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随着新课程标准的落地生根，在实践中培育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越来越成为广大教师的共识。而核心素养目标的达成需要渐进分层地实现已经成为教育界普遍的共识，有学者认为，核心素养目标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关于“双基”层：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第二层：关于“问题解决层”：解决问题的方法及过程中激发的态度;第三层：关于“学科思维”层：世界观和方法论。[1]但是，我们常常发现，在教育实践中，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往往满足于第一层次的目标，也就是学生记忆了大量的知识并掌握了部分的解题技巧，但这种知识很难引起学生的联想、思考、共鸣，没有在更深层次上理解它，这就是教育学家口中所说的“惰性”知识问题。而现代认知心理学把学习方法的学习看成是创造性能力的核心成分。历史学科要培养的人才应该是有思想，会思考，并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的人。这也是人之为人的重要品质，也是一个人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因此，作为一线教师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在教学中如何达成第二和第三层的学习目标。笔者认为，将心态史学引入历史教学不失为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伴随着新史学的发展，60年代末法国年鉴学派将心态史学推进至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其重要性与日俱增。 [2]每一个社会现象都会留下人的活动轨迹，打下人的意志烙印。黑格尔就曾提出过“历史是人的作品”这一哲学命题。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还表示：“只要对心理学加以谨慎的应用，便没有任何理由不应当借助心理学来扩大历史理解的范围。”钱钟书认为：“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3]这也从一个侧面提到了心态史对历史研究的作用。历史教学中引入心态史学，把人作为研究主题，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领域，挖掘影响历史发展的隐性因素，使人物研究由平面性过渡到立体化，使历史主题变得饱满而丰富。
　　二、课例研究
　　本文尝试从心态史的角度入手，着重从多维度的心态视角来分析秦始皇完成统一以及短促而亡的原因，以期提升学生更高层次的历史学科素养。
　　（一）秦先人之心态——逆境中奋起
　　秦始皇所完成的统一六国的事业，是秦国几代人努力的一个结果，我们有必要了解秦国的先人们是如何积聚国力，秦始皇又从他们身上继承了怎样的精神遗产。
　　《史记.秦本纪》记载：“大费……其玄孙曰费昌……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学生可归纳出，在商朝末年，秦王位列诸侯，地位显赫。武王伐纣之后，秦人的命运一落千丈。据2008年捐赠于清华大学的《清华简.系年》中记载：“成王……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吾，以御奴且之戎，是秦之先。”由此可知，秦人西迁至西方前线是为抵御戎狄，在强大的戎狄面前，周人似乎意欲将秦人送去充当炮灰。面对近乎让人绝望的处境，秦人的反应是怎样的呢？据《史记》记载：“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複予秦為西垂大夫。” “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由此可见，从商朝末年至此已经过了300多年，秦国从一介炮灰到跻身于诸侯强国之列。而后来的秦穆公愈加奋发，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教师提问：你们从秦先人的身上读出了哪些品质？学生总结：秦先人面对逆境时不会灰心丧志，不知所措，而是环境越艰难，他们的奋斗意志就越刚强，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
　　秦始皇从历代先人的身上继承的遗产不仅仅是秦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更重要的是秦国先人身上的宝贵精神。
　　（二）秦國民之心态——虎狼之师的铸就
　　“心态史研究对象还包含一定时代群体心理表现和大众意识状态结构及其演变过程和趋势，它注重个体以及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所共有的理念和意识，并着重考察特定历史环境下物质生活条件与这种观念和意识的关系问题。”[4] 秦统一六国的实现还与当时的秦国国民性息息相关。
　　“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若禽兽耳。” “秦文化具有浓厚的功利和实用色彩。……在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上，秦人是重农耕、讲实用、非道德、不浪漫的。”蒙文通先生曾说：“法家之士多出于三晋，而其功显于秦。”通过以上材料，我们可以概括出秦国地处西陲，接近戎狄之地，民风淳朴、尚武、功利、实用且深受法家思想的影响。
　　战国时代，变法之国不在少数，商鞅变法时间相对靠后，内容也没有太多创新之处，为什么在秦国变法最为成功，这与秦国的国民性有何关联？蒙文通在《古史甄微——秦之社会》中认为：“古今言者，胥以为商君变秦，为废仁义而即暴戾，若由文而退之野。岂知商君之为缘饰秦人戎狄之旧俗，而使渐进于华夏之文耶？凡商君之法，多袭秦旧，而非商君之自我作古。”也就是说，秦国民俗和法家的治国方略是多有相似之处的，因此秦国商鞅变法最为成功。
　　变法成功最典型的例子当属秦国百战百胜的“虎狼之师”的铸就。商鞅正是利用了秦国尚武、功利的国民性提出了“利出一孔”这一观点，这个唯一的孔道，就是“军功”，军功爵是个人田宅产业的凭依，职官权力之所出，名誉荣辱之所系，以至于“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
　　秦国的国民性是商鞅变法的有力条件之一，而六国缺乏这种支撑而无法真正变法，可见，无法适应时代适时而变最终只能被时代所淘汰。
　　（三）秦始皇的个人心态——从一代帝王到一代暴君
　　秦始皇自小在赵国为人质，生活困苦，饱受欺凌，直到22岁亲政成为一代国君。这位年轻的国君所面临的形势可谓内忧外患。那么当年的秦王是如何实现大权在握，进而统一六国？他身上有哪些个性特质呢？
　　秦王亲政前，他表现出了对权力的漠不关心，皆“委国事大臣”。[5]秦国打败赵国后：“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之”。
　　当尉缭的计策为秦王认可时：“见尉缭平礼，衣服饮食与缭同。”尉缭如此评价秦王：“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从上可知，他能够善于用人、礼贤下士、善于纳谏。但这一切都受强烈的功利心和征服欲驱使，是为了实现大一统的政治目标而服务。秦始皇先后花了10年的时间消灭了六国，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达500年的大动荡大分裂时期，建立了360万平方公里的大秦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