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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地区，作为汉代正式纳入我国行政版图的重要区域，并在丝绸之路开通后成为核心交流通道而彰显出独特的战略地位。众所周知，为巩固开疆拓土的成果和进一步拓展帝国的影响，两汉政权曾在此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屯戍斗争。作为屯戍斗争命门的粮食供给与储藏问题，历来是人们的兴趣所在。
可惜的是，由于传世文献对这方面的相关记录不甚明了，因而给后世留存了不少悬疑。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日益发展，汉代河西屯戍地区的相关遗址、遗迹与简牍资料得以不断面世，为这一问题的逐步解密提供了较多的素材和更具细节性的信息。
系统合理的布局
汉代河西屯戍系统粮仓的建置与布局，从考古遗迹和出土汉代简牍资料的相关信息看，当以军事建制情况逐级布设，同时有一些特殊的仓储和补充形式相配合。从具体情况看，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类：
其一，悉心布局的建制仓。这一类粮仓是当时纳入屯戍系统正式规划、上了一定规模且有明确的仓名的纯军事供需仓。按各区域内所在粮仓的供需能力与级别看，又可以将它们细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都尉仓。从考古所得汉代屯戍简牍材料上所记的情况对比来看，多处发现的“居延城仓”、“城仓”、“居延仓”、“北仓”等粮仓，均与当时屯戍系统的最高军政长官——都尉的所在地密切相关，一般都设在都尉府直接驻辖之地，负责整个都尉府所部属吏、戍卒的粮食供给。分布上基本是一个都尉所在即建置一个大粮仓，是为系统总储仓。第二层次是候官仓。这就是相关简牍材料中多见的“候官仓”、“候仓”等。正常情况是，这类级别的粮仓设在候官(屯戍系统中次于都尉的各驻防单位的军政长官)所在地，是仅次于都尉所在地总储仓的粮仓。第三层次是部仓。这类粮仓一般设在候官以下的各部候长(屯戍系统中次于候官的各驻防单位的军政长官)的驻防地。这一层次的粮仓之所以被称为部仓，是因为当时屯戍系统中候长的驻防点又被称为“部”。研究表明，并不是每个“燧”(当时的基层军事驻防点，即烽燧)都设有此级别的粮仓，而是在候官之下以一定的“部”数为基准有计划地建置。这一级别的粮仓是系统内部较基层的军粮储存与供给点，所以相比都尉、候官仓来说，分布密度较高，大约每二十几个“燧”建有一个部仓。
这种按军事建制的实际需要而设置的粮仓，以当时的肩水都尉范围所涉粮仓为例，建置比例一般是一个都尉所驻辖的范围内设置5个左右的大粮仓，往往以都尉府所在地的总储仓配以候官仓组成，而部仓的常规设置按比例大致合4个部建1个粮仓。这样，从军事建制的实际情况和比例排列，就形成了一个由点到面、逐级铺开、布局谨严的仓储体系，以保证军粮的有效储存、及时转输和发放。
其二。与屯田生产直接相关的粮仓。两汉时期，长期的戍边斗争，加剧了内地粮食输入边地的压力，在军队所需日益吃紧的情况下，当时的屯戍系统开展了相当规模的粮食自给运动——’军队屯垦，以便减轻粮食输入压力，增加供给。随着军事屯垦活动的逐步开展，汉代河西戍防区域内相继设立了一些专门与屯田生产相配套的粮仓，以保障屯田粮食的储藏与转输。特别是“代田法”在屯戍系统大力推行后，粮食生产有所提升，这类粮仓为屯田粮食的存储与转输，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代田仓”，即是因为屯田生产中推行“代田法”的生产方式而得名。从相关资料看，在屯田生产持续的相当时段里，与屯田生产直接相关的粮仓在当时的戍边仓储体系中，规模较大，功效也相对突出。尤其是自“代田法”推行之后，粮食品种日益增多，产量明显提高，储量也不断增加，该类粮仓对于屯戍军粮的实际贡献很大。因此，“代田仓”这种既从属于屯戍系统，又具有相对专属性的角色特征与管理要求的粮仓，在戍边军事活动中一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三，设置于“障”内的邸、阁和“燧”内的小仓等。从考古所见简牍材料的记载来看，邸、阁、小仓是屯戍系统塞防设施机构的组成部分，多为“障”(比燧大的基层军事驻防点，一般由候官驻镇)、“燧”内储藏粮物的便利仓储设施，通常武器、粮食运到“障”、“燧”等戍所后，由邸、阁和小仓接收并储存，而“障”、燧所获得的武器和粮食的剩余部分又可以通过邸、阁和小仓再向上级仓库转输，因此邸、阁、小仓成为建制仓的最基层的补充形式。从相关情况推断，邸、阁的规模当大于小仓。不论是“障”内的邸、阁，还是“燧”内的小仓，其随时储藏与应急的实际功用显而易见。
因地制宜的构筑
关于河西屯戍系统粮仓的形制与筑造情况，通过传世文献的零星记载和考古资料的相关记录以及留存遗迹来看，并不单一和简陋。就上规模的独立性仓储而言，往往是有仓、有窖，仓窖结合，且多能因地制宜、储防有度。
在汉代河西屯戍系统的粮仓中，以“仓”构建的情况，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仓式建筑，自然也都是地面建筑。由于处于边地军事形势颇为紧张的环境里，其筑造又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斯坦因曾在他的考古记录中对玉门关附近一处屯戍仓储设施(极有可能就是玉门都尉仓)有过较细致的描述：在商道旁边长城后面有一很庄严的遗址，有三间相连的大厅。全长在五百六十尺左右，坚厚的砖墙，至今有些处所还足足有二十五尺高而只开几个孔穴，明显是作为流通空气之用。外围墙内有内围墙。四角有碉楼。其描述的情况，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屯戍仓储注重坚实、突出防卫的筑造特点。这同时也符合汉代粮仓构筑的诸多一般性要求。
玉门关汉代粮仓遗址
另有一些出土汉代简牍材料中出现诸如“仓其下有河”的相关记载，说明当时屯戍系统的仓储多有靠近河流的地域性选择。从相关情况推论，这种靠近河流的作法既便于给水与防火，亦可作为防卫时的有效缓冲屏障，显然是出于尽可能利用自然地利以提高仓储安全系数的考虑。同时一些简牍文字记及粮仓与“武功”设施有关的事项。也反映出严密而牢靠的防卫构造情况。这一切都显示了屯戍系统粮仓选址的用心与构筑的独到。
在我国古代，以窖储存粮食的方式早已有之。秦汉时期，这种储粮方式已经趋于成熟，经验也日益丰富，而这种储存粮食的方式在汉代河西屯戍系统内也曾有过不少的应用。在对汉代河西相关屯戍点所进行的多次考古活动中，探究者逐渐明晰并肯定了这一点。人们发现，在汉代居延地界(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的相关屯戍点就有非常明确的窖储方式的遗迹留存。经过专家们的勘查，相关遗址内的粮窖，形式上多是当时较为普遍运用的圆形粮窖，不论大小，都排列整齐，布局精细合理，通气、排水等设施构建独特而科学，显示了高超的窖储技术。
综上所述，我们逐渐明晰，在“以粮为命”的现实要求和压力下，两汉政权在河西的屯戍系统中不仅构建了完备的仓储体系——由点到面，逐级铺开，形成了规模化的建制仓与各类辅助形式相结合的层级布局，疏密有致，而且都有良好的构筑、精到的配备和有效的防卫措施，特色鲜明，功用突出，为屯戍系统粮食的储存、转输和发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可惜的是，由于传世文献对这方面的相关记录不甚明了，因而给后世留存了不少悬疑。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日益发展，汉代河西屯戍地区的相关遗址、遗迹与简牍资料得以不断面世，为这一问题的逐步解密提供了较多的素材和更具细节性的信息。
系统合理的布局
汉代河西屯戍系统粮仓的建置与布局，从考古遗迹和出土汉代简牍资料的相关信息看，当以军事建制情况逐级布设，同时有一些特殊的仓储和补充形式相配合。从具体情况看，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类：
其一，悉心布局的建制仓。这一类粮仓是当时纳入屯戍系统正式规划、上了一定规模且有明确的仓名的纯军事供需仓。按各区域内所在粮仓的供需能力与级别看，又可以将它们细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都尉仓。从考古所得汉代屯戍简牍材料上所记的情况对比来看，多处发现的“居延城仓”、“城仓”、“居延仓”、“北仓”等粮仓，均与当时屯戍系统的最高军政长官——都尉的所在地密切相关，一般都设在都尉府直接驻辖之地，负责整个都尉府所部属吏、戍卒的粮食供给。分布上基本是一个都尉所在即建置一个大粮仓，是为系统总储仓。第二层次是候官仓。这就是相关简牍材料中多见的“候官仓”、“候仓”等。正常情况是，这类级别的粮仓设在候官(屯戍系统中次于都尉的各驻防单位的军政长官)所在地，是仅次于都尉所在地总储仓的粮仓。第三层次是部仓。这类粮仓一般设在候官以下的各部候长(屯戍系统中次于候官的各驻防单位的军政长官)的驻防地。这一层次的粮仓之所以被称为部仓，是因为当时屯戍系统中候长的驻防点又被称为“部”。研究表明，并不是每个“燧”(当时的基层军事驻防点，即烽燧)都设有此级别的粮仓，而是在候官之下以一定的“部”数为基准有计划地建置。这一级别的粮仓是系统内部较基层的军粮储存与供给点，所以相比都尉、候官仓来说，分布密度较高，大约每二十几个“燧”建有一个部仓。
这种按军事建制的实际需要而设置的粮仓，以当时的肩水都尉范围所涉粮仓为例，建置比例一般是一个都尉所驻辖的范围内设置5个左右的大粮仓，往往以都尉府所在地的总储仓配以候官仓组成，而部仓的常规设置按比例大致合4个部建1个粮仓。这样，从军事建制的实际情况和比例排列，就形成了一个由点到面、逐级铺开、布局谨严的仓储体系，以保证军粮的有效储存、及时转输和发放。
其二。与屯田生产直接相关的粮仓。两汉时期，长期的戍边斗争，加剧了内地粮食输入边地的压力，在军队所需日益吃紧的情况下，当时的屯戍系统开展了相当规模的粮食自给运动——’军队屯垦，以便减轻粮食输入压力，增加供给。随着军事屯垦活动的逐步开展，汉代河西戍防区域内相继设立了一些专门与屯田生产相配套的粮仓，以保障屯田粮食的储藏与转输。特别是“代田法”在屯戍系统大力推行后，粮食生产有所提升，这类粮仓为屯田粮食的存储与转输，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代田仓”，即是因为屯田生产中推行“代田法”的生产方式而得名。从相关资料看，在屯田生产持续的相当时段里，与屯田生产直接相关的粮仓在当时的戍边仓储体系中，规模较大，功效也相对突出。尤其是自“代田法”推行之后，粮食品种日益增多，产量明显提高，储量也不断增加，该类粮仓对于屯戍军粮的实际贡献很大。因此，“代田仓”这种既从属于屯戍系统，又具有相对专属性的角色特征与管理要求的粮仓，在戍边军事活动中一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三，设置于“障”内的邸、阁和“燧”内的小仓等。从考古所见简牍材料的记载来看，邸、阁、小仓是屯戍系统塞防设施机构的组成部分，多为“障”(比燧大的基层军事驻防点，一般由候官驻镇)、“燧”内储藏粮物的便利仓储设施，通常武器、粮食运到“障”、“燧”等戍所后，由邸、阁和小仓接收并储存，而“障”、燧所获得的武器和粮食的剩余部分又可以通过邸、阁和小仓再向上级仓库转输，因此邸、阁、小仓成为建制仓的最基层的补充形式。从相关情况推断，邸、阁的规模当大于小仓。不论是“障”内的邸、阁，还是“燧”内的小仓，其随时储藏与应急的实际功用显而易见。
因地制宜的构筑
关于河西屯戍系统粮仓的形制与筑造情况，通过传世文献的零星记载和考古资料的相关记录以及留存遗迹来看，并不单一和简陋。就上规模的独立性仓储而言，往往是有仓、有窖，仓窖结合，且多能因地制宜、储防有度。
在汉代河西屯戍系统的粮仓中，以“仓”构建的情况，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仓式建筑，自然也都是地面建筑。由于处于边地军事形势颇为紧张的环境里，其筑造又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斯坦因曾在他的考古记录中对玉门关附近一处屯戍仓储设施(极有可能就是玉门都尉仓)有过较细致的描述：在商道旁边长城后面有一很庄严的遗址，有三间相连的大厅。全长在五百六十尺左右，坚厚的砖墙，至今有些处所还足足有二十五尺高而只开几个孔穴，明显是作为流通空气之用。外围墙内有内围墙。四角有碉楼。其描述的情况，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屯戍仓储注重坚实、突出防卫的筑造特点。这同时也符合汉代粮仓构筑的诸多一般性要求。
玉门关汉代粮仓遗址
另有一些出土汉代简牍材料中出现诸如“仓其下有河”的相关记载，说明当时屯戍系统的仓储多有靠近河流的地域性选择。从相关情况推论，这种靠近河流的作法既便于给水与防火，亦可作为防卫时的有效缓冲屏障，显然是出于尽可能利用自然地利以提高仓储安全系数的考虑。同时一些简牍文字记及粮仓与“武功”设施有关的事项。也反映出严密而牢靠的防卫构造情况。这一切都显示了屯戍系统粮仓选址的用心与构筑的独到。
在我国古代，以窖储存粮食的方式早已有之。秦汉时期，这种储粮方式已经趋于成熟，经验也日益丰富，而这种储存粮食的方式在汉代河西屯戍系统内也曾有过不少的应用。在对汉代河西相关屯戍点所进行的多次考古活动中，探究者逐渐明晰并肯定了这一点。人们发现，在汉代居延地界(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的相关屯戍点就有非常明确的窖储方式的遗迹留存。经过专家们的勘查，相关遗址内的粮窖，形式上多是当时较为普遍运用的圆形粮窖，不论大小，都排列整齐，布局精细合理，通气、排水等设施构建独特而科学，显示了高超的窖储技术。
综上所述，我们逐渐明晰，在“以粮为命”的现实要求和压力下，两汉政权在河西的屯戍系统中不仅构建了完备的仓储体系——由点到面，逐级铺开，形成了规模化的建制仓与各类辅助形式相结合的层级布局，疏密有致，而且都有良好的构筑、精到的配备和有效的防卫措施，特色鲜明，功用突出，为屯戍系统粮食的储存、转输和发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