实，我会走得心安理得，我会活得从容淡定，我永远都不会后悔。
　　如今，我把我那段“罪恶”的经历写出来，我有一种赎罪感，一种如释重负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