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鲁迅的《风筝》记述了作者少年时期一段尘封记忆引发的心灵自白，事件虽然相对清晰简明，但是文本内部留有的空白与含混却又留下很多悬疑，使人们对文章的理解莫衷一是。对它的解读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精神虐杀说。此派立足文章的显性层面，认为《风筝》从儿童本位论角度反映了作者由于头脑中残存的封建家长意识和对儿童精神世界的漠视，粗暴地虐杀了儿童喜爱游戏与爱好玩具的天性，呼吁人们要重视儿童的精神诉求。二是在精神虐杀说基础上深入下去的自贵与自剖说。该派提出作者表达的是对自己罪行的深深责备与灵魂的无情解剖。他们认为鲁迅深受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因此心灵的负罪感带给他巨大的精神痛苦，在自责与自剖中鲁迅试图寻找一条纾缓精神焦虑的出路。鲁迅多次表述过的“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自己”的言论成为他们佐证自剖说的依据。三是忏悔说。此派强调鲁迅虽非基督徒，但基督教为他提供了一种价值反恩的思想和情感的体验，从风筝一事鲁迅把基督教教义提升到更为广泛的“文化原罪”，对历史、文化进行了反思，对人类的“原罪”表示了忏悔。
以上三种说法虽各有侧重，但不难发现其中隐伏的情感逻辑——从自责到自剖，从自剖到忏悔；文章题旨的挖掘也从表层到深层，从具体细微到形而上思考。忏悔说深化与总结了精神虐杀说和自责自剖说，最具影响力。
事实上，忏悔说并非铁板一块，它有一个争议、发展的过程，这里包括一个向谁忏悔和忏悔什么的问题。孙玉石较早提出自悔一说，他以鲁迅早时的《我的兄弟》(1919年)一文为比照，发现它和《风筝》虽然有叙述的情感色彩和时空背景描写的不同，但所叙之事大同小异，因而倾向“毁风筝”确有其事。《风筝》表达了鲁迅反省“虐杀儿童的天性”后产生的悔恨之情。孙玉石赞同文中的小兄弟是指周建人。李天明则以兄弟失和之事为根基对此作了索隐式解读。他以为小兄弟暗指周作入，《风筝》暗示了鲁迅主动承担失和责任，希望能与周作人握手言和之意，文章“将自己伤感忏悔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近期以降，忏悔说摆脱了一人一事的纠缠上升到文化哲学层面，主张鲁迅的忏悔不仅仅是对具体人和事的忏悔，更是对精神家园的破坏和负面人性的忏悔，是文化意义上的原罪和对整个人类罪行的自觉忏悔。那么忏悔说是否揭示了《风筝》的全部内涵，它符合鲁迅创作原意吗?
孙绍振的“还原”理论为我们解读作品提供了一条极富启示意义的途径。所谓“还原”，不仅要还原作者创作时的情感逻辑，同时也要考虑作品整体的风格和流派的特点，这样有助于对作品深层旨意的把握。解读《风筝》必须把它放在《野草》的整体架构、风格背景之中，通过还原《野草》时期鲁迅的情感体验来还原《风筝》本相。
众所周知，《野草》写于1924年12月至1926年4月，当时鲁迅处于极度苦闷之中。一方面身体健康每况愈下，死亡威胁时时来临，另一方面又和周作人产生摩擦，于悲愤之余被迫搬离了八道湾；更主要的是历经了五四高潮之后，鲁迅发现中国整个社会面貌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依然愚昧、落后和专制，这证实、加深了他以前的判断。(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鲁迅对中国社会持有悲观心理——这就是著名的“铁屋子”理论——但最终在钱玄同的劝说之下他抱着听从将令不妨一试的心情开始文艺创作。)《野草》就是在比先前更为浓重的颓唐、孤独、悒郁的境遇中写下的心灵呓语。心情的灰暗和厨川白村象征理论的影响，使《野草》呈现隐晦、含混的色彩，大量运用象征，所写情境多半以想象与梦幻为主。
鲁迅创作情感逻辑与《野草》整体风格的还原昭示我们，孙玉石、李天明等通过论证“风筝”事件是否确有其事来诠释鲁迅对人事的忏悔显然不尽合理。《野草》和《朝花夕拾》不同。《朝花夕拾 >是怀人叙事散文，我们可以要求所叙之事以真实为前提。《野草》是寓言散文，以隐喻和象征见长，通过编造梦境中的真实与想象纠缠的故事表现心灵的战栗、难言的孤独、绝望的抗争。在一个以想象与梦幻为主的文集里考证所写之事的真实性不啻于缘木求鱼。何况就连他们认为的“当事人”周建人也对鲁迅毁风筝一事作了否定：“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可是并不严厉地反对別人放风筝。”周作人则推测鲁迅“折毁风筝等事乃属于诗的部分，是创造出来的”。从两个最熟悉鲁迅的人的回忆可知，鲁迅少年时并没有做过伤害兄弟心灵的事，忏悔自然无从谈起。
而像李天明那样的认为《风筝》表明鲁迅有意向周作人求和更属无稽之谈。关于兄弟失和原因，双方讳莫如深，我们无法判断孰是孰非。可以看出的是，无论童年生活于绍兴还是青少年留学于东京，鲁迅对周作人都尽到了兄长之责，周作人断然和鲁迅绝交肯定背叛、伤害了他。说鲁迅睚眦必报自有夸大之嫌，但对背叛他的人或者他的怨敌，鲁迅不会轻易求和，即使在临死之际他都明确表示对怨敌“一个都不宽恕”。断定《风筝》是鲁迅向周作人求和有臆想成分，目前也没有更多材料能证明鲁迅对失和确有悔过之意。再者，孙玉石和李天明都是通过具体事例去印证鲁迅内心隐秘，这样的分析并不吻合《野草》以隐喻与象征为手段，通过梦境与想象表达作者独特生命体验的创作风格。《野草》不是对具体事件的反思，而是鲁迅长期以来对生命、人生情感体验的总结。在写作过程中不排除鲁迅受某一事件或情景触动产生创作冲动的可能，但眼前实景最终只是一种发酵剂，成为抒发情感之由头。他往往穿越这些具象进入虚幻世界，把具体事件提炼成普遍意义，在自由想象中传达他的精神困境和哲学思索，如《腊叶》《雪》。因此这种忏悔说难以让人信服。
至于那种把《风筝》上升到哲学层面来谈人类原罪的忏悔之说，由于脱离了文本具体分析而进入到抽象的哲学境界，似有拔高作品主题之嫌疑。《野草》虽是“鲁迅的哲学”，鲁迅也熟谙西方现代哲学，但他并不是一个哲学家，从没对形而上的纯粹哲学命题发表过言论。鲁迅的哲学虽然有对生存／死亡、时间／空间、个体／群体的关注，但主要还是着眼现实，以对历史的反思凝眸当下，以对社会现状和民族生存处境的探寻突显他的忧愤与希冀、绝望与反抗、困顿与求索。说到底，鲁迅的哲学是立足于现实的哲学，正如孙玉石说《野草》是“现实的与哲学的”，而非抽象的、形而上的哲学。尽管《野草》大多描写梦境和虛幻，不无荒诞怪异，但却以现实为底子，在影影绰绰的梦幻中能捕捉到现实的影子。离开此高谈鲁迅在文化或基督教义上的忏悔，显然过于空泛。如此，《野草》到底表达了鲁迅怎样的思想感情呢?
《野草》虽然奇诡、艰涩，但它凝聚了鲁迅全部的哲学，彰显出与小说《呐喊》《彷徨》在精神上的同构性，部分篇章与小说互为镜像。有学者指出，《呐喊》与《彷徨》昭示了鲁迅绝望与希望并存的人生哲学，无论是《故乡》结尾 关于“路”的感喟还是《明天》中“只有那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的感想，都构成了鲁迅特殊的人生体悟：在极度的悲痛中陷于绝望，在彻底的绝望里升腾起反抗的决心。同理，《野草》也是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的书写，《风筝》不过是他这种哲思的再次注解。
作为文章的核心意象，风筝具有象征功能。如果联想到风筝在春意盎然的阳光下快乐飞翔的模样，把它理解为一切美好的东西，如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童心等一切符合历史发展规律、顺应时代进步、展现人性本然的事物，应不会相差太远。与此相对，这一寓意的风筝的对立面，就是压制它、破坏它的旧有体制下落后野蛮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在文中它的对应物是“肃杀的严冬”。鲁迅虽对现代文明怀有憧憬，但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洞察又使他心存绝望。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与愚民统治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扼杀了人们的精神独立和心灵的舒展，造成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封闭，情感迟钝，人性异化。《风筝》开头就暗示了鲁迅对冷酷如铁的社会现实的悲观体认：北京仍处于阴冷的冬季，积雪还未融化，天气虽然晴朗但触目的却是灰黑色的秃树枝。在低沉、压抑的天空下，鲁迅突然看到空中浮动的一二只风筝，这自然给他一种“惊异”。这惊异并非来自冬天的季节有人放风筝，确切地说是在这个万物萧条原本以为一切都僵死的世界竟然发现了意想不到的生动的“风筝”，这给鲁迅强烈的心理冲击。风筝数量虽然不多，但足以让他冷冻了的心感受到温暖。然而鲁迅是清醒的，他不像有些人在黑夜里见到了一丝亮光就忽略了黑暗的无所不在一样，没有因一二只风筝的飘动而忘记了四周的严寒。周围依然是严冬，在他看来，在严冬的重重包围下这一二只风筝逃脱不了被吞噬的命运。情感在兴奋后旋即低沉，“悲哀”接踵“惊异”而来。
进一步而言，“悲哀”还凝结了作者心头难言的痛楚。或许鲁迅写《风筝》是直接受到窗外天空飘动的风筝的刺激而引起创作欲望，但他的思绪没有在现实图景上做过多伫留而是进入了想象世界。从第二段起，鲁迅叙述了少年时做过的一件痛心疾首的事情。由于认为放风筝是没出息孩子做的玩意儿，他反对小兄弟放风筝并且折毀了他糊的风筝，严重戕害了他的心灵。更重要的是，多年之后当他醒悟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希望得到小兄弟的宽恕时，小兄弟却已忘记了早先受到的创伤。如果说在没再见小兄弟之前他还心有企盼，以为小兄弟虽遭到伤害还不至于心神困顿，他的心“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但“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那么当他与小兄弟再次相遇发现最让人担心的后果还是发生了，现实给予他双重打击：既无法得到对方宽恕又目睹了最不忍心见到的一幕——多年的思想桎梏与生计艰难使小兄弟成了一个精神麻木之入，于是“我的心只得沉重着”，“还能希求什么呢?”在此鲁迅展开了对灵魂的逼视和对社会的拷问，既有对自己罪行的反省，也有为小兄弟成为社会牺牲品的悲哀：原先一个天真、善良、充满童心的孩子在冷酷社会的逼压之下，终于丧失了对生命本原意义的追求而沦为一个活的“人”而已。这与《故乡》里的闰土何其相似!在质问之余，鲁迅发现，造成这种后果自己其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自己曾经的确参与了压迫者的行列，充当了这个社会的帮凶。在这里鲁迅延续了《狂入日记》中狂人的追问：自己无意中吃过妹子的几片肉?如果说《狂人日记》中狂人对罪行的自省与忏悔还较为笼统抽象的话，那么在《风筝》中鲁迅用更加鲜活感性的事例加强了这种负罪忏悔意识。
然而自省忏悔并不是鲁迅在文中的终极关怀，正如《狂人日记》里狂入对自己吃过人肉的忏悔并非小说的核心主题，忏悔只是鲁迅思考问题的逻辑起点：连觉醒了的知识分子身上也不可避免地沾满了封建社会统治下的尘埃，唇边沾染了吃入的鲜血，哪见“真的入”?在穷源式的追问下，鲁迅把长期积累下来的人生痛彻感受和对社会、历史的惊人洞见浓缩在《风筝》这则寓言故事中，把个体的人生体验扩大到整个中国的普遍状态：社会如此漆黑，生活成长于斯的人有谁能葆有心灵生动，有谁不心如枯蒿?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不难发现，鲁迅的答案是悲观的，这种悲观绝不仅仅反映在小兄弟心灵被害的普遍性上，在文中他还数次通过周边环境的勾勒和他切身的心理感受来加深这一判断。在文章起首，鲁迅用黑灰色的秃树枝奠定了阴沉的基调，虽然随后插入丁关于故乡温和春目的回忆，但记忆终究是虚幻的，“我现在在哪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一个自问自答的句子一下把这个久经逝去的美景击得粉碎，提醒我们现实的严寒并没有因为温馨的回忆而丝毫有所改变，让人不得不正视接下来的小兄弟风筝的悲哀故事。至此鲁迅把真实的处境彻底撕裂予以呈现：眼前是无法回避的残酷现实，超越现实的记忆给予入的不是虚幻的美景就是类似小兄弟的“无可把握的悲哀”，人们哪里可以逃遁，哪里才是精神的栖息地?在痛苦地彷徨于无地中，鲁迅反而萌生起直面无边黑暗的勇气，不如干脆“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也许它“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然而既已无处可遁那又有何畏惧?在完全的绝望中，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反抗也恰于此诞生了!
在《风筝》短短一千多字的篇幅中鲁迅的意识经历了波浪形的跳跃，从现实转入超现实，又从超现实复归于现实；与此相随，鲁迅的情感也经受了复杂的变化，从悲哀变为惊异，从短暂的惊异又重回悲观绝望，当然再次的悲哀不是前者的简单重复，反抗之心已在绝望中滋生，这就是贯穿于《野草》始终的“绝望之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悖论式人生体验。《风筝》中鲁迅“之”字形的情感历程又和他小说中“离去一归来一再离去”的精神模式相契合一与小说稍有不同的是，在散文中鲁迅只是经历了一次虚拟的神归故里，和小说相似的是，回归带给他的仍然是精神苦痛，他只得再次离开故土复返现实——这种模式正好“内蕴着‘反抗绝望’的鲁迅哲学和他的生命体验的”。
一是精神虐杀说。此派立足文章的显性层面，认为《风筝》从儿童本位论角度反映了作者由于头脑中残存的封建家长意识和对儿童精神世界的漠视，粗暴地虐杀了儿童喜爱游戏与爱好玩具的天性，呼吁人们要重视儿童的精神诉求。二是在精神虐杀说基础上深入下去的自贵与自剖说。该派提出作者表达的是对自己罪行的深深责备与灵魂的无情解剖。他们认为鲁迅深受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因此心灵的负罪感带给他巨大的精神痛苦，在自责与自剖中鲁迅试图寻找一条纾缓精神焦虑的出路。鲁迅多次表述过的“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自己”的言论成为他们佐证自剖说的依据。三是忏悔说。此派强调鲁迅虽非基督徒，但基督教为他提供了一种价值反恩的思想和情感的体验，从风筝一事鲁迅把基督教教义提升到更为广泛的“文化原罪”，对历史、文化进行了反思，对人类的“原罪”表示了忏悔。
以上三种说法虽各有侧重，但不难发现其中隐伏的情感逻辑——从自责到自剖，从自剖到忏悔；文章题旨的挖掘也从表层到深层，从具体细微到形而上思考。忏悔说深化与总结了精神虐杀说和自责自剖说，最具影响力。
事实上，忏悔说并非铁板一块，它有一个争议、发展的过程，这里包括一个向谁忏悔和忏悔什么的问题。孙玉石较早提出自悔一说，他以鲁迅早时的《我的兄弟》(1919年)一文为比照，发现它和《风筝》虽然有叙述的情感色彩和时空背景描写的不同，但所叙之事大同小异，因而倾向“毁风筝”确有其事。《风筝》表达了鲁迅反省“虐杀儿童的天性”后产生的悔恨之情。孙玉石赞同文中的小兄弟是指周建人。李天明则以兄弟失和之事为根基对此作了索隐式解读。他以为小兄弟暗指周作入，《风筝》暗示了鲁迅主动承担失和责任，希望能与周作人握手言和之意，文章“将自己伤感忏悔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近期以降，忏悔说摆脱了一人一事的纠缠上升到文化哲学层面，主张鲁迅的忏悔不仅仅是对具体人和事的忏悔，更是对精神家园的破坏和负面人性的忏悔，是文化意义上的原罪和对整个人类罪行的自觉忏悔。那么忏悔说是否揭示了《风筝》的全部内涵，它符合鲁迅创作原意吗?
孙绍振的“还原”理论为我们解读作品提供了一条极富启示意义的途径。所谓“还原”，不仅要还原作者创作时的情感逻辑，同时也要考虑作品整体的风格和流派的特点，这样有助于对作品深层旨意的把握。解读《风筝》必须把它放在《野草》的整体架构、风格背景之中，通过还原《野草》时期鲁迅的情感体验来还原《风筝》本相。
众所周知，《野草》写于1924年12月至1926年4月，当时鲁迅处于极度苦闷之中。一方面身体健康每况愈下，死亡威胁时时来临，另一方面又和周作人产生摩擦，于悲愤之余被迫搬离了八道湾；更主要的是历经了五四高潮之后，鲁迅发现中国整个社会面貌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依然愚昧、落后和专制，这证实、加深了他以前的判断。(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鲁迅对中国社会持有悲观心理——这就是著名的“铁屋子”理论——但最终在钱玄同的劝说之下他抱着听从将令不妨一试的心情开始文艺创作。)《野草》就是在比先前更为浓重的颓唐、孤独、悒郁的境遇中写下的心灵呓语。心情的灰暗和厨川白村象征理论的影响，使《野草》呈现隐晦、含混的色彩，大量运用象征，所写情境多半以想象与梦幻为主。
鲁迅创作情感逻辑与《野草》整体风格的还原昭示我们，孙玉石、李天明等通过论证“风筝”事件是否确有其事来诠释鲁迅对人事的忏悔显然不尽合理。《野草》和《朝花夕拾》不同。《朝花夕拾 >是怀人叙事散文，我们可以要求所叙之事以真实为前提。《野草》是寓言散文，以隐喻和象征见长，通过编造梦境中的真实与想象纠缠的故事表现心灵的战栗、难言的孤独、绝望的抗争。在一个以想象与梦幻为主的文集里考证所写之事的真实性不啻于缘木求鱼。何况就连他们认为的“当事人”周建人也对鲁迅毁风筝一事作了否定：“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可是并不严厉地反对別人放风筝。”周作人则推测鲁迅“折毁风筝等事乃属于诗的部分，是创造出来的”。从两个最熟悉鲁迅的人的回忆可知，鲁迅少年时并没有做过伤害兄弟心灵的事，忏悔自然无从谈起。
而像李天明那样的认为《风筝》表明鲁迅有意向周作人求和更属无稽之谈。关于兄弟失和原因，双方讳莫如深，我们无法判断孰是孰非。可以看出的是，无论童年生活于绍兴还是青少年留学于东京，鲁迅对周作人都尽到了兄长之责，周作人断然和鲁迅绝交肯定背叛、伤害了他。说鲁迅睚眦必报自有夸大之嫌，但对背叛他的人或者他的怨敌，鲁迅不会轻易求和，即使在临死之际他都明确表示对怨敌“一个都不宽恕”。断定《风筝》是鲁迅向周作人求和有臆想成分，目前也没有更多材料能证明鲁迅对失和确有悔过之意。再者，孙玉石和李天明都是通过具体事例去印证鲁迅内心隐秘，这样的分析并不吻合《野草》以隐喻与象征为手段，通过梦境与想象表达作者独特生命体验的创作风格。《野草》不是对具体事件的反思，而是鲁迅长期以来对生命、人生情感体验的总结。在写作过程中不排除鲁迅受某一事件或情景触动产生创作冲动的可能，但眼前实景最终只是一种发酵剂，成为抒发情感之由头。他往往穿越这些具象进入虚幻世界，把具体事件提炼成普遍意义，在自由想象中传达他的精神困境和哲学思索，如《腊叶》《雪》。因此这种忏悔说难以让人信服。
至于那种把《风筝》上升到哲学层面来谈人类原罪的忏悔之说，由于脱离了文本具体分析而进入到抽象的哲学境界，似有拔高作品主题之嫌疑。《野草》虽是“鲁迅的哲学”，鲁迅也熟谙西方现代哲学，但他并不是一个哲学家，从没对形而上的纯粹哲学命题发表过言论。鲁迅的哲学虽然有对生存／死亡、时间／空间、个体／群体的关注，但主要还是着眼现实，以对历史的反思凝眸当下，以对社会现状和民族生存处境的探寻突显他的忧愤与希冀、绝望与反抗、困顿与求索。说到底，鲁迅的哲学是立足于现实的哲学，正如孙玉石说《野草》是“现实的与哲学的”，而非抽象的、形而上的哲学。尽管《野草》大多描写梦境和虛幻，不无荒诞怪异，但却以现实为底子，在影影绰绰的梦幻中能捕捉到现实的影子。离开此高谈鲁迅在文化或基督教义上的忏悔，显然过于空泛。如此，《野草》到底表达了鲁迅怎样的思想感情呢?
《野草》虽然奇诡、艰涩，但它凝聚了鲁迅全部的哲学，彰显出与小说《呐喊》《彷徨》在精神上的同构性，部分篇章与小说互为镜像。有学者指出，《呐喊》与《彷徨》昭示了鲁迅绝望与希望并存的人生哲学，无论是《故乡》结尾 关于“路”的感喟还是《明天》中“只有那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的感想，都构成了鲁迅特殊的人生体悟：在极度的悲痛中陷于绝望，在彻底的绝望里升腾起反抗的决心。同理，《野草》也是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的书写，《风筝》不过是他这种哲思的再次注解。
作为文章的核心意象，风筝具有象征功能。如果联想到风筝在春意盎然的阳光下快乐飞翔的模样，把它理解为一切美好的东西，如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童心等一切符合历史发展规律、顺应时代进步、展现人性本然的事物，应不会相差太远。与此相对，这一寓意的风筝的对立面，就是压制它、破坏它的旧有体制下落后野蛮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在文中它的对应物是“肃杀的严冬”。鲁迅虽对现代文明怀有憧憬，但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洞察又使他心存绝望。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与愚民统治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扼杀了人们的精神独立和心灵的舒展，造成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封闭，情感迟钝，人性异化。《风筝》开头就暗示了鲁迅对冷酷如铁的社会现实的悲观体认：北京仍处于阴冷的冬季，积雪还未融化，天气虽然晴朗但触目的却是灰黑色的秃树枝。在低沉、压抑的天空下，鲁迅突然看到空中浮动的一二只风筝，这自然给他一种“惊异”。这惊异并非来自冬天的季节有人放风筝，确切地说是在这个万物萧条原本以为一切都僵死的世界竟然发现了意想不到的生动的“风筝”，这给鲁迅强烈的心理冲击。风筝数量虽然不多，但足以让他冷冻了的心感受到温暖。然而鲁迅是清醒的，他不像有些人在黑夜里见到了一丝亮光就忽略了黑暗的无所不在一样，没有因一二只风筝的飘动而忘记了四周的严寒。周围依然是严冬，在他看来，在严冬的重重包围下这一二只风筝逃脱不了被吞噬的命运。情感在兴奋后旋即低沉，“悲哀”接踵“惊异”而来。
进一步而言，“悲哀”还凝结了作者心头难言的痛楚。或许鲁迅写《风筝》是直接受到窗外天空飘动的风筝的刺激而引起创作欲望，但他的思绪没有在现实图景上做过多伫留而是进入了想象世界。从第二段起，鲁迅叙述了少年时做过的一件痛心疾首的事情。由于认为放风筝是没出息孩子做的玩意儿，他反对小兄弟放风筝并且折毀了他糊的风筝，严重戕害了他的心灵。更重要的是，多年之后当他醒悟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希望得到小兄弟的宽恕时，小兄弟却已忘记了早先受到的创伤。如果说在没再见小兄弟之前他还心有企盼，以为小兄弟虽遭到伤害还不至于心神困顿，他的心“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但“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那么当他与小兄弟再次相遇发现最让人担心的后果还是发生了，现实给予他双重打击：既无法得到对方宽恕又目睹了最不忍心见到的一幕——多年的思想桎梏与生计艰难使小兄弟成了一个精神麻木之入，于是“我的心只得沉重着”，“还能希求什么呢?”在此鲁迅展开了对灵魂的逼视和对社会的拷问，既有对自己罪行的反省，也有为小兄弟成为社会牺牲品的悲哀：原先一个天真、善良、充满童心的孩子在冷酷社会的逼压之下，终于丧失了对生命本原意义的追求而沦为一个活的“人”而已。这与《故乡》里的闰土何其相似!在质问之余，鲁迅发现，造成这种后果自己其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自己曾经的确参与了压迫者的行列，充当了这个社会的帮凶。在这里鲁迅延续了《狂入日记》中狂人的追问：自己无意中吃过妹子的几片肉?如果说《狂人日记》中狂人对罪行的自省与忏悔还较为笼统抽象的话，那么在《风筝》中鲁迅用更加鲜活感性的事例加强了这种负罪忏悔意识。
然而自省忏悔并不是鲁迅在文中的终极关怀，正如《狂人日记》里狂入对自己吃过人肉的忏悔并非小说的核心主题，忏悔只是鲁迅思考问题的逻辑起点：连觉醒了的知识分子身上也不可避免地沾满了封建社会统治下的尘埃，唇边沾染了吃入的鲜血，哪见“真的入”?在穷源式的追问下，鲁迅把长期积累下来的人生痛彻感受和对社会、历史的惊人洞见浓缩在《风筝》这则寓言故事中，把个体的人生体验扩大到整个中国的普遍状态：社会如此漆黑，生活成长于斯的人有谁能葆有心灵生动，有谁不心如枯蒿?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不难发现，鲁迅的答案是悲观的，这种悲观绝不仅仅反映在小兄弟心灵被害的普遍性上，在文中他还数次通过周边环境的勾勒和他切身的心理感受来加深这一判断。在文章起首，鲁迅用黑灰色的秃树枝奠定了阴沉的基调，虽然随后插入丁关于故乡温和春目的回忆，但记忆终究是虚幻的，“我现在在哪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一个自问自答的句子一下把这个久经逝去的美景击得粉碎，提醒我们现实的严寒并没有因为温馨的回忆而丝毫有所改变，让人不得不正视接下来的小兄弟风筝的悲哀故事。至此鲁迅把真实的处境彻底撕裂予以呈现：眼前是无法回避的残酷现实，超越现实的记忆给予入的不是虚幻的美景就是类似小兄弟的“无可把握的悲哀”，人们哪里可以逃遁，哪里才是精神的栖息地?在痛苦地彷徨于无地中，鲁迅反而萌生起直面无边黑暗的勇气，不如干脆“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也许它“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然而既已无处可遁那又有何畏惧?在完全的绝望中，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反抗也恰于此诞生了!
在《风筝》短短一千多字的篇幅中鲁迅的意识经历了波浪形的跳跃，从现实转入超现实，又从超现实复归于现实；与此相随，鲁迅的情感也经受了复杂的变化，从悲哀变为惊异，从短暂的惊异又重回悲观绝望，当然再次的悲哀不是前者的简单重复，反抗之心已在绝望中滋生，这就是贯穿于《野草》始终的“绝望之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悖论式人生体验。《风筝》中鲁迅“之”字形的情感历程又和他小说中“离去一归来一再离去”的精神模式相契合一与小说稍有不同的是，在散文中鲁迅只是经历了一次虚拟的神归故里，和小说相似的是，回归带给他的仍然是精神苦痛，他只得再次离开故土复返现实——这种模式正好“内蕴着‘反抗绝望’的鲁迅哲学和他的生命体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