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长诗《凤凰涅槃》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预言。真正的诗人能够感知时代脉搏的跳动，狂放不羁的诗语往往便是新时代降临的预言。

壹

　　近代以降，东方的老大帝国日渐沉沦；面对列强凌辱，不甘屈服的文人纷纷以文学的方式写出自己心中的中华民族的未来。晚清以来，很多写出自己心中的中华民族未来的文学创作，写的都是中国梦。在中国梦的书写中，帝国新生，再度强大，甚或屹立于世界之巅，但是，绝大多数中国梦的书写只是痴人梦呓，充溢着封建帝國的陈腐思想，翻身奴隶把歌唱，兴奋的只是因为终于轮到自己能够做新的奴隶主，而不是推动社会向着共产主义前进，这样的中国梦书写，不能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预言式书写。在我看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预言式书写起码应该具备这样两个特征：第一，是文学，就应该有文学性或诗意；第二，复兴不是倒退，而是走向新的伟大，这伟大需要相匹配的思想作为支撑。
　　将《凤凰涅槃》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预言式书写，首先在于这是一首真正有创造力想象力的诗篇。一些美丽的诗篇之所以能够引起时代的共鸣，进而成为诗歌的经典文本，最重要的便是诗人能够将时代思想形象化，以其强大的想象力创造出能够成为时代象征的崭新的意象，如《凤凰涅槃》中的凤凰，便是郭沫若创造出来的时代象征。
　　郭沫若重新塑造了国人的凤凰想象。闻一多说：
　　《女神》中底西洋的事物名词处处都是，数都不知从那里数起。《凤凰涅槃》底凤凰是天方国底“菲尼克司”，并非中华的凤凰。
　　诗人在诗前小序中也明确地指出了凤凰意象创造的外来影响。然而，天方国的“菲尼克司”，在郭沫若的笔下，在丹穴山上飞来飞去，在涅槃中更生，慢慢地改变着中国人民对凤凰的接受与想象。现在，普通国人心目中的凤凰形象，大多定格于郭沫若《凤凰涅槃》中的凤凰形象，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凤凰与外来文化“菲尼克司”的区别，除了专业人士，没有多少人留意这些问题。郭沫若的诗篇，重续了中国人对凤凰的认知和想象。就此而言，郭沫若《凤凰涅槃》的创造性首先就表现在凤凰的重新想象与形象塑造上。
　　新诗缺乏想象力，这是闻一多等人对初期新诗发展所做断语，而在想象力匮乏的这一时期，郭沫若的新诗创作却显露出特异的想象能力。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撷取了凤凰这一动物，激活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在新时代重新塑造了对于这一神奇之鸟的想象。凤凰之名，古已有之。据《山海经·南次三经》记载：
　　又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
　　《小学绀珠》卷十中说：
　　凤象者五，五色而赤者凤；黄者鵷鶵（yuān chú）；青者青鸾；紫者鸑鷟（yuè zhuó），白者鸿鹄（hóng hú）。
　　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凤凰有多种，且对居住环境和饮食习惯都有非常高的要求，绝不苟且。《秋水》篇中庄子曾言：
　　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栖，非练实不食，非澧泉不饮。
　　凤凰这种鸟生具五德，性情高洁，自然不与俗鸟同处。《凤凰涅槃》中单独有一章节“群鸟歌”，群鸟对即将浴火的凤凰全都没有好感，只希望对方速死，这种疏离感也表明了相互之间关系的紧张。
　　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关于凤凰的记载并无浴火重生的内容。五百年集香木自焚，这是西方不死鸟神话的故事。在《凤凰涅槃》中，郭沫若将中西神话传说中的凤凰和不死鸟融合为一，创造出来的是属于他自己的一个意象。郭沫若在世间万事万物中从遥远的他国借来“菲尼克司”，重新创造了凤凰的形象，又在诗题后的说明中，特别点出“满五百岁”，我以为这绝非偶然。每五百年便要涅槃一次的凤凰，这一点让我想到了孟子的话。《孟子·公孙丑下》中，孟子对他的弟子充虞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郭沫若是天才论者，也被鲁迅等人视为自诩为天才者，不可否认的是，郭沫若对自己的确有很高的期冀，在“自我”更生的期许上，郭沫若未必没有将自己视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那一类的天才人物，或者说他期待着圣人的出现。凤凰与圣人，在中国文化中也存在对位的关系。写出真正的新诗的郭沫若，心中也有圣人情结，或许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心中多少都带有圣人情结，有些人推崇《凤凰涅槃》，未必是真的喜欢这种类型的新诗，真正有共鸣的可能是凤凰意象所蕴涵的圣人情结。只是他们与主张泛神即无神的郭沫若对圣人情结的理解可能相去甚远，看似相近而道不同。当然，这只是就创作《凤凰涅槃》时期的郭沫若而言。

贰

　　凤凰涅槃追求的是新的创造。郭沫若说：
　　“涅槃”是梵语Nirvana的音译，是归圆化寂的意思。释加牟尼死了叫涅槃或圆寂，意谓返本归真，永无生死。凤凰从火里再生有类似于此，故以涅槃称之。
　　浴火重生的，只有凤凰。凤凰可以是一切弃旧迎新事物的象征。往大了说，象征着中国，甚或全世界。然而，如果说凤凰代表着中国甚或全世界，与之相对应的群鸟象征的又是什么。凤凰涅槃前后，群鸟都在什么地方？世界之内，还是世界之外？
　　仅就“我”而言，涅槃必然涉及过去之我、现在之我与未来之我，三个“我”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凤凰涅槃之后，更生的凤凰恢复了五百前年的模样，还自己一个本来的面目？还是一个新的与以前的凤凰截然不同的凤凰？所以，这里还存在着一个“我”如何才是“我”，如何才成其为“我”的问题。“凤凰更生”部分，凤凰更生后呼喊的“一切的一，一的一切”，无不“新鲜、光明……”说明凤凰涅槃追求的并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全世界的更新，而这更新不是从身外的世界开始，而是从自身开始。所以，当我们说郭沫若借凤凰“集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象征着旧中国以及诗人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以及诗人新我的诞生，体现着中国人民改造祖国和民族的伟大愿望，我们要意识到郭沫若在五四新诗人乃至整个新文学创作中的独特性。 　　“凤歌”部分，是对空间之宇宙存在的追问，也被视为现代的天问。
　　我昂头问天，
　　天徒矜高，莫有点儿知识。
　　低头我问地，
　　地已死了，莫有点儿呼吸。
　　伸头我问海，
　　海正扬声而呜唈。
　　“天”已经失去了它的权威性，变成了没有知识、没有呼吸的废物一堆。对于一个知晓自己死期近了的神鸟来说，不需要自己即将摒弃的对象能够给自己什么答案。从宇宙起源到现实世界，就是一个“阴秽的世界”：西方是“脓血污秽著的屠场”，东方是“悲哀充塞著的囚牢”，南方是“群鬼叫号著的坟墓”，北方是“群魔跳梁著的地狱”。“我们生在这样个世界当中，/只好学着海洋哀哭！”自己不是造物主，作为被造物，出现的时候世界就已如此，“只好学着海洋哀哭！”在一个浪漫主义的诗篇中，在一个涅槃更生的赞歌中，哭并不就意味着柔弱，尤其是学海洋哀哭。海洋的哀哭，自然有一种强大的气魄，何况郭沫若诗篇中的海洋大半都被标识为男性。凤哀哭的不仅是处于这样的世界中的自己，还有这陆沉的世界。“陆沉”，郭沫若曾用在新诗《吴淞堤上》中，“大陆，陆沉了吗！”
　　“凰歌”唱的是“五百年来的”眼泪、污浊与羞辱，判定自己所有的只是“飘渺的浮生”，是“大海里的孤舟”，前后左右看不到岸，帆、墙、楫、柁已破，舟子已倦，“只剩些悲哀，烦恼，寂寥，衰败，环绕著我们活动著的死尸。”在时间的长河中，个体的生命是何等的短暫：“我们只是这睡眠当中的/一刹那的风烟。”“这睡眠”就是整个的时间，前也是睡眠，后也是睡眠。在时间的跨度上，“我”似乎否定了美好时光存在的可能性。然而，当我们读到凰追问“我们年青时候”的新鲜、甘美、光华和欢爱都“那儿去了”的时候，那过去似乎并非一无是处，起码曾经有着美好的记忆。逝去的这些美好的东西，与那些令人悲哀、烦恼、寂寥、衰败的“历史”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凰最后吟唱：“身外的一切！身内的一切！请了！请了！”什么是身内的一切，什么又是身外的一切？这“请了”指的又是什么？是指一切都像凤凰一样浴火重生？还是别有所指？而涅槃重生后的凤凰高唱“我们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这里的“一切”所指并非真的就是所有的“一切”。“更生了”的只是欢唱的凤凰。与涅槃重生的凤凰不同，前来围观的群鸟如岩鹰、孔雀、鸱枭、家鸽等，都不理解凤凰的涅槃，而是将其视为“死亡”，快乐于自己能从凤凰死后获得的好处。群鸟不会浴火，自然也得不到重生。那么，当凤凰浴火重生后，群鸟都怎么样了呢？按照常理推断，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一切照旧。也就是说，凤凰以否定的方式获得了新生，改变的其实就是他们自己。黑暗如磐的现实，腐朽肮脏的宇宙，除了凤凰之外，何曾有过丝毫的变动？在“凤凰同歌”部分，涅槃前的凤凰高呼身内的一切、身外的一切“请了”。“请”可以是客气的邀请，是否愿意同做要看被邀请者的意愿，还有就是表面客气而实际不容拒绝的邀请。从《凤凰涅槃》全诗的表达看，似乎两种理解都可以说得通。首先，凤凰涅槃时有群鸟围观，投身火中的似乎就只有凤凰，故此所谓的“请”似乎请动的只有凤凰自己；其次，凤凰更生后，既然一切都已经更生，光明，与前不同了，就证明不再有东西南北各种污秽肮脏的物事，不再有卑鄙的群鸟，凤凰所谓的“请”似乎又在事实上得到了实现。
　　五百年一轮回，涅槃后的凤凰迟早还会看到群鸟，不知两者相逢会是怎样一副模样？若非涅槃犹如喝了孟婆汤，忘却五百年前的一切，不停的涅槃也不过是如西绪福斯一样不断地重复自己的痛苦。然而，凤凰又能如何呢？只好不去理会群鸟五百年一次的围观、讥嘲，坚持走自己的路，以自我的涅槃，召唤光明与自由。在我看来，这便是凤凰涅槃的意义。

叁

　　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人推崇创造。他们成立的文学社团取名“创造社”，他们创办的系列刊物皆以“创造”命名，创造是他们的追求，他们心中最绚丽的梦。从一己之我的创造到全世界的新造，郭沫若创作的以《凤凰涅槃》为代表的《女神》中的诗篇，抒发了“五四”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改天换地的创造激情。“创造”是创造社的标签，也是“五四”那个时代最恰切的象征。
　　在我看来，从为艺术而艺术的早期，到倡导革命文学的后期，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同人站在不同的理想立场上，始终想要探索的，便是重新讲述中国的故事。从古到今，从中到西，笔触所及，炽热的情思总能将对象融化重铸，为世人尤其是青年人示范重新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和途径。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为苦闷中彷徨的青年开启了一道言说自我的闸门；郭沫若歌吟的凤凰涅槃，则将日新的思想进行了现代转换，成为言说个人与家国新生的最强音；《屠场》《石炭王》等世界左翼文学的翻译，打开了中国左翼文学阅读与创作的新视野。弱者叙事、底层叙事、左翼叙事……诸如此类种种，现代文坛流行的一些叙事范式，大都能在创造社的故事叙述中找到类似的身影。所谓创造社的启示，核心不在于讲述中国故事的套路，而是探寻新的讲述中国故事之方式和途径的勇气、魄力与创造力。
　　（作者系广州美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