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明孝陵陵宫区中门东侧墙角下有一块清末竖立的“特别告示”碑，碑文使用日、英、法、德、意、俄六种文字镌刻，其“国际范”比今日景区展示牌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碑文大意如下：
　　特别告示
　　鉴于明孝陵内御碑及附近古迹历年破坏、受损情况严重，端方总督大人下令竖立围栏，对其加以保护。游人越栏参观或可能对前述御碑及陵区古迹造成损坏之行为，一律禁绝。
　　两江洋务总局道台□
　　江宁府知府□
　　1909年6月
　　因个别游客的不文明行为，这块碑一度成了“网红”，被海内外多家媒体予以关注报道，意指100多年前国外游客的素质也不咋样。在当时，告知游客保护文物古迹的目的是无疑的，但立碑的首要原因恐怕是出于政治性考虑。明孝陵碑殿内有多块康熙帝、乾隆帝亲题碑刻，即所谓“御碑”，清王朝地方政府自然不能不加以保护。鉴于国外来的游客不明情况，更不知道康乾，恐怕会滋生事端，所以先行告知。但是他们如果真的做出不敬的举动怎么办？政府没有治外法权，最多也就是批评教育，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统统围挡起来，防患于未然。


　　关于竖立“特别告示”碑的两江洋务总局道台是谁，因碑中无全名而难以确知，前人著述从未提及。碑文中的日文残损部分看似“王”，同时英文也写作“WAN”，故在相关材料、书籍中，均写作“王道台”，这在缺乏史料支撑的情况下当存疑问。


　　“洋务”是晚清在没有近代外交概念下对与外国有关事务的统称，其概念遠比“外交”宽泛，甚至包括了办厂、开矿、练新军、办新学、修铁路等。“洋务局”是地方督抚自设处理辖区内相应外事的临时性机构，不在清政府正式编制内，任职官员也不是实缺。江苏洋务局于同治七年（1868）由时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奏请设置，江苏也是最早使用“洋务局”名称的省份，又称金陵洋务局、两江洋务局等。清政府为加强对涉外事务的掌控和满足日益频繁的中外交涉需要，于宣统二年（1910）在认为有必要的省份统一设立交涉使司替代洋务局，并规定交涉使为正三品，位列布政使之后、提学使之前。
　　江苏交涉使亦设于宣统二年，据《清宣统政纪》记载，“江苏候补道汪嘉棠试署江苏交涉使”。鉴于有些省份外事不多，清政府同时规定，安徽、江西、湖南、广西四省相关事务由辖区总督所在省份交涉使兼办，即江苏交涉使兼管安徽、江西，这也是江苏交涉使又称两江交涉使的原因。
　　清代官员任用制度严格，涉外事务更是清末不得不应对的要事，所以对交涉使的选用慎之又慎，地方道级别与相关工作经历是优先考虑的条件。汪嘉棠此前已是两江洋务的重要人物。据《两江总督张人骏奏试署交涉使汪嘉棠饬赴任片》中说：“（汪嘉棠）本应赴京陛见，惟江省交涉事繁，既已设立专官，则向设之洋务局所，照章应行裁撤归并交涉使办理，汪嘉棠向在两江洋务局供差有年，经手之事尤多，一时骤难离省，拟即饬令先赴署任，以重职守，俟一切部署就绪再行赴京。”赵宏林博士论文《晚清地方外交研究》中考证汪嘉棠在二品衔江苏候补道期间，曾任金陵洋务局总办。再看相关文献，1909年前后，两江洋务中并无“王”姓要员，因此基本可以断定“特别告示”碑中的两江洋务总局道台即汪嘉棠，碑中日文相关局部放大，依稀可见残损字左边“氵”痕迹，“汪”“王”同音，故英文“WAN”易被误判。


　　汪嘉棠生平资料较少，从《清实录》《民国职官年表》等史料中可勾勒出个大概。汪嘉棠（1855—1935），字叔芾，安徽歙县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拔贡，次年朝考一等，升任礼部主事。后任总理衙门道员，以二品衔外放江苏候补道，曾任江宁派办处会办、上海电政局督办、金陵洋务局总办等职，宣统二年任江苏交涉使。辛亥革命后退官，1913年被江苏都督张勋聘为顾问，1914年、1916年两任淮安关监督，后又出任广西太平关监督。
　　（作者为南京明孝陵博物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