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阎连科准备去越南。他的小说最近有越南文版本将要发行。他的小说已经翻译成了超过30种语言的版本，最小的语种是西班牙巴斯克语。阎连科从没去过越南。40年前，他差点去了越南。
　　1978年底，高考落榜的河南洛阳嵩县田湖镇少年阎连科成为了一名军人。他把这视作离开故乡的机会。作为刚到部队的新兵，他的身体素质并不十分出色，单杠、双杠、跑步，对他来说，不是容易对付的事情。而当他在射击练习中，将弹夹里的10发子弹打出了100环的成绩时，团长表示并不太相信，把他一个人叫出来，在一旁再给了他10发子弹，这次他打了99环。他获得了代表新兵去全师参加射击比赛的机会。比赛中，他打了98环，并列第三名。他的表现让他初入军营便立功获赏。
　　射击比赛之后没多久，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各部队准备选派士兵前往越南前线。那些射击精准的士兵被优先考虑。这让20岁的阎连科彻夜未眠。就在此时，因为他会写点东西，负责部队的文书和黑板报，被派往原武汉军区的一个创作班学习。他的战友们则到火车站驻扎下来，随时待命准备上火车，前往战场。
　　学习班结束后，返程经过郑州时，阎连科转道回了趟家。全家人对他的意外出现都感到震惊。正在房檐下搅着一碗面糊的母亲看见儿子，面碗落地，裂成碎片。同时，放下了心里的一块石头。他特别惊讶的是父亲，才两个多月没见，头发白了一大片。在战争爆发的一个多月里，他家所有的亲戚，三十几口人都住在他家，一起收听前线广播，每天到邮局去看有没有他寄回家的信。他的父亲通宵在院子里散步，睡不着。彼时正是初春，“后院的草芽硬是被他全都踩回了地里。”父亲的哮喘病复发，这成为他六年后病逝的直接原因。那个院子成了阎连科的痛。
　　“你会梦到父亲么？”我问阎连科。
　　“会。永远是那个场景，他在晒太阳，听收音机。”阎连科说。
　　阎连科把父亲在这个院子里踱步时的场景写到了《我与父辈》这本书里。这本书最近再版。他写这本书是在10年前，那时候，他住在北京西南四环的一栋两层别墅里，他把别墅所在的院子称为“711号园”。他在那里过了两年平静的时光。两年之后，因为规划的公路经过此地，他和邻居们面临拆迁。
　　最早认识阎连科，就是因为他带着我爬进了他那座待拆的别墅里。从一堆废墟出来后，我跟他在书店里喝着苦咖啡，他说着这些天的遭遇。他当时说，他不会把拆迁的故事写进小说，要写的话就写纪实的随笔。

　　隔了多年之后，此时，当我在上海他所住的酒店里再次提到当年的拆迁时，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他说他不会写拆迁的纪实故事。他要写就写得特别一些。
　　如何面对“现实”，或者说“现实主义”，阎连科这些年有了变化。我几年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变化，现在则更为彻底。
　　阎连科在这个如今已经消失的建筑里写出了《四书》。而他在写《四书》的时候，冒出了“神实主义”的想法。“神实主义”就像他在卡夫卡文学奖获奖词里所写到的故乡打电筒走路的盲人一样，让他在向文学高峰行进的过程中，眼前有了一束耀眼的光。

2

　　在上海的酒店里，阎连科看完了纪录片《四个春天》，他在第二天要和这部纪录片的导演陆庆屹对话，聊聊“我与父辈”。看了纪录片，他特别惊讶于陆庆屹的父母之间明亮的快乐，对生活没有什么抱怨。他觉得自己的创作中，“黑暗的东西居多，天使比较少。”
　　阎连科的《我与父辈》充满温情，是他所有作品中特别不一样的一部。他的大多数作品往往引起争议，但这部作品几乎没有任何争议。但他觉得以后再难写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对他难以形成挑战。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在写法上每次都不一样。如果说写作也有性格，这是他的写作性格所在。
　　阎连科经常说他欣赏如今一些年轻作家面对大众的态度，能够用肯定的态度表达自己的价值观。
　　在创作方法上，他也许是当代作家里走得最远最狂野的那一个。但他总是说，中国比我写得好的作家多得很。也许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并不这么认为，已经连续好几年，在谁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博彩公司赔率榜上，阎连科是排名最靠前的中国作家。

　　他是第二位获得卡夫卡文学奖的亚洲人。上一位获奖的亚洲人是村上春树。阎连科曾批评村上春树的作品为“苦咖啡文学”。“咖啡馆是什么风格，这种小说就是什么风格。”阎连科说他并不反对苦咖啡文学，“中国文学什么都应该有。苦咖啡也是非常好的，问题出在你不能让这一个独自地好。当我们看到我们当下的小说全部都是苦咖啡文学的时候，当我们只看到一个人群在某一阶段某种情况下遇到的小困难小波折，我们就看不到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生存困境在哪里。”
　　民族的生存困境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似乎太大。他们也许更在乎自己的困境。
　　在上海这家书店的活动里，一位95后的女学生发问，她说自己对父母有隐瞒，在父母面前表现得很好，但那并不是全部的自己，自己也有叛逆的部分。她觉得自己和父母有陌生感，这让她感到不自在。她希望台上的阎连科和陸庆屹给出建议。 　　陆庆屹不客气地说，这有点矫情，是一种文艺病。这可能是为了给自己找存在感。“我曾经也这样，后来觉得挺无聊。人总是陷在这里边，容易被自己迷住，自我陶醉。”陆庆屹说。
　　你的那点有什么对不起父母亲的，你们都非常好，大家都非常好。”阎连科打了圆场，但他其实同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需要你仔细琢磨。
　　在生活中，头发花白的阎连科是一个随和的人，他总是能够让一个场子里的氛围融洽。但他在写作上，内里的东西又非常犀利，他不喜欢“不痛不痒”的作品。你在接触他本人和看他的小说时，仿佛接触的是两个人，这是两个世界里的阎连科。他也将两个世界的自己分得很清楚，就像他每天早上会在创作的世界里放飞两小时，同时通过NBA将自己拉回现实的地面。

3

　　在从香港科技大学开往西贡海边的小巴上，我和阎连科谈起了他的小说《日熄》。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村庄里一个晚上集体梦游的故事，里面有一个“阎连科”。这不是“阎连科”第一次出现在他的小说里。早在他的瑶沟系列小说里，就已经这么做过。他说起自己时，你在旁边听着，有时会觉得他是自己的旁观者。

　　小巴的目的地是香港西贡海边的餐馆。车上还有阎连科在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的师生，他们都是很有名气的年轻作家。负责招待大家的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刘剑梅。这些年，她邀请了许多作家到香港科技大学做驻校作家或讲座，清水湾谈论文学的氛围浓郁不少。
　　刘剑梅说，《日熄》里的“阎连科”，让她想到博尔赫斯的一篇短篇小说《1983年8月25日》——61岁的博尔赫斯在一家饭店的房间遇到了84岁的博尔赫斯。“这两个不同年龄的博尔赫斯邂逅时，似乎是梦境，但是他们梦中的谈话却又那么清醒，充满哲理和神秘的气息，让读者分不清楚梦境与现实的界限，也分不清到底是哪一位博尔赫斯在做梦。”在刘剑梅看来，《日熄》中阎连科的出现，首先是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反映论的质疑，其次也是对小说家的“权威性”的一次自我深刻的反省和质疑。“他似乎无法像鲁迅那样，做一个新文化的启蒙者，一个从上往下俯视大众的觉醒者，一个敢于唤醒沉睡的麻木的大众而扛起黑暗闸门的精神界的战士，而是成为一个与另一个自我——颇有忧患意识和批判现实精神的自我——相互矛盾的‘阎连科’。”
　　博尔赫斯小说里出现的月和日，倒是跟阎连科户口本上的生日很接近。“我从来不过生日，”阎连科说，“因为其实搞不清楚哪天是我生日。”这是那个年代许多贫寒家庭的情况，孩子太多，父母都记不过来。阎连科去当兵的时候，需要到大队会计处查户口，发现没有自己的生日。母亲说，那年红薯特别丰收，家家顾不上刨红薯，结果红薯都烂地里了。大队会计就说，那是1958年。母亲说，生他的时候天气特别热。大队会计就说，那就8月吧。最后大队会计就胡写了一个“1958年8月24日”。
　　一个不知道自己确切出生时间的人，对于“时间”的探讨非常着迷。在他的小说里，时间自由地顺流、逆流或溢出。

　　“他似乎无法像鲁迅那样，做一个新文化的启蒙者，一个从上往下俯视大众的觉醒者，一个敢于唤醒沉睡的麻木的大众而扛起黑暗闸门的精神界的战士，而是成为一个与另一个自我——颇有忧患意识和批判现实精神的自我——相互矛盾的‘阎连科’。”

　　梁鸿是阎连科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同事。她如今以作家的身份为大众所知。多年前，当她还是新锐评论家的时候，对同为河南老乡的阎连科的作品有过深入研究。她谈到过阎连科作品《受活》里“天干地支”的时间结构。这样的时间结构所“内蕴的是中国式的循环历史观的传达”。在梁鸿看来，“此时”的受活庄，或者说“当代”的中国，“它的遭遇、发展、特性，并非只是已经过去了的存在，它体现着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部历史。”

　　阎连科在谈起自己的人生节点时，会说到那年发生的大事。“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教育又重新被重视了。我和二姐又有机会考高中了。我们都考上了。父亲考虑到家里的情况，只能有一个人去读书。二姐出门转了一圈，回来说，我不去了。”
　　他在谈及家人时，充满感情。家人们经常出现在他的表述之中，包括他在2016年获得香港红楼梦文学奖时的领奖辞里。他以姐姐从河南给他打来电话讲述母亲梦中所见作为演讲的开头。这跟他在1985年发表第一个中篇小说、拿到800块钱稿费时的情状，形成了反差。母亲那时候说，写这么一点儿就挣800块钱啊，这比农民种地强多了，你可以一辈子把这事做下去。这成了阎连科写作的动力。
　　当年因为拆迁采访阎连科的时候，他的母亲打电话来，说你要听话啊，不要顶着干。家里人基本上不看他的小说，觉得他这么能写，为什么不写电视剧，最好是在央视放的电视剧，这多好。阎连科继续他认为要持续的写作，家里人并没有太多可说的。“他们觉得日子过得好是第一重要的，发现我的日子过得好是和写作有关系的。”阎连科说。

4

　　在北京东边的一处园区，阎连科最新的小说《速求共眠》的一场读者交流会正准备举行。嘉宾和出版公司的编辑们在旁边的餐厅里用餐。作为嘉宾出席的蒋方舟说，有一天，阎连科发了一篇微信文章给她看，说这篇写得很动人，他看哭了。蒋方舟看了这篇文章说，阎老师，这篇文章可能是假的。该文便是前段时间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的《寒门状元之死》。“没办法，我对类似我这样出身低微的人都充满同情。”閻连科说。 　　这段餐厅里的谈话，一小时后移植到了阎连科和蒋方舟台上的对谈里。台下响起了笑声。
　　阎连科是那种乍一眼看过去有点无聊、但是充满了幽默感之人，甚至经常自嘲。他在大众面前不是那种气场强大的人，但在严肃发言的场合，言语会不动声色地击中人心，平缓而有坚定感。“卑微既是一种生存、生命和实在，可也还是一种理想、力量和艺术的永远;是艺术永久的未来。”这是他在香港领取红楼梦文学奖时的结语。他对文学的态度让青年人觉得文学值得一试。

　　在河南老家，阎连科是绝对的名人。老家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会看他写的小说。阎连科回老家的时候，他们会见他，说，你的小说里写了我啊。阎连科说，正面的正面的。县里面的一个领导，后来到了交通厅工作，要修一条高速公路经过阎连科老家。领导跟阎连科说说，你给我写个稿子，这条高速公路我在你家门前留个口子，你从北京开车回来，就直接到家门口了。后来高速公路修好，出口留在一个特别远的地方。阎连科问这位领导为什么口子留这么远？领导说，让你给我写个稿子你不写嘛。“当然这可能就是个玩笑，人家有自己的道理。”阎连科补充说。
　　阎连科觉得村庄里有这个世界所有的缩影，他写的是村庄，也是世界。
　　那篇在1986年给他带来了800块钱稿费的中篇小说叫《小村小河》，这其中的“小”便有大的格局。小说写一个来自乡村的士兵在战场上特别想家，一次惨烈的战斗之后，全连之人阵亡，只有他一个人活下来，他在能够成为英雄的情况下，选择了回家。家人和村里人盼望回来的是一个英雄，可是却是一个普通人。大家对他的态度大变，失去了往日的热情。村里发洪水，士兵组织全村逃离，自己却为救人而死。这篇小说颇具后现代气息，阎连科开始了在风格和技巧上的探索。也显示了他与其他军旅作家不一样之处。阎连科在部队时期写的作品会被归为“军事文学”，他觉得这对文学本身是极大的限制，“《第二十二条军规》，你能说这是军事文学吗？我们不会说《战争与和平》是军事文學的高峰，而是说它是文学的高峰。”
　　1992年，阎连科的中篇小说《夏日落》里，他把一个军人作为“人”的日常生存需要放在主要的书写之处。“对作为军人的人，给予了最起码的理解和尊重。”
　　在90年代，阎连科获得的最重要的奖项是以《年月日》拿下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十多年后，陈思和宣读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授奖词时，回忆当年阅读《年月日》时的震动。小说中以自己身体为肥料种植玉米的老汉，让他想起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陈思和也是红楼梦文学奖的评委，他时在讨论阎连科进入决选的作品《日熄》时说，50年代出生的作者，基本坚持了原来文学中的批判理念，强调文学的这种力量，但这个力量已经很弱了。“阎连科是始终坚持文学批判立场的，我都期待他下一步还可以怎么写，好像觉得他都写不下去了，但是下一部他又翻出新的局面来。”
　　陈思和把《日熄》放在了当年参评小说的第一位。他同时说，其他几部入围小说缺乏叙事的热情。“就是叙事的那种冲击力，情感投入少。”
　　阎连科获得红楼梦文学奖两年之后，他以上届获奖者身份成为了评委。你能看到他对刘庆的《唇典》和连明伟的《青蚨子》的喜爱，这都是情感饱满之作，同时仿佛是他“神实主义”的某种回应。“神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的是仰仗于人的灵魂、精神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思。有一说一，不是它抵达真实与现实的桥梁。在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都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管道。”

5

　　广泛的译介，以及在国际文学奖评选上的表现，让阎连科在世界范围越来越为人瞩目。2018年，《纽约客》也许用了迄今最大的篇幅报道了这位当代作家。阎连科也感受了一家美国媒体跟访的风格以及事实核查的细致。他在餐桌上说起这些细节，感到叹服，同时也为自己说过的话难以收回感到担心。
　　他提起他看过一部纪录片，人在被镜头跟访到一定时间后，会忘掉镜头的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真实也是谁都难以接受之事。一对一的真实，也并不是他在文学上的追求。这也许需要媒体来做。而更为深入的精神世界，同样需要人去探寻。在这一点上，阎连科有着天赋一般的敏感。就像他经常用来说明“神实主义”的那个例子——《炸裂志》里，海军在西北的草原上操练。
　　“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讲，有一个人特别有钱，住在鄂尔多斯，很喜欢游艇。虽然内蒙古不靠海，但他还是买了游艇，放在他们家门口的草地上。每天早上，他爬上游艇，乘风破浪，夕阳西下，再下游艇，每天如此，周而复始。”蒋方舟说，“我说了这个故事，阎老师就把这变成了小说里的情节。”
　　如果说这是一个漫长的采访，那是因为许多采访在很多年前便于无意中做了。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人都乐于提起阎连科。
　　我曾经向人大文学院前院长孙郁提过关于文学性和现实性的问题。孙郁马上提到了阎连科。“许多表现现实的作品没有想象力，看上去像是现实新闻的集合，没有把材料整理得飞腾起来，很多故事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局了。在这一点上，阎连科做得很好，《四书》你就完全想不到结尾。《四书》是一个绝妙的文本，中国长篇小说里的一个奇迹。它寓言化地处理历史，有想象力，进入了形而上的层面，有鲁迅《野草》的味道。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的长篇小说，这是有创造性的写作。”
　　2011年初，就在阎连科已经在他的711号园里完成了对“神实主义”的定义与诠释时，我在哈佛大学访问了海外研究华语当代文学的重要学者王德威。他在访谈中提到了两部让他深感意外的作品，对一个评论者来说，阅读时的“意外”感受实在难得。这两部作品，一部是刘慈欣的《三体》，一部是阎连科的《坚硬如水》。他很惊讶《坚硬如水》用革命语言写完了整部小说。“怎么可以这样写？”
　　王德威的学生罗鹏（Carlos Rojas）是阎连科小说的主要英文译者。他熟读乔伊斯、鲁迅和阎连科的作品，发现了这三者的关联。他引用了《尤利西斯》中的一句话——“历史，”斯蒂芬说，“是我正努力从中醒过来的一场噩梦。”
　　阎连科也喜欢写梦，但他不喜欢纯粹的梦和纯粹的现实，他努力表现的是二者的结合体——第三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朝外看到了天下，朝内看到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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