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博收藏的明代状元、榜眼、探花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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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元、榜眼、探花,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诞生的产物。据《明史·选举志》载:“(会试)中试者,天子亲策于廷,曰廷试,亦曰殿试。分一、二、三甲以为名第之次。一甲止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状元、榜眼、探花分别指科举考试的最高一级考试——殿试过程中产生的一甲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书法自成为自觉的艺术形式始,就一直与文人士大夫结合在一起,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书法始终作为文人士子的基本技能而得到传承和延续。作为文人士子之佼佼者,状元、榜眼、探花多为精通书艺的高手。仅以状元为例,在唐有王维、柳公权,在宋有张孝祥、文天祥,在元则有泰不华、宋本等。
  明代,书坛呈现多流派共存的格局,名家层出不穷,其中不乏状元、榜眼、探花。他们或遵守先贤原典,或于“钟王”、“颜柳”、“苏米”之外另辟蹊径。辽宁省博物馆素已富藏书画著名,馆藏书法中就有诸多明代状元、榜眼、探花的墨迹。其中包括明前期曾棨、黄旸、罗璟,明中期张昇、吴宽、李廷相、吕柟、邹守义,明后期王锡爵、陶望龄、朱之蕃、黄士俊、张瑞图等的传世书作。这些墨迹,或为题跋,或为手卷、册页、扇面、立轴,基本反映出明代状元、榜眼、探花书法面貌,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中国古代科举文化的丰富内涵。
  今遴选部分以供鉴赏,以期在领略科举精英艺术才华与成就的同时,梳理出明清状元、榜眼、探花书法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
  曾棨《行书题竹林大士出山图卷》(图1)
  曾棨(1372—1432),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甲申科状元。字子启,号西墅,永丰(今江西永丰)人。授修撰,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参修《永乐大典》,任副总裁。永乐帝欣赏其才华,在试卷上御批:“贯通经史,识达天人,有讲习之学,有忠爱之诚,擢冠天下,昭我文明。”卷首硃书“第一甲第一名”。自谢缙、胡广后,朝廷大作多出其手。著有《西墅集》。
  曾棨《行书题竹林大士出山图卷》,纸本,纵28厘米。附于陈鉴如款《竹林大士出山图》后。据《安国志略》载,元代安南国王陈昑40岁时悟佛,舍位出家,入武林洞修行,号竹林大士。该图描绘的是竹林大士修成后,从武林洞出游邻国占城,国王得知后出来迎接的情景。“陈鉴如”款系后添,曾棨之题是应陈光祉之请所作,先记后偈,卷首“竹林大士出山相图赞”,署款“永乐十八年岁在庚子冬十二月望,翰林侍读学士奉训大夫兼修国史庐陵曾棨书”。钤“九竹轩”白文长方印、“三世不翰林”白文方印、“子启”白文方印、“侍读学士之章”白文方印、“西野草堂”白文方印。作于1420年,为作者49岁时所作。曾棨工书法,丰坊《书诀》记载其书学钟繇。此题行中杂以楷书,行笔流畅,似柔实刚,于师法前人中,有自家面貌。
  


  黄旸《行书题杨微二骏图卷》(图2)
  黄旸,生卒年不详,明初人,永乐九年(1411)探花,授翰林编修。
  黄旸《行书题杨微二骏图卷》,纸本,纵25.2厘米。《二骏图》系金杨微(活动于公元12世纪)的传世作品,描绘女真族人驯马手套马之场面。人物和马之神态表情刻画细腻,栩栩如生。黄旸此卷作七言诗题,“前驹野性未易制,胡儿直把长缨系”、“人间此马难重致,杨微妙笔传真意”等诗句,描绘出驯马的惊心动魄、画面的生动传神。卷后署款“邑人黄旸书于玉堂之署”。钤“黄旸之印”白文方印、“玉堂余暇”白文方印。启首钤“壶山”白文方印。运笔俊秀流畅,笔画圆熟遒媚,从晋唐人中书法变化而来。明初,在皇家的倡导下,远取王羲之、王献之,近学元代诸家,黄旸此书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罗璟《楷书题吴草庐虞邵庵画像卷》(图3)
   罗璟(1432—1503),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探花,字明仲,号冰玉,江西泰和人。授编修,预修《宋元通鉴纲目》,累官洗马。孝宗为太子,他兼侍讲读。后因连襟罪受株连,调南京任礼部员外郎。孝宗嗣位,乃授福建提学副使。弘治五年(1492)年召为南京祭酒。
   罗璟《楷书题吴草庐虞邵庵画像卷》,纸本,纵28.6厘米。署款“大明成化癸卯仲夏月既望后学泰和罗璟拜手谨识”。作于大明成化十九年(1483),时作者52岁。结体宽博,章法严谨,笔画娟秀劲健。罗璟书法受宋克影响,王世贞称其“笔法颇欲学宋仲温,而未成长,然当其时亦铮铮”,字里行间隐约可见宋克笔意。
  张升《行书题沈周盆菊图》(图4)
  张升(1442—1517),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状元,字启昭,(一作照),号柏崖,南城(今江西南城)人,授修撰,官至礼部尚书,太子太保。曾为东宫讲学,因而在孝宗即位后较受信任。为官刚正不阿,直言敢谏,刘吉当国,尝历数其纳贿纵子等十罪。正德年间刘瑾专权,于是谢病辞官,武宗未允。著有《柏崖诗文集》。
  


  张升《行书题沈周盆菊图》,纸本,纵23.4厘米。署款“盱江张昇”。钤“盱江张氏”朱文方印、“启昭”朱文方印。《盆菊图》系明中叶吴门四大家之首沈周中年之作,图画秋郊赏菊。此题以菊花为题材,共分三段。书法瘦劲富有风骨,既有晋人遗意,又具黄庭坚、沈周风貌。
  吴宽《行书题李应桢等观大石联句诗册》(图5)
  吴宽(1435—1504),明成化八年(1472)壬辰科状元。明代诗人、散文家、书法家。字原博,号匏庵,玉亭主,世称匏庵先生。江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官至礼部尚书。著有《匏庵家藏集》。曾遍读经书与唐宋大家之文,文德修养极高,平生最好苏学,其书法亦渊源自苏轼,与成化十一年(1475)乙未科探花王鏊同为明代中期重要的书法家。其墨迹,除卷、轴外,多见于书画题跋。传世作品收藏于国内外知名博物馆。
  吴宽《行书题李应桢等观大石联句诗册》,纸本,纵26.5、横12厘米。李应桢《观大石联句》诗书于成化十三年(1478)二月二十六日,次日又由李应桢写在云泉庵屋壁上,事载《吴宽匏翁家藏集·阳山大石岩云泉庵记》,题跋计两页,从款署“成化戊戌岁五月望日,延陵吴宽题。”知为作者44岁时所作。钤印“吴宽”朱文方印、“原博”朱文方印。吴宽的书法在明代中期颇具特色,邢侗言:“匏翁书法法苏学士,浓颜厚面,祛去吴习,亦毕竟赵宋本色耳。超著实难。”与沈周一样,吴宽的书法直取宋人,为当时苏州书坛吹入一股清新之风。此题用笔丰腴,筋骨内含,字势略扁微欹侧,法东坡亦不失自家风貌。
  李廷相《草书题萧翼赚兰亭图卷》(图6)
  李廷相(1481—1544),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探花。字梦弼,号蒲汀,山东蒲州人。廷相自幼聪明好学,学问优秀,22岁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右春坊右中允兼修撰,升侍讲学士。嘉靖四年(1525),晋南京吏部右侍郎,官至南京户部尚书。李廷相素爱藏书刻书,建有藏书楼“双桧堂”,是明代中叶著名的藏书家,编撰有《李蒲汀家藏书目》两卷。
  


  李廷相《草书题萧翼赚兰亭图卷》,绢本,纵26.5、横12.4厘米。附在南宋《萧翼赚兰亭图卷》之后,草书“袁闳所著汉纪,未曾收有,敬复。辨才《兰亭图》千万借一看。友生李廷相拜”,结体紧密,点画出规入矩,虽信笔所书,不越法度。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冯承素摹《兰亭》,被列为兰亭八柱第三,其后亦有李廷相嘉靖五年(1526)题跋,跋云:“《兰亭》石刻往往人间见之,余家亦藏有善本,至于唐摹真迹,则仅见此耳。存礼考功偶出示,为题其后而归之。嘉靖丙戌春三月望日濮阳李廷相观于金陵寓舍。”书体与此题有所不同,为行楷书体。
  吕柟《行草书赠张子言诗卷》(图7)
  吕柟(1479—1542),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状元。明代大儒,著名理学家。字仲木,因居泾水之阳,故别号泾野,学者称泾野先生,陕西高陵人。授修撰。因受宦官刘瑾排挤托病辞官,后复任礼部右侍郎。学宗程朱理学,一生著述甚丰,著有《四书因问》、《周易说翼》、《尚书说要》、《毛诗说序》、《春秋说志》、《泾野子诗文集》、《高陵县志》等,其书法造诣颇深。
  吕柟《行草书赠张子言诗卷》,洒金笺本,纵29、横906.5厘米。署款“嘉靖戊子五月泾野柟书”。钤“泾野吕氏”朱文长方印、“仲木”朱文方印、“泾野”朱文方印。作于嘉靖七年(1528),时作者50岁。前有序,后附录两首,笔画肥瘦方圆兼施,用墨或浓或淡或枯或湿,线条劲力婉美、意境典雅活泼。
  


  邹守益《行草书诗卷》(图8)
  邹守益(1491—1562),为正德六年(1511)探花。明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字谦子,江西安福人,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国子祭酒。邹守益从师王阳明,与罗洪先同为为王学江有学派的主要代表。他因谨守王学传统,被视为王学的正宗。邹守益于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倡立复真书院,讲学于东廓山,从游者众,学者称“东廓先生”。著有《东廓集》
  邹守益《行草书诗卷》,纸本,纵37.8,横471厘米。署款“正德辛巳秋九月二十四日,东郭山人邹守益书”。作于正德十六年(1521),时作者31岁。邹守益善长于行草书,此卷行笔快捷流畅,笔画瘦硬纤细,书法劲健爽利,存晋唐人遗韵,又别具一格,从中可窥见其书法面貌之一斑。
  王锡爵《行书拟题成祖四骏图卷》(图9)
  王锡爵(1534—1610),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榜眼。字符驭,号荆石,太仓(今江苏太仓)人。授翰林院编修,累迁至祭酒、侍讲学士、礼部右侍郎等职。万历十二年(1584)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务。万历二十一年(1593),入阁为首辅。其间罢止江南织造和江西陶瓷等专门为宫廷制造高贵奢侈品的机构。王锡爵的曾孙王炎在清代也官到大学士,因此人称“祖孙宰相”、“两世鼎甲”。子王衡(万历二十九年榜眼)和孙王时敏(娄东派创始人,清初四王之首)又荫赠一品,因此,又称为“四代一品”。有《王文肃集》、《王文肃疏草》行世。
  王锡爵《行书拟题成祖四骏图卷》,纸本,纵31.5、横92.4厘米。此卷与徐玟晾曝图裱连于一卷,除王锡爵书法外,还有王衡、王时敏等书法,名为“王锡爵等三代法书及徐玟晾曝图卷”,此卷为其中部分,卷首“拟题成祖四骏图”,署款“丙子中秋日锡爵漫书王将军义客图后”。钤“王锡爵印”白文方印。书于万历四年(1576),时作者43岁。结字呈瘦长,线条盘纡缭绕,偶露文徵明笔意,古雅富有情致,别具一格。
  陶望龄《行草书手札》(图10)
  陶望龄(1562—1609),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乙丑科探花。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字周望,号石篑,浙江会稽人。授翰林院编修,累官至国子祭酒,陶望龄为官刚直廉洁,一生清真恬淡,生平笃信王守仁学说,以治学为最大乐事。他把做学问也当作息歇,并用“歇庵”二字名其居室,学人有时也称他为歇庵先生。工诗善文,平生编著文集上百卷,有《解庄》、《水天阁集》、《歇庵集》等。
  陶望龄《行草书手札》,纸本,纵23.8、横9.7厘米。署款“望龄便纸具”。前、后钤“周望”白文方印,前印不全。此札收入明人书札册中,既为手札,信笔挥洒,行中带草,笔法流畅圆润,不刻意求工,自然潇洒脱而不失端严,饶有文人气息。陶氏不以书法享大名,今首都博物馆收藏其《兰亭古迹》四字榜书墨迹,有周肇祥、俞陛云、启功、王森然、沙孟海、周汝昌、谢国桢、郑诵先等题跋。由史树青先生捐赠,亦十分珍贵。
  朱之蕃《行书和柳根诗册》(图11)
  朱之蕃(1561—1626),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状元,书画家、收藏家。字符介,一作元升,号兰嵎,金陵(今南京)一作荏平(今属山东)人。授翰林院修撰,官至礼部侍郎。朱之蕃自幼能诗文、善绘画、工书法。曾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出使朝鲜,朝鲜国名人雅士设疑辩难试其才学,皆言行得体,应对如流。朝鲜人多仰慕其名,朝鲜人以人参、貂皮为礼品求其手迹。遂将所获得的礼品,尽行出售,另买书画、古器以归,其收藏极为丰富。著有《南还杂著》、《金陵四十景图考》、《莫愁旷览》、《奉使朝鲜稿》等文集。
  朱之蕃《行书和柳根诗册》,纸本,纵28,横26.8厘米。为出使朝鲜期间与朝鲜状元柳根唱和之作,朱氏书诗,柳氏和韵,交相辉映。观朱氏此书笔法圆润流畅,起笔藏露交错,收笔锐顿并施,运笔迟速分明,转折方圆结合。法度严谨,遒逸苍劲。师法赵孟頫、颜真卿与文徵明而自成一家。
  


  黄士俊《草书赠别七言诗扇页》(图12)
  黄士俊(1577—1661),万历三十五(1607)年状元,字亮垣,号振宇,一号玉仑,广东顺德人。历任翰林院编修、吏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并累加太子少傅,一度入阁担任宰辅。对国事量力进谏。为官耿介刚直,因得罪魏忠贤两次引病辞归,前半生获“清正黄尚书”之誉。明廷倾覆后,剃发易服于清将李成帐下。顺治七年,回乡隐居,“足不下楼数年”。
  黄士俊《草书赠别七言诗扇页》,金笺本、纵15.8、横49.1厘米。署款“元晖年兄运任南乡,即席赋别录上请政,弟黄士俊”。书自作七言诗一首,运笔放而不纵,逸而不狂,使转自然流畅,得大家神髓。
  《张瑞图草书卷》(图13)
  张瑞图(1570—1644),万历三十五年(1607)探花,字长公,又字无画,号二水,别号果亭山人、芥子、白亳庵主、白亳庵主道人等,福建晋江人。官至建极殿大学士。因牵扯进魏忠贤集团,崇祯年间被罢官遣归。后隐于青阳里白毫庵。一生留有大量书法作品。清代秦祖永在《桐荫论画》中云;“瑞图书法奇逸,钟王之外,另辟蹊径。”在宗法晋唐的明代书坛,张瑞图在赵孟頫书风的笼罩下,以不拘常规的用笔、大写意的气势体现时代精神,是明未书坛变革中反叛传统的实例。其后的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人以及日本书坛深受其影响。与邢侗、米万钟、董其昌齐称,并称“晚明四家”。
  《张瑞图草书卷》(图13),纸本,纵22、横107.3厘米。款署“丙申正月初十日临,二水山人张瑞图”。钤“诵诗三百”印。临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时作者27岁,为早年年之作。系《张瑞图、周天球墨迹合卷》中一部分。以草书书杜甫《渼陂行》诗,笔势飞劲,遒丽峻逸。观张氏作品多用方笔转折、章法舒朗跌宕、结体奇崛变化、气势动荡激越,以奇、逸为总体特征。此卷应是风格定型前之作,从中可以追溯张氏书法的发展和演变。
  纵观辽宁省博物馆藏明代状元、榜眼、探花墨迹,以行、草书居多。从总的风格趋势上看,上追唐宋,绍承魏晋,继承宋元代以来的帖学传统,从明代中期至晚期逐渐有所突破,形成鲜明个性,与有明一代的书法时代特点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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