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母亲每一次离开故乡来上海小住，行囊中碎布粘好的鞋垫半成品是必带的物件。我们上班忙，沒有多少时间陪她，而她时常牵挂的孙子也去上大学了，工作日，家里常常就她一个人，亲戚、朋友都在故乡，找熟人唠嗑几乎不可能。做针线活，特别是衲十字绣或盘绣的鞋垫，就成了她消磨时间、排遣孤寂的最好方式。
　　母亲心灵手巧，小时候过年，家里贴的窗花都是她手剪的。母亲缝制衣服的手艺更是远近闻名，我到上海上大学穿的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就是她亲手缝制的，式样是模仿当时的军装，上下有四个兜，老百姓都称为军便服。
　　记得读中学的那几年，临近年关，我从学校回到家里，母亲安放着缝纫机的房间里总是人来人往，大多是村里和邻村待字闺中的姐姐们和已经成家的年轻媳妇们，她们拿着花花绿绿的布，上门请母亲裁剪、缝制过年的新衣，屋里总是充满欢声笑语。
　　此时的母亲顾不上“领导”我们，我和弟弟、妹妹就有了难得的自由，都各自找同伴去疯玩。父亲也自由了，去找他的那些“狐朋狗友”们，或喝酒或谝川，间或唱几段秦腔，为春节后元宵节的三天大戏做做准备。不过这样的场景如今在故乡也已不复可见，人心喧嚣，那些平淡闲散而又温馨的片段怕是只能留在记忆里了。
　　听亲友和邻里们讲，祖母是穿着母亲手工做的绣花寿鞋离开这个世界的。祖母出身大家，秀外慧中，五十多年前祖父去世后，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奶奶柔弱的双肩上，一直到母亲进门。与天下所有的婆媳一样，都有艰难的磨合期，小吵小闹在所难免，但彼此摸熟了脾气，又都是敞亮人儿，没过多久，祖母和母亲就变得情同母女，难舍难分起来。
　　我少小离家，许多关于祖母生命里最后二十年和母亲相处的往事都是从亲友口里听说的。据我二妹讲，每到春天，母亲就为祖母做月白色的衬衫，搭配黑色的衣服和裤子，冬天做绸缎的棉衣，上面套上黑色的外套，把祖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在同村的老太太中，祖母的穿戴是最体面，也是最干净利落的。
　　我的外婆家就在同村，离我们家不过数百米，也许是外婆有三个女儿，祖母没有女儿的缘故，在我们的记忆中，母亲花在祖母身上的工夫，远远超过了花在外婆身上的。祖母有支气管炎，每到冬季就咳嗽得厉害，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一入冬，母亲夜夜都陪伴在祖母身边，端茶倒水，捶背揉肩，细心照料，无微不至。这份婆媳情谊，现在提起来，亲戚朋友还是直挑大拇指。
　　村里每一年的农历五月十五都有庙会，要连唱三天大戏，这在当时可是一件比一般节日都重大的事儿。大约是九十年代的一个农历五月初，祖母突然想穿一双绣花的鞋子去听戏，这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母亲身上。一周后，一双绣花的新布底鞋就做好了。从此，母亲几乎每年都要给祖母做一双绣花的布鞋，大都是黑华达尼的面料，绣花的式样多是红、黄兼有的碎花，翠绿的叶子，庄重而不失典雅。
　　2005年5月我的弟媳生小孩，需要母亲去照料一段时间，母亲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让父亲一个人照料祖母，怕父亲粗心，照顾不周。离开前几天，先是给我二妈、舅妈叮嘱，又给隔壁本家的婶子和邻居的姨姨再三交代，唯恐有啥事儿怠慢了祖母。这份依依不舍之情，至今仍为邻里们称道，也成了村里婆媳相处的一个典范。离家的那天，八十八岁的祖母柱着拐杖送母亲到路口，告诉母亲，希望她快点回来。
　　母亲在乌鲁木齐住了五个月，既舍不得离开襁褓中的小孙女，更放心不下家里的祖母，心中的矛盾可想而知，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到祖母身边。到家里，祖母看上去依然康健，母亲空悬了五个月的心总算安下来了。可世事难料，两个多月后的一天，祖母突然就粒米不进了，母亲赶快找出早已做好的寿衣和绣花的寿鞋准备好，但此时祖母的脚已经浮肿，原来的鞋子无法穿上。母亲就请同村的我的小姨帮着赶做鞋底，自己连夜绣鞋面，三天后一双绣花的新鞋就赶出来了，祖母穿上后，见过从数里外赶来见最后一面的娘家的几个侄子、侄媳妇，就溘然长逝了，没有任何的痛苦和遗憾。如果人真的有灵魂，祖母一定会到九泉之下，去寻找离别近半个世纪的爷爷，秀一秀她那漂亮的绣着莲花的鞋子。
　　母亲的热心善良是出了名的。听我的大妹说，有一年母亲从乌鲁木齐赶到克拉玛依，专门为大妹的公公、婆婆缝制寿衣，在给她婆婆做的寿鞋上，特地绣上了一朵象征富贵幸福的牡丹花，让人爱不释手。
　　母亲开始大量地衲制鞋垫，大概是在十年前，她不再下地劳作之后，孙子、孙女们也渐渐长大，都上学了，衲制鞋垫，成了她寄托情怀，传达关爱的方式。家里人人都穿过母亲衲制的鞋垫，亲朋好友也得到过母亲慷慨的馈赠。
　　鞋垫上，或是一针针衲出的精美的图案，或是用各种丝线绣出的漂亮的花草，有时也会写几个吉祥或寄托期望的字，诸如“马到成功”、“一帆风顺”、“岁岁平安” 之类的四字成语。母亲虽然小学三年级辍学，但日积月累，还是认识了很多字，可以读书读报，只是会写的并不太多。我曾经数过，鞋垫上一个“马”字就有近两百个针脚，粗略算下来，一双鞋垫至少有上万个针脚啊。一针针，一线线，需要极大的耐心，也饱含无限的关爱。
　　日复一日，岁月在五彩丝线的延展中流逝，母亲眼角的皱纹多了，上楼的脚步慢了，可飞针走线依然熟练如初。为了不影响运针的速度，线不能太长，要恰到好处，一双鞋垫需要几百根各色的丝线，母亲的眼睛早已花了，每天那么多的线不知是怎么穿入针眼的？小时候，曾在昏暗的油灯下，帮母亲穿过针，现在她反而怕麻烦我们，宁可自己慢慢地穿针，也不再要我们帮助。也许她穿针只凭感觉，就像鞋垫上精美的图案，早已印在她的脑海里了。
　　我们每天离家时，看母亲戴着老花镜，坐在窗前，穿针引线，一扎、一顶、一引之间，手法娴熟，头也不抬，只是一句轻轻的话：“早点回来。”下班到家，母亲依然是同样的姿势，说的是另一句话：“赶紧休息。”
　　在母亲的眼里，我们好像是永远没有长大的孩子，依然需要每天叮咛，需要时时关爱。而母亲自己，似乎什么都不需要，她的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一家人平平安安。
　　对于母亲，我无以为报，只能努力工作，用工作的成就给她以慰藉。我写了一首七言绝句称颂母亲、感恩母亲：窗前孤坐运飞针，红线绿丝绣美纹。鞋垫一双万般爱，愧无尺寸报慈恩。
　　我想哪一天她要是读到这篇文章和这首诗，手里的绣花针会轻轻放下，脸上一定会露出小孩子一般天真与羞涩的神情吧？
　　选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