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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秋高气爽的国庆节前夕，我又走进了慈祥睿智的吴念鲁老师家中。只要与吴老师交谈，都能够被他坦诚的胸怀、永远蕴藏着一股劲的精神所感染。吴老师是我国著名的国际金融专家，长期在我国金融机构和高等院校从事金融理论与实务工作以及教学工作，至今仍在从事教学，活跃在我国学术界。
我带着《银行家》交给的任务，请他谈谈有关金融领域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他亲身经历的事件、认识和体会。我们从当今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华尔街风暴谈起，又谈到外资、热钱以及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及应用，后来话题慢慢集中到对我国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的问题上，我被他侃侃而谈所吸引。
对外开放利用外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吴老师说，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就不可能大规模地引进外资、利用外资，也不可能有我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長，也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但是这些成就是经历艰难、曲折和斗争而取得的。从1949～1978的三十年中，我国面对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外实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虽然在建国初期争取和接受了苏联的一定援助，但在“文革”初期，在“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自力更生”的口号下，基本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把对外开放、利用外资批判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搞“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等。
吴老师回忆起在1973年夏，参与了陈云同志布置给人行
、外管局几个课题研究的情况。那时正值“文革”中期，国内经济情况很差，陈云同志负责抓了一段外汇、外贸工作，虽然时期不长，但他从调查研究入手，抓得很细，在听取人行领导汇报后，给全行出了几个题目，主要是针对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垮台的形势下，当前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金融状况，国际金融市场形势和发展前景，特别是有关美国国际收支的变动状况、欧洲美元市场的情况等等。陈云同志在分析我国外贸关系即对苏联东欧的贸易额减少，对西方国家的贸易额增加出现变化时指出，“和资本主义打交道大势已定”，告诫我们“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陈云同志指出“不要把自力更生的方针与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这反映了他鲜明的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观点，并明确要求银行把利用外资工作担当起来。
吴老师接着回忆起，他于1980年1月在北京参加了由国务院进出口委员会、中国银行、社科院世经所和国际关系联合会联合召开的“利用外资问题座谈会”，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第一次召开的利用外资学术研讨会。这个会是紧接着1979年年底全国进出口工作会议后召开的，汪道涵同志介绍了全国进出口会议的情况，传达了中央领导“外资工作要把生意做活，更多地积累外汇”的批示，特别是小平同志的指示和批示，“银行要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有外资不用是蠢，用不好更是蠢”。这个会议开得很成功，对我国如何更好地利用外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起到了积极指导和推动作用。
吴老师认为，小平同志对我国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在理论上有精辟的、全面的、科学的阐述。小平同志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要实现我们的第一步目标和第二步目标，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技术成果和资金不行。关起门来是不行的。这叫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虽然经受不少挫折，经济发展有所起伏，但党中央坚持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方针，把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从未动摇。
如何处理好对外开放中的几个关系
吴老师认为，随着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如何处理和摆布好以下几个关系愈发显得十分重要，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至今仍是一个再认识的过程，一个不断探索、不断积累、不断改进的过程，这也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博弈的过程。
对外开放利用外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利用外资规模应与经济增长的需求相适应
要保持一个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需要一定规模的外资投入加以保证。
是否要把规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清外债作为利用外资战略的目标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这样规定，就会与尽可能多地利用一些可以利用的外资进行建设的长期政策发生矛盾。如果对外资利用妥善，运用得当，完全可以有借有还，循环周期使用，保证实现对外经济战略利用外资的需要。所以，按照经济建设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的需要，把利用外资长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利用外资的规模应当控制在什么水平上比较合适呢？主要应该受以下三方面的制约：（1）原则上应控制在为保持合理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所需的国内资金不足的范围之内，也就是根据实际的需要，首先考虑国内积累可提供的资金有多少，不足部分就需要引进外资。(2)债务的还本付息不超过当年出口收汇的20%。(3)控制在一个占国民生产总值一定的百分比上，这个百分比的增长率不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如果上述三方面掌握得好的话，必将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形成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这方面应该说做的很好，近些年来，我国每年吸收的FDI都在500亿～800亿美元之间，已连续十五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现在，我国所吸收的FDI总量已达到8000亿美元，共批准62万家外资企业，外债总规模接近4000亿美元。勿庸置疑，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利用外资应与我国的财力、物力、人力相配套、相适应
利用外资不能盲目，数量上也不是越多越好，要使外资利用规模与我国的财力、物力、人力相配套、相适应。要引导外资利用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化。引进外资,要着重于提高引进技术的质量,努力实现外资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项目转移,改变目前一般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目前，我国企业对于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力不很理想。针对这种现状，政府可以加强引导，提高企业引进技术的质量，并运用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鼓励企业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加大企业消化吸收的动力，发展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创新并产业化”的良性循环，促使我国外贸增长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利用外资应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相适应
三十年来，我国外贸增长中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以高投资为支撑的单纯的数量扩张，外贸数量扩张反映在国内经济运行与对外经济运行的关系上，是外贸依存度的持续上升。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达到70%，出口占GDP的比重达到38%，中国现在已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外贸依存度的快速提高，一方面表明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但另一方面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也意味着中国受到国际经济冲击的可能性不断增加。由于外贸依存度过高，尤其是原材料、战略物资、关键产品和重要技术的进口依存度过高，必然使中国经济面临难以预测的冲击和影响。
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扩大内需是拉动经济发展之根本。同时要积极推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抑制外贸单纯数量扩张，改善外贸结构，提高外贸效益。要提升我国在世界贸易产业链中的地位，力图使我国变成世界的“制造工厂”，而不仅仅是世界的“加工车间”。
对外开放利用外资与外汇体制改革的关系
利用外资与外汇体制改革密切相关，随着外汇体制改革的深化，也为吸引外资创造了更为宽松的条件。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我国先要求外企要尽量实现外汇自我平衡。与此同时国家为了调动企业创汇的积极性，扩大外汇收入，优化外汇资源管理，从1979～1993年，实行了外汇管理留成办法，开辟了外汇调剂市场，这些改革和措施对我国利用外资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1994年汇率并轨以后，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建立了统一银行间外汇市场。1996年12月以来，我国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开放，取消了三资企业外汇平衡的限制，实行外国直接投资的汇兑自由，放宽外资在金融市场的投资，加大证券资本的流入，逐步放松国内企业向外资银行融资的限制，允许境内居民有限地向海外投资，适当允许境内机构向非居民融资，审慎放开非居民金融机构在我国境内融资。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20%以上。目前，我国正创造条件，为实现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而努力。
随着汇率形成机制的不断变化，我国的经济金融结构也在发生着明显变化，银行和企业利用外资的深度与广度不断加深，这些变化与外汇体制改革相伴相生，相互作用。面对国际金融市场汇率的起伏波动，金融机构和涉外企业必须加强对汇率问题的研究，提高风险意识，学会运用各种金融工具规避外汇风险。
对外开放利用外资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
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顺差不断扩大，甚至出现了连年的“双顺差”局面；同时，外汇储备增长过快、过多，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比较突出，外债尤其是短期外债增长较快。截至2008年6月末，我国外债余额为4274亿美元，其中，中长期外债余额为1620.67亿美元，占外债余额的37.92%；短期外债余额为2653.65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20.57%，占外债余额的62.08%。
以上两种情况都值得我们警惕。国际收支顺差过多，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会对国民经济增长带来不利的影响。一方面，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导致央行基础货币被动投放增加，造成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增大，维持价格水平长期稳定的难度增加，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另一方面，国际收支大额顺差增加了人民币升值预期，促使机构、企业、个人改变资产结构，减持外汇资产、增持人民币资产，也造成国际热钱的大量涌入，反过来又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如果国际形势出现逆转，会导致国际资本集中流出，对我国经济造成大的冲击和影响。
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局面在短时期内不会改变，所以，应积极发挥外汇储备充足、国际收支顺差的有利方面，加快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逐步实现国际收支综合平衡。同时，要提高外汇储备的经营管理效率。要使外汇储备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储备过多就违反了利用外资的初衷。我们应该积极探寻有序逐步减少外汇储备的途径，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大量增加高科技核心技术、能源原材料的进口，这样，外汇储备数量也下来了，进出口的地区结构和商品结构也会得到调整。
对外开放利用外资与“引进来”“走出去”的关系
在三十年开放与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不匹配。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外资利用中强调的是“引进来”，不仅外资引进规模巨大，而且从投资结构上，外资已经从投资加工业向银行、保险、零售业、服务业、通讯业迅速转移，影响和控制了许多部分的关键行业。反过来，我们的对外FDI与此太不匹配。从2002年到2007年，我国“走出去”的对外直接投資仅从25亿美元上升到187.6亿美元，在海外全部投资余额仅为1000多亿美元，这与“引进来”的每年多达500亿～800多亿美元、总余额接近8000亿美元的FDI不可同日而语。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外资，我国政府在税收、企业经营管理和原材料供应、销售渠道等方面给予外资长期过度的优惠，地方政府也采取多种优惠手段招商引资，使外资企业享受的待遇优于内资企业，形成了“超国民待遇”，内资企业不能与外资企业公平竞争，造成事实上对内资的一种“挤出”，这种挤出效应致使国内投资需求不足、民间投资难以有效启动。
这种情况需要改变。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展和加深的背景下，利用外资的双向流动是世界各国对外开放、经济分工的普遍规律。我们必须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内外各种资源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引进来”，利用外资促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造；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走出去”，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
做好四方面工作，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
在全面分析上述四方面关系的基础上，吴老师认为，以下四点对如何更好地利用外资意义重大。
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
要深刻认识资本市场对经济强国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金融资产的扩张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不能低估虚拟资本和财富效应的作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对国民经济起到促进作用。如果不发展资本市场，我国的资产定价权、溢价权永远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财富将被外资轻易地侵占。事实上，资产价格重估是释放中国未被市场定价财富的一个过程，要更好建立财富公平公正的分享体制，让更多的群众增加财产性收入。发展资本市场是一项重要的战略性任务，对实现本世纪头20年国民经济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的金融形式很动荡，建议中投公司以较大的资金在A股和H股市场，购买优质股票，作为长线战略性投资，持股三年以促进股市的健康持续发展。
应进一步完善和优化资本市场的结构，增加债券，特别是企业债券的比例。应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分红比例要逐步扩大，使广大投资者更多地从企业得到好处，而不是从投机溢价中获得收益，要严格监管上市公司缺少现金流的情况。
可以考虑设立一个稳定基金（或称完善资本市场基金），资金来源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组成：证券交易印花税（估计已接近3000亿）、大小非解禁税（应有上百亿），中投、社保基金都可以从今后投资赢利中划出一定比例。该基金的金额可达5000亿元以上，与此同时，适时推出股指期货，这对稳定我国资本市场运行和完善资本市场将起到积极作用。
资本项目开放要有时间表
要充分估计在国内经济条件不成熟时，全面实行资本项目开放，容易受到来自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和国际金融动荡的影响打乱和干扰我国经济有序、稳定的发展。开放要有时间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根据时间序列的简单预测，鉴于我国经济和贸易增长速度快于日本，到2012年以后，我国GDP总量将超过日本。届时，从经济实力上看，我国已经具备资本项目开放的条件，因此我们要认真分析其利弊得失，拿出几套方案和时间表，最好不要迟于2016年实现资本项目开放与人民币可兑换。
与此同时，应着力打造上海成为全球国际金融中心。如果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应促使其成为人民币全球交易中心。这是我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和人民币迈向国际化的必由之路、必由之举。
加大利用证券投资、投资基金等方式吸收外资的力度，继续支持国内企业境外上市。按照国际规范完善企业运营机制，根据企业发展需要，通过配股、增资等方式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内大型企业，把握国际资本市场的有利时机，在香港和其他境外股票债券市场发行证券融资。继续加强和规范对国内企业到境外发行股票、上市、资金使用等方面的管理，树立我国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良好形象。
打造一批现代化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
当前，西方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生产的40%，国际贸易的50%，国际先进技术的60%～70%,国际直接投资的80%～90%，而我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为数不多。为此，必须推进国有、民营资本向具有实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中、整合，形成80～100家规模强大、技术先进、结构合理、机制灵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创新和知名品牌的现代化、国际化跨国企业。
要以多元化的形式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如通过投资、并购、相互持股、经销代理、建立开发区，以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到生产销售本土化，逐步缩小与“引进来”的差距，增加对外投资总额，提高对外投资收益，完善内外联动，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现互利共赢。
应重新审视我国企业特别是中资银行“走出去”的发展战略。这次危机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并购、参股的条件和时机。在选择地区和国家、行业、企业时，必须经过认真权衡，全面了解当地的投资环境、法律法规，要实现出海的本土化，要与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相结合，这样才能持续发展，获得双赢和多赢。
必须加强防范金融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已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这场风暴具有关联性、复杂性和传导性。危机造成了全球股市的暴跌、多家大型金融機构被接管或破产、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金融市场的信心。危机清楚地告诉人们，经济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制度、产品、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创新是一把双刃剑。西方的金融体系和监管体系并不是那么完美无缺的。我国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只有审时度势、趋利避害、独立自主，提高综合实力，增加国际经济金融游戏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才能避免和减少危机带来的冲击。
虽然中国的大型银行由于持有部分美国次债和“两房债券”损失数额可观，但吴老师认为，这场危机不会拖垮中国。因为一方面，我国金融机构所持有相关问题资产的比重不是太高，不会对它们的财务状况产生严重影响。另一方面，在中国尚未实现完全的资本项目开放的情况下，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动荡也不会造成我国资金的大规模外流，充分挖掘内部的潜力，提高内部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中国经济就不会被这次危机所拖垮。
当然，当前和今后来自国际和国内危害我国经济金融安全的可能性随时存在。对此，吴老师强调，应该制定经济金融安全法律和法规，把它列入紧急预案中。凡重大金融政策的出台和国有金融资产以及其他领域国有资产乃至民营资产发生重大变化时，可经过人大听证，通过立法程序。因为只有决策程序的公正和透明，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防止危及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事件发生。凡是涉及国计民生、国家经济命脉的战略性企业，如果允许外资参股，无论其持有多少股份，绝不允许其拥有控制权。
我带着《银行家》交给的任务，请他谈谈有关金融领域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他亲身经历的事件、认识和体会。我们从当今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华尔街风暴谈起，又谈到外资、热钱以及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及应用，后来话题慢慢集中到对我国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的问题上，我被他侃侃而谈所吸引。
对外开放利用外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吴老师说，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就不可能大规模地引进外资、利用外资，也不可能有我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長，也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但是这些成就是经历艰难、曲折和斗争而取得的。从1949～1978的三十年中，我国面对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外实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虽然在建国初期争取和接受了苏联的一定援助，但在“文革”初期，在“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自力更生”的口号下，基本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把对外开放、利用外资批判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搞“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等。
吴老师回忆起在1973年夏，参与了陈云同志布置给人行
、外管局几个课题研究的情况。那时正值“文革”中期，国内经济情况很差，陈云同志负责抓了一段外汇、外贸工作，虽然时期不长，但他从调查研究入手，抓得很细，在听取人行领导汇报后，给全行出了几个题目，主要是针对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垮台的形势下，当前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金融状况，国际金融市场形势和发展前景，特别是有关美国国际收支的变动状况、欧洲美元市场的情况等等。陈云同志在分析我国外贸关系即对苏联东欧的贸易额减少，对西方国家的贸易额增加出现变化时指出，“和资本主义打交道大势已定”，告诫我们“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陈云同志指出“不要把自力更生的方针与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这反映了他鲜明的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观点，并明确要求银行把利用外资工作担当起来。
吴老师接着回忆起，他于1980年1月在北京参加了由国务院进出口委员会、中国银行、社科院世经所和国际关系联合会联合召开的“利用外资问题座谈会”，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第一次召开的利用外资学术研讨会。这个会是紧接着1979年年底全国进出口工作会议后召开的，汪道涵同志介绍了全国进出口会议的情况，传达了中央领导“外资工作要把生意做活，更多地积累外汇”的批示，特别是小平同志的指示和批示，“银行要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有外资不用是蠢，用不好更是蠢”。这个会议开得很成功，对我国如何更好地利用外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起到了积极指导和推动作用。
吴老师认为，小平同志对我国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在理论上有精辟的、全面的、科学的阐述。小平同志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要实现我们的第一步目标和第二步目标，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技术成果和资金不行。关起门来是不行的。这叫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虽然经受不少挫折，经济发展有所起伏，但党中央坚持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方针，把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从未动摇。
如何处理好对外开放中的几个关系
吴老师认为，随着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如何处理和摆布好以下几个关系愈发显得十分重要，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至今仍是一个再认识的过程，一个不断探索、不断积累、不断改进的过程，这也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博弈的过程。
对外开放利用外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利用外资规模应与经济增长的需求相适应
要保持一个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需要一定规模的外资投入加以保证。
是否要把规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清外债作为利用外资战略的目标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这样规定，就会与尽可能多地利用一些可以利用的外资进行建设的长期政策发生矛盾。如果对外资利用妥善，运用得当，完全可以有借有还，循环周期使用，保证实现对外经济战略利用外资的需要。所以，按照经济建设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的需要，把利用外资长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利用外资的规模应当控制在什么水平上比较合适呢？主要应该受以下三方面的制约：（1）原则上应控制在为保持合理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所需的国内资金不足的范围之内，也就是根据实际的需要，首先考虑国内积累可提供的资金有多少，不足部分就需要引进外资。(2)债务的还本付息不超过当年出口收汇的20%。(3)控制在一个占国民生产总值一定的百分比上，这个百分比的增长率不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如果上述三方面掌握得好的话，必将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形成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这方面应该说做的很好，近些年来，我国每年吸收的FDI都在500亿～800亿美元之间，已连续十五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现在，我国所吸收的FDI总量已达到8000亿美元，共批准62万家外资企业，外债总规模接近4000亿美元。勿庸置疑，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利用外资应与我国的财力、物力、人力相配套、相适应
利用外资不能盲目，数量上也不是越多越好，要使外资利用规模与我国的财力、物力、人力相配套、相适应。要引导外资利用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化。引进外资,要着重于提高引进技术的质量,努力实现外资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项目转移,改变目前一般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目前，我国企业对于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力不很理想。针对这种现状，政府可以加强引导，提高企业引进技术的质量，并运用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鼓励企业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加大企业消化吸收的动力，发展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创新并产业化”的良性循环，促使我国外贸增长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利用外资应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相适应
三十年来，我国外贸增长中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以高投资为支撑的单纯的数量扩张，外贸数量扩张反映在国内经济运行与对外经济运行的关系上，是外贸依存度的持续上升。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达到70%，出口占GDP的比重达到38%，中国现在已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外贸依存度的快速提高，一方面表明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但另一方面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也意味着中国受到国际经济冲击的可能性不断增加。由于外贸依存度过高，尤其是原材料、战略物资、关键产品和重要技术的进口依存度过高，必然使中国经济面临难以预测的冲击和影响。
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扩大内需是拉动经济发展之根本。同时要积极推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抑制外贸单纯数量扩张，改善外贸结构，提高外贸效益。要提升我国在世界贸易产业链中的地位，力图使我国变成世界的“制造工厂”，而不仅仅是世界的“加工车间”。
对外开放利用外资与外汇体制改革的关系
利用外资与外汇体制改革密切相关，随着外汇体制改革的深化，也为吸引外资创造了更为宽松的条件。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我国先要求外企要尽量实现外汇自我平衡。与此同时国家为了调动企业创汇的积极性，扩大外汇收入，优化外汇资源管理，从1979～1993年，实行了外汇管理留成办法，开辟了外汇调剂市场，这些改革和措施对我国利用外资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1994年汇率并轨以后，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建立了统一银行间外汇市场。1996年12月以来，我国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开放，取消了三资企业外汇平衡的限制，实行外国直接投资的汇兑自由，放宽外资在金融市场的投资，加大证券资本的流入，逐步放松国内企业向外资银行融资的限制，允许境内居民有限地向海外投资，适当允许境内机构向非居民融资，审慎放开非居民金融机构在我国境内融资。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20%以上。目前，我国正创造条件，为实现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而努力。
随着汇率形成机制的不断变化，我国的经济金融结构也在发生着明显变化，银行和企业利用外资的深度与广度不断加深，这些变化与外汇体制改革相伴相生，相互作用。面对国际金融市场汇率的起伏波动，金融机构和涉外企业必须加强对汇率问题的研究，提高风险意识，学会运用各种金融工具规避外汇风险。
对外开放利用外资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
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顺差不断扩大，甚至出现了连年的“双顺差”局面；同时，外汇储备增长过快、过多，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比较突出，外债尤其是短期外债增长较快。截至2008年6月末，我国外债余额为4274亿美元，其中，中长期外债余额为1620.67亿美元，占外债余额的37.92%；短期外债余额为2653.65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20.57%，占外债余额的62.08%。
以上两种情况都值得我们警惕。国际收支顺差过多，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会对国民经济增长带来不利的影响。一方面，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导致央行基础货币被动投放增加，造成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增大，维持价格水平长期稳定的难度增加，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另一方面，国际收支大额顺差增加了人民币升值预期，促使机构、企业、个人改变资产结构，减持外汇资产、增持人民币资产，也造成国际热钱的大量涌入，反过来又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如果国际形势出现逆转，会导致国际资本集中流出，对我国经济造成大的冲击和影响。
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局面在短时期内不会改变，所以，应积极发挥外汇储备充足、国际收支顺差的有利方面，加快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逐步实现国际收支综合平衡。同时，要提高外汇储备的经营管理效率。要使外汇储备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储备过多就违反了利用外资的初衷。我们应该积极探寻有序逐步减少外汇储备的途径，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大量增加高科技核心技术、能源原材料的进口，这样，外汇储备数量也下来了，进出口的地区结构和商品结构也会得到调整。
对外开放利用外资与“引进来”“走出去”的关系
在三十年开放与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不匹配。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外资利用中强调的是“引进来”，不仅外资引进规模巨大，而且从投资结构上，外资已经从投资加工业向银行、保险、零售业、服务业、通讯业迅速转移，影响和控制了许多部分的关键行业。反过来，我们的对外FDI与此太不匹配。从2002年到2007年，我国“走出去”的对外直接投資仅从25亿美元上升到187.6亿美元，在海外全部投资余额仅为1000多亿美元，这与“引进来”的每年多达500亿～800多亿美元、总余额接近8000亿美元的FDI不可同日而语。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外资，我国政府在税收、企业经营管理和原材料供应、销售渠道等方面给予外资长期过度的优惠，地方政府也采取多种优惠手段招商引资，使外资企业享受的待遇优于内资企业，形成了“超国民待遇”，内资企业不能与外资企业公平竞争，造成事实上对内资的一种“挤出”，这种挤出效应致使国内投资需求不足、民间投资难以有效启动。
这种情况需要改变。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展和加深的背景下，利用外资的双向流动是世界各国对外开放、经济分工的普遍规律。我们必须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内外各种资源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引进来”，利用外资促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造；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走出去”，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
做好四方面工作，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
在全面分析上述四方面关系的基础上，吴老师认为，以下四点对如何更好地利用外资意义重大。
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
要深刻认识资本市场对经济强国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金融资产的扩张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不能低估虚拟资本和财富效应的作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对国民经济起到促进作用。如果不发展资本市场，我国的资产定价权、溢价权永远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财富将被外资轻易地侵占。事实上，资产价格重估是释放中国未被市场定价财富的一个过程，要更好建立财富公平公正的分享体制，让更多的群众增加财产性收入。发展资本市场是一项重要的战略性任务，对实现本世纪头20年国民经济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的金融形式很动荡，建议中投公司以较大的资金在A股和H股市场，购买优质股票，作为长线战略性投资，持股三年以促进股市的健康持续发展。
应进一步完善和优化资本市场的结构，增加债券，特别是企业债券的比例。应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分红比例要逐步扩大，使广大投资者更多地从企业得到好处，而不是从投机溢价中获得收益，要严格监管上市公司缺少现金流的情况。
可以考虑设立一个稳定基金（或称完善资本市场基金），资金来源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组成：证券交易印花税（估计已接近3000亿）、大小非解禁税（应有上百亿），中投、社保基金都可以从今后投资赢利中划出一定比例。该基金的金额可达5000亿元以上，与此同时，适时推出股指期货，这对稳定我国资本市场运行和完善资本市场将起到积极作用。
资本项目开放要有时间表
要充分估计在国内经济条件不成熟时，全面实行资本项目开放，容易受到来自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和国际金融动荡的影响打乱和干扰我国经济有序、稳定的发展。开放要有时间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根据时间序列的简单预测，鉴于我国经济和贸易增长速度快于日本，到2012年以后，我国GDP总量将超过日本。届时，从经济实力上看，我国已经具备资本项目开放的条件，因此我们要认真分析其利弊得失，拿出几套方案和时间表，最好不要迟于2016年实现资本项目开放与人民币可兑换。
与此同时，应着力打造上海成为全球国际金融中心。如果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应促使其成为人民币全球交易中心。这是我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和人民币迈向国际化的必由之路、必由之举。
加大利用证券投资、投资基金等方式吸收外资的力度，继续支持国内企业境外上市。按照国际规范完善企业运营机制，根据企业发展需要，通过配股、增资等方式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内大型企业，把握国际资本市场的有利时机，在香港和其他境外股票债券市场发行证券融资。继续加强和规范对国内企业到境外发行股票、上市、资金使用等方面的管理，树立我国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良好形象。
打造一批现代化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
当前，西方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生产的40%，国际贸易的50%，国际先进技术的60%～70%,国际直接投资的80%～90%，而我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为数不多。为此，必须推进国有、民营资本向具有实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中、整合，形成80～100家规模强大、技术先进、结构合理、机制灵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创新和知名品牌的现代化、国际化跨国企业。
要以多元化的形式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如通过投资、并购、相互持股、经销代理、建立开发区，以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到生产销售本土化，逐步缩小与“引进来”的差距，增加对外投资总额，提高对外投资收益，完善内外联动，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现互利共赢。
应重新审视我国企业特别是中资银行“走出去”的发展战略。这次危机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并购、参股的条件和时机。在选择地区和国家、行业、企业时，必须经过认真权衡，全面了解当地的投资环境、法律法规，要实现出海的本土化，要与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相结合，这样才能持续发展，获得双赢和多赢。
必须加强防范金融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已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这场风暴具有关联性、复杂性和传导性。危机造成了全球股市的暴跌、多家大型金融機构被接管或破产、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金融市场的信心。危机清楚地告诉人们，经济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制度、产品、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创新是一把双刃剑。西方的金融体系和监管体系并不是那么完美无缺的。我国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只有审时度势、趋利避害、独立自主，提高综合实力，增加国际经济金融游戏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才能避免和减少危机带来的冲击。
虽然中国的大型银行由于持有部分美国次债和“两房债券”损失数额可观，但吴老师认为，这场危机不会拖垮中国。因为一方面，我国金融机构所持有相关问题资产的比重不是太高，不会对它们的财务状况产生严重影响。另一方面，在中国尚未实现完全的资本项目开放的情况下，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动荡也不会造成我国资金的大规模外流，充分挖掘内部的潜力，提高内部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中国经济就不会被这次危机所拖垮。
当然，当前和今后来自国际和国内危害我国经济金融安全的可能性随时存在。对此，吴老师强调，应该制定经济金融安全法律和法规，把它列入紧急预案中。凡重大金融政策的出台和国有金融资产以及其他领域国有资产乃至民营资产发生重大变化时，可经过人大听证，通过立法程序。因为只有决策程序的公正和透明，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防止危及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事件发生。凡是涉及国计民生、国家经济命脉的战略性企业，如果允许外资参股，无论其持有多少股份，绝不允许其拥有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