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袁世凯备受指责，现代人一提到他，首先想到的是“窃国大盗”四个字，甚至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也给出了结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入袁世凯手里”，似乎袁世凯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臭名昭著、永远不得翻身。然而我却想冒天下之大不韪，为袁世凯正名！千古英烈，共和功臣，荣誉不该没于黄土！
　　窃国大盗乎？
　　袁世凯果真是窃国大盗吗？“窃国”是窃取了革命派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篡夺了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职位，但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是符合程序，合情合理合法的。追溯历史，实事求是的情况是：武昌起义后在袁世凯及北洋军的努力与支持下，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下诏退位，将政权交给了袁世凯；13日，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14日，孙中山至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至此，南京临时政府和清政府都把政权移交给了袁世凯。由此可知，袁世凯是经过法定手续当选临时大总统的，不仅如此，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任正式大总统时也是经过国会根据法定程序选举的，所以袁世凯当总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不存在所谓“窃”的问题。
　　再次，袁世凯当选总统是大势所趋、从望所归，是其个人能力，至少是其个人实力的结果。辛亥革命发生时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是三股主要力量：袁世凯为主力的清政府，资产阶级和外国势力。其共同的呼声则是拥袁。当时资产阶级分为两派，即立宪派和革命派，他们虽然通过联合斗争，取得了十四省独立的成果。但是由于财政困难，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拥袁反清的策略。1912年11月6日立宪派代表张謇曾发电希望袁“采众说以定政体”，稍后不久，武汉首义之地的黎元洪等也提出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革命派的黄兴认为袁氏好黠狡诈又敢作敢为，“给他一个民选总统”，“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孙中山态度也很明确：“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这样，拥袁反清成为资产阶级阵营基本一致的态度，于是1911年11月30日各省代表通过了“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归来”的决议，南北议和开始时各军政府更是达成了“停战推袁”的默契。而帝国主义看到只有袁世凯有实力维护国家政局的稳定，维护他们在华的利益，也几乎一致地采取了拥护袁世凯的态度，而袁世凯只所以能得到当时大家一致的推举，是因为他有实力，有军队，有维护中国政治稳定的能力。也就是说袁世凯是凭着自己的能力或者说是实力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的，而不是谁让的更不是窃谁的！
　　总之，是资产阶级拥袁在先，袁氏掌权在后，“拥袁反清”并非上当受骗，而是立宪派的既定方针，是革命派的斗争策略，而且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原则与合法程序，公开加以确认的，根本不是什么“窃国篡位”！
　　千秋功臣矣！
　　既然并非袁世凯窃取国家大权，那他的行动就是功，他就是千秋功臣。其功如下：
　　首先，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和共和制度的确立。《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王朝竭力“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充分满足列强需求，已成为独立、民主、平等的主要障碍，成为历史前进的拦路虎。因此，在当时，谁为推翻清王朝出力，谁就是历史的功臣。袁世凯利用自己掌握的军队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清政府接受退位条件，牺牲个人名利，完成从“忠君”到“叛君”的转变，顺应了这种潮流，加速了清朝的灭亡和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他就是功臣！
　　其次，袁世凯通电全国，赞成共和，使共和政体从南方扩展到北方，中国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新气象；清朝内阁总理抛弃君主制的事实，给民主共和思想插上了翅膀，使之更广泛地传播；接着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这一形式本身就具有否定君权神授的划时代意义。事实胜于雄辩，此后《临时约法》成为全国大法，几百个社团，几十个政党，几百余种报刊，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各种主张，从天赋人权到社会主义都可以公开演讲，见诸报端，自由民主的原则迈开了新步伐。
　　再次，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强调兵遣将，企图干涉中国，利用南北对峙，谋取渔翁之利。俄国策划外蒙独立、煽动内蒙独立，日本希望东北出现危机，以便占领南满，并且策划同俄国瓜分“满蒙”。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重申“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北京政府公布《蒙古待遇条例》，安抚内蒙人心，最终，外蒙古自行取消独立、东北内蒙局势稳定。可以豪不夸张的说，袁世凯的转变加快了南北对峙局面的结束，打乱了列强干涉、分裂中国的阴谋。
　　最后，从斗争形式上看，历数中国5000年历史，哪一次改朝换代不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数以百万、千万计的民众被屠杀、被灭绝。但在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这一关键时刻，袁世凯直接逼宫，迫使清帝退位，避免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实现了兵不血刃、以和平手段实现政权更迭的梦想，充分展现了他的大智大勇。这难道不是中国式的“光荣革命”呢？
　　探源驳谬
　　袁世凯百年沉冤，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追根究源，我自认为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其一是辛亥革命后强大的历任执政者都自认为是孙中山革命的后继者，为表示正统，就不得不对袁氏作出负面的评价。所以，近百年来，凡是提到袁世凯搞君主立宪，只说“君主”，不提“立宪”，一律称为“复辟”，“想当皇上”，很少有人向国民解释过，袁世凯的“君主立宪”与英、日的“君主专制”没有有本质上的区别。其二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早已是中国亘古不变的真理，败者没有未来，赢者却可以坐拥天下，试想当初袁世凯或其继任者建立了强大的中国，摆脱了民族危机，那又会是什么样呢？其三，传统儒家君臣纲常思想的影响。袁世凯作为清朝的臣子，没有尽到人臣之心，而是选择了背叛，这在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华大家庭中是有悖常理的，而且带着一定的私欲动机，这就不能不给人以否定的口实，成为人们批评的对象。但是，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效果比较动机更具实质性意义，实行半君主制的克伦威尔，实行帝制的拿破仑，谁没有利己的权力欲呢？我们不能据此便抹杀他们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在阶级社会中，常常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所以虽然袁世凯动机中包含着卑劣的权欲，但是回顾历史，我们更应该正确评价袁世凯在辛亥革命期间的客观功效。
　　人常说，历史功过任后人评说。一百年过去了，至今我们还不能公平、公正、客观地评说袁世凯的这段历史，让人感慨。难道，沉冤百年还不够，还要再沉冤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