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参加了两个会。一个是南洋理工大学Para Limes研究所组织的“沉默的转型”会议，另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印度财政部共同在新德里召开的“发展亚洲：投资未来”会议。
　　Para Limes研究所专门从事复杂性科学研究。在会上，增长、创新和城市生活等领域的顶尖思想家杰弗里·韦斯特教授就目前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发表了精彩观点。
　　经济增长会以指数方式增长，随后经济会变得成熟，逐渐放慢，如果没有创新和变化，增长就会变成负值。由于生活遵循S型生长曲线（用术语说，就是sigmoid函数），因此经济增长只有靠不断创新和改革才能维持，这也正是中国在尝试的出路。
　　印度的未来成为亚洲增长故事的一个重要主题。印度是目前劳动力人口最年轻的增长型国家，到2050年将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毫无疑问，印度人民希望利用21世纪的技术来超越传统增长模式，包括通过知识和服务业实现发展，降低对目前由东亚国家所主导的制造业的依赖。
　　相比之下，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增速却在放慢，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中国总理李克强承诺要继续稳定增长，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和坚持深化改革，这让世界多少松了口气。
　　摆在眼前的问题是，亚洲作为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能否克服全球性债务通缩。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不愿正视这个问题。印度央行行长拉詹称之为“房间里的大象”，意思是说这个重要问题就在眼前，但人们却不愿去解决它。
　　最基本的问题是，为什么目前增长在放缓，可以采取哪些政策来摆脱债务通缩陷阱。由于国内政治和不断的债务积累，发达国家拒绝进行财政扩张，而越来越多地采取量化宽松或非传统货币政策以试图扩大累积需求。但问题是，量化宽松已经不再有效，反而对新兴市场产生非常负面的溢出效应，如资本流波动、贸易额下跌和长期投资短缺。
　　现在政策面临的隐晦困境是，发达国家拒绝承认这些溢出效应的影响。首先，这些溢出效应很难准确衡量。其次，央行要对国内有关部门负责，因此会忽视来自邻国或其他国家的央求。第三，没有人想要承认量化宽松实际上就是让货币贬值，从而迫使新兴市场也相应贬值才能保持竞争力。
　　拉詹行长认为，我们不能继续忽视这头“房间里的大象”了，否则整个系统都会恶化，陷入全球性紧缩，甚至带来更加糟糕的后果。因此他中肯地指出应当开展对话，讨论如何共同实现稳定可持续增长，即应当制定一套统一合法的国际货币规则。
　　会议指出了今天增长陷阱的根本困境——各国依据各自的议程制定会对他国产生溢出效应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却没有将这些政策放在全球性框架中互相协调。理论框架和地缘政治框架都是局部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抵触的，因为某个国家的正确政策对整个体系而言却可能是错误的。
　　片面的观点就像盲人摸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片面、孤立的观点会导致人们单枪匹马的行动或者袖手旁观，而这些作为或不作为的整体结果可能是错误的。比如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2005年曾指出，美国失去货币控制是因为新兴市场储蓄率过高。从系统整体的观点出发，这就好像是一头大象长胖怪草太多一样。草之所以生长，是因为大象的粪便滋养了土壤；而排放的气体增加了碳排放则是溢出效应。如果流动性过高，那么一些小型动物就会被淹死。
　　人民币也面临相似的难题。人民币贬值会让中国的贸易暂时有所恢复，但如果大家都贬值，那就丧失了优势。而如果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中国就将不得不经历更加痛苦的通缩。因为中国的体量很大，如果中国经济继续放缓，很多贸易伙伴都会受到影响。而整体来看，当前全球货币规则并不认可采取集体行动来帮助中国更顺利地度过这种调整。
　　在非洲和亚洲有一句古话，大象一打架，草儿就遭殃。其实，大象哪怕是跳舞，草儿也会被践踏。我们需要达成共识，相互理解，一起走出迫在眉睫的全球性通缩危机。但当乌云笼罩头顶时，我们却看不到各国领导人和政客的踪影。未来一年多，为选举而博眼球的说法和党派之见，将盖过温和持中的观点和相互理解。
　　当特朗普这样的“公象”激昂地振臂高呼时，我们要小心，这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全球性后果。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杰出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