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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执政资源是任何一个政党获取和巩固执政地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只有积极有效地挖掘和利用正资源，坚持不懈地规避和消除负资源，才能在正负资源的对冲过程中，使正负资源的总量之和始终居于正值，从而为执政合法性的获取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适时地实现了从意识形态获取资源向执政的经济绩效获取资源、从特定阶级获取资源向社会大众获取资源、从经济增长获取资源向社会公平与和谐社会获取资源的代谢，为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执政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执政资源 新陈代谢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1－0108－05
执政资源是政党或个人为获取、巩固执政地位，赢得社会民众合法性认可与服从的各种物质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据此，执政资源可以划分为正资源和负资源，所谓正资源是指对执政地位的获取和巩固产生积极作用的物质和精神要素。负资源则是对执政地位的获得和巩固产生消极影响的物质和精神要素。任何政党在获取和巩固执政地位的过程中，必须根据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变化，适时地实行执政资源的优化与整合，积极有效地挖掘和利用正资源，坚持不懈地规避和消除负资源，才能在正负资源的对冲过程中，使正负资源的总量之和始终居于正值，从而为执政地位的获得和巩固奠定基本的前提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独特的国情出发，与时俱进地实现了执政资源的开发与拓展，为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
任何一个政党，能否获取执政地位以及执政后能否巩固其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政党为社会民众设计了怎样的社会制度和生活的蓝图。当此种社会制度和生活的蓝图足以激起民众向往的热情并倾心认同时，这种对社会制度和生活蓝图的欣赏不可避免地将转向对生活蓝图的设计者和领导实施者执政合法性的认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描绘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至善至美的理想社会曾深深地吸引着处于最底层的中国工人和农民阶级。建国后，这种美好的理想制度依然是他们憧憬和向往的重要价值追求。因此，将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既是顺应民心的举措，也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迅速取得民众对其执政认同的主要资源。为此，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从观念形式到制度形式再到社会心理形式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赢得了重要的思想意识资源。
中外政治实践证明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即执政的意识形态资源所产生的效能大小以及持续的时间长短需要以执政的经济绩效为基础。若没有经济绩效的支撑，这种意识形态资源的效应会逐渐减弱甚至无效。在1949年至1976年长达27年(特别是10年“文革”)间所造成的执政的经济绩效的不足，明显地制约了意识形态资源的效能。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理论和空洞的政治口号的宣传和教化，已难以在社会民众的心中产生强烈的共鸣和认同，客观上必须实现执政资源的新称代谢，通过增强执政的经济绩效资源以弥补意识形态资源减弱所产生的执政合法性问题。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了问题的症结。邓小平在1978年9月指出，“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建设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为扭转在开发意识形态资源时，过多依赖政治宣传，忽视执政的经济绩效所产生的信仰危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的主张，并以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由过去主要依托意识形态获取执政资源向经济绩效获取执政资源的转变。根据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特殊国情，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以典型示范的经济绩效开发执政资源。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作出了将党和国家的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但个人之间、地区之间是以同步富裕的方式还是以典型富裕带动共同富裕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邓小平有着深刻的思考。他认为，“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可以“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这样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从而感受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有效性，增强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合法认同。
第二，在发展中，既要注重效率，又要关注公平，坚持效率优先，以此全面挖掘执政的经济绩效资源。改革开放前，经济发展的滞缓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产生着直接的负面效应，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与这种负效应一起衍生的合力，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获取构成了现实的严重阻力。对此，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在决策执行上，邓小平认为“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为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邓小平认为，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在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邓小平效率优先思想的倡导，解放了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思想问题，人民群众在效率优先原则下所进发的空前劳动积极性和取得的丰硕建设成果，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赢得了雄厚的经济绩效资源。
第三，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将执政的经济绩效转化为执政的合法性资源。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只有转化为社会民众的切身利益，执政的经济绩效才能产生直接的效用，执政党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拥护。为此，邓小平强调提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此种将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转化为人民群众利益的指导思想，使社会民众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执政能 力和对民生的高度关注，在人民群众生活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为中国共产党赢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积累了重要的合法性资源。
二
任何一个政党，在走向执政的过程中以及执政的实践中都有其依靠的基本力量和获取执政资源的基本阶级、阶层。这些阶级、阶层是政党形成的主要阶级基础和最有力的支持者。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就明确了在未来国家和社会中，其所依靠的主要阶级和力量，并将这些阶级作为中国共产党获取执政资源的主要基础。毛泽东指出，在新中国，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还必须取得农民阶级的认同和支持。
当历史进入21世纪后，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经济成分、阶级结构和阶层呈现多元化。最令人瞩目的是，随着私营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不断上升，一批私营企业家开始出现，其规模不断壮大，对中国的政党政治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深刻的影响。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了这种环境变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所带来的新的挑战。他在200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过去依靠工人、农民两个主体阶级获取执政资源的方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现实变化的需要，客观上必须及时地将这些新出现的不同阶层作为中国共产党获取执政资源的重要对象和渠道，才能为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执政获得更大的合法认同和支持。为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三项措施：
第一，在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中，将党的性质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种转变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为从主体阶级获取执政资源为主向“人民”这一外延极其广泛的群体获取执政资源创造了条件。
第二，在对共产党先进性的阐释中，由过去从特定阶级间接体现先进性转为直接从功能体现先进性。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由此决定了该阶级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阶级。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最先进的政党。这是一种间接由特定阶级演绎推理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思维方式。但是，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不是说党的主要成分是工人阶级就可以确保党的工人先锋队性质，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先进，主要看它的纲领是否反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它的成员是否全心全意地为实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为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一种直接从功能上表述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新的诠释使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始终保持“三个代表”的先进功能，这种价值标准的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进而巩固其执政和领导地位获得了丰厚的政治资源。
第三，在党的组织上，认为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这种由过去主要从工人、农民中吸收党员，“有剥削行为的不能入党”向“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转变，在巩固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的同时，为从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全面获取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奠定了组织基础。
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所取得的辉煌经济成就为中国共产党重塑伟大正确的形象，进而赢得广大社会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带来了极其深厚的正资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经济绩效所带来的执政资源，是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获取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源泉。如同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注重效率，兼顾公平，效率优先”的发展指导思想在促进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绩效不断增长的同时，却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过分地强调经济的增长率，忽视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二是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产生了影响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的问题。
两个问题的出现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获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构成了新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执政负资源的重要因素。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敏锐地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所面临的新问题。他在2004年9月指出：“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主要体现为“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社会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认同。
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执政资源的进一步增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提出“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执政原则的前提下，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据此采取了三项措施，以开发和挖掘中国共产党新的执政资源。
第一，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为“效率和公平并重”，重点解决突现的社会公平问题以开发执政资源。针对东部和西部以及个人之间贫富差距过大等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危及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现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必须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现各种分配方式的关系，“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种由过去主要关注效率到在注重效率的前提下，重点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转变，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效应。
一是化解了在改革过程中因贫富差距过大而导致的部分低收入者不平衡的心理状态，消除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目的性的疑虑，为重新取得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目的性的信任和支持创造了条件。农民阶级是中国共产党获取执政资源、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群体。随着中国改 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民的收入与其他阶级和阶层相比逐渐下降，出现了部分农民怀疑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和农业政策的现象。为此，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战略决策，使农民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为中国共产党在人口最多的农民阶级中赢得了广泛的合法资源。在城市，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部分文化水平较低、知识老化的工人相继下岗失业，出现了主要依靠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维持生活的弱势群体，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和分配政策具有一定的消极情绪。为此，在“效率和公平”并重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这些措施的实施，使社会弱势群体的分配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和改善，化解了他们的消极情绪，为中国共产党在基层弱势群体中汲取执政资源创造了条件。
二是通过解决西部与东部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开发和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落后地区的执政资源。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其地理环境优势和特区政策的倾斜等因素，经济发展十分迅速。而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由于自然环境和交通等因素的限制，经济发展则相对缓慢，造成了西部欠发达地区对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困惑。对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高度注重社会公平的前提下，明确提出了要“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的新的发展模式，采取了“重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础战略”，加强了对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对欠发达地区的人才和资金投入力度，使欠发达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提高，从而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些地区的凝聚力、影响力和号召力，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开发和巩固奠定了基础。
第二，由注重发展速度转为科学发展，以赢取执政资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不仅在形式上使中国的城市和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同时也使中国广大社会民众的生活水平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提高。这对展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获取社会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广泛认同和支持积累了十分重要的资源。但注重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则是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耗费，而部分地方党政领导为展示其政绩所实施的短期行为，则又加重了社会民众的负担。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了问题的症结，胡锦涛在2006年10月指出，“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由高速发展到科学发展的模式转变，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获取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积极效应：其一，对发展中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强调，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发展问题上的高瞻远瞩和执政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增强了社会民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信心，为获取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奠定了基础。其二，对发展中的人本关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进一步增强了社会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目的、方针和政策的理解和认同，密切了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巩固创造了条件。
第三，由关注经济增长向构建和谐社会增加执政资源。经济体制的深刻改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在给我国社会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矛盾的产生，主要表现为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社会中出现的这些非和谐现象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产生了负效应。为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及时地调整了由过去关注经济增长获取执政资源的方式，转向在依靠经济绩效获取资源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全方位、多角度开发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新模式。2006年10月，胡锦涛指出：“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为此要求全党从如下几个方面解决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
首先，“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其次，“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再次，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不断提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进一步夯实执政基础，从人民群众中获取取之不尽的执政资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张的提出和实施，显著地缓解了现实社会中突出的社会矛盾，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获取产生了三个方面的积极效果：
一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洞察力和未雨绸缪的领导能力。针对世界各国人均GDP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是经济发展的瓶颈和社会危机高发期的一般规律，中国共产党及时地在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至3000元的时刻提出了以解决社会突出矛盾为内容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关注现实、放眼未来的深远目光，为赢得社会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信任创造了资源。
二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亲民政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针对社会中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等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民生等问题，及时地提出了通过和谐社会的构建来解决人民切身利益问题的战略思想，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和鲜明的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亲民政策，为获得全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和支持赢得了坚实的资源。
三是拓宽了中国共产党汲取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渠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发展，更是对中国共产党获取执政资源模式的重大思维创新。通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改变了过去注重从思想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某一方面获取执政资源的方式，转为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方位、多角度获取执政资源的模式，进而为在全社会的不同阶级、阶层和领域，全面、系统地赢取最广泛的执政资源奠定了基础。
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证明，执政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特定的任务和目标，由此也决定了执政党获取执政资源的手段、方式和领域的不同。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不同时期的中央领导集体正是从中国的客观现实出发，按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地根据客观形势的要求和变化，及时地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新陈代谢，使中国共产党在3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航程中，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中国共产党获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巩固执政地位、实现长期执政的最为宝贵的实践经验。
[责任编辑：文 心]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执政资源 新陈代谢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1－0108－05
执政资源是政党或个人为获取、巩固执政地位，赢得社会民众合法性认可与服从的各种物质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据此，执政资源可以划分为正资源和负资源，所谓正资源是指对执政地位的获取和巩固产生积极作用的物质和精神要素。负资源则是对执政地位的获得和巩固产生消极影响的物质和精神要素。任何政党在获取和巩固执政地位的过程中，必须根据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变化，适时地实行执政资源的优化与整合，积极有效地挖掘和利用正资源，坚持不懈地规避和消除负资源，才能在正负资源的对冲过程中，使正负资源的总量之和始终居于正值，从而为执政地位的获得和巩固奠定基本的前提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独特的国情出发，与时俱进地实现了执政资源的开发与拓展，为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
任何一个政党，能否获取执政地位以及执政后能否巩固其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政党为社会民众设计了怎样的社会制度和生活的蓝图。当此种社会制度和生活的蓝图足以激起民众向往的热情并倾心认同时，这种对社会制度和生活蓝图的欣赏不可避免地将转向对生活蓝图的设计者和领导实施者执政合法性的认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描绘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至善至美的理想社会曾深深地吸引着处于最底层的中国工人和农民阶级。建国后，这种美好的理想制度依然是他们憧憬和向往的重要价值追求。因此，将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既是顺应民心的举措，也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迅速取得民众对其执政认同的主要资源。为此，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从观念形式到制度形式再到社会心理形式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赢得了重要的思想意识资源。
中外政治实践证明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即执政的意识形态资源所产生的效能大小以及持续的时间长短需要以执政的经济绩效为基础。若没有经济绩效的支撑，这种意识形态资源的效应会逐渐减弱甚至无效。在1949年至1976年长达27年(特别是10年“文革”)间所造成的执政的经济绩效的不足，明显地制约了意识形态资源的效能。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理论和空洞的政治口号的宣传和教化，已难以在社会民众的心中产生强烈的共鸣和认同，客观上必须实现执政资源的新称代谢，通过增强执政的经济绩效资源以弥补意识形态资源减弱所产生的执政合法性问题。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了问题的症结。邓小平在1978年9月指出，“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建设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为扭转在开发意识形态资源时，过多依赖政治宣传，忽视执政的经济绩效所产生的信仰危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的主张，并以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由过去主要依托意识形态获取执政资源向经济绩效获取执政资源的转变。根据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特殊国情，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以典型示范的经济绩效开发执政资源。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作出了将党和国家的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但个人之间、地区之间是以同步富裕的方式还是以典型富裕带动共同富裕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邓小平有着深刻的思考。他认为，“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可以“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这样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从而感受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有效性，增强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合法认同。
第二，在发展中，既要注重效率，又要关注公平，坚持效率优先，以此全面挖掘执政的经济绩效资源。改革开放前，经济发展的滞缓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产生着直接的负面效应，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与这种负效应一起衍生的合力，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获取构成了现实的严重阻力。对此，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在决策执行上，邓小平认为“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为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邓小平认为，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在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邓小平效率优先思想的倡导，解放了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思想问题，人民群众在效率优先原则下所进发的空前劳动积极性和取得的丰硕建设成果，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赢得了雄厚的经济绩效资源。
第三，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将执政的经济绩效转化为执政的合法性资源。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只有转化为社会民众的切身利益，执政的经济绩效才能产生直接的效用，执政党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拥护。为此，邓小平强调提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此种将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转化为人民群众利益的指导思想，使社会民众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执政能 力和对民生的高度关注，在人民群众生活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为中国共产党赢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积累了重要的合法性资源。
二
任何一个政党，在走向执政的过程中以及执政的实践中都有其依靠的基本力量和获取执政资源的基本阶级、阶层。这些阶级、阶层是政党形成的主要阶级基础和最有力的支持者。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就明确了在未来国家和社会中，其所依靠的主要阶级和力量，并将这些阶级作为中国共产党获取执政资源的主要基础。毛泽东指出，在新中国，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还必须取得农民阶级的认同和支持。
当历史进入21世纪后，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经济成分、阶级结构和阶层呈现多元化。最令人瞩目的是，随着私营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不断上升，一批私营企业家开始出现，其规模不断壮大，对中国的政党政治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深刻的影响。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了这种环境变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所带来的新的挑战。他在200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过去依靠工人、农民两个主体阶级获取执政资源的方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现实变化的需要，客观上必须及时地将这些新出现的不同阶层作为中国共产党获取执政资源的重要对象和渠道，才能为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执政获得更大的合法认同和支持。为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三项措施：
第一，在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中，将党的性质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种转变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为从主体阶级获取执政资源为主向“人民”这一外延极其广泛的群体获取执政资源创造了条件。
第二，在对共产党先进性的阐释中，由过去从特定阶级间接体现先进性转为直接从功能体现先进性。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由此决定了该阶级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阶级。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最先进的政党。这是一种间接由特定阶级演绎推理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思维方式。但是，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不是说党的主要成分是工人阶级就可以确保党的工人先锋队性质，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先进，主要看它的纲领是否反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它的成员是否全心全意地为实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为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一种直接从功能上表述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新的诠释使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始终保持“三个代表”的先进功能，这种价值标准的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进而巩固其执政和领导地位获得了丰厚的政治资源。
第三，在党的组织上，认为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这种由过去主要从工人、农民中吸收党员，“有剥削行为的不能入党”向“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转变，在巩固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的同时，为从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全面获取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奠定了组织基础。
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所取得的辉煌经济成就为中国共产党重塑伟大正确的形象，进而赢得广大社会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带来了极其深厚的正资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经济绩效所带来的执政资源，是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获取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源泉。如同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注重效率，兼顾公平，效率优先”的发展指导思想在促进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绩效不断增长的同时，却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过分地强调经济的增长率，忽视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二是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产生了影响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的问题。
两个问题的出现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获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构成了新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执政负资源的重要因素。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敏锐地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所面临的新问题。他在2004年9月指出：“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主要体现为“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社会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认同。
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执政资源的进一步增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提出“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执政原则的前提下，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据此采取了三项措施，以开发和挖掘中国共产党新的执政资源。
第一，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为“效率和公平并重”，重点解决突现的社会公平问题以开发执政资源。针对东部和西部以及个人之间贫富差距过大等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危及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现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必须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现各种分配方式的关系，“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种由过去主要关注效率到在注重效率的前提下，重点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转变，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效应。
一是化解了在改革过程中因贫富差距过大而导致的部分低收入者不平衡的心理状态，消除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目的性的疑虑，为重新取得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目的性的信任和支持创造了条件。农民阶级是中国共产党获取执政资源、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群体。随着中国改 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民的收入与其他阶级和阶层相比逐渐下降，出现了部分农民怀疑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和农业政策的现象。为此，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战略决策，使农民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为中国共产党在人口最多的农民阶级中赢得了广泛的合法资源。在城市，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部分文化水平较低、知识老化的工人相继下岗失业，出现了主要依靠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维持生活的弱势群体，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和分配政策具有一定的消极情绪。为此，在“效率和公平”并重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这些措施的实施，使社会弱势群体的分配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和改善，化解了他们的消极情绪，为中国共产党在基层弱势群体中汲取执政资源创造了条件。
二是通过解决西部与东部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开发和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落后地区的执政资源。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其地理环境优势和特区政策的倾斜等因素，经济发展十分迅速。而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由于自然环境和交通等因素的限制，经济发展则相对缓慢，造成了西部欠发达地区对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困惑。对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高度注重社会公平的前提下，明确提出了要“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的新的发展模式，采取了“重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础战略”，加强了对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对欠发达地区的人才和资金投入力度，使欠发达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提高，从而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些地区的凝聚力、影响力和号召力，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开发和巩固奠定了基础。
第二，由注重发展速度转为科学发展，以赢取执政资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不仅在形式上使中国的城市和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同时也使中国广大社会民众的生活水平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提高。这对展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获取社会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广泛认同和支持积累了十分重要的资源。但注重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则是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耗费，而部分地方党政领导为展示其政绩所实施的短期行为，则又加重了社会民众的负担。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了问题的症结，胡锦涛在2006年10月指出，“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由高速发展到科学发展的模式转变，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获取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积极效应：其一，对发展中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强调，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发展问题上的高瞻远瞩和执政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增强了社会民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信心，为获取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奠定了基础。其二，对发展中的人本关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进一步增强了社会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目的、方针和政策的理解和认同，密切了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巩固创造了条件。
第三，由关注经济增长向构建和谐社会增加执政资源。经济体制的深刻改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在给我国社会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矛盾的产生，主要表现为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社会中出现的这些非和谐现象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产生了负效应。为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及时地调整了由过去关注经济增长获取执政资源的方式，转向在依靠经济绩效获取资源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全方位、多角度开发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新模式。2006年10月，胡锦涛指出：“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为此要求全党从如下几个方面解决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
首先，“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其次，“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再次，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不断提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进一步夯实执政基础，从人民群众中获取取之不尽的执政资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张的提出和实施，显著地缓解了现实社会中突出的社会矛盾，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获取产生了三个方面的积极效果：
一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洞察力和未雨绸缪的领导能力。针对世界各国人均GDP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是经济发展的瓶颈和社会危机高发期的一般规律，中国共产党及时地在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至3000元的时刻提出了以解决社会突出矛盾为内容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关注现实、放眼未来的深远目光，为赢得社会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信任创造了资源。
二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亲民政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针对社会中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等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民生等问题，及时地提出了通过和谐社会的构建来解决人民切身利益问题的战略思想，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和鲜明的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亲民政策，为获得全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和支持赢得了坚实的资源。
三是拓宽了中国共产党汲取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渠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发展，更是对中国共产党获取执政资源模式的重大思维创新。通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改变了过去注重从思想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某一方面获取执政资源的方式，转为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方位、多角度获取执政资源的模式，进而为在全社会的不同阶级、阶层和领域，全面、系统地赢取最广泛的执政资源奠定了基础。
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证明，执政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特定的任务和目标，由此也决定了执政党获取执政资源的手段、方式和领域的不同。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不同时期的中央领导集体正是从中国的客观现实出发，按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地根据客观形势的要求和变化，及时地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新陈代谢，使中国共产党在3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航程中，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中国共产党获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巩固执政地位、实现长期执政的最为宝贵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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