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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做“新华典藏”，塔吉古勒的名字和她的作品恐怕会永远沉睡在中国照片档案馆，并湮灭在历史中。2011年的一天，我寻找小提琴家马思聪的照片时，看到摄影者的名字：塔吉古勒。我马上打电话给新疆分社的老记者武纯展询问，他说：“塔吉古勒啊？她好着呢！快来新疆看看她吧！”
50年了，塔吉古勒退到了阳光不能及的地方。2011年春天，我在乌鲁木齐一个街道拐角处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站在那里等了我们许久。80岁的塔吉古勒把手搭在额头上正向远处眺望，她被正午的阳光刺眯了眼。她的衣着和周围的维吾尔族老年妇女没有两样，只是更安详也更端庄。
我们带着选出来的10幅塔吉古勒在1950年代拍摄的作品来到她家，看到她灿烂的笑容，更看到她无尽的泪水。于是我决定要写塔吉古勒的口述。
塔吉古勒的丈夫是新疆翻译家托乎提·巴克，我听着巴克和塔吉古勒的故事，两人的命运，挤压在狭小的空间，几十年的光阴让真相漫漶不清，所有的故事都变成了残垣断瓦。
18岁初入北京
塔吉古勒·米尔伊达叶提1932年生在新疆喀什疏附县。她名字的直译是：塔吉—桂冠，古勒—花儿。父亲是皮毛商人，曾因“赤色分子”罪名被铺入狱。塔吉古勒很小就被禁锢在茅屋里，不能升学和工作，出门必须罩上 “脸巾”，小小年纪就像含苞未放而枯黄了的花朵，等待命运摆布。塔吉古勒只念了4年小学，14岁订婚，15岁结婚，丈夫巴克是阿图什人，在喀什警察局工作。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1950年8月，中央派出以沈钧儒为团长，萨空了等为副团长的西北访问团前往新疆。这时巴克已经调入新疆文教委员会编译处，被访问团秘书杨静仁看上，受邀担任访问团翻译。杨静仁说：“我们需要你们民族的有志青年到北京工作，共同为全国各族人民服务。”
塔吉古勒一家三口1950年11月到了北京。这时候，塔吉古勒18岁，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汉语一句不会说，汉字一个不认识。
少数民族摄影师
到了北京，丈夫被分配在国家民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工作，塔吉古勒在萨空了先生的关照下被送到新闻摄影局学习摄影，是当时新闻摄影局最早的女记者，更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少数民族摄影记者。这之前，不要说摸过相机，她自己连照片都没有照过。
新闻摄影局没有人轻视塔吉古勒。每次分配一项采访任务，同事都会翻过来倒过去给她讲解，采访对象是什么人、采访的重大意义是什么、主题是什么、站在什么位置、怎么拍，回来后还帮她整理、分析所拍照片。
塔吉古勒来摄影局不久，女记者牛畏予来了，直到现在她还认牛畏予是最好的姐妹，她俩曾同住一间屋子。单独出去采访时，塔吉古勒就问牛畏予应该拍什么场面、从什么角度拍。拍不好时，牛畏予就鼓励她说：“你光难过不行！要找出失败的原因，找到毛病，下次拍照时就可以改正了！”塔吉古勒一直记得牛畏予对她的帮助。同时，塔吉古勒周围也都是一些数年如一日忘我工作、不知疲倦的汉族同事，她被他们的工作热情感染。
在领袖身边拍照
塔吉古勒在中央组工作，常常能见到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陈毅、邓颖超、蔡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能见到很多中国科学界、文化艺术界杰出的人物。她长得一副典型的维吾尔族姑娘的脸庞，头发金黄，第一次见毛主席，她向前问候：“主席您好！”毛主席问：“你是塔斯社的记者？”她忙说：“不，主席，我是新华社记者，我是新疆维吾尔族人。”周恩来总理经常向外宾自豪地介绍说：“看，这是我们的维吾尔族记者！”每次周恩来、陈毅、彭真等领导接见外宾，都会过来和她握手。有次宴会，周总理还问：“给小塔准备清真餐了吗？”
刚解放不久，陈毅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但他身上还带着战争时代的豪爽劲儿，不拘小节，大大咧咧。会见外宾时，他习惯仰坐沙发上，四肢放松，这样几乎要把身子陷在沙发里。吕厚民、杜修贤等记者想提醒他这样不好拍照，又不敢，就动员塔吉古勒去，还一字一句教她怎么和陈毅说。一天，塔吉古勒走上前说：“陈老总，我要拍您啊，请您把身体挺起来，不要靠着沙发，外宾来了也别靠啊！”陈老总乐呵呵地说：“哦，是吗？以后注意，以后注意。”
戛然而止的梦想
1957年，塔吉古勒的丈夫巴克因为被打成右派关进监狱。出狱后，巴克被遣返回疆。1962年，塔吉古勒决定回到丈夫孩子身边。她交出相机，离开工作了11年的新华社，离开的时候放声痛哭。
回到新疆，塔吉古勒被安排在《新疆日报》工作，但十几年中，几乎没能再拍什么东西。她在“黑帮队 ”（文革中指称被打到的对象）一呆很多年，被安排看门、帮厨、扫地、种花。一家5口人的生活全靠她微薄的工资维持。塔吉古勒说：“在北京的11年我过着像天堂一样的日子。离开了像亲人一样的同事，回到新疆什么朋友也没有，回来以后我后悔啊！”
她在摄影部工作的照片一张都舍不得仍，把它们当宝贝。常常拿出来看，回忆自己20岁到30岁美好的工作和生活。看照片时她泪流不止，那些美好的日子想起来那么长，又那么短。巴克是解放后第一代少数民族职业翻译家。年轻时他就翻译了《论联合政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毛泽东、刘少奇的著作。青年时代，巴克偶然读到鲁迅，就被“鲁迅魂”迷住了，从此开始翻译鲁迅作品。就在《吶喊》、《彷徨》刚翻译完，正待出版时，一夜之间他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并一戴22年。 1979年1月，北京为巴克纠正了右派一案。巴克在平反书上签字的时候，因激动过度，晕了过去。那一年，巴克可以调回北京工作，塔吉古勒也可以回新华社了，但是他们已经不愿意回去了，一家留在新疆。1950年代，不到20岁的塔吉古勒在遥远的新疆获得救赎与大爱，新华社得到了她；1960年代，塔吉古勒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戛然失去理想和机会，新华社也失去了她。从此，她回到新疆，低调生活，很少有人再会问起她的北京生活、新华社经历。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新华社还记得我，还能把我的照片找出来并让我签字。我离开新华社已经50年啦！我这两天太激动了……”（老伴巴克插话：“你们走后，她抱着你们从北京带来的照片哭了一中午！还给所有的孩子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新华社来人看我啦！”）
比起空间，时间的流放更为无情。时间过去太远，很多事情已经无法叙述完整，但那些关乎自己命运的人和事，塔吉古勒记得清清楚楚。即便离开了新华社，她靠着沉沉的回忆和几幅与昔日同事的合影，一次次做着心灵往返，抵达她内心的北京宣武门大街57号。
50年了，塔吉古勒退到了阳光不能及的地方。2011年春天，我在乌鲁木齐一个街道拐角处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站在那里等了我们许久。80岁的塔吉古勒把手搭在额头上正向远处眺望，她被正午的阳光刺眯了眼。她的衣着和周围的维吾尔族老年妇女没有两样，只是更安详也更端庄。
我们带着选出来的10幅塔吉古勒在1950年代拍摄的作品来到她家，看到她灿烂的笑容，更看到她无尽的泪水。于是我决定要写塔吉古勒的口述。
塔吉古勒的丈夫是新疆翻译家托乎提·巴克，我听着巴克和塔吉古勒的故事，两人的命运，挤压在狭小的空间，几十年的光阴让真相漫漶不清，所有的故事都变成了残垣断瓦。
18岁初入北京
塔吉古勒·米尔伊达叶提1932年生在新疆喀什疏附县。她名字的直译是：塔吉—桂冠，古勒—花儿。父亲是皮毛商人，曾因“赤色分子”罪名被铺入狱。塔吉古勒很小就被禁锢在茅屋里，不能升学和工作，出门必须罩上 “脸巾”，小小年纪就像含苞未放而枯黄了的花朵，等待命运摆布。塔吉古勒只念了4年小学，14岁订婚，15岁结婚，丈夫巴克是阿图什人，在喀什警察局工作。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1950年8月，中央派出以沈钧儒为团长，萨空了等为副团长的西北访问团前往新疆。这时巴克已经调入新疆文教委员会编译处，被访问团秘书杨静仁看上，受邀担任访问团翻译。杨静仁说：“我们需要你们民族的有志青年到北京工作，共同为全国各族人民服务。”
塔吉古勒一家三口1950年11月到了北京。这时候，塔吉古勒18岁，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汉语一句不会说，汉字一个不认识。
少数民族摄影师
到了北京，丈夫被分配在国家民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工作，塔吉古勒在萨空了先生的关照下被送到新闻摄影局学习摄影，是当时新闻摄影局最早的女记者，更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少数民族摄影记者。这之前，不要说摸过相机，她自己连照片都没有照过。
新闻摄影局没有人轻视塔吉古勒。每次分配一项采访任务，同事都会翻过来倒过去给她讲解，采访对象是什么人、采访的重大意义是什么、主题是什么、站在什么位置、怎么拍，回来后还帮她整理、分析所拍照片。
塔吉古勒来摄影局不久，女记者牛畏予来了，直到现在她还认牛畏予是最好的姐妹，她俩曾同住一间屋子。单独出去采访时，塔吉古勒就问牛畏予应该拍什么场面、从什么角度拍。拍不好时，牛畏予就鼓励她说：“你光难过不行！要找出失败的原因，找到毛病，下次拍照时就可以改正了！”塔吉古勒一直记得牛畏予对她的帮助。同时，塔吉古勒周围也都是一些数年如一日忘我工作、不知疲倦的汉族同事，她被他们的工作热情感染。
在领袖身边拍照
塔吉古勒在中央组工作，常常能见到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陈毅、邓颖超、蔡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能见到很多中国科学界、文化艺术界杰出的人物。她长得一副典型的维吾尔族姑娘的脸庞，头发金黄，第一次见毛主席，她向前问候：“主席您好！”毛主席问：“你是塔斯社的记者？”她忙说：“不，主席，我是新华社记者，我是新疆维吾尔族人。”周恩来总理经常向外宾自豪地介绍说：“看，这是我们的维吾尔族记者！”每次周恩来、陈毅、彭真等领导接见外宾，都会过来和她握手。有次宴会，周总理还问：“给小塔准备清真餐了吗？”
刚解放不久，陈毅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但他身上还带着战争时代的豪爽劲儿，不拘小节，大大咧咧。会见外宾时，他习惯仰坐沙发上，四肢放松，这样几乎要把身子陷在沙发里。吕厚民、杜修贤等记者想提醒他这样不好拍照，又不敢，就动员塔吉古勒去，还一字一句教她怎么和陈毅说。一天，塔吉古勒走上前说：“陈老总，我要拍您啊，请您把身体挺起来，不要靠着沙发，外宾来了也别靠啊！”陈老总乐呵呵地说：“哦，是吗？以后注意，以后注意。”
戛然而止的梦想
1957年，塔吉古勒的丈夫巴克因为被打成右派关进监狱。出狱后，巴克被遣返回疆。1962年，塔吉古勒决定回到丈夫孩子身边。她交出相机，离开工作了11年的新华社，离开的时候放声痛哭。
回到新疆，塔吉古勒被安排在《新疆日报》工作，但十几年中，几乎没能再拍什么东西。她在“黑帮队 ”（文革中指称被打到的对象）一呆很多年，被安排看门、帮厨、扫地、种花。一家5口人的生活全靠她微薄的工资维持。塔吉古勒说：“在北京的11年我过着像天堂一样的日子。离开了像亲人一样的同事，回到新疆什么朋友也没有，回来以后我后悔啊！”
她在摄影部工作的照片一张都舍不得仍，把它们当宝贝。常常拿出来看，回忆自己20岁到30岁美好的工作和生活。看照片时她泪流不止，那些美好的日子想起来那么长，又那么短。巴克是解放后第一代少数民族职业翻译家。年轻时他就翻译了《论联合政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毛泽东、刘少奇的著作。青年时代，巴克偶然读到鲁迅，就被“鲁迅魂”迷住了，从此开始翻译鲁迅作品。就在《吶喊》、《彷徨》刚翻译完，正待出版时，一夜之间他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并一戴22年。 1979年1月，北京为巴克纠正了右派一案。巴克在平反书上签字的时候，因激动过度，晕了过去。那一年，巴克可以调回北京工作，塔吉古勒也可以回新华社了，但是他们已经不愿意回去了，一家留在新疆。1950年代，不到20岁的塔吉古勒在遥远的新疆获得救赎与大爱，新华社得到了她；1960年代，塔吉古勒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戛然失去理想和机会，新华社也失去了她。从此，她回到新疆，低调生活，很少有人再会问起她的北京生活、新华社经历。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新华社还记得我，还能把我的照片找出来并让我签字。我离开新华社已经50年啦！我这两天太激动了……”（老伴巴克插话：“你们走后，她抱着你们从北京带来的照片哭了一中午！还给所有的孩子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新华社来人看我啦！”）
比起空间，时间的流放更为无情。时间过去太远，很多事情已经无法叙述完整，但那些关乎自己命运的人和事，塔吉古勒记得清清楚楚。即便离开了新华社，她靠着沉沉的回忆和几幅与昔日同事的合影，一次次做着心灵往返，抵达她内心的北京宣武门大街5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