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岳，字伯陵，原名薛仰岳，1896年出生于广东乐昌一个农民家庭。其父薛豪汉非常重视对子女的培养，尤其是对长子薛岳，一直教导他要立志习武，长大后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奋斗。薛豪汉时常强调的“克复汉族，惟武是尚，经生坐谭，无当大局，亟需习戎，以应时变”，自小就在薛岳的脑海里扎下了深刻的印象。薛岳出生之时，正值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年，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民族危机空前高涨。薛豪汉希望薛岳能够效法岳飞，成为民族英雄精忠报国，故取名“仰岳”，以示敬仰岳飞。薛岳成年后，认为“只是崇敬岳飞尚未足以称其心意，乃去‘仰’字，单名岳，直以岳飞自况”。纵观薛岳一生，其经历十分复杂：他立志精忠报国，曾一向亲共，却突然与共产党反目成仇，成为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刽子手；他一生曾多次反蒋，却最终为蒋卖命，成为蒋麾下一得力战将；面对外敌入侵，他也曾率部奋起抵抗，不畏生死，成为中华民族之抗日英雄。薛岳的功过是非，后人争议颇多，本文不加赘述。而薛岳所毕生效法的抗金民族英雄岳飞，虽满怀精忠报国之志，却也曾几度镇压农民起义军；因至死不忘金兵南侵，国土沦丧之事，终成为历代敬仰的民族英雄。从这个角度来看，抗日名将薛岳与抗金英雄岳飞，二者在人生历程上，确实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仅就薛岳效仿岳飞之人生道路来说，堪称传承武穆遗风的典范。
　　
　　负精忠报国志，却沦为屠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
　　
　　直以岳飞自比的薛岳，幼怀大志，大革命时期，追随孙中山革命，立下赫赫战功，其精忠报国之志得以充分诠释。尤其是1927年3月底，当薛岳得知蒋介石、李宗仁等要在上海密谋“清党”，其所在的第一师也由于亲共具有左倾迹象将要被调离上海时，便亲自赶赴驻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建议“把蒋介石作为反革命抓起来”。令人遗憾的是，“共产党不同意，而建议薛岳装病以拖延撤离时间”。4月5日，第一师被调离上海至京沪线护路，薛岳也被解职。薛岳一怒之下，南下投靠广东的第四军军长李济深，思想上也从一向亲共转变为极端的反共。思想行为一直较为左倾的薛岳，突然与共产党反目成仇，确实有点令人费解。这也就开始了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疯狂镇压革命力量的可耻历程，其精忠报国之志也完全走向反面，俨然已蜕变为“尽忠报蒋”之心。
　　自薛岳思想上发生急剧转变后，其人生历程也可谓跌荡起伏，十分复杂。1927年，薛岳先后投靠了李济深与张发奎，其间参与了对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部队的镇压，两度扮演了屠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的角色，也两度易主。1928年，薛岳投靠蒋介石，因受排挤，随后曾几度反蒋，却终无建树，被迫赴九龙闲居。1933年，薛岳再度投蒋，出任北路军第三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七纵队司令，后任第一路军代总指挥兼第七纵队司令。次年，又任北路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负责赣南“剿共”任务，开始了他军事生涯上的“平步青云”期，即他向共产党进行全面进攻，疯狂屠杀革命力量，令后人唾骂、倍感叹息的时期。
　　从1934年4月开始，薛岳指挥第六路军先后占领了中央根据地的韶源、上冈、寿华山、兴国和赣南重镇古龙冈等地；10月，又占领了石城，直接威胁红都瑞金，为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央红军在连战失利、各路敌军又大军压境的不利形势下，被迫战略转移，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薛岳奉蒋介石之令，亲率第六路军和第八纵队跟踪追击。红军入湘后，蒋介石又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1934年11月，蒋介石调集中央军和湘桂军共40万，欲与红军在湘江边展开决战，以便将红军歼灭于湘桂边境。薛岳在湘江战役中负责率部对湘桂公路实行侧击和尾击，其部与红军战斗七昼夜，重创了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红34师师长陈树湘壮烈牺牲。湘江一役，中央红军8万多将士，仅剩3万余人，而薛岳就是此役的主攻者。中共后来将薛岳列为国民党43位战犯之一，仅凭此一役，都不为过。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议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那时起，薛岳率领的追剿军在与红军的交锋中，再也没捞过半点便宜，而是一路“拾马屎、拾烂鞋、拾到乌江”，并且损兵折将，个中滋味，不知薛岳如何品味。随后的四渡赤水战役，更是令薛岳蒙受了“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而作为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载入史册。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使得薛岳的追剿军只能疲于奔波，无从作战，最终被歼灭万余人，中央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毛泽东曾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薛岳对此应当感触最为深刻，在其几十年的军事生涯中必定留下了非常浓重的印迹。
　　薛岳的精忠报国志在对红军的“追剿”中虽未能实现，但其“尽忠报蒋”之心却没有被辜负。红军长征时期，蒋介石的地盘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西南、西北和两广地区都是地方军阀的势力范围。蒋介石一直在筹划把红军赶往西南、西北或是两广地区，让红军同那些与蒋介石有二心的军阀火拼，以坐收渔翁之利。早在中央红军向西突围之时，蒋介石就对陈布雷讲：“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薛岳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率部从江西至大西南，行程两万余里，转战西南数省，对红军追而不围、堵而不截，虽作战未取得胜利，却为蒋介石统治西南各省扩充了势力。1935年1月中旬，薛岳以“剿共”的名义兵临贵阳，夺了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权，并任命亲信郭思演为贵阳警备司令，以中央军取代了黔军为贵阳城防军。薛岳出任贵阳绥靖公署主任后，又积极干预贵州省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各种事务，并以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改编了王家烈部侯之担师，重金收买王家烈嫡系部队何知重、柏辉章师归附中央军，直至王家烈在黔势力全部瓦解。为此，西南战事一结束，薛岳即受到蒋介石的嘉奖。1937年5月，薛岳就任滇黔绥靖公署主任兼贵州省主席。其精忠报国之志蜕变为“尽忠报蒋”之心，总算是有了些“收获”。也正是因为这些“收获”，令薛岳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再次迷失自我，继续与人民为敌，以致不甘赋闲的他仍落得个徒居虚职，长期赋闲的无奈境地。
　　
　　


　　怀保家卫国心，终成为抵御日寇的民族英雄
　　
　　薛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两度镇压中共领导的武装起义，尤其是在红军长征期间，率部“追剿”红军两万余里，沿途对红军频施毒手，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完全背离了其精忠报国的初衷。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薛岳才不负其名，主动向蒋介石请缨上前线杀敌，终于实现其早年立下的效仿岳飞，保家卫国的大志，在其人生历程上书写了最精彩的一笔，薛岳也因抗战功勋卓著而彪炳史册，一举成为中华民族的抗日英雄。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国民政府随即在滇黔组建第三预备军，以龙云为司令，薛岳为副司令。期间，薛岳三次电呈蒋介石，请缨出征。9月，薛岳离开西南抵达南京，被任命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加入左翼军战斗序列。从这时起，薛岳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奋战八年，立下赫赫战功，其军事生涯也走向了巅峰。抗战八年，薛岳对日作战无数，先后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及长沙会战等诸多战役，并享有“天炉战神”和“长沙之虎”的美誉。薛岳抗战之功，文中无需尽述，仅其在长沙会战中之出色表现就足以令世人钦佩。
　　


　　湖南是中国著名的谷仓，抗战时期，为国民政府粮食、兵员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省会长沙是华中战略重镇，当粤汉铁路之要冲。武汉、南昌会战后，长沙的战略地位更是上升到特别突出的位置，成为屏障中国西南战略大后方的门户。日军占领武汉以后，为打开通向中国大西南的门户——长沙，进而直逼重庆，在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底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三次携重兵进攻长沙，因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加上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之出色指挥，三次均以日军失败而告终。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侵占武汉、南昌后，妄图歼灭中国第九战区主力于湘北、赣北地区，从而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区。1939年9月，日军调集10万余人，分路进占湘北岳阳东南地区、鄂南通城地区、赣北奉新、靖安地区。蒋介石眼见日军大兵压境，起初决定放弃长沙。时任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的薛岳却不以为然，坚持要与日军一决胜负。薛岳冒死苦谏蒋介石，他那番“长沙不守，军人之职责何在”以及“湘省所处地位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的铿镪话语最终令蒋介石改变初衷，决定死守长沙。这才有了之后的湘北大捷。第一次长沙会战历时二十余天，歼敌约两万人，是日军侵华以来遭受损失最大的战役，对日军士气打击严重。事后日本军部的总结报告也承认：“中国军队攻势的规模很大，其战斗意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在历来的攻势中少见其匹。我军战果虽大，但损失亦为不少。”蒋介石在给薛岳的嘉勉电中也掩饰不住喜悦之情：“此次湘北大捷，全国振奋，诚是为最后胜利之佐证，而对于人民信念、国际视听，关系尤钜。骏烈丰功，良深嘉庆。”
　　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刚任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的阿南惟几中将，调及4个师团及2个独立旅团约15万人，在100多架飞机、200多只舰船支援下，采取将主力并列于狭窄正面，以纵深突破的战略，分兵两路，进犯长沙，企图将中国第九战区主力击溃于湘北地区，以雪第一次长沙会战失败之耻辱。由于第九战区对敌情判断有误，中国军队正面防备不足，会战初期我军失利，28日晚日军攻入长沙城。日军占领长沙后，因日军后方遭第六战区主力攻击，敌我形势迅速发生变化。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抓住战机，指挥各部重振旗鼓，迅速向长沙周围集结，并利用湘北有利地形，采取逐次阻击，诱敌至长沙附近捞刀河两岸地区予以围歼的方针，将突入长沙市区和进至株洲之敌全部歼灭并乘胜反击。日军第十一军损失惨重，攻入长沙仅3天的日军被迫撤退，时称第二次湘北大捷。
　　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中旬，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为洗刷前两次失败之耻辱，亲率4个师团及航空兵一部共12万人，向长沙方向发动进攻，企图在汨罗江两岸，歼灭中国第九战区主力，并扬言要在长沙度过1942年元旦。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为了此次战役，认真总结了前两次日军进攻长沙的得失，针对日军第十一军调动频繁、大规模集中的情况，自创了闻名中外的“天炉战法”，即在预定之各作战地带，构成网形阵地，配备必要之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等诸手段，逐次消灭敌之兵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带，使用优势兵力、炽盛之火力，施行反包围及反击，用优越之态势，予敌以歼灭性打击。“天炉战法”取得空前成功，日军是役伤亡达56000余人，中国军队伤亡为28000余人。中国军队首次以敌军伤亡半数之代价，打赢这次会战，薛岳因此被奉为“天炉战神”，就连日军也将其称为“长沙之虎”。此次会战，是珍珠港事变以来，盟国在亚洲战区中取得的唯一胜利，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中共创办的《新华日报》在社论《论长沙保卫战与目前军事任务》中写道：“我三湘健儿，我神鹰队伍，在此次长沙保卫战中，誓死保卫家乡，有效打退敌人，这表明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上，有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抗日生力军的决心，有实力……所以此次长沙之捷，是有着国际意义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日本新闻媒体却早已发布日军攻陷长沙的快报，并举国庆祝攻下长沙，成了全球最大的笑话。
　　三次长沙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规模最大、战线最长和我歼灭敌人最多的战役。中国军队在薛岳将军的指挥下，取得了对日作战的巨大胜利，极大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1946年10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授予薛岳将军一枚自由勋章，以表彰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薛岳在抗日战争中，屡挫倭寇，扬中华之国威于域外，更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创下了辉煌业绩。薛岳在抗战中所表现的忠勇英烈，不畏生死的民族气节，颇具武穆遗风之势，充分体现了岳飞精忠报国的风范，他本人也为此赢得了后人的尊重。
　　
　　


　　存“尽忠报蒋”之心，仍落得个徒居虚职，长期赋闲
　　
　　薛岳，前期虽多次反蒋，终无建树。1933年，不甘长期赋闲的他再度投蒋，此后就一直奉有“尽忠报蒋”之心。他直接指挥了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并亲率追剿军追击红军两万余里，替蒋家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也使得当年闲居九龙的薛岳，一下子跃上了滇黔绥靖公署主任兼贵州省主席的宝座。抗日战争结束后，薛岳又出任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主任，继续替蒋卖命，成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一张“王牌”。
　　薛岳在抗战中成绩斐然，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因为他那是为中华民族而战，此举必然获得人民的支持。解放战争中，薛岳参加反对人民的内战，代表的是蒋家王朝的利益，其精忠报国之志根本无从谈起，仅存“尽忠报蒋”之心，此举也必然失去人民的支持。因此，薛岳在出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半年多的时间内，屡战屡败，为此也引起了国民党内部众多非议。鲁南战役中，薛岳更是连丢两个师，把蒋介石的机械化家底——第一快速纵队也给报销了，令蒋介石非常生气。1947年3月3日，蒋介石以他“指挥无力，名声低落”为由，将其徐州绥靖公署主任之职撤销。为安抚其心，同年5月10日，蒋介石又让薛岳出任“国民政府参军长”一虚职，次年5月转为“总统府”参军长。满怀“尽忠报蒋”之心，却被搁置在毫无实权的虚职上，这令薛岳十分苦闷。
　　1949年2月，蒋介石为笼络粤籍地方要人，扭转败局，重新起用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上任后，打着“广东人民大团结”的旗号，苦心经营广东，加紧布防，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对广东的进攻。因其老部下吴奇伟5月14日在粤东起义，广东政局大乱，薛岳虽甚为恼怒却无法扭转败局。1949年10月，薛岳败逃海南岛。由于他后来在海南设立的“伯陵防线”又被解放军击溃，薛岳被迫逃往台湾。作为败军之将，薛岳此后一直未受到蒋介石的重用。薛岳赴台后，先后被任命为“总统府”一级上将顾问、“政务委员”、国民党“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被视为蒋家王朝“忠臣良将”的薛岳，虽居庙堂之高，实乃虚职而已，长期赋闲。此时的薛岳虽仍有效法岳飞之志，无奈事与愿违，终日只能靠临摹岳飞字体度以时日，并借以表达心中志向。虽不至于像岳飞那样枉死，其结局也确实有点无奈。○
　　题图 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旧址之一：固陂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