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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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难兴邦，是中国一句古老的俗语，更是中国人面对苦难的一种自我期许。在自由、民主和文明急须有序增长的当代中国，多难兴民，也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主题，成为21世纪中国人面对苦难的一种自我希冀。 从南方冰雪灾害到汶川大地震，从席卷全国的三鹿奶粉事件到裹挟世界的金融危机，从北京奥运到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难与大幸、大悲与大喜或交替或交织成中国的2008。 年关将近，人们开始准备喜庆的春节，开始期待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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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难兴邦，是中国一句古老的俗语，更是中国人面对苦难的一种自我期许。在自由、民主和文明急须有序增长的当代中国，多难兴民，也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主题，成为21世纪中国人面对苦难的一种自我希冀。
从南方冰雪灾害到汶川大地震，从席卷全国的三鹿奶粉事件到裹挟世界的金融危机，从北京奥运到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难与大幸、大悲与大喜或交替或交织成中国的2008。
年关将近，人们开始准备喜庆的春节，开始期待2009年各种情势的好转。《中国新闻周刊》将目光投向这样一些群体——汶川大地震中幸存者的坚毅和希望，三鹿奶粉事件中受害家庭对孩子的呵护和对权利的捍卫，因中小企业倒闭潮而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对日子的坚定和对未来的期盼，大陆台商在“大三通”和金融海啸中的犹疑和执着，以及中国千万股民的耐心和坚信……
我们从中感觉到社会和个人的成长，更感觉到我们民族的伟大和坚强。
2009年将迎来标志着民族站立的人民共和国60周年、寓意着思想觉醒的五四运动90周年。在茫茫原野中，一条坚毅而达观的黄牛沉着地走来。这是我们对2009年农历新年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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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诺奖委员会对他的评价是“提高了经济科学的整体分析和方法论的水平” 人过九十而逝,中国人称为“喜丧”,但当萨缪尔森以94岁的高龄离世时,全世界经济学界仍沉浸在无限悲哀中。 对于各代经济学人而言,萨缪尔森是他们的宗师。是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把他们领进了经济学大厦。中国77级以后的经济学学子也是从这本书中领略到了现代经济学的风采,投入到了伟大的改革开
奥运后这一年,是高潮过后的平静。没有想象中的余音缭绕,关于奥运的一切开始远离了。一年之后,似乎关于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给中国人留下的激动和回味远远超过了奥运比赛本身。 那一场让人惊心动魄的盛宴,不但成就了许多中国人(包括华人)忽地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国家自豪感,也让“中国”这个名字和她的文化以这样一种壮观的方式被世人认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08北京奥运会,通过它的开幕式,成功地完成了中国以某种整体
信誉良好的大学排行榜，因为瞄准的是学生和家长的利益，并以这种利益为设计原则，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 大学排行榜在中国成了过街老鼠。特别是《人民日报》报道了成都理工大学在2004年和2006年两次邀请“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负责人来校讲座，随后又两次向此机构汇款数万元，致使该校在排行榜上名次上升的丑闻，更让其成为舆论的焦点。教育部也随即公开表态，不赞成、不支持大学排行榜，坚决反对借此向高
“如果我不再回民进党,民进党就很难改变,我必须去促成它改变。”——许信良 虽然重回民进党,但许信良还是一样我行我素。 在民进党元老许荣淑赴大陆被开除后的敏感时期,他仍然与海基会前秘书长焦仁和、前台湾“外交部长”程建人等一众蓝营人物,高调访问大陆。途经延安,许信良诗兴大发,留下一首七言绝句。 “宝塔山下古延安,十里荒原苦和寒。一成革命风云地,万里江山遂变天。”在台北复兴北路的办公室,许信良
纪念的最好方式是思考,是伤痛教会了德国人思考。 11月9日,西德长大的阿克曼特意从北京飞回德国。“整个柏林都在庆祝。”阿克曼在电话那头很兴奋,“街头放着老电影,酒吧里全是人,大家用酒精和歌声来庆祝。” 米夏埃尔卡恩一阿克曼,德国汉学家,现任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上世纪60年代曾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社会学、汉学,70年代中期在北京留学,8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向德国人介绍了从老舍
7年前，当中国申奥成功时，一群癌症患者将一把把锁锁在了奥运五环上，并期盼能在奥运开幕时共同打开 7月22日，61岁的王云容一夜都没有睡着。 此前，她接到李丽的通知，7年前她与其他几百名癌症患者在奥运申办成功后系起的“生命之锁”，将在第二天打开。李丽是沈阳市一家癌症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是7年前“生命之锁”活动的主要策划人之一。 虽然在系锁时就对能活到开锁这一天非常自信，但当这一天真正来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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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治理图景中多行政，寡政治。当然，人们也经常讲到政治一词，但那种政治更多地是与意识形态相关，而不是指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这种政治，按照“维基百科”的定义，是指多个群体的人们透过公共程序作出决策的过程。重要的正是这个开放的过程——各级官员就某个问题作出决策，那不是政治。唯有当民众得以参与，才有政治可言。 可喜的是，过去若干年来，围绕着各级人大，在全国与地方层面上，初步形成了人大政治
牛宪锋作为兽首事件的知情人之一，在蔡铭超宣布“这个款不能付”的新闻通报会之后同样消失在公众视线内。他所在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会)一直对兽首事件保持关注并参与其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对其进行了独家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蔡铭超参与竞拍兽首，最后决定“这个款不能付”，是不是基金会策划的？ 牛宪锋：这个事不是说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拍卖开始前一天他(蔡铭超)才说的。 他已经想好了。我想，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