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浩：因为邀请了徐威、雪弟二位对惠州文学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谈论，所以我们不妨更为超脱一点，我们的谈论从跟惠州相关的一些点出发，来看看它们对写作构成了什么样的启示。谈惠州，有一个人不能绕过，那就是苏东坡。苏东坡之重要，不仅在于他的诗词文章才华盖世，更在于，他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李泽厚说苏轼在“太平盛世”，却一直憧憬着一种任侠居山、弃冠出世的意念。苏轼的诗词总是携带着某种禅意玄思的人生偶然的感喟和随遇而安、遇境而当的豁达和乐观。可是，像朱熹、王船山等人就不喜欢苏轼，他们都感受到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但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可能遭遇挫折，某种意义上，苏轼为遭遇困顿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人格方案。像苏轼这样在中国文化史上特别重要的人，可以给一个城市带来很大的文化启示。苏轼居留惠州四年，留下了160首诗词和几十篇散文。他在惠州推广教育、兴办书院，这些都让惠州人感念。清代诗人江逢辰的那句“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流传甚广;苏轼的那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流传更广。苏轼给惠州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但这份遗产绝不仅是文史层面上的。对于地方文史工作者而言，他们工作的方向可能是精心地考证苏轼在惠州的佚文、掌故等史料。但对当代作家而言，可能更重要的是从苏轼的身上去获得某种精神启示。这意味着，不能把苏轼当古人，而要把他当活人，把他的人生当成正在行进中正沸腾翻滚的人生，这样他的人生选择才会跟今人构成碰撞、产生启示。而且很重要的是，要对这样的文化名人的精神价值进行现代阐释。苏轼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如果不能在作家自身的体悟中获得现代性的转化，它就不能产生真正的意义。苏轼就只是属于古代中国的苏轼，而不能是大湾区时代的苏轼。这个转化，既是难题，也正为当代惠州作家提供了攻克难关的契机。
　　王威廉：确实，去惠州行走，一定要去看看小西湖，一块与杭州西湖近乎同样的风景，被苏东坡在惠州的土地上复制和创造出来了。这里边其实有着非常有趣的东西。我们一般认为，风景应当是一种发现，一种因地制宜的改造，而将另一个地方的风景复制到本地，这不仅意味着工程庞大，还意味着一种无法化解的审美情结，比如鄉愁。但是，苏东坡的祖籍是河北，从小在四川长大，只是在杭州当过官罢了。但杭州的西湖风景，他却如此放不下。看来这段在杭州当官的经历非同小可。这便不止是地理的乡愁，更是文化的乡愁，是人的最为根本的精神依托。苏东坡刚到杭州便写了诗：“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这让人不免想起他来岭南时写的诗：“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诗句当中的心情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杭州有比故乡好的好湖山，有比故乡繁华的街市，这些都可以安慰那颗离开京城政治中心后失落的心。但是，岭南，惠州，分明是不好的，只是要让自己的心安，不再让外在的环境来影响自己，以心为家，一个移动的家，一个抽象的家。这时，再来读“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便别有一番风味，一个抽象的家，遭遇了甘甜的水果，让这个家园也不再抽象，变成身体内在的一部分。对苏东坡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再来走走小西湖，小西湖便不仅仅是小西湖，不是眼前所见，而是心中所念。借助这个浩大的工程，完成了一次巨大的精神过渡。这次过渡太重要了，等他再次被流放，到了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海南岛之际，他写下了：“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也就是说，即便到了天涯海角，这个精神家园也能保持完整，而不再受到影响。我常常想，没有苏东坡，中国古典文化便失去三分之一的魅力，要是苏东坡没来岭南，那么，我想，苏东坡也不会是我们现在所仰慕的苏东坡。一直在杭州，他的生命是过于满足的，若是直接就到天涯海角，他的生命也许就此摧毁。是在岭南的停顿和驻足，他的心灵得到了真正飞跃式的强健。我们从岭南的视角回望苏东坡的旅程，从中得到的启示，对今天的湾区文学地理一样有效。
　　陈培浩：谈惠州，也不能绕过大亚湾。从地理上说，大亚湾作为中国南海的重要海湾，位于广东省东部红海湾与大鹏湾之间，总面积有650平方公里。主要港湾有烟囱湾、巽寮港、范和港、澳头港、小桂湾、大鹏澳。湾中岛屿众多，西北部和中部有港口列岛、中央列岛，湾口有辣甲列岛和沱泞列岛。大亚湾是广东省沿海最优良的海湾之一，其中湾内以大鹏澳的自然条件最好，水深不淤，水产丰富，为中国水产资源繁殖保护区。同时，大亚湾也成为一个行政区域，1993年5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面积为9.98平方公里，2006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又扩充至23.6平方公里。我们知道地理对一个地区的文化影响巨大，古希腊的文化之所以繁荣，跟其地理环境关系很大。古希腊位于亚非欧接壤的东北部，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屿、克里特岛以及小亚细亚西部沿海一带，东、南、西三面环海，海岸线很长，内陆离海最远只有50公里。作为亚非欧接壤区域，古希腊成了三大洲贸易和文化碰撞、交融的地区。当然，地理对于文化要发挥作用还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比如，这个地理区域在更大的范围内从属于怎样的文化制度和文明类型。按照一种相对粗放的划分，欧洲文明属于海洋文明，中华文明则属于土地文明。换言之，海洋文明与欧洲近代以来的拓殖文化是互为表里的;而由于从属于曾经强大无比的黄土地文明，20世纪以前中国广大的海岸线并没有为中华文明的走向提供太多的影响。但进入20世纪，特别是进入1980年代以后，海洋文明在中国全面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远比土地文明更为巨大的影响。
　　王威廉：2014年初冬，我有幸去过大亚湾，被眼前的景色震撼。大亚湾核电站真可谓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电站的前边是蔚蓝色的大海苍茫如幕，后边被山峦怀抱，山上树木郁郁葱葱，青翠欲滴。在路途上，我们还看到白色的大鸟隐身在树林中，有人认出来了，喊道：“那是白鹭！”杜甫的诗歌马上浮上心头：“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虽然岭南炎热，四季无雪，但一栋栋白色的厂房就像是有积雪落在上边，因此，此诗意境与眼前景象完全吻合，仿佛大诗人专门来此而作。随行的电站工作人员小刘告诉我们，整个大亚湾核电站就像一座大园林，在这里，总可以看到一群一群的白鹭。白鹭是一种美丽的鸟类，其对自然环境是极其敏感和挑剔的，堪称生态环境的晴雨表。大亚湾核电站原址有一片草地，栖息着许多白鹭，核电站建成后，白鹭依然在那里繁衍生息。我从各种媒体、各种渠道都知道核能是一种清洁干净的新能源，但如果不是置身此地，我无法想象它的清洁干净会到这样的程度：你完全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在核电使用方面，广东一直走在全国的最前列。目前，除了大亚湾核电站，还有岭澳、阳江、台山、陆丰以及规划中的揭阳、韶关、肇庆核电站。广东的核电比重达到全省总发电量的五分之一，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率先建成核电大省。我国的核电从无到有，从探索到成熟，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由于大亚湾核电站率先使用外资以及国外的先进技术，并经过消化之后全部成为我国的自主技术，故而居于一个承上启下的十分重要的位置。而且大亚湾核电站成立之初的管理和运营都是打破当时计划经济常规的，为以后的中国建设积累了经验。我想，这个时代的文学，不能对这样巨大的变化视而不见。在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那里，“核”是他写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我们至少也得正视这个主题，思考它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度关联。 　　陈培浩：今天我们其实不是就惠州文学而谈惠州文学，而是置身于“湾区文学”的视野下谈惠州文学及其可能性。我们要谈论“湾区经济”的特征比较容易，比如所谓海洋特征、创新特征、聚集特征等等。那么当我们说“湾区文学”的特征时，它指什么？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它指向一种站在陆地向往大海，又从大海拥抱陆地的交融精神。湾区文学不是海洋文学，也不是乡土文学，而是梦想融合和自由的文学。某种意义上讲，世界的近现代史，就是一部航海史，一部将大海的自由和辽阔带到每一个人心中的历史。南方人向往北国的雪，西北人向往南方的海。威廉，我知道你作为一个西北人，对海有着非常特别的感情。这既跟你大学时代曾在珠海生活过两年有关，也跟大海这个符号在现代阐释中的意义相关。古代文人也咏叹过海，著名如曹操的《观沧海》。在古人对海的认识水平下，他们通常将海想象成一个辽阔的终点，所谓“天涯海角”，所谓“四海之内”，都暗示着海是一个终点和边界。海是帝国边疆的沿线，是不可延伸的地方。古人可以想象的是“海内”，“海外”就很模糊了。通常会将“海上”与天上联系起来，成为仙人居住的地方，所谓“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曹操对“海”的想象非常超拔，所谓“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海成了時间和天地循环的一个起止点。这种想象归根结底是跟古人的地理知识相关联。海不能关联到地上的远方，就只能关联到星汉和日月。我们看看，普希金在《致大海》中，大海成了自由的象征。这种想象可能跟背后的国际政治想象有关。诗中普希金写道：“在你的荒凉中，只有一件东西/也许还激动我的心灵。/一面峭壁，一座光荣的坟墓……/那里，种种伟大的回忆，已在寒冷的梦里沉没，/啊，是拿破仑熄灭在那里。”当普希金歌咏大海时，一种近代的国际版图已在脑海中。大海不再是终点，大海辽阔也好，惊险也罢，大海是联结外部世界的起点。说了海洋的想象，我们要说到“海湾”。海湾不是海洋，海湾是陆地向大海出发，大海向陆地回归的中间地带。“海湾”或者说“湾区”作为一个经济或文化概念成立，必然是以全球化作为一种潜在的价值。只有在全球化价值坐标中，“湾区”才是重要的联结，而不是某种终结或边缘。所以，我想“湾区文化”特征便应是多种文明的碰撞交融。可能有人又会说，这些跟在惠州写作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我看来，一个区域的写作者不仅是从地方的历史文化中获取写作资源，还应该从地方的地理中不断寻求某种概念性的启示。惠州的作家，如果能从“海湾”地理中获得启示，有更大的勇气和格局去书写文明的碰撞和融合，应该成果可期。如果一直站在陆地上的“乡土”写作，就错过了这种新概念的召唤了。
　　王威廉：我出生在青海的海晏县，那里是金银滩草原，王洛宾的名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就在那里写成的。当我从那个“遥远的地方”来到海边的时候，我觉得特别亲切，因为大海和草原其实看上去是一样的性质：都是一个色调不断延展，无边无际，直至充溢你的视野。我去惠州的旅游胜地巽寮湾两次，非常喜欢那里的三角洲岛。那是一个非常精微的小岛，但非常美，尤其是黄昏的时候，夕阳会照在蓝色的大海和金黄的沙滩上。登岛需要乘坐快艇，当快艇在海浪上快速启动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海水一点儿也不柔软，像是土地一般坚硬。若是风浪稍大，上岸之后，就会发现屁股都被颠痛了。理解了大海之后，便会发现，大海是极为神奇的，而湾区，则无疑可以将大海的神奇进行最大化的使用。在数学上来理解湾区的弧度，那便是一种充分接纳的状态。我们知道，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我们在陆地上，不免寻求这样的最短距离。但是，在海与岸之间，我们追求的不是最短距离，而是最长的距离，因为最长的距离将不同的地域联系在了一起，反而变成了最短的距离。相对陆地来说，海是虚无，但我们航行，是在虚无上边任意连线。我们打开世界地图，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大的湾区其实就是地中海地区，亚欧非三个大陆都能在那漫长而弧形的海岸线上建构各种连线。而粤港澳大湾区，实际上是以珠江口为中心形成的弧度极大的海岸线。若不是深陷在大陆内部的珠江口，则这里的地理优势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无论如何，彻底地将多种文化融为一体，比如，如何在同一个艺术或文化的框架当中理解苏东坡、核电站和巽寮湾，是惠州给我们带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