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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其人
司马迁，字子长，是西汉史学家、文学家。他出生在夏阳，今天陕西的韩城。他十岁开始学习古文经传，后来向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的时候，他离开当时的京师长安，到四方游历。之后在汉武帝身边做官，多次随驾西巡，也曾经奉命出使巴蜀。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官任太史令，在朝廷编写国史，管理图书。公元前108年的时候，司马迁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执掌天时星历，管理国家图籍，参与了历书的改编，随后他开始撰写《史记》。有一年，汉武帝要封禅泰山，不要司马谈跟着去。司马谈很伤心，也很气愤，感到自己可能不会久活于世，便和司马迁有一段非常感人的对话。他说：“我们祖上都是王朝的太史，是史官，我如果死了，你不要忘记我们的历史职责和文化责任。现在的汉王朝实现了大一统，出现了很多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我们作为太史，一定要做详细和真实的记录，不能废天下之史文。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把历史记录下来。”司马迁流着眼泪说：“我一定记住”。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汉武帝时代。汉武帝在位54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在位时间比较长的皇帝。汉武帝雄才大略，又尚儒术，文学之士在武帝左右者甚众。汉武帝时代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时代，社会生活节奏比较快的时代，世事百变，人才辈出。司马迁这样一个文化人物，能做出巨大的文化贡献，是离不开汉武帝时代这个舞台的。
司马迁一生中游历的地方非常多。他这方面的人生经历对于他知识的充实、性格的养成、学问的大成有很重要的作用。在游历过程中，他接触了各个阶层的民众，了解到各项新兴建设事业。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曾经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他考察过各地的江河。他到过大梁之墟。到过鲁地孔子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到过长沙和屈原自杀的地方。他跟着汉武帝到北边长城沿线，看到蒙恬修的直道工程。他到过淮阴韩信早年生活的地方，他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又西征巴蜀。研究《史记》的专家认为，这种游历不仅是游览，而是“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观之，则其平生所尝游者皆在焉”。 “凡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而为文章”，所以他的文章变化自如，艺术感染力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史记》一书，不是专靠书面史料完成的，更重要的，还是靠他实地采访所得的实际材料。
《史记》是司马迁的发愤之作
公元前99年的时候，因为一次特殊的事变，司马迁的人生出现了一个大的转折。当时汉将李陵出击匈奴，李陵带着5000步兵突击到匈奴后方，被敌兵包围，兵败投降。司马迁在廷前辩论时，替李陵说了几句好话，汉武帝暴怒，最后把他打入狱中，并施以宫刑，就是把一个男人的生殖器官进行了手术处理。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件非常羞辱的事情。后获赦出狱，任中书令。他忍辱负重，说一定要完成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就是《史记》这部书。司马迁说：“昔西伯拘羡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他以此激励自己，表示要继承古来贤圣的做法，“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始于黄帝，而至汉武帝止。这部史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同是也是一部传记文学巨著。读《史记》，我们会发现《史记》有许多不同于别的史书的特点。梁启超说司马迁是史界之造物主也，其书亦常有国民思想。项羽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汉王朝统治的时代，作为汉王朝敌对一方的政治领袖的项羽，却被司马迁列在本纪里面。《史记》中的十二本纪都是写皇帝的，项羽被排在汉高祖之前，秦始皇之后。陈涉是一个起义的农民，也放在写贵族的世家里面。他在列传中写了儒林、游侠、刺客、货殖（商人），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些是以前没有过的，皆有深意存焉。司马迁选择的人物都与时代有关系之人，选择的非常准确、合适。
历史学家侯外庐说：司马迁在他的著作中，大量的记录了普通人民的生活，这正表现了司马迁是把人民的生活作为历史主体和研究对象的。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贡献。现在我们一些历史剧作者热衷于写皇帝，而且只要是皇帝，大都是好皇帝。这是个历史观的问题，当时的皇帝是不是个人作用就那么的突出，剧作者只是为了吸引大家看，不进行认真历史思考。当然历史学家也有责任，历史学家不愿意做些普及性的历史知识的传播工作，在书房里面写自己的专著，写出来的专著大家又不太愿意看，这是我们这个方面的问题。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汉高祖的时候，不是很恭敬的，对他的言行做了真实的记录甚至有所讥讽。比如现在有的史学家在分析项羽失败的原因时说是因为项羽政策残暴，屠城。但是在《史记》中我们看到关于刘邦屠城的记录，比项羽多得多。《史记》被有人称为谤书，这可能是因素之一，他不仅把这个汉武帝而且还把汉武帝的祖宗汉高祖一块骂，该骂的就骂，该揭露的就揭露，该批评的就批评，这就是司马迁的人格。
翦伯赞说：与一般 “以个人为中心的历史” 不同，《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不仅替皇帝写本纪，也替失败的英雄项羽写本纪；不仅替贵族写世家，也替农民起义的首领陈涉写世家；不仅替官僚写列传，也替秦汉时代的哲学家、文学家、商人、地主以及社会的游浪之群如日者、游侠、滑稽写为列传。他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的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而生动的描写。” “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在民族关系上，《史记》也有它的特点，司马迁给少数民族拿出一部分篇幅来记述，在之前的史书没有这样子来做的。狭隘的民族意识，司马迁不取，司马迁为匈奴这样的民族单独立列传讲述他们的历史，他尊重他们的文化。列传中讲了汉王朝叛变的一个大臣，在和汉王朝的使节辩论的时候，讲匈奴文化有他的优越之处，讲了很多条，汉王朝的时节也不能一一反驳，司马迁把这样的话记录下来。
《史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写当代史。写历史写当代的难度很大，有很多的纠纷不好处理，有很多敏感的问题，不好写。《史记》中写当代史的有66篇，占全书的一半以上，后来的二十四史，都是后代写前一代的历史。班固在司马迁传里评价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把记录历史的真实看作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
翦伯赞说：司马迁是历史学的开创者。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郭沫若1958年在陕西韩城的时候曾题诗：
龙门有灵秀，锺毓人中龙。
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
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
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司马迁，字子长，是西汉史学家、文学家。他出生在夏阳，今天陕西的韩城。他十岁开始学习古文经传，后来向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的时候，他离开当时的京师长安，到四方游历。之后在汉武帝身边做官，多次随驾西巡，也曾经奉命出使巴蜀。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官任太史令，在朝廷编写国史，管理图书。公元前108年的时候，司马迁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执掌天时星历，管理国家图籍，参与了历书的改编，随后他开始撰写《史记》。有一年，汉武帝要封禅泰山，不要司马谈跟着去。司马谈很伤心，也很气愤，感到自己可能不会久活于世，便和司马迁有一段非常感人的对话。他说：“我们祖上都是王朝的太史，是史官，我如果死了，你不要忘记我们的历史职责和文化责任。现在的汉王朝实现了大一统，出现了很多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我们作为太史，一定要做详细和真实的记录，不能废天下之史文。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把历史记录下来。”司马迁流着眼泪说：“我一定记住”。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汉武帝时代。汉武帝在位54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在位时间比较长的皇帝。汉武帝雄才大略，又尚儒术，文学之士在武帝左右者甚众。汉武帝时代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时代，社会生活节奏比较快的时代，世事百变，人才辈出。司马迁这样一个文化人物，能做出巨大的文化贡献，是离不开汉武帝时代这个舞台的。
司马迁一生中游历的地方非常多。他这方面的人生经历对于他知识的充实、性格的养成、学问的大成有很重要的作用。在游历过程中，他接触了各个阶层的民众，了解到各项新兴建设事业。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曾经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他考察过各地的江河。他到过大梁之墟。到过鲁地孔子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到过长沙和屈原自杀的地方。他跟着汉武帝到北边长城沿线，看到蒙恬修的直道工程。他到过淮阴韩信早年生活的地方，他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又西征巴蜀。研究《史记》的专家认为，这种游历不仅是游览，而是“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观之，则其平生所尝游者皆在焉”。 “凡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而为文章”，所以他的文章变化自如，艺术感染力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史记》一书，不是专靠书面史料完成的，更重要的，还是靠他实地采访所得的实际材料。
《史记》是司马迁的发愤之作
公元前99年的时候，因为一次特殊的事变，司马迁的人生出现了一个大的转折。当时汉将李陵出击匈奴，李陵带着5000步兵突击到匈奴后方，被敌兵包围，兵败投降。司马迁在廷前辩论时，替李陵说了几句好话，汉武帝暴怒，最后把他打入狱中，并施以宫刑，就是把一个男人的生殖器官进行了手术处理。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件非常羞辱的事情。后获赦出狱，任中书令。他忍辱负重，说一定要完成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就是《史记》这部书。司马迁说：“昔西伯拘羡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他以此激励自己，表示要继承古来贤圣的做法，“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始于黄帝，而至汉武帝止。这部史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同是也是一部传记文学巨著。读《史记》，我们会发现《史记》有许多不同于别的史书的特点。梁启超说司马迁是史界之造物主也，其书亦常有国民思想。项羽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汉王朝统治的时代，作为汉王朝敌对一方的政治领袖的项羽，却被司马迁列在本纪里面。《史记》中的十二本纪都是写皇帝的，项羽被排在汉高祖之前，秦始皇之后。陈涉是一个起义的农民，也放在写贵族的世家里面。他在列传中写了儒林、游侠、刺客、货殖（商人），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些是以前没有过的，皆有深意存焉。司马迁选择的人物都与时代有关系之人，选择的非常准确、合适。
历史学家侯外庐说：司马迁在他的著作中，大量的记录了普通人民的生活，这正表现了司马迁是把人民的生活作为历史主体和研究对象的。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贡献。现在我们一些历史剧作者热衷于写皇帝，而且只要是皇帝，大都是好皇帝。这是个历史观的问题，当时的皇帝是不是个人作用就那么的突出，剧作者只是为了吸引大家看，不进行认真历史思考。当然历史学家也有责任，历史学家不愿意做些普及性的历史知识的传播工作，在书房里面写自己的专著，写出来的专著大家又不太愿意看，这是我们这个方面的问题。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汉高祖的时候，不是很恭敬的，对他的言行做了真实的记录甚至有所讥讽。比如现在有的史学家在分析项羽失败的原因时说是因为项羽政策残暴，屠城。但是在《史记》中我们看到关于刘邦屠城的记录，比项羽多得多。《史记》被有人称为谤书，这可能是因素之一，他不仅把这个汉武帝而且还把汉武帝的祖宗汉高祖一块骂，该骂的就骂，该揭露的就揭露，该批评的就批评，这就是司马迁的人格。
翦伯赞说：与一般 “以个人为中心的历史” 不同，《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不仅替皇帝写本纪，也替失败的英雄项羽写本纪；不仅替贵族写世家，也替农民起义的首领陈涉写世家；不仅替官僚写列传，也替秦汉时代的哲学家、文学家、商人、地主以及社会的游浪之群如日者、游侠、滑稽写为列传。他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的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而生动的描写。” “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在民族关系上，《史记》也有它的特点，司马迁给少数民族拿出一部分篇幅来记述，在之前的史书没有这样子来做的。狭隘的民族意识，司马迁不取，司马迁为匈奴这样的民族单独立列传讲述他们的历史，他尊重他们的文化。列传中讲了汉王朝叛变的一个大臣，在和汉王朝的使节辩论的时候，讲匈奴文化有他的优越之处，讲了很多条，汉王朝的时节也不能一一反驳，司马迁把这样的话记录下来。
《史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写当代史。写历史写当代的难度很大，有很多的纠纷不好处理，有很多敏感的问题，不好写。《史记》中写当代史的有66篇，占全书的一半以上，后来的二十四史，都是后代写前一代的历史。班固在司马迁传里评价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把记录历史的真实看作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
翦伯赞说：司马迁是历史学的开创者。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郭沫若1958年在陕西韩城的时候曾题诗：
龙门有灵秀，锺毓人中龙。
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
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
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