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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白先勇先生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以尹公馆为“阵地”，围绕主人公尹雪艳给读者展现了一群客居台湾的各色人等，尽管他们相貌、性格各异，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都是异乡人，他们都怀念过去曾经的风光和繁华。
关键词：尹雪艳 客居 怀念 失落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号称“东方巴黎”，足可以看出当时上海的奢华与繁荣，而上海的百乐门等娱乐场所更显其靡丽风雅。置身其中的男男女女更是极尽奢华、醉生梦死。时过境迁，一道海峡隔断了他们的梦，他们在努力地寻找他们丢失的梦，寻找他们一度沉醉的激情。
“百乐门”是繁华大上海的标志性词汇，而尹雪艳这样的交际花，就是“上海百乐门”时代的象征，也是中国三四十年代现代繁华都市的生动记忆。
尹雪艳的一举手、一投足，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尹雪艳也不多言、不多语，紧要的场合插上几句苏州腔的上海话又中听又熨帖。有些荷包不足的舞客，攀不上叫尹雪艳的台子，但是他们却去百乐门坐坐，观观尹雪艳的风采，听她讲几句吴侬软语，心里也是舒服的。尹雪艳在舞池里，微仰着头，轻摆着腰，一径是那么不慌不忙的起舞者。即使跳快狐步，尹雪艳也从来没失过分寸，仍旧显得那么轻盈，像一团随风飘荡的柳絮脚没扎根似的。
在小说的一开始，作者就不惜重墨地表现尹雪艳的柔、美、甜，她的风姿足以让每一个人永远地记住她，永远记住她所在的百乐门，记住三四十年代畸形繁荣的大上海。小说中的尹雪艳十余年后流落到台湾，对于那些从大上海流落到台湾的人，见到了尹雪艳就好像回到了大陆，回到了三四十年代的百乐门，找回了他们无忧的青春。所以从三四十年代的百乐门到台湾的仁爱路的高级别墅区，“尹雪艳总也不老”。在这一点上，尹雪艳是有象征意义的。正像小说中说的“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对那些流落到台北、永远失落于上海的人们而言，更是如此。作者正是借人们心中这个“不老的寓言”，透露出一种深切的人生悲悯：“在麻将桌上，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不受抑制，客人们都讨尹雪艳的口彩来恢复信心及加强斗志。尹雪艳站在一旁，叨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地互相厮杀，互相宰割。”这些曾经在大陆叱咤风云的上海人物连同他们的时代一并沉沦在了台湾，麻将桌变成了他们象征性的战场，也成了他们不可主宰的人生命运的隐喻。失落的光荣与梦想，曾经有过的辉煌，现在无奈落寞的心境，都在尹雪艳体贴周到的照拂下，得到了暂时的消融与抚平。
尹雪艳提供给客居他乡的人们的，不仅仅是自身体现出来的审美意蕴，她的公馆也蕴涵着更丰富的审美意蕴和象征意义。在上海，人们通过百乐门感受欧洲的现代生活时尚，而到了台北，人们则通过尹公馆想象昔日上海的奢华。从上海的霞飞路到台北的仁爱路，尹公馆维持着它固有的气派。老式的大靠背沙发塞满了黑丝面鸳鸯戏水的湘枕靠垫；招呼客人的是头面干净的苏州娘姨；午点有宁波年糕或湖州粽子；晚餐有上海名厨烹制的京沪小菜。尹雪艳不仅貌美而且聪明，人们既然是到这里找乐的，她就要给他们创造一个氛围。这些从大陆到台湾的中老年人，在他们的情绪中，思乡情结当属最重的。所以为了迎合他们的心理，同时也是满足自己的心理，尹雪艳有意布置了大陆风格的客厅、饮食，让他们有一种亲切之感，仿佛回到了故乡。他们在这里，在一定意义上不是“乐不思蜀”，而是带着他们往日的头衔“荣归故里”，其心情可想而知。这里是他们思乡怀旧之情的一个缓冲，让他们找到最后的一点心灵慰藉。
在尹公馆里，“旧日贵族们”在“只把杭州作汴州”的错觉中寻求虚拟的心灵慰藉，包括这里的物质享受，尹公馆上海厨师的小菜，头面干净的苏州娘姨，尹雪艳的吴侬软语，都已经具有了纯粹的精神意义。仅仅这些还不足以让那些昔日的贵族们如此“恋恋不舍”，最能为他们疗伤的还是尹雪艳那种特有的女性关怀。她以她温情的话语和行动，表达她对每一个人的关怀和同情。失落和孤寂是每一个流落他乡的游子的共同的心理特征，他们有得到关爱和同情的心理需求，而尹雪艳的存在正满足了他们这样的一个需求。这其中不仅包括那些失势并失意的绅士官员们，而且还有那些失去了风采与青春的名媛贵妇们。
尹雪艳有迷男人的功夫，也有迷女人的功夫。十几年来，这些太太们一个也舍不得离开尹雪艳，到了台北都一窝蜂似的聚到尹雪艳的公馆里……由尹雪艳领队，逛西门町，看绍兴戏，坐在三六九里吃桂花汤圆，往往十几年来不如意的事一股脑儿抛掉，好像尹雪艳周身都透着上海大世界容华的麝香一般，熏得这些往事沧桑的中年妇人都进入半醉的状态。这儿太太们容易闹情绪，尹雪艳对她们都一一施以广泛的同情，她总是耐心地聆听她们的怨艾及委屈，必要时说几句安抚的话，把她们焦躁的情绪一一熨平。
对于那位失势的吴经理，尹雪艳同样表达着温暖的体贴：“冬天时候，尹雪艳总把客厅里那架电暖炉移到吴经理的脚跟前，亲自奉上一盅铁观音。”像这样只有在家里才能享受到的待遇，在尹公馆里得到了，可想这种“宾至如归”是他们“乐不思蜀”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学者认为尹雪艳是“中国现代小说中最出色的坏女人”。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尹雪艳的出色大概就在于她提供了一个“温柔乡”，让这些“离家的孩子们”沉醉在她刻意经营的“温柔乡”里。而坏之说，我的理解是，尹雪艳用自己营造的“温柔乡”麻痹了这些“离家的孩子”，让他们在这样一个“温柔乡”里度过一个又一个似梦非梦的日日夜夜。在小说的最后一节，吴经理为外甥徐壮图治丧刚毕，晚上却又一头扎进尹公馆的麻将桌里，为一个“四喜临门”而欢呼雀跃。而尹雪艳想到的也只是“回头赢了余经理及周董事长的钱我来吃你的红”！徐壮图，一个是他的老舅，一个是他的情人，当他的尸骨未寒时，他们却又高奏凯歌了！“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实事比这诗句还要凄凉得多！他们不是没有人味，因为他们还思乡，这只是因为他们已麻木，他们想在这“温柔乡”里忘掉一切！寻求心理上一种短暂的超脱！由此看来，永远的尹雪艳并不永远！■
关键词：尹雪艳 客居 怀念 失落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号称“东方巴黎”，足可以看出当时上海的奢华与繁荣，而上海的百乐门等娱乐场所更显其靡丽风雅。置身其中的男男女女更是极尽奢华、醉生梦死。时过境迁，一道海峡隔断了他们的梦，他们在努力地寻找他们丢失的梦，寻找他们一度沉醉的激情。
“百乐门”是繁华大上海的标志性词汇，而尹雪艳这样的交际花，就是“上海百乐门”时代的象征，也是中国三四十年代现代繁华都市的生动记忆。
尹雪艳的一举手、一投足，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尹雪艳也不多言、不多语，紧要的场合插上几句苏州腔的上海话又中听又熨帖。有些荷包不足的舞客，攀不上叫尹雪艳的台子，但是他们却去百乐门坐坐，观观尹雪艳的风采，听她讲几句吴侬软语，心里也是舒服的。尹雪艳在舞池里，微仰着头，轻摆着腰，一径是那么不慌不忙的起舞者。即使跳快狐步，尹雪艳也从来没失过分寸，仍旧显得那么轻盈，像一团随风飘荡的柳絮脚没扎根似的。
在小说的一开始，作者就不惜重墨地表现尹雪艳的柔、美、甜，她的风姿足以让每一个人永远地记住她，永远记住她所在的百乐门，记住三四十年代畸形繁荣的大上海。小说中的尹雪艳十余年后流落到台湾，对于那些从大上海流落到台湾的人，见到了尹雪艳就好像回到了大陆，回到了三四十年代的百乐门，找回了他们无忧的青春。所以从三四十年代的百乐门到台湾的仁爱路的高级别墅区，“尹雪艳总也不老”。在这一点上，尹雪艳是有象征意义的。正像小说中说的“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对那些流落到台北、永远失落于上海的人们而言，更是如此。作者正是借人们心中这个“不老的寓言”，透露出一种深切的人生悲悯：“在麻将桌上，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不受抑制，客人们都讨尹雪艳的口彩来恢复信心及加强斗志。尹雪艳站在一旁，叨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地互相厮杀，互相宰割。”这些曾经在大陆叱咤风云的上海人物连同他们的时代一并沉沦在了台湾，麻将桌变成了他们象征性的战场，也成了他们不可主宰的人生命运的隐喻。失落的光荣与梦想，曾经有过的辉煌，现在无奈落寞的心境，都在尹雪艳体贴周到的照拂下，得到了暂时的消融与抚平。
尹雪艳提供给客居他乡的人们的，不仅仅是自身体现出来的审美意蕴，她的公馆也蕴涵着更丰富的审美意蕴和象征意义。在上海，人们通过百乐门感受欧洲的现代生活时尚，而到了台北，人们则通过尹公馆想象昔日上海的奢华。从上海的霞飞路到台北的仁爱路，尹公馆维持着它固有的气派。老式的大靠背沙发塞满了黑丝面鸳鸯戏水的湘枕靠垫；招呼客人的是头面干净的苏州娘姨；午点有宁波年糕或湖州粽子；晚餐有上海名厨烹制的京沪小菜。尹雪艳不仅貌美而且聪明，人们既然是到这里找乐的，她就要给他们创造一个氛围。这些从大陆到台湾的中老年人，在他们的情绪中，思乡情结当属最重的。所以为了迎合他们的心理，同时也是满足自己的心理，尹雪艳有意布置了大陆风格的客厅、饮食，让他们有一种亲切之感，仿佛回到了故乡。他们在这里，在一定意义上不是“乐不思蜀”，而是带着他们往日的头衔“荣归故里”，其心情可想而知。这里是他们思乡怀旧之情的一个缓冲，让他们找到最后的一点心灵慰藉。
在尹公馆里，“旧日贵族们”在“只把杭州作汴州”的错觉中寻求虚拟的心灵慰藉，包括这里的物质享受，尹公馆上海厨师的小菜，头面干净的苏州娘姨，尹雪艳的吴侬软语，都已经具有了纯粹的精神意义。仅仅这些还不足以让那些昔日的贵族们如此“恋恋不舍”，最能为他们疗伤的还是尹雪艳那种特有的女性关怀。她以她温情的话语和行动，表达她对每一个人的关怀和同情。失落和孤寂是每一个流落他乡的游子的共同的心理特征，他们有得到关爱和同情的心理需求，而尹雪艳的存在正满足了他们这样的一个需求。这其中不仅包括那些失势并失意的绅士官员们，而且还有那些失去了风采与青春的名媛贵妇们。
尹雪艳有迷男人的功夫，也有迷女人的功夫。十几年来，这些太太们一个也舍不得离开尹雪艳，到了台北都一窝蜂似的聚到尹雪艳的公馆里……由尹雪艳领队，逛西门町，看绍兴戏，坐在三六九里吃桂花汤圆，往往十几年来不如意的事一股脑儿抛掉，好像尹雪艳周身都透着上海大世界容华的麝香一般，熏得这些往事沧桑的中年妇人都进入半醉的状态。这儿太太们容易闹情绪，尹雪艳对她们都一一施以广泛的同情，她总是耐心地聆听她们的怨艾及委屈，必要时说几句安抚的话，把她们焦躁的情绪一一熨平。
对于那位失势的吴经理，尹雪艳同样表达着温暖的体贴：“冬天时候，尹雪艳总把客厅里那架电暖炉移到吴经理的脚跟前，亲自奉上一盅铁观音。”像这样只有在家里才能享受到的待遇，在尹公馆里得到了，可想这种“宾至如归”是他们“乐不思蜀”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学者认为尹雪艳是“中国现代小说中最出色的坏女人”。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尹雪艳的出色大概就在于她提供了一个“温柔乡”，让这些“离家的孩子们”沉醉在她刻意经营的“温柔乡”里。而坏之说，我的理解是，尹雪艳用自己营造的“温柔乡”麻痹了这些“离家的孩子”，让他们在这样一个“温柔乡”里度过一个又一个似梦非梦的日日夜夜。在小说的最后一节，吴经理为外甥徐壮图治丧刚毕，晚上却又一头扎进尹公馆的麻将桌里，为一个“四喜临门”而欢呼雀跃。而尹雪艳想到的也只是“回头赢了余经理及周董事长的钱我来吃你的红”！徐壮图，一个是他的老舅，一个是他的情人，当他的尸骨未寒时，他们却又高奏凯歌了！“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实事比这诗句还要凄凉得多！他们不是没有人味，因为他们还思乡，这只是因为他们已麻木，他们想在这“温柔乡”里忘掉一切！寻求心理上一种短暂的超脱！由此看来，永远的尹雪艳并不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