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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因参加朋友的一个新书发布座谈会,与原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老学者黎鸣先生坐在同往的车里。黎鸣先生,十多年前就熟悉。他慷慨激昂、旗帜鲜明的演讲,让我惊叹。本来从此会更多地求教于他,但后来看到他关于孔子的一些批评,我感觉较激烈了些,随后便与老先生的接触少了。按我其时的想法,对孔子怎能这样不恭呢?
十多年过去了,不想因乘车的缘故巧遇在了一起。老先生还是一以贯之的观点,还是一成不变地表述着对孔子的批评。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我却是听了进去。譬如他对老子的赞誉,我颇为认同。老先生说,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不是什么也不去做的无为,意思是无伪。“为”是“伪”的通假,也就是无伪而治,无论治理国家还是管理民众,都得实事求是,不能说空话假话。
老先生说,历史上敢于批评统治者无德无行的也是老子。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说高高在上的人,要时刻感觉自己的德行并不完备,这样才能真心实意地接纳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这样的上德,或者说统治者、国家领导人,才是真正的有德行的人。把权力关进笼子,除制度的约束之外,还得有一条就是,权力者必须时刻明白权力的杀伤,即它隐含的非人性的、“不德”的一面。
所以,这次我是很同意了黎明老先生的说法。老子学说,是透彻地洞悉了人类自身的恶性的一面。而孔子及其后来的儒家,从性善的起点出发,解释世界并力行善为,将我们民族从那种荒蛮的状态,引导至今,说起来也极其不易的。孔子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社会秩序的礼,面对上者,如何行走,如何坐卧,等等,确实说,是给了统治者过分的恭敬和顺从。尽管从社会常态上说,它确实教导了百姓对礼法的秉守,却也驯化出了对权力无节制的崇拜。
但是,儒家,也许是漫长的历史里一直享受着独尊的缘故,似乎更贴近到我们这些读书人的生活乃至生命里头。他们庸霭的人生姿态与宽厚的处世襟怀让人不能不时刻向往。我们在学业路上,每每遇到让我们崇仰的导师无一不是具有儒人气质的长者。他们犹如我们精神上的父亲一样,和我们这些晚辈,有血浓于水的感情。当然,也因为“学而优则仕”的关系,历史上那些优秀的儒者,包括那些上德大儒,他们的形貌举止、言谈起卧,又无可避免地都沾着几分官宦的气色。而且,也只是在历史走到官民最为对立的时代,底层民众对于官宦的反感以至于影响到对儒仕的态度,才使得一些明白的儒者,不得不改变对自己判断以及对统治者的态度。这在历史上也绝不鲜见。
至于老子学说以及发展到后来的道家,尽管与官家也有所接触,但真正的老子学说,特别是其精华的思想,并没能真正介入到我们的社会管理中。所以,联想当今所谓的国学热的问题,有人依旧将儒学作为国学的根本或者依据,我想是有问题的。黎鸣老先生数十年的奔走呼号,时常又与一些所谓大师的大音量的互不相让的争论,都让人为老先生的对真理执着而感动。
此刻,我联想到一个故事,据说当年德国诗人席勒和音乐家贝多芬在马路上散步,迎面碰到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车马堂皇而来,席勒立刻躲到马路旁边,脱帽致礼,而贝多芬却昂首挺胸地迎了上去。后来,这件事情便不断有人以此来简单地判断其二人人格的高下。我个人感觉,还是得实事求是。因为,此时此刻确实是一个两难选择。唯一可选择的是,车马上的那个人,值不值得为他脱帽。
不过,这个故事,从形而上的层面,很类似于我们的儒道两家面对统治者的态度。数千年来,我们——中国的知识者就一直这样,处在两难的选择中。我们没有考虑到车马上的那个人,如果他能感知到自己是处在“不德”者的位置,能谦恭地走下马车,那么面临的一切,不是皆大欢喜了吗?
(作者为作家、画人)
十多年过去了,不想因乘车的缘故巧遇在了一起。老先生还是一以贯之的观点,还是一成不变地表述着对孔子的批评。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我却是听了进去。譬如他对老子的赞誉,我颇为认同。老先生说,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不是什么也不去做的无为,意思是无伪。“为”是“伪”的通假,也就是无伪而治,无论治理国家还是管理民众,都得实事求是,不能说空话假话。
老先生说,历史上敢于批评统治者无德无行的也是老子。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说高高在上的人,要时刻感觉自己的德行并不完备,这样才能真心实意地接纳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这样的上德,或者说统治者、国家领导人,才是真正的有德行的人。把权力关进笼子,除制度的约束之外,还得有一条就是,权力者必须时刻明白权力的杀伤,即它隐含的非人性的、“不德”的一面。
所以,这次我是很同意了黎明老先生的说法。老子学说,是透彻地洞悉了人类自身的恶性的一面。而孔子及其后来的儒家,从性善的起点出发,解释世界并力行善为,将我们民族从那种荒蛮的状态,引导至今,说起来也极其不易的。孔子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社会秩序的礼,面对上者,如何行走,如何坐卧,等等,确实说,是给了统治者过分的恭敬和顺从。尽管从社会常态上说,它确实教导了百姓对礼法的秉守,却也驯化出了对权力无节制的崇拜。
但是,儒家,也许是漫长的历史里一直享受着独尊的缘故,似乎更贴近到我们这些读书人的生活乃至生命里头。他们庸霭的人生姿态与宽厚的处世襟怀让人不能不时刻向往。我们在学业路上,每每遇到让我们崇仰的导师无一不是具有儒人气质的长者。他们犹如我们精神上的父亲一样,和我们这些晚辈,有血浓于水的感情。当然,也因为“学而优则仕”的关系,历史上那些优秀的儒者,包括那些上德大儒,他们的形貌举止、言谈起卧,又无可避免地都沾着几分官宦的气色。而且,也只是在历史走到官民最为对立的时代,底层民众对于官宦的反感以至于影响到对儒仕的态度,才使得一些明白的儒者,不得不改变对自己判断以及对统治者的态度。这在历史上也绝不鲜见。
至于老子学说以及发展到后来的道家,尽管与官家也有所接触,但真正的老子学说,特别是其精华的思想,并没能真正介入到我们的社会管理中。所以,联想当今所谓的国学热的问题,有人依旧将儒学作为国学的根本或者依据,我想是有问题的。黎鸣老先生数十年的奔走呼号,时常又与一些所谓大师的大音量的互不相让的争论,都让人为老先生的对真理执着而感动。
此刻,我联想到一个故事,据说当年德国诗人席勒和音乐家贝多芬在马路上散步,迎面碰到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车马堂皇而来,席勒立刻躲到马路旁边,脱帽致礼,而贝多芬却昂首挺胸地迎了上去。后来,这件事情便不断有人以此来简单地判断其二人人格的高下。我个人感觉,还是得实事求是。因为,此时此刻确实是一个两难选择。唯一可选择的是,车马上的那个人,值不值得为他脱帽。
不过,这个故事,从形而上的层面,很类似于我们的儒道两家面对统治者的态度。数千年来,我们——中国的知识者就一直这样,处在两难的选择中。我们没有考虑到车马上的那个人,如果他能感知到自己是处在“不德”者的位置,能谦恭地走下马车,那么面临的一切,不是皆大欢喜了吗?
(作者为作家、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