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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所说的汉歌不是指现已更名为“短歌”的“五七五七七”格式的诗歌形式,而是专指汉代诗歌中题目里含有“歌”字的诗歌。臣僚文人类汉歌首先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封建臣子在极权制压抑下或不满或怨望的反抗个性,其次为游子情怀,其三为对国家安宁的赞美。它反映了汉代文人士子的生活与命运、思想与感情,并由此揭示了汉代社会复杂的生活,同时具有历史的普遍性。
关键词:臣僚文人类汉歌 思想内容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汉代诗歌的命名自有一定的特点,最常见的就是“歌”。两汉诗歌的繁荣是适应社会各阶层生活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其主体仍然是与歌舞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因而,这就决定了两汉诗歌的各阶层创作,大都与歌有一定的联系,《汉书·艺文志》所辑录的也名为“歌诗”,而不直呼为“诗”,现存两汉大部分有主名诗篇,也多以“歌”名篇,可以即席演唱。无论是汉高祖的《大风歌》还是汉武帝的《瓠子歌》,或是张衡的《同声歌》,都是如此。所以郑樵在《通志·乐略第一》中说:
“古之诗曰歌行,后之诗曰古近二体。歌行主声,二体主文。诗为声也,不为文也。浩歌长啸,古人之深趣。今人既不尚啸,而又失其歌诗之旨,所以无乐事也。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作诗,未有不歌者也。”
郑氏以为作诗未有不歌之语,虽然未免绝对化,但是从两汉诗歌的创作情况来看,不歌之诗确实占少数,这就不同于魏晋以后徒诗创作越来越多的情况,而是一个仍以歌诗为主体(即为声而作诗,不是为文而作诗)时代,它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特殊时代。“歌诗”即是那些可以歌唱可以配乐的诗的总称。
本文所说的“汉歌”不是指现已更名为“短歌”的“五七五七七”格式的诗歌形式,而是专指汉代诗歌中题目里含有“歌”字的诗歌,相当于狭义上的汉代歌诗。汉歌散见于汉代歌诗中,因此,汉歌的研究也多集中在这些诗歌当中。
汉歌主要包括在汉代楚声歌、徒歌、乐府诗当中,分类有很多种。汉歌从产生作家群体上进行分类,可分为帝王与贵族女子类、臣僚文人类和无作者名的民间类三类。本文主要讨论臣僚文人类汉歌的思想内容,此类汉歌集体和个人诗作共有以下50篇:
集体诗作:《郊祀歌》十九章。
四皓《歌》,司马相如《歌》、《琴歌二首》,东方朔《歌》,李延年《歌》,商丘成《醉歌》,李陵《歌》,杨恽《歌诗》(拊缶歌),梁鸿《五噫歌》,崔 《歌》,傅毅《歌》,李尤《九曲歌》、《武功歌》,张衡《歌》、《歌》三首、《同声歌》、《鲁生歌》,蔡邕《琴歌》,赵岐《歌》,董少平《歌》,郭乔卿《歌》、《董逃歌》、《皇甫嵩歌》、《仪凤歌》、《龙蛇歌》、《龙蛇歌》附三首、《引声歌》、《霍将军歌》、《怨旷思维歌》、《郭辅碑歌》,班固《论功歌诗》、《古歌》、《北风歌》。
汉代臣僚文人阶层在中国诗坛上的出现,一开始就显示出这个社会群体自身的创作特色。他们大都出身于中下层社会,靠个人的才华与能力去谋求仕进,辅佐君王,施展才华。这支队伍中的优秀者,也大都是有着远大理想和宏伟抱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使这个阶层的文人更容易继承诗骚风格。《诗经》大小雅中关心时政的贵族诗人是他们的榜样,屈原也是他们的楷模。
在展开讨论之前,需要对《郊祀歌》的几个基本问题予以先行说明。第一,本文所论汉《郊祀歌》是指《史记·乐书》所谓“至今上(汉武帝)即位,作十九章”的《郊祀歌》十九章。我们知道,通常所说的“郊祀歌”,除了汉武帝时期的《郊祀歌》之外,还有《灵芝歌》一篇。但《灵芝歌》并未与《郊祀歌》十九章以及宗庙乐歌如《安世房中歌》同列《汉书·礼乐志》,也未入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古辞,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将之划归班固名下,题《论功歌诗》,因此本文将之归为班固诗。
关于《郊祀歌》作者,笔者采用比较通行的说法,认为是司马相如等人集体创作的结晶。
臣僚文人类汉歌的思想内容首先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封建臣子在极权制压抑下或不满或怨望的反抗个性,其次为游子情怀,其三为对国家安宁的赞美。
首先,个人抒情诗中带有明显的反抗个性和哀怨情绪。
在臣僚文人类汉歌中,内容上流露出相当强的带有封建社会叛逆性格的个人意识,东方朔有“陆沉于俗”之叹,息夫躬有绝命之辞,梁鸿则终身不仕。有人甚至唱出了“富贵之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的高歌。这些不得志的文人士子,在这种极权制下,更感到有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
东方朔的《据地歌》、李陵的《别歌》、杨恽的《拊缶歌》是这类汉歌的代表。这些汉歌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封建臣子在极权制压抑下或不满或怨望的反抗个性。东方朔本来自视清高,投于皇帝门下欲有一番作为,可是汉武帝却将其倡优视之,他又不得不屈从低头,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产生了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李陵本为汉武帝时代的大将,抱着驰骋疆场、杀敌封侯的忠心北战匈奴,却因援军不至,血战败北,不得已而降,天子甚怒,视其罪在不赦,后来连“母弟妻子”乃至全家皆伏诛。这不能不说是绝忠臣之望。于是李陵在和苏武离别时唱出了这样的悲歌:“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颓,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读其汉歌,知李陵的怨望之情可谓深。而杨恽先前告发霍民谋反而受封,后来又因为太仆戴长乐上书告状而被贬为庶人。为此,杨恽同样对朝廷怀有怨望之情,作《拊缶歌》云:“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箕。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此诗表面似乎是解脱语,实际上也蕴含着对朝廷的深刻不满。东方朔、李陵、杨恽,他们的生活经历、思想情感等虽然有着较大的差异,但是他们的抒情诗作却共同抒写了自己个人胸怀的磊落和不平,各自显示了鲜明的个性特征。
李陵的《别歌》是个体生命价值泯灭的呈现;司马相如的《独处室歌》是对自我生命压抑的反抗;傅毅的《陟景山歌》是自我生命沉沦的呐喊;张衡的《大火歌》借岁月时间的流逝,表现自己孤独的情怀,而其《雄逝雌翔歌》则为个人身世漂零的感伤;蔡邕的《释悔歌》是士人遗世独立、孤芳自赏情怀的抒发。
从这些汉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封建社会文人士子地位的低下,君臣之间不平等的关系,统治者之间的相互斗争以及个体人格的备受压抑等。
其次,抒写游子的伤感情怀。
《古歌》、《北风歌》当是这类汉歌的典型代表。
《古歌》虽然作者为佚名,但从此诗的风格和内容看,当属臣僚文人之作。赵敏俐也说此诗“正是文人抒情歌诗与民间歌诗在抒情构架上最显著的差异”。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入《汉诗》卷十。逯钦立云:“此歌与前《古歌》当为同篇残文。如此当属臣僚文人之作。” 《古歌》云: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飚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从“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句,当是游子的怀乡情绪。本诗已注意到“情景交融”。虽然这里的景与后世抒情诗歌将景作为情感的一种“意象”,尚有较大的差距,带有更多的写实成分,其“景象”与诗人的情感联系还不够紧密,“胡地多飚风,树木何修修”主要还是诗人现实环境的描绘,但其毕竟具有了中国古代抒情诗最典型的“设景造境而言情”的基本骨架。而这正是文人抒情歌诗与民间歌诗在抒情构架上最显著的差异。远离在外的游子,心中的忧愁永远也排遣不掉,真是“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可以看出,这种抒情,并不仅仅局限于眼前的具体事件,而是表达一种人生感叹,是在整个社会现实中生成的一种思想气氛,是一个时代的人的思想情绪的集中体现。又如《北风歌》:
关键词:臣僚文人类汉歌 思想内容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汉代诗歌的命名自有一定的特点,最常见的就是“歌”。两汉诗歌的繁荣是适应社会各阶层生活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其主体仍然是与歌舞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因而,这就决定了两汉诗歌的各阶层创作,大都与歌有一定的联系,《汉书·艺文志》所辑录的也名为“歌诗”,而不直呼为“诗”,现存两汉大部分有主名诗篇,也多以“歌”名篇,可以即席演唱。无论是汉高祖的《大风歌》还是汉武帝的《瓠子歌》,或是张衡的《同声歌》,都是如此。所以郑樵在《通志·乐略第一》中说:
“古之诗曰歌行,后之诗曰古近二体。歌行主声,二体主文。诗为声也,不为文也。浩歌长啸,古人之深趣。今人既不尚啸,而又失其歌诗之旨,所以无乐事也。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作诗,未有不歌者也。”
郑氏以为作诗未有不歌之语,虽然未免绝对化,但是从两汉诗歌的创作情况来看,不歌之诗确实占少数,这就不同于魏晋以后徒诗创作越来越多的情况,而是一个仍以歌诗为主体(即为声而作诗,不是为文而作诗)时代,它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特殊时代。“歌诗”即是那些可以歌唱可以配乐的诗的总称。
本文所说的“汉歌”不是指现已更名为“短歌”的“五七五七七”格式的诗歌形式,而是专指汉代诗歌中题目里含有“歌”字的诗歌,相当于狭义上的汉代歌诗。汉歌散见于汉代歌诗中,因此,汉歌的研究也多集中在这些诗歌当中。
汉歌主要包括在汉代楚声歌、徒歌、乐府诗当中,分类有很多种。汉歌从产生作家群体上进行分类,可分为帝王与贵族女子类、臣僚文人类和无作者名的民间类三类。本文主要讨论臣僚文人类汉歌的思想内容,此类汉歌集体和个人诗作共有以下50篇:
集体诗作:《郊祀歌》十九章。
四皓《歌》,司马相如《歌》、《琴歌二首》,东方朔《歌》,李延年《歌》,商丘成《醉歌》,李陵《歌》,杨恽《歌诗》(拊缶歌),梁鸿《五噫歌》,崔 《歌》,傅毅《歌》,李尤《九曲歌》、《武功歌》,张衡《歌》、《歌》三首、《同声歌》、《鲁生歌》,蔡邕《琴歌》,赵岐《歌》,董少平《歌》,郭乔卿《歌》、《董逃歌》、《皇甫嵩歌》、《仪凤歌》、《龙蛇歌》、《龙蛇歌》附三首、《引声歌》、《霍将军歌》、《怨旷思维歌》、《郭辅碑歌》,班固《论功歌诗》、《古歌》、《北风歌》。
汉代臣僚文人阶层在中国诗坛上的出现,一开始就显示出这个社会群体自身的创作特色。他们大都出身于中下层社会,靠个人的才华与能力去谋求仕进,辅佐君王,施展才华。这支队伍中的优秀者,也大都是有着远大理想和宏伟抱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使这个阶层的文人更容易继承诗骚风格。《诗经》大小雅中关心时政的贵族诗人是他们的榜样,屈原也是他们的楷模。
在展开讨论之前,需要对《郊祀歌》的几个基本问题予以先行说明。第一,本文所论汉《郊祀歌》是指《史记·乐书》所谓“至今上(汉武帝)即位,作十九章”的《郊祀歌》十九章。我们知道,通常所说的“郊祀歌”,除了汉武帝时期的《郊祀歌》之外,还有《灵芝歌》一篇。但《灵芝歌》并未与《郊祀歌》十九章以及宗庙乐歌如《安世房中歌》同列《汉书·礼乐志》,也未入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古辞,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将之划归班固名下,题《论功歌诗》,因此本文将之归为班固诗。
关于《郊祀歌》作者,笔者采用比较通行的说法,认为是司马相如等人集体创作的结晶。
臣僚文人类汉歌的思想内容首先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封建臣子在极权制压抑下或不满或怨望的反抗个性,其次为游子情怀,其三为对国家安宁的赞美。
首先,个人抒情诗中带有明显的反抗个性和哀怨情绪。
在臣僚文人类汉歌中,内容上流露出相当强的带有封建社会叛逆性格的个人意识,东方朔有“陆沉于俗”之叹,息夫躬有绝命之辞,梁鸿则终身不仕。有人甚至唱出了“富贵之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的高歌。这些不得志的文人士子,在这种极权制下,更感到有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
东方朔的《据地歌》、李陵的《别歌》、杨恽的《拊缶歌》是这类汉歌的代表。这些汉歌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封建臣子在极权制压抑下或不满或怨望的反抗个性。东方朔本来自视清高,投于皇帝门下欲有一番作为,可是汉武帝却将其倡优视之,他又不得不屈从低头,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产生了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李陵本为汉武帝时代的大将,抱着驰骋疆场、杀敌封侯的忠心北战匈奴,却因援军不至,血战败北,不得已而降,天子甚怒,视其罪在不赦,后来连“母弟妻子”乃至全家皆伏诛。这不能不说是绝忠臣之望。于是李陵在和苏武离别时唱出了这样的悲歌:“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颓,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读其汉歌,知李陵的怨望之情可谓深。而杨恽先前告发霍民谋反而受封,后来又因为太仆戴长乐上书告状而被贬为庶人。为此,杨恽同样对朝廷怀有怨望之情,作《拊缶歌》云:“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箕。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此诗表面似乎是解脱语,实际上也蕴含着对朝廷的深刻不满。东方朔、李陵、杨恽,他们的生活经历、思想情感等虽然有着较大的差异,但是他们的抒情诗作却共同抒写了自己个人胸怀的磊落和不平,各自显示了鲜明的个性特征。
李陵的《别歌》是个体生命价值泯灭的呈现;司马相如的《独处室歌》是对自我生命压抑的反抗;傅毅的《陟景山歌》是自我生命沉沦的呐喊;张衡的《大火歌》借岁月时间的流逝,表现自己孤独的情怀,而其《雄逝雌翔歌》则为个人身世漂零的感伤;蔡邕的《释悔歌》是士人遗世独立、孤芳自赏情怀的抒发。
从这些汉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封建社会文人士子地位的低下,君臣之间不平等的关系,统治者之间的相互斗争以及个体人格的备受压抑等。
其次,抒写游子的伤感情怀。
《古歌》、《北风歌》当是这类汉歌的典型代表。
《古歌》虽然作者为佚名,但从此诗的风格和内容看,当属臣僚文人之作。赵敏俐也说此诗“正是文人抒情歌诗与民间歌诗在抒情构架上最显著的差异”。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入《汉诗》卷十。逯钦立云:“此歌与前《古歌》当为同篇残文。如此当属臣僚文人之作。” 《古歌》云: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飚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从“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句,当是游子的怀乡情绪。本诗已注意到“情景交融”。虽然这里的景与后世抒情诗歌将景作为情感的一种“意象”,尚有较大的差距,带有更多的写实成分,其“景象”与诗人的情感联系还不够紧密,“胡地多飚风,树木何修修”主要还是诗人现实环境的描绘,但其毕竟具有了中国古代抒情诗最典型的“设景造境而言情”的基本骨架。而这正是文人抒情歌诗与民间歌诗在抒情构架上最显著的差异。远离在外的游子,心中的忧愁永远也排遣不掉,真是“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可以看出,这种抒情,并不仅仅局限于眼前的具体事件,而是表达一种人生感叹,是在整个社会现实中生成的一种思想气氛,是一个时代的人的思想情绪的集中体现。又如《北风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