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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旧岁新年交替时节的习俗，到普天同庆的全民狂欢节，春节，花开花又落，一年又一年。
在陈生宏老人芜湖南陵县的老家里，墙上挂满了老照片。他最钟爱的一张相片是年幼的自己坐在父亲的肩头，手里拿着两根拉拉糖，冲着镜头咧着嘴笑，他们的背后是沸腾的舞龙灯队伍。
这个瞬间定格了一个6岁孩子永久的春节记忆：父母带着孩子们在街上观看舞龙灯、舞狮子灯的表演，祖父母递过来装有压岁钱的红包，全家一起朝着厅堂正中发着暗褐色光泽的祖宗牌位和天地君亲师牌位鞠躬，自己和小伙伴挨家挨户读大门春联，舅舅给自己送来的红红的灯笼，还有睡眼朦胧中父亲剪蜡烛芯子守岁……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对于陈生宏来说过去很多浓郁的过节场景，只能在记忆中寻找了，他的过年记忆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
“春节”元年
陈生宏的父亲1906年出生在安徽太湖县，与他同年出生的还有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陈生宏记得，父亲偶尔会在过年时讲一些他幼时过年的情景。
晚清时，陈生宏的爷爷在太湖县经营着一家小杂货铺，家境殷实。临近过年正是杂货店最忙的时候，父亲总要到店里帮忙。“过年时太湖人有吃腊味的习惯，小小的杂货店里因此堆满了各色腊肉、腊鱼、腊鸡这些腊货，阳光照进来，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时刻传递着即将过年的信息。”在父亲儿时的记忆中，年味就是腊制品的香味。
父亲跟陈生宏说过，那个时候的年还不叫春节，老百姓就叫过年，官家称之为“元旦”，他7岁的时候才有了“春节”一说。
1913年7月，当时的北京政府内务总长向大总统袁世凯呈上一份四时节假的报告，称“我国旧俗，每年四时令节，即应明文规定，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都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假一日。”但当时袁世凯只批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同意春节例行放假，次年（1914年）起开始实行。如果以“春节”正名之日算起至今，春节已走过整整一百年。
王思潮是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研究员，他介绍，中国老百姓过年的历史已有4000多年，从古至今，过年的习俗也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先秦时期，新年习俗处于萌芽阶段。《诗经·七月》中有“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描写旧岁新年交替时节风俗的诗句。汉代时，新年习俗基本定型，汉武帝颁行《太初历》，将新年定在正月初一，此后历代相沿，很少变更。隋唐至两宋时期，经济繁荣，年节风俗至此发生裂变，渐渐从祈报、迷信、禳除娱神的气氛中解放出来，变成具有强烈娱乐和礼仪色彩的娱人节目，真正成为普天同庆的佳节良辰。这种趋势一直延续至今，春节成为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
在春节被确立的19世纪初期，陈生宏的父亲在太湖县度过了童年期，虽然当时中国处于军阀割据、混战迭出的年代，但是偏居一隅的富足生活，让他童年时期的春节过得津津有味。
动荡之年
陈生宏的童年，正好赶上抗日战争爆发，在他儿时的过年记忆里，有与战争有关的过节场景。七岁开始读私塾，八九岁时陈生宏已经认识很多字了，过年的时候他和小伙伴一起到处看别人家贴的春联，“除了‘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这种传统的春联之外，很多诸如‘除旧岁保卫国家旧山河，过新年创造华夏新中国’这种抗战题材的春联让我印象深刻。”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人们的春节注入了时代的元素，那个年代的春节有着浓浓的抗战情结。著名新闻记者周立波1938年从晋察冀边区阜平南下晋东南时，记述了沿途的见闻：
“因为是新年，少妇和小女孩子，都穿着绣花鞋子和制作的红裤和红衣，发髻上插着红绿色的纸花、倚在门口、惊奇的看着过路的生客。她们的两边，是用红纸写的春联。今年的春联有些异样了，大都是‘驱逐日寇，最后胜利’。有的是‘中华万岁’的横幅。”
除了春联之外，在很多抗战地区，每家门上贴着的门神也变了，已不是传统的秦叔宝、尉迟恭，而是标有“加紧站岗放哨”、“捉拿汉奸敌探”字样，手持红缨枪和大刀的自卫队员英姿。家里的年画也从《麒麟送子》、《老鼠娶亲》等传统的样式被替换为《开展民主运动，选举好村长》一类的抗日年画。
新年中各地的文艺活动也都有了新的思想，各种文化娱乐形式如秧歌、打火鼓、社火、旱船、民谣等旧形式都被注入了新的内容，主题是抗日、拥军、生产。在戏剧方面，演的最普遍、最受欢迎的是兄妹开荒，小二黑结婚等等。
针对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魏宏远认为此时的春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环境。它改变了民众古老的生活秩序，新文化的进入激发了人们的感情，引导人民走理想之路。这里所产生的变化给人以永远的启示，它教导人们去爱什么、恨什么，去批判什么、尊重什么。文化艺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器。
那时，日本鬼子不定时扫荡，不断响起的枪声也让那个时候人们的年过得很动荡。
“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儿，听说鬼子要来扫荡，我家还是坚持把年过完再撤退。”陈生宏的小叔是个建筑工程师，当时在庐山工作，日本人要包围庐山，主管部门告诉他除夕晚上12点要撤退，收拾好东西之后，他和佣人还点起蜡烛，吃了年夜饭才走，“在我和父母那辈的人看来，年是非过不可的，哪怕是天灾人祸。”
退了色的票证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社会仍然处在一种剧烈的变动之中，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百废待兴的经济，天灾人祸裹挟着贫穷向春节扑面而来。
“那个年代，主食和副食都是按人头配给供应的，春节期间南陵县的年货是限额制的，所以，平时的油啊、米啊就会少吃一点，囤积粮票用于过年采购。”陈生宏记得每人凭票购买五包香烟，半斤白糖，1斤猪肉。
这样的状况在全国各地无一例外。据《洛阳市志·大事记》记载：1962年2月5日，春节。当时大肉、鸡蛋实行凭票供应，每月按定量购买。根据洛阳市的定量标准，在1962年春节时，干部和职工每人仅供应猪肉100克，鸡蛋2个，市民每人仅供应猪肉50克，鸡蛋1个。 当时的陈生宏在县里的商业局上班，比一般的人家过得宽裕点。他的一个农村朋友来置办年货，结果只买到了2盒最差的香烟。他于心不忍了，回家拿了两瓶酒两包烟送给他，朋友高兴得不得了。
正月十五之后，朋友从家里拿了10个鸡蛋来看他，这件事情陈生宏一直记在心里，成了那个艰难岁月里一段温馨的回忆。
那时实行破除封建迷信，倡导新生活，春节的活动变得单调和乏味。“解放之后，像摆香案烧香，迎祖宗回家过年等带有封建迷信性质的表演都禁止了，文革中，更是取消了以往传统的民俗，政府要求过革命化的春节。”陈生宏记得邻里之间除了相互串门拜年，就是看少得可怜的电影和样板戏。
河南大学民俗学教授高有鹏认为，在过春节方面，1949年到1978年是一个特殊的阶段：一方面，物质的贫寒让人们的春节过得格外短缺；另一方面春节还增加了破除迷信的文化内容，把春节作为旧习惯进行强制改造。由于没有新的过节内容和形式补充，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状况客观上造成了春节生活的单调。
陈生宏记得，用票证生活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时的除夕年夜饭有了改观，“饭桌上有了鸡肉和鸭肉，有鲩鱼，有牛肉，多年没有出现的猪肉酿豆腐也上桌了，整整的两大碗。”
春晚新民俗
1988年陈生宏终于可以买起一部电视机了。从1989年春节开始，他们全家开始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我觉得改革开放之后做得最好的春节文化活动就是春晚。一家人围着桌子吃年夜饭，看一个团圆的节目，这成了我们家的过节传统，从1989年春节到2012年春节，我一个春晚都没落下过。”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思想保守与锐意改革虽然仍然在不断发生碰撞，但是渴望突破、渴望创新的曙光已经显现，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诞生的。
600平方米的演播室、60多位演职人员、200名现场观众的1983年春晚开创了一个全民狂欢的新的时代。此后春晚就像大年三十儿放鞭炮、吃饺子一样不可或缺地走进了中国人的除夕生活。春晚创造了一种传统，一种民俗，一种延续了30多年的过年仪式，她让人温暖，让家团圆，让千百年来的春节有了国富民安的崭新内涵。
近年来，随着种类繁多、花样百出的各类文艺综艺节目和娱乐方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断丰富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和视野，观众们眼界开阔了，除夕夜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元化。
但是诞生于1983年的春晚却永远定格在中国人的心中。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指出，春晚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那时候中国刚从匮乏和封闭中苏醒过来，中国的电视文化也才起步，公众迫切地需要从过去刻板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以轻松乐观的心态面对未来。同时文化生活的选择还不丰富，公众还很难享受到多样的文艺生活。于是“春晚”应运而生，成为过年的新风俗，“看春晚”成了过年最重要的事情。
著名社会学家、文艺家艾君在回顾春晚30年的发展历程时撰文称，春晚经历了80年代启动发展期的火爆，走过了90年代成长期的壮大，也迎来了21世的成熟期的稳定。但无论如何变化，春晚这个诞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电视综合文艺形式，已经成为家喻户晓、闻名海内外的春节期间节日文艺大餐，成为所有炎黄子孙追求和谐、进步、吉祥的民俗盛典。
在春晚节目中，陈生宏最喜欢看小品，在他看来春晚和年夜饭是除夕夜的绝配。盛世唱繁华，伴随着国家一天天富裕与强盛，大众文化也由贫乏走向丰富，春晚的走红就成了一种必然。
寻找春节乌托邦
在陈生宏眼里，近年来很多年俗的消失无声无息，还来不及细细回味就没有了，这让自己倍感失落。
陈生宏儿时最喜欢看的民俗活动“舞龙灯”，“单龙戏珠”、“双龙戏珠”、“蛟龙漫游”、“蛇蜕皮”、“龙头钻节”、“金龙追宝珠”、“龙腾跳跃”还有“龙头龙尾齐钻节”，耍龙灯在锣鼓的乐曲伴奏声中，巨龙追捕着红色的宝珠腾飞跳跃，一阵子龙头高耸似冲云端，一会儿又腾空飞舞，好似蛟龙狂舞，忽而低下，像入海破浪，这样高低错落，蜿蜒盘旋的精湛表演，使观者陶醉。
陈生宏清晰地记得过去在皖南农村每个村子在过年期间都会耍龙灯，即使没有龙灯也会用稻草扎一个草龙来耍耍，一村人围着舞龙队一边看一边笑，这个龙灯能从正月初一耍到正月十五。但是现在他所生活的县城早已没有这个传统，就是在农村这项活动也很少见了。“改革开放之前，过年时我没有吃过花生米更不要谈什么花生糖、芝麻糖了，现在过年的食品太丰富了，想买什么都能买得到，不过我老觉得这些东西没有以前好吃了。”
时间进入21世纪，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浪潮来势汹汹，在各种时代因素的冲击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夏秋辛勤劳作，冬春休养生息的生产、生活方式早已不复存在。
生活方式的改变注定了很多民俗文化的消亡，那曾经与人们的风俗习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过年风物，已渐渐随着社会的变更而衰落。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没有春联、福字、和年画等物，“年味”还存在吗？没有了花灯、猜谜活动的元宵节还像元宵节吗？没有传统价值观、家庭团聚附丽的春节还叫春节吗？人们尝试追回自己记忆中的春节乌托邦。
2006年春节，河南大学民俗学教授高有鹏发表了《保卫春节宣言》，将保卫春节这个口号大声地喊了出来。
宣言从“端午祭”被韩国人抢注为非物质遗产和蒙古国成功将马头琴申请为非物质遗产等事例说明，春节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但许多人却叹息找不到过年的地方了——我们的春节会丢失吗？
从“闺女要花，小子要炮，老头儿要顶新毡帽”的传统年俗讲到过年的来历，宣言从以春节为代表的传统节日的内涵讲到保卫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
红红的蜡烛，喃喃的祈语，庄严的仪式，温暖着每一颗中国心。吃饺子，喝团圆酒，在平时是家常饭，在此时便是数千年古老文化的延续，是对人与人之间相互祝福、相互关爱的文化理念的具体实践。“我就是要向人们发问：年是什么？年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过年？我们会过年吗？我更要将保卫春节上升到保卫民族文化安全的角度。”高有鹏说。 《宣言》在一定范围内引发了人们对于春节的思考，高有鹏认为，这一次思潮让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要捍卫和守护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就要不断开掘传统文化的新内涵，寻找新载体，从而更好地完成民族文化的过渡和传承。
2012年大年初一，陈生宏坐在自家的沙发上，一边看着电视上重播的央视春晚，一边想着要是县里的公园如果能组织一场舞龙灯和狮子灯的活动就好了，自己好些年没看过了。
大海可以问候黄土
陈生宏家的春节有个传统，那就是要一家团聚，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全家生活在北京，自己跟小儿子一家生活在安徽南陵县。往年春节大儿子会赶回来过节，不过今年情况有些不一样了，孙女去了英国留学，儿子儿媳也要去伦敦看孙女。“大儿子平时工作很忙，趁着年假能去国外休息一下，放松心情，增长见识，我和老伴都很赞同，所以不回家过年也没关系。”
东南西北中，外地过大年，春节外出旅行过年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春节新习俗，并且这个群体还在不断扩大。
根据《2012年春节黄金周旅游统计报告》显示，2012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全国共接待游客1，76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014，0亿元。如此平均下来，每八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选择春节期间外出旅游。在出境游方面，2012年春节选择出境旅游游客数量明显增多，到境外旅游过春节渐成气候。
春节期间的旅行，白领一族图的是痛快，长假不多，一放假就要用尽每分每秒；家庭游图的是热闹、亲热，一家齐齐整整。
春节期间，如果你踏上海南岛给远在黄土高坡旅游的亲友发了一条拜年短信，这是来自大海对黄土的问候，亲友给你回了一条短信，这就是黄土对大海的回应。“虽然是在旅行中过年，但是传统的拜年习俗仍然可以传承下来，这种过年习俗的创新其实不应该被称之为年味的淡化，这是一种新的年味。”海南旅游发展委员会巡视员陈耀说。
陈耀认为，如果说基于农耕文明的春节是黄色的，那么人们在春。节外出度假的春节是红色的。“老年味是黄酒，乡土气息浓厚、历久弥香，新年味就是红酒，代表着健康、浪漫和品位”。
从退休之后陈生宏一直在锻炼身体，没事就去游泳，现在身体倍儿棒，别说在国内旅游了，老人家还想出国游呢。“小儿子和儿媳今年春节期间都比较忙，我家拿出完整的时间去外地旅行过年现在似乎不太现实，不过找个机会出去走一走，去感受一下异地的年味，我想一定会有别样的韵味。”
在陈生宏老人芜湖南陵县的老家里，墙上挂满了老照片。他最钟爱的一张相片是年幼的自己坐在父亲的肩头，手里拿着两根拉拉糖，冲着镜头咧着嘴笑，他们的背后是沸腾的舞龙灯队伍。
这个瞬间定格了一个6岁孩子永久的春节记忆：父母带着孩子们在街上观看舞龙灯、舞狮子灯的表演，祖父母递过来装有压岁钱的红包，全家一起朝着厅堂正中发着暗褐色光泽的祖宗牌位和天地君亲师牌位鞠躬，自己和小伙伴挨家挨户读大门春联，舅舅给自己送来的红红的灯笼，还有睡眼朦胧中父亲剪蜡烛芯子守岁……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对于陈生宏来说过去很多浓郁的过节场景，只能在记忆中寻找了，他的过年记忆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
“春节”元年
陈生宏的父亲1906年出生在安徽太湖县，与他同年出生的还有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陈生宏记得，父亲偶尔会在过年时讲一些他幼时过年的情景。
晚清时，陈生宏的爷爷在太湖县经营着一家小杂货铺，家境殷实。临近过年正是杂货店最忙的时候，父亲总要到店里帮忙。“过年时太湖人有吃腊味的习惯，小小的杂货店里因此堆满了各色腊肉、腊鱼、腊鸡这些腊货，阳光照进来，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时刻传递着即将过年的信息。”在父亲儿时的记忆中，年味就是腊制品的香味。
父亲跟陈生宏说过，那个时候的年还不叫春节，老百姓就叫过年，官家称之为“元旦”，他7岁的时候才有了“春节”一说。
1913年7月，当时的北京政府内务总长向大总统袁世凯呈上一份四时节假的报告，称“我国旧俗，每年四时令节，即应明文规定，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都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假一日。”但当时袁世凯只批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同意春节例行放假，次年（1914年）起开始实行。如果以“春节”正名之日算起至今，春节已走过整整一百年。
王思潮是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研究员，他介绍，中国老百姓过年的历史已有4000多年，从古至今，过年的习俗也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先秦时期，新年习俗处于萌芽阶段。《诗经·七月》中有“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描写旧岁新年交替时节风俗的诗句。汉代时，新年习俗基本定型，汉武帝颁行《太初历》，将新年定在正月初一，此后历代相沿，很少变更。隋唐至两宋时期，经济繁荣，年节风俗至此发生裂变，渐渐从祈报、迷信、禳除娱神的气氛中解放出来，变成具有强烈娱乐和礼仪色彩的娱人节目，真正成为普天同庆的佳节良辰。这种趋势一直延续至今，春节成为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
在春节被确立的19世纪初期，陈生宏的父亲在太湖县度过了童年期，虽然当时中国处于军阀割据、混战迭出的年代，但是偏居一隅的富足生活，让他童年时期的春节过得津津有味。
动荡之年
陈生宏的童年，正好赶上抗日战争爆发，在他儿时的过年记忆里，有与战争有关的过节场景。七岁开始读私塾，八九岁时陈生宏已经认识很多字了，过年的时候他和小伙伴一起到处看别人家贴的春联，“除了‘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这种传统的春联之外，很多诸如‘除旧岁保卫国家旧山河，过新年创造华夏新中国’这种抗战题材的春联让我印象深刻。”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人们的春节注入了时代的元素，那个年代的春节有着浓浓的抗战情结。著名新闻记者周立波1938年从晋察冀边区阜平南下晋东南时，记述了沿途的见闻：
“因为是新年，少妇和小女孩子，都穿着绣花鞋子和制作的红裤和红衣，发髻上插着红绿色的纸花、倚在门口、惊奇的看着过路的生客。她们的两边，是用红纸写的春联。今年的春联有些异样了，大都是‘驱逐日寇，最后胜利’。有的是‘中华万岁’的横幅。”
除了春联之外，在很多抗战地区，每家门上贴着的门神也变了，已不是传统的秦叔宝、尉迟恭，而是标有“加紧站岗放哨”、“捉拿汉奸敌探”字样，手持红缨枪和大刀的自卫队员英姿。家里的年画也从《麒麟送子》、《老鼠娶亲》等传统的样式被替换为《开展民主运动，选举好村长》一类的抗日年画。
新年中各地的文艺活动也都有了新的思想，各种文化娱乐形式如秧歌、打火鼓、社火、旱船、民谣等旧形式都被注入了新的内容，主题是抗日、拥军、生产。在戏剧方面，演的最普遍、最受欢迎的是兄妹开荒，小二黑结婚等等。
针对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魏宏远认为此时的春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环境。它改变了民众古老的生活秩序，新文化的进入激发了人们的感情，引导人民走理想之路。这里所产生的变化给人以永远的启示，它教导人们去爱什么、恨什么，去批判什么、尊重什么。文化艺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器。
那时，日本鬼子不定时扫荡，不断响起的枪声也让那个时候人们的年过得很动荡。
“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儿，听说鬼子要来扫荡，我家还是坚持把年过完再撤退。”陈生宏的小叔是个建筑工程师，当时在庐山工作，日本人要包围庐山，主管部门告诉他除夕晚上12点要撤退，收拾好东西之后，他和佣人还点起蜡烛，吃了年夜饭才走，“在我和父母那辈的人看来，年是非过不可的，哪怕是天灾人祸。”
退了色的票证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社会仍然处在一种剧烈的变动之中，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百废待兴的经济，天灾人祸裹挟着贫穷向春节扑面而来。
“那个年代，主食和副食都是按人头配给供应的，春节期间南陵县的年货是限额制的，所以，平时的油啊、米啊就会少吃一点，囤积粮票用于过年采购。”陈生宏记得每人凭票购买五包香烟，半斤白糖，1斤猪肉。
这样的状况在全国各地无一例外。据《洛阳市志·大事记》记载：1962年2月5日，春节。当时大肉、鸡蛋实行凭票供应，每月按定量购买。根据洛阳市的定量标准，在1962年春节时，干部和职工每人仅供应猪肉100克，鸡蛋2个，市民每人仅供应猪肉50克，鸡蛋1个。 当时的陈生宏在县里的商业局上班，比一般的人家过得宽裕点。他的一个农村朋友来置办年货，结果只买到了2盒最差的香烟。他于心不忍了，回家拿了两瓶酒两包烟送给他，朋友高兴得不得了。
正月十五之后，朋友从家里拿了10个鸡蛋来看他，这件事情陈生宏一直记在心里，成了那个艰难岁月里一段温馨的回忆。
那时实行破除封建迷信，倡导新生活，春节的活动变得单调和乏味。“解放之后，像摆香案烧香，迎祖宗回家过年等带有封建迷信性质的表演都禁止了，文革中，更是取消了以往传统的民俗，政府要求过革命化的春节。”陈生宏记得邻里之间除了相互串门拜年，就是看少得可怜的电影和样板戏。
河南大学民俗学教授高有鹏认为，在过春节方面，1949年到1978年是一个特殊的阶段：一方面，物质的贫寒让人们的春节过得格外短缺；另一方面春节还增加了破除迷信的文化内容，把春节作为旧习惯进行强制改造。由于没有新的过节内容和形式补充，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状况客观上造成了春节生活的单调。
陈生宏记得，用票证生活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时的除夕年夜饭有了改观，“饭桌上有了鸡肉和鸭肉，有鲩鱼，有牛肉，多年没有出现的猪肉酿豆腐也上桌了，整整的两大碗。”
春晚新民俗
1988年陈生宏终于可以买起一部电视机了。从1989年春节开始，他们全家开始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我觉得改革开放之后做得最好的春节文化活动就是春晚。一家人围着桌子吃年夜饭，看一个团圆的节目，这成了我们家的过节传统，从1989年春节到2012年春节，我一个春晚都没落下过。”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思想保守与锐意改革虽然仍然在不断发生碰撞，但是渴望突破、渴望创新的曙光已经显现，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诞生的。
600平方米的演播室、60多位演职人员、200名现场观众的1983年春晚开创了一个全民狂欢的新的时代。此后春晚就像大年三十儿放鞭炮、吃饺子一样不可或缺地走进了中国人的除夕生活。春晚创造了一种传统，一种民俗，一种延续了30多年的过年仪式，她让人温暖，让家团圆，让千百年来的春节有了国富民安的崭新内涵。
近年来，随着种类繁多、花样百出的各类文艺综艺节目和娱乐方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断丰富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和视野，观众们眼界开阔了，除夕夜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元化。
但是诞生于1983年的春晚却永远定格在中国人的心中。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指出，春晚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那时候中国刚从匮乏和封闭中苏醒过来，中国的电视文化也才起步，公众迫切地需要从过去刻板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以轻松乐观的心态面对未来。同时文化生活的选择还不丰富，公众还很难享受到多样的文艺生活。于是“春晚”应运而生，成为过年的新风俗，“看春晚”成了过年最重要的事情。
著名社会学家、文艺家艾君在回顾春晚30年的发展历程时撰文称，春晚经历了80年代启动发展期的火爆，走过了90年代成长期的壮大，也迎来了21世的成熟期的稳定。但无论如何变化，春晚这个诞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电视综合文艺形式，已经成为家喻户晓、闻名海内外的春节期间节日文艺大餐，成为所有炎黄子孙追求和谐、进步、吉祥的民俗盛典。
在春晚节目中，陈生宏最喜欢看小品，在他看来春晚和年夜饭是除夕夜的绝配。盛世唱繁华，伴随着国家一天天富裕与强盛，大众文化也由贫乏走向丰富，春晚的走红就成了一种必然。
寻找春节乌托邦
在陈生宏眼里，近年来很多年俗的消失无声无息，还来不及细细回味就没有了，这让自己倍感失落。
陈生宏儿时最喜欢看的民俗活动“舞龙灯”，“单龙戏珠”、“双龙戏珠”、“蛟龙漫游”、“蛇蜕皮”、“龙头钻节”、“金龙追宝珠”、“龙腾跳跃”还有“龙头龙尾齐钻节”，耍龙灯在锣鼓的乐曲伴奏声中，巨龙追捕着红色的宝珠腾飞跳跃，一阵子龙头高耸似冲云端，一会儿又腾空飞舞，好似蛟龙狂舞，忽而低下，像入海破浪，这样高低错落，蜿蜒盘旋的精湛表演，使观者陶醉。
陈生宏清晰地记得过去在皖南农村每个村子在过年期间都会耍龙灯，即使没有龙灯也会用稻草扎一个草龙来耍耍，一村人围着舞龙队一边看一边笑，这个龙灯能从正月初一耍到正月十五。但是现在他所生活的县城早已没有这个传统，就是在农村这项活动也很少见了。“改革开放之前，过年时我没有吃过花生米更不要谈什么花生糖、芝麻糖了，现在过年的食品太丰富了，想买什么都能买得到，不过我老觉得这些东西没有以前好吃了。”
时间进入21世纪，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浪潮来势汹汹，在各种时代因素的冲击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夏秋辛勤劳作，冬春休养生息的生产、生活方式早已不复存在。
生活方式的改变注定了很多民俗文化的消亡，那曾经与人们的风俗习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过年风物，已渐渐随着社会的变更而衰落。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没有春联、福字、和年画等物，“年味”还存在吗？没有了花灯、猜谜活动的元宵节还像元宵节吗？没有传统价值观、家庭团聚附丽的春节还叫春节吗？人们尝试追回自己记忆中的春节乌托邦。
2006年春节，河南大学民俗学教授高有鹏发表了《保卫春节宣言》，将保卫春节这个口号大声地喊了出来。
宣言从“端午祭”被韩国人抢注为非物质遗产和蒙古国成功将马头琴申请为非物质遗产等事例说明，春节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但许多人却叹息找不到过年的地方了——我们的春节会丢失吗？
从“闺女要花，小子要炮，老头儿要顶新毡帽”的传统年俗讲到过年的来历，宣言从以春节为代表的传统节日的内涵讲到保卫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
红红的蜡烛，喃喃的祈语，庄严的仪式，温暖着每一颗中国心。吃饺子，喝团圆酒，在平时是家常饭，在此时便是数千年古老文化的延续，是对人与人之间相互祝福、相互关爱的文化理念的具体实践。“我就是要向人们发问：年是什么？年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过年？我们会过年吗？我更要将保卫春节上升到保卫民族文化安全的角度。”高有鹏说。 《宣言》在一定范围内引发了人们对于春节的思考，高有鹏认为，这一次思潮让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要捍卫和守护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就要不断开掘传统文化的新内涵，寻找新载体，从而更好地完成民族文化的过渡和传承。
2012年大年初一，陈生宏坐在自家的沙发上，一边看着电视上重播的央视春晚，一边想着要是县里的公园如果能组织一场舞龙灯和狮子灯的活动就好了，自己好些年没看过了。
大海可以问候黄土
陈生宏家的春节有个传统，那就是要一家团聚，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全家生活在北京，自己跟小儿子一家生活在安徽南陵县。往年春节大儿子会赶回来过节，不过今年情况有些不一样了，孙女去了英国留学，儿子儿媳也要去伦敦看孙女。“大儿子平时工作很忙，趁着年假能去国外休息一下，放松心情，增长见识，我和老伴都很赞同，所以不回家过年也没关系。”
东南西北中，外地过大年，春节外出旅行过年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春节新习俗，并且这个群体还在不断扩大。
根据《2012年春节黄金周旅游统计报告》显示，2012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全国共接待游客1，76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014，0亿元。如此平均下来，每八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选择春节期间外出旅游。在出境游方面，2012年春节选择出境旅游游客数量明显增多，到境外旅游过春节渐成气候。
春节期间的旅行，白领一族图的是痛快，长假不多，一放假就要用尽每分每秒；家庭游图的是热闹、亲热，一家齐齐整整。
春节期间，如果你踏上海南岛给远在黄土高坡旅游的亲友发了一条拜年短信，这是来自大海对黄土的问候，亲友给你回了一条短信，这就是黄土对大海的回应。“虽然是在旅行中过年，但是传统的拜年习俗仍然可以传承下来，这种过年习俗的创新其实不应该被称之为年味的淡化，这是一种新的年味。”海南旅游发展委员会巡视员陈耀说。
陈耀认为，如果说基于农耕文明的春节是黄色的，那么人们在春。节外出度假的春节是红色的。“老年味是黄酒，乡土气息浓厚、历久弥香，新年味就是红酒，代表着健康、浪漫和品位”。
从退休之后陈生宏一直在锻炼身体，没事就去游泳，现在身体倍儿棒，别说在国内旅游了，老人家还想出国游呢。“小儿子和儿媳今年春节期间都比较忙，我家拿出完整的时间去外地旅行过年现在似乎不太现实，不过找个机会出去走一走，去感受一下异地的年味，我想一定会有别样的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