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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寓言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在春秋战国时代得以迅速发展、繁荣和完善，成为我国寓言发展史上第一座内容丰富多彩、想象诡谲绚烂的奇峰。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的产生既有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又有文学自身对其表现形式的突破。我国传统的寓言最早的是先秦的寓言故事，发现于先秦的诸子散文以及相关的历史作品中。寓言以鲜明突出的形象与犀利简明的说理同时作用于人的感情和理智，其客观意义能够穿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历久弥新。中国寓言在古典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富有文学意义与时代意义，作为以历史为主要内容的寓言更是如此，关于“历史寓言”在我国文学上的重要意义的讨论。文章首先对先秦诸子寓言故事研究进行了综述，然后试图从韩非子、孟子、庄子的寓言故事进行分析，具体说明了先秦诸子寓言故事文学艺术论，以期对当下学界的相关研究提出建设性思考。
关键词：先秦诸子；寓言故事；比较研究
一、《孟子》寓言故事研究
1.焦循与《孟子正义》。1815年， 焦循《易学三书》的最后写定， 标志着他的《易》学思想的基本定型。旋即又以“ 古之精通《易》理， 深得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旨者， 莫如孟子” 而开始编撰三十卷本的《孟子正义》。作为焦循学术思想的主要代表作， 它与赵岐的《孟子章句》、朱熹的《孟子集注》并行于世， 被学术界誉为“ 永永不朽” 的学术名著。孟子思想是否淵源于《易》学， 这本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难题。综观《孟子》一书， 未曾有一句提及《周易》。赵岐注释《尽心》上篇“ 舜居深山中” 章， 以《易·乾卦》“ 潜龙” 、“ 飞龙” 喻之， 但原书尚未寓有此意。焦循著《孟子正义》， 论者每每以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续作视之， 而焦循本人亦表示“ 循读东原戴氏之书， 最心服其《孟子字义疏证》” 。因此， 认定焦循编撰《孟子正义》深受戴震思想的影响， 那是不争的事实。不过， 据笔者考察， 焦循不仅认为孟子思想与《易》学相通， 而且明言“ 孟子深于《易》” 的按语屡见于《孟子正义》的各章之中。
2.《孟子》的艺术特色。《孟子》 共七篇，基本上仍属于语录体，但较《论语》已有很大发展篇幅加长，议论增多，且很多段落都围绕着一定的中心，结构完整，条理清楚。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孟子》与《庄子》是文学色彩最强烈的，其突出风格特点是：语言明快，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带锋芒，富于鼓动性。不仅从逻辑上说明道理，而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喜欢使用层层迭迭的排比句式，这样就使其文气势恢弘如长河大浪，磅礴而来，咄咄逼人。《孟子》的文学性，还表现在它善用比喻，且所用比喻多样化，有时整段用，有时全篇用，如“鱼，我所欲也”一章，运用曲折的比喻揭出所论主旨，有时是短小的比喻，如：“哀哉人有鸡犬放（逃逸），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
二、《庄子》寓言故事研究
1.陈鼓应与《庄子今注今译》。陈氏《今注今译》的译文与他的总体结构是一致的，因为对作品本身进行了分章分节，所以在译注时，也是分章而译。且《庄子》一书语言恣意汪洋，激荡回肠，语词的搭配常常不似常理之写法，所以《庄子》一书历来有难注难译的说法。《今注今译》面对这种困境，常常在注译时，对《庄子》所出之词，所绘之物，所言之事进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从译文本身的通俗化角度来看，《今注今译》也有译文词语文言化的现象。虽然不能一概定论这是问题，可是对于读者理解《庄子》带来一定的小坎坷，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词语恰恰又符合了译文原则中“雅”的标准。译文字字珠玑，用词精炼之处令人拍手称绝。但是依据笔者拙见，其中个别词语的今译，也很有值得商榷之处。虽是白璧微瑕，毕竟对读者正确理解原文带来了一些问题。故而笔者不揣冒昧，斗胆选取《庄子今注今译》中译文的一些问题，进行考辨。
2.《庄子》寓言的艺术特色。《庄子》一书主张一切都应当任其自然，宣扬避世养生、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摆脱现实世界的束缚，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但是，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和社会的制约，尽管庄子表现的是超然于物外，遗世独立的思想，然而面对丑恶的社会现实，庄子并不是无动于衷的。正因为他具有宽放的胸怀，“不以物累”，无所敬，无所畏，所以，《庄子》寓言大多是揭露现实，讽刺丑恶现象，其言辞的激烈、辛辣，毕露的锋芒，要远远胜于《孟子》、《韩非子》、《列子》当中的讽刺批判性寓言在《庄子》寓言中，有一些是取材于现实生活，但这些寓言并不是十分强调现实的针对性，大多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内涵，如果我们剔除其消极的思想因素，就其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来看，和其他诸子寓言一样，具有一定的现实教育意义。
3.《韩非子》寓言的思想内容。“先秦寓言又被称为政治哲理寓言”，《韩非子》寓言是典型的政治哲理寓言。先秦寓言适应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与政治斗争的需要，并逐渐发展、繁荣起来，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往往直接干预现实。韩非的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上。他总结经验，并且认识到申不害重术与商鞅重法是在具体历史环境下采取的措施，而在他自己所处的战国末年，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即将形成，需要一种与此相适应的法治理论。而法、术、势紧密结合的法治思想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韩非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对老子“道”、“无为”等思想和荀子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的继承与批判。韩非“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思想，以道论为其思想的理论基础，以道、德、理等基本哲学范畴为其理论元素”，从而将道、德、理三者相互联系起来。首先，在人性论上，韩非的性指人的好恶，将荀子所言人的本性外化了。其次，对恶的产生之解释，韩非亦承其师，以为其根源于人性。虽然荀子的恶主要就违背礼义而言，韩非的恶乃就破坏国之大利而言，将荀子的道德观念转变为实利观点，将善恶之辨转变为公私之辨，但二人都认为恶的产生之根源皆在于人性。再次，“荀子虽以经验的观点探讨人性，却又回到价值判断上，而主张性恶；韩非则承其师之理智观点而更彻底，论人性是为了政治目的，无需牵涉道德问题，故不作价值判断”。韩非继承了荀子许多观点，并进行了一定的修正。
4.《韩非子》寓言的艺术特色。《韩非子》寓言多就事论事，充满现实的功利性，专为其游说君主而作，“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呈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刘城淮先生曾评价《韩非子》寓言“将寓言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推上了新高峰。比起其他诸子之作来，它们对社会的揭示更为深刻”。《韩非子》寓言的现实主义风格主要从取材和形象塑造等方面体现出来。《韩非子》寓言76%都取材于历史故事，其中的人物形象极其生动、独特。《韩非子》寓言中的宋人、郑人形象是韩非有意塑造出的典型，他在“买椟还珠”、“郑人争年”、“郑人买履”、“郑人屈公”等故事中生动地刻画出让人啼笑皆非的愚人形象。另一类与愚人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非精心塑造的具有法家思想的人物，如韩昭侯、齐桓公、卫嗣君。
三、结语
由于西方文学观念的引进和现代学术体系的确立，百年诸子散文艺术研究，从起步而蔚为大观，逐渐摆脱了传统经学的樊篱，以现代学术理念观照先秦诸子之文，其文学价值与地位得到了认识与确立，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昭示着诸子散文艺术研究的成功之路和必由之路。因此，既有高屋建瓴的理论观照又有细致入微的深入考察，探索新的研究视角，进一步发掘诸子散文独具的特点和渊深内涵，把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将会成为新的世纪学人义不容辞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焦循. 雕菰集[M] . 上海： 商务印书馆，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版.
[2]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2009.
关键词：先秦诸子；寓言故事；比较研究
一、《孟子》寓言故事研究
1.焦循与《孟子正义》。1815年， 焦循《易学三书》的最后写定， 标志着他的《易》学思想的基本定型。旋即又以“ 古之精通《易》理， 深得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旨者， 莫如孟子” 而开始编撰三十卷本的《孟子正义》。作为焦循学术思想的主要代表作， 它与赵岐的《孟子章句》、朱熹的《孟子集注》并行于世， 被学术界誉为“ 永永不朽” 的学术名著。孟子思想是否淵源于《易》学， 这本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难题。综观《孟子》一书， 未曾有一句提及《周易》。赵岐注释《尽心》上篇“ 舜居深山中” 章， 以《易·乾卦》“ 潜龙” 、“ 飞龙” 喻之， 但原书尚未寓有此意。焦循著《孟子正义》， 论者每每以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续作视之， 而焦循本人亦表示“ 循读东原戴氏之书， 最心服其《孟子字义疏证》” 。因此， 认定焦循编撰《孟子正义》深受戴震思想的影响， 那是不争的事实。不过， 据笔者考察， 焦循不仅认为孟子思想与《易》学相通， 而且明言“ 孟子深于《易》” 的按语屡见于《孟子正义》的各章之中。
2.《孟子》的艺术特色。《孟子》 共七篇，基本上仍属于语录体，但较《论语》已有很大发展篇幅加长，议论增多，且很多段落都围绕着一定的中心，结构完整，条理清楚。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孟子》与《庄子》是文学色彩最强烈的，其突出风格特点是：语言明快，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带锋芒，富于鼓动性。不仅从逻辑上说明道理，而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喜欢使用层层迭迭的排比句式，这样就使其文气势恢弘如长河大浪，磅礴而来，咄咄逼人。《孟子》的文学性，还表现在它善用比喻，且所用比喻多样化，有时整段用，有时全篇用，如“鱼，我所欲也”一章，运用曲折的比喻揭出所论主旨，有时是短小的比喻，如：“哀哉人有鸡犬放（逃逸），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
二、《庄子》寓言故事研究
1.陈鼓应与《庄子今注今译》。陈氏《今注今译》的译文与他的总体结构是一致的，因为对作品本身进行了分章分节，所以在译注时，也是分章而译。且《庄子》一书语言恣意汪洋，激荡回肠，语词的搭配常常不似常理之写法，所以《庄子》一书历来有难注难译的说法。《今注今译》面对这种困境，常常在注译时，对《庄子》所出之词，所绘之物，所言之事进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从译文本身的通俗化角度来看，《今注今译》也有译文词语文言化的现象。虽然不能一概定论这是问题，可是对于读者理解《庄子》带来一定的小坎坷，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词语恰恰又符合了译文原则中“雅”的标准。译文字字珠玑，用词精炼之处令人拍手称绝。但是依据笔者拙见，其中个别词语的今译，也很有值得商榷之处。虽是白璧微瑕，毕竟对读者正确理解原文带来了一些问题。故而笔者不揣冒昧，斗胆选取《庄子今注今译》中译文的一些问题，进行考辨。
2.《庄子》寓言的艺术特色。《庄子》一书主张一切都应当任其自然，宣扬避世养生、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摆脱现实世界的束缚，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但是，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和社会的制约，尽管庄子表现的是超然于物外，遗世独立的思想，然而面对丑恶的社会现实，庄子并不是无动于衷的。正因为他具有宽放的胸怀，“不以物累”，无所敬，无所畏，所以，《庄子》寓言大多是揭露现实，讽刺丑恶现象，其言辞的激烈、辛辣，毕露的锋芒，要远远胜于《孟子》、《韩非子》、《列子》当中的讽刺批判性寓言在《庄子》寓言中，有一些是取材于现实生活，但这些寓言并不是十分强调现实的针对性，大多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内涵，如果我们剔除其消极的思想因素，就其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来看，和其他诸子寓言一样，具有一定的现实教育意义。
3.《韩非子》寓言的思想内容。“先秦寓言又被称为政治哲理寓言”，《韩非子》寓言是典型的政治哲理寓言。先秦寓言适应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与政治斗争的需要，并逐渐发展、繁荣起来，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往往直接干预现实。韩非的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上。他总结经验，并且认识到申不害重术与商鞅重法是在具体历史环境下采取的措施，而在他自己所处的战国末年，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即将形成，需要一种与此相适应的法治理论。而法、术、势紧密结合的法治思想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韩非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对老子“道”、“无为”等思想和荀子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的继承与批判。韩非“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思想，以道论为其思想的理论基础，以道、德、理等基本哲学范畴为其理论元素”，从而将道、德、理三者相互联系起来。首先，在人性论上，韩非的性指人的好恶，将荀子所言人的本性外化了。其次，对恶的产生之解释，韩非亦承其师，以为其根源于人性。虽然荀子的恶主要就违背礼义而言，韩非的恶乃就破坏国之大利而言，将荀子的道德观念转变为实利观点，将善恶之辨转变为公私之辨，但二人都认为恶的产生之根源皆在于人性。再次，“荀子虽以经验的观点探讨人性，却又回到价值判断上，而主张性恶；韩非则承其师之理智观点而更彻底，论人性是为了政治目的，无需牵涉道德问题，故不作价值判断”。韩非继承了荀子许多观点，并进行了一定的修正。
4.《韩非子》寓言的艺术特色。《韩非子》寓言多就事论事，充满现实的功利性，专为其游说君主而作，“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呈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刘城淮先生曾评价《韩非子》寓言“将寓言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推上了新高峰。比起其他诸子之作来，它们对社会的揭示更为深刻”。《韩非子》寓言的现实主义风格主要从取材和形象塑造等方面体现出来。《韩非子》寓言76%都取材于历史故事，其中的人物形象极其生动、独特。《韩非子》寓言中的宋人、郑人形象是韩非有意塑造出的典型，他在“买椟还珠”、“郑人争年”、“郑人买履”、“郑人屈公”等故事中生动地刻画出让人啼笑皆非的愚人形象。另一类与愚人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非精心塑造的具有法家思想的人物，如韩昭侯、齐桓公、卫嗣君。
三、结语
由于西方文学观念的引进和现代学术体系的确立，百年诸子散文艺术研究，从起步而蔚为大观，逐渐摆脱了传统经学的樊篱，以现代学术理念观照先秦诸子之文，其文学价值与地位得到了认识与确立，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昭示着诸子散文艺术研究的成功之路和必由之路。因此，既有高屋建瓴的理论观照又有细致入微的深入考察，探索新的研究视角，进一步发掘诸子散文独具的特点和渊深内涵，把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将会成为新的世纪学人义不容辞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焦循. 雕菰集[M] . 上海： 商务印书馆，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版.
[2]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