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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11日，年近70岁的向垂松，抡起百十斤的大锤，砸了当地政府在他煤矿矿井前砌起的“封”墙。
2011年11月，贵州省政府颁布《关于依法关闭有关煤矿的通知（2011）155号文》，下令关闭38家矿企。向垂松的煤洞山煤矿也在此列。但为何被关闭，他至今没有得到一个官方的解释，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与向垂松有相似经历的，还有来自云南的穆清才和内蒙的阿拉腾沙等多位投资者。
“被枪毙一次，拉起来再枪毙一次”
向垂松是湖南省新化县何思乡民新村人，来贵州之前，向垂松在湖南一个国有煤炭企业干了40年。1993年9月14日，煤炭工业部为他颁发奖状，上写着“献给为煤炭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
2000年，企业改制后，向垂松拿着一辈子的积蓄、养老金和子女的“改制费”，加上上百个企业改制后下岗工人的三万、五万的津贴，以及大家从亲戚朋友处拼凑集资，筹集了1860万，买下了位于贵阳市花溪区久安乡的煤洞山煤矿。“股东有几百个人。”每个股东的钱又有很多“下线”。
久安乡是花溪的产煤大乡。原来，该乡漫山遍野有几百家煤矿。在国家要求对小煤矿进行整合后，如今只剩下煤洞山、大同、同兴、内子口、陈坝田等5家煤矿。
剩下的煤矿，都经过了千锤百炼的技术改造。2004至2005年，向垂松对煤矿进行第一次技改扩能，由年产1万吨改造为年产3万吨。
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安全监管总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煤矿整顿关闭工作意见的通知》，全国开始进入煤矿的大整合时期。为了避免被关闭，向垂松开始对煤矿进行第二次技术改造，从年产3万吨改造成年产9万吨。这是个异常繁琐的过程，要历经申办、扩能、技改、规划、设计等程序。
不断提高门槛的技改过程，是增加投入的过程。他的投入，从最初的1000万元，已经增加到1.2亿元。
按照规定，每一次技术改造的周期为24个月左右。也就是说，上述三次技改，几乎挤压了煤矿所有的生产时间。
而技改的过程，有时候又不得不因为一些其他的因素停下来。久安乡五家煤矿位于阿哈水库二级水源保护区域内，对企业排污的要求很高。2009年5月，贵阳市环保局下发红头文件，认定几家煤矿污水排放不达标，要求停止技改和生产。
按照贵阳市政府［2009］137专题会议纪要的规定要求，向垂松和其他几家矿主继续投入几百万，由贵州华源环保公司建成了合格的污水处理站，经省环保厅、贵阳市“两湖一库”检查验收合格达标，再次具备煤矿继续开采的条件。
这次，没有被判死刑，只是死缓。向垂松继续投入。
每个国庆、春节等法定假期，为保证安全，煤矿也必须停产。节日过后，复产前，必须要办复工复产手续。这个手续要乡煤管站、乡政府、区环保局、区公安分局、区工会、区国土分局、区安监局、区发改委、区监察局、区政府等十个部门签字。“一两个月，十个部门的章才能盖全。”每个节假日后，向垂松都会准时出现在乡政府和区政府。
技改期间不能生产煤炭，但是在全国电力紧张时，贵州省电厂缺煤，各地区都有电煤指标，向垂松还是会接到一天50吨或100吨的任务。没有办法，他自己到别的电厂去买，完成“政治任务”。
2011年6月5日，9万吨技改已接近尾声，正准备大干一场的向垂松接到了乡安监站的电话，又叫停了整个煤矿的技改进度。
此事与当地发生的一个煤矿透水事故有关。2011年5月29日，贵阳市乌当区金阳新区朱昌镇富宏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当班下井58人，有十几人伤亡。富宏煤矿是乡镇技改煤矿，而技改期间是不允许下井的。于是贵阳市区所辖的煤矿全部被要求关闭。
由于煤矿被停，所有雷管炸药等火工产品要全部收缴。向垂松说，平时申请火工产品，不仅要付价款，还要为很多政府部门付服务费。服务部门包括派出所、乡镇府、公安局和经营公司。“一箱子炸药，200块钱一箱，250块钱的服务费。”
被叫停一个多月后，7月17日，向垂松和多家矿主终于接到通知，参加安监局等部门召开的煤矿整改会议。会上花溪区委相关领导出示了区8号文件，并要求各煤矿负责人尽快按照8号文件对各煤矿进行整改，验收合格后再复工复产。
但整改尚未完毕，2011年11月，贵州省政府颁布《关于依法关闭有关煤矿的通知（2011）155号文》，下令关闭包括煤洞山煤矿在内的38家矿企。
“今年，从1月份开始，我们停了3个月，直到4月下旬才开始复工生产， 5月份技改，到6月份又停了下来。停的时间比技改的时间还多。”向垂松说。
他有点疲惫了。他感觉自己“被枪毙一次，拉起来再被枪毙一次”。
2011年12月份，向垂松接到电话通知，煤矿的营业执照被吊销。2012年1月31日，安全生产许可证也被吊销了。
按照规定，执照吊销必须法人代表签字，原件也要收回。但向垂松说，执照吊销他没有签字，而执照的原件还在自己的手里。
他称并没有收到关停和证件吊销的公文和通告。
关得起赔不起
技改投入一次，向垂松就要筹钱一次。最后，他不得不寻找放高利贷的中介机构。如今，向垂松高利贷的欠债有2300万。
穆清才也欠了800万元的高利贷。他是云南昭通人，2000年前，靠做机电生意积攒一百万块钱，投资同兴煤矿后，已经陆续又投入了1.3个亿。最近吸收的浙江2040万的股份，全部拿去还高利贷，“不断地扩股，不断借高利贷，越陷越深。”穆清才说。来自内蒙的阿拉腾沙也从内蒙多个城市借了3000多万元的高利贷。
煤矿的特殊性在于，即便停工了，很多基本工作还得做。“停产也必须通风、抽水，抽水就得配备安全员，有了安全员就得配备瓦斯监测员。”向垂松说。
还有其他的费用。按说，技改、停产期间不允许出煤，就不产生运输税，但是政府仍收缴运输税。据同兴煤矿的会计介绍，每年一个矿支付乡政府的费用至少在200万元。在一家煤矿的会计处，记者看到各种支持政府办公经费的白条有很多。
按照47号文，贵州省煤矿的兼并重组方式是：以市（州、地）和有关县（市、区）为单位，以资源为基础，以资产为纽带，通过企业兼并重组等方式，减少企业数量。鼓励各种所有制煤矿企业以及电力、冶金、化工等工业企业，以产权为纽带、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参与兼并重组。
但是花溪地区是薄煤，附近没有30万吨以上大矿，缺少重组的主体。“花溪区的煤层很薄，很难做到15万吨，更别说30万吨了。”贵阳市工信局办公室主任汪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要贯彻上级的政策，地方政府只能把这些小煤矿关闭。
但按照47号文件，对煤矿实施关闭的时候，政府应提前制订关闭煤矿的方案，制定赔偿标准，由政府和煤矿企业共同指定有资质的中介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按评估价值对煤矿一次性赔偿到位。被兼并重组煤矿为在建矿井的，按其实际发生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给予补偿，并再支付其实际发生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的50%给予补偿。采矿权价款的补偿，也按这一标准规定执行。
以内子口煤矿为例。其基本建设费用有以下几项：证件资料办理部分总计334.6万、地面建设总计1081.66万、安全生产设施总计1411.4万、井巷建设总计1915.6万，管理人员工资从2008年4月至2011年12月总计2250.16万，其他的费用还包括：1.月平均电费15万元，44个月共计675万；2.高利贷的利息每月112万，总共付出利息3696万；再加上原来买矿1608万，总共合计12972.42万元。
有这样投入的煤矿有很多家。对当地政府来说，这是一笔不菲的支出。“让政府承担，怎么承担得起？省里都不知道钱要从哪里出，赔偿怎么敢提。”贵阳市工信局一位不透露姓名的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2011年，贵阳市财政收入401.3亿元，花溪区财政收入只有11.14亿元。
也就是说，当地政府可以根据有关规定关闭这些煤矿，却无法按照这些规定给予补偿。
政府之间也有扯皮。贵州省能源局办公室主任徐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关闭）有不合理，（关闭的名单）也是他们（贵阳市）报上来的。他们为什么这么报，那是他们的问题。”
2011年的除夕，向垂松偷偷摸摸回了一趟家。如果有人知道他回去，家里就会堵满要债的人。“煤老板现在是‘倒霉’的‘霉’。”
煤改的矛和盾
就在向垂松为煤矿不能开工愁眉不展的同时，贵州省遭遇了严重的煤炭短缺。2011年，贵州电网曾一度发出大面积停电红色预警。尤其在7月份以后，贵州遭受了自1951年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大的干旱，水电基本丧失发电和调峰能力。
贵州号称“西南煤海”，是中国南方最大的产煤省区，也是煤炭输出主要省份之一。贵州全省88个县（市、区）中，产煤县有74个。据该省能源局数据，其煤矿预测储量（可靠级）约有864亿吨，居全国第5位。超过南方其余12省煤炭资源储量的总和。
但由于煤炭地质状况，贵州省煤矿企业“多、小、散”。据贵州省煤矿安全监察局数据：全省产能超过120万吨的大型矿井仅18对，在30万吨到120万吨的中型矿井也只有70对，规模以下的小煤矿占到全省煤矿个数的95%、产能的76%。
面对这样的形势，贵州省提出：到2013年，煤矿企业减少到200个以内；到2015年，原煤产量达到2.5亿吨，采煤和掘进的机械化程度达到80%、85%；同时建成1个年产5000万吨、2个年产3000万吨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使年产500万吨级以上的煤炭企业集团控股生产的煤炭产量达到全省煤炭总产量的60%以上。
2011年5月中旬，贵州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贵州省能源局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黔府办发[2011]47号）》（以下简称47号文）。这是继山西省出台大力整合煤矿资源政策后，又一省级政府所推出的重大举措。
贵州省积极推动煤矿整合，还有一个背景：按照国家政策，在煤炭生产开发布局上，国家采取“控制东部、稳定中部、发展西部”的发展方针。“十二五”期间，新开工煤矿规模，东部占5%，中部占22%，西部占73%。贵州又是西部煤炭重要基地省份。
在贵州省官员看来，目前煤矿的“多、小、散”不利于扩大当地煤炭资源的开发。从2005年，贵州就多次进行煤矿整治，2005年度第一阶段关闭了346个，2006年下半年到2007年6月底在煤矿整顿关闭攻坚战第二阶段，贵州省关闭煤矿425个。
截至目前，贵州省整合的效果并不显见。截至2011年10月，贵州全省电煤库存只有281万吨，只能满足现有火电机组满发电12天。而在2011年下半年，贵阳市可以组织生产的合法煤矿仅有3个。由于煤炭市场紧张，贵阳市煤炭的市场价与坑口价的价格差为200元/吨-250元/吨，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感觉到，几级政府对关闭小煤矿的态度明显不同：贵州省政府从国家政策角度考虑，主要方向是要整合重组全省煤炭资源。而贵阳市政府作为整合重组资源的主要执行主体和责任主体，从煤矿事故等政治风险考量倾向对待小煤矿关闭问题。更下一级的花溪区政府、久安乡政府则从自身实际情况考虑，对小煤矿又爱又恨，关停煤矿更多出于上级政府的压力，有许多无奈。
久安乡乡长杨云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要保护当地村民的安全，这些煤矿有问题不安全，问及“不安全为什么证照齐全，安全也得到评估”，杨云无奈地表示：“那要去问省政府。”
“煤矿的安全与煤矿的大小没有直接的关系，关键在管理和投入。”贵州省能源局煤炭处处长兰海平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贵州的煤矿整合方案还在继续研究，方方面面都会有些改动。
小煤矿关闭后，居民的用煤已经受到影响。周兴武是永安乡拐耳村人，当地山多地少、人多田少，但蕴含丰富的煤矿资源却是居民生活最重要的保障。周兴武村里的人祖祖辈辈靠挖煤吃饭。他现在是同兴煤矿的员工，一个月收入3000元。
周兴武说，为了和当地的村里和谐相处，煤矿的老板都会和村里人签订合同，每年给每户居民补助2吨煤。每遇婚丧事，均供给该户1吨煤。但煤矿这几年断断续续停产后，停止了对附近的村民的煤炭供应。贵阳的冬天很冷，而用电取暖太贵。很多村民就去山上砍树生活，“腰粗的树。”周兴武比划着说。
还有的村民晚上自己偷着去挖煤，挖出来取暖或是卖掉赚钱。由于个人挖煤没有通风设备，只能向前挖个几十米。“总有人死在偷煤的洞里。去年和前年我们村就都有人偷挖死掉。”
2月13日，被向垂松砸坏的墙，又被乡政府重新砌了起来。远在湖南的老伴打电话给他说：“老鬼，你快回来吧，别把自己搞到监狱里去。” ★
2011年11月，贵州省政府颁布《关于依法关闭有关煤矿的通知（2011）155号文》，下令关闭38家矿企。向垂松的煤洞山煤矿也在此列。但为何被关闭，他至今没有得到一个官方的解释，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与向垂松有相似经历的，还有来自云南的穆清才和内蒙的阿拉腾沙等多位投资者。
“被枪毙一次，拉起来再枪毙一次”
向垂松是湖南省新化县何思乡民新村人，来贵州之前，向垂松在湖南一个国有煤炭企业干了40年。1993年9月14日，煤炭工业部为他颁发奖状，上写着“献给为煤炭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
2000年，企业改制后，向垂松拿着一辈子的积蓄、养老金和子女的“改制费”，加上上百个企业改制后下岗工人的三万、五万的津贴，以及大家从亲戚朋友处拼凑集资，筹集了1860万，买下了位于贵阳市花溪区久安乡的煤洞山煤矿。“股东有几百个人。”每个股东的钱又有很多“下线”。
久安乡是花溪的产煤大乡。原来，该乡漫山遍野有几百家煤矿。在国家要求对小煤矿进行整合后，如今只剩下煤洞山、大同、同兴、内子口、陈坝田等5家煤矿。
剩下的煤矿，都经过了千锤百炼的技术改造。2004至2005年，向垂松对煤矿进行第一次技改扩能，由年产1万吨改造为年产3万吨。
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安全监管总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煤矿整顿关闭工作意见的通知》，全国开始进入煤矿的大整合时期。为了避免被关闭，向垂松开始对煤矿进行第二次技术改造，从年产3万吨改造成年产9万吨。这是个异常繁琐的过程，要历经申办、扩能、技改、规划、设计等程序。
不断提高门槛的技改过程，是增加投入的过程。他的投入，从最初的1000万元，已经增加到1.2亿元。
按照规定，每一次技术改造的周期为24个月左右。也就是说，上述三次技改，几乎挤压了煤矿所有的生产时间。
而技改的过程，有时候又不得不因为一些其他的因素停下来。久安乡五家煤矿位于阿哈水库二级水源保护区域内，对企业排污的要求很高。2009年5月，贵阳市环保局下发红头文件，认定几家煤矿污水排放不达标，要求停止技改和生产。
按照贵阳市政府［2009］137专题会议纪要的规定要求，向垂松和其他几家矿主继续投入几百万，由贵州华源环保公司建成了合格的污水处理站，经省环保厅、贵阳市“两湖一库”检查验收合格达标，再次具备煤矿继续开采的条件。
这次，没有被判死刑，只是死缓。向垂松继续投入。
每个国庆、春节等法定假期，为保证安全，煤矿也必须停产。节日过后，复产前，必须要办复工复产手续。这个手续要乡煤管站、乡政府、区环保局、区公安分局、区工会、区国土分局、区安监局、区发改委、区监察局、区政府等十个部门签字。“一两个月，十个部门的章才能盖全。”每个节假日后，向垂松都会准时出现在乡政府和区政府。
技改期间不能生产煤炭，但是在全国电力紧张时，贵州省电厂缺煤，各地区都有电煤指标，向垂松还是会接到一天50吨或100吨的任务。没有办法，他自己到别的电厂去买，完成“政治任务”。
2011年6月5日，9万吨技改已接近尾声，正准备大干一场的向垂松接到了乡安监站的电话，又叫停了整个煤矿的技改进度。
此事与当地发生的一个煤矿透水事故有关。2011年5月29日，贵阳市乌当区金阳新区朱昌镇富宏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当班下井58人，有十几人伤亡。富宏煤矿是乡镇技改煤矿，而技改期间是不允许下井的。于是贵阳市区所辖的煤矿全部被要求关闭。
由于煤矿被停，所有雷管炸药等火工产品要全部收缴。向垂松说，平时申请火工产品，不仅要付价款，还要为很多政府部门付服务费。服务部门包括派出所、乡镇府、公安局和经营公司。“一箱子炸药，200块钱一箱，250块钱的服务费。”
被叫停一个多月后，7月17日，向垂松和多家矿主终于接到通知，参加安监局等部门召开的煤矿整改会议。会上花溪区委相关领导出示了区8号文件，并要求各煤矿负责人尽快按照8号文件对各煤矿进行整改，验收合格后再复工复产。
但整改尚未完毕，2011年11月，贵州省政府颁布《关于依法关闭有关煤矿的通知（2011）155号文》，下令关闭包括煤洞山煤矿在内的38家矿企。
“今年，从1月份开始，我们停了3个月，直到4月下旬才开始复工生产， 5月份技改，到6月份又停了下来。停的时间比技改的时间还多。”向垂松说。
他有点疲惫了。他感觉自己“被枪毙一次，拉起来再被枪毙一次”。
2011年12月份，向垂松接到电话通知，煤矿的营业执照被吊销。2012年1月31日，安全生产许可证也被吊销了。
按照规定，执照吊销必须法人代表签字，原件也要收回。但向垂松说，执照吊销他没有签字，而执照的原件还在自己的手里。
他称并没有收到关停和证件吊销的公文和通告。
关得起赔不起
技改投入一次，向垂松就要筹钱一次。最后，他不得不寻找放高利贷的中介机构。如今，向垂松高利贷的欠债有2300万。
穆清才也欠了800万元的高利贷。他是云南昭通人，2000年前，靠做机电生意积攒一百万块钱，投资同兴煤矿后，已经陆续又投入了1.3个亿。最近吸收的浙江2040万的股份，全部拿去还高利贷，“不断地扩股，不断借高利贷，越陷越深。”穆清才说。来自内蒙的阿拉腾沙也从内蒙多个城市借了3000多万元的高利贷。
煤矿的特殊性在于，即便停工了，很多基本工作还得做。“停产也必须通风、抽水，抽水就得配备安全员，有了安全员就得配备瓦斯监测员。”向垂松说。
还有其他的费用。按说，技改、停产期间不允许出煤，就不产生运输税，但是政府仍收缴运输税。据同兴煤矿的会计介绍，每年一个矿支付乡政府的费用至少在200万元。在一家煤矿的会计处，记者看到各种支持政府办公经费的白条有很多。
按照47号文，贵州省煤矿的兼并重组方式是：以市（州、地）和有关县（市、区）为单位，以资源为基础，以资产为纽带，通过企业兼并重组等方式，减少企业数量。鼓励各种所有制煤矿企业以及电力、冶金、化工等工业企业，以产权为纽带、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参与兼并重组。
但是花溪地区是薄煤，附近没有30万吨以上大矿，缺少重组的主体。“花溪区的煤层很薄，很难做到15万吨，更别说30万吨了。”贵阳市工信局办公室主任汪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要贯彻上级的政策，地方政府只能把这些小煤矿关闭。
但按照47号文件，对煤矿实施关闭的时候，政府应提前制订关闭煤矿的方案，制定赔偿标准，由政府和煤矿企业共同指定有资质的中介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按评估价值对煤矿一次性赔偿到位。被兼并重组煤矿为在建矿井的，按其实际发生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给予补偿，并再支付其实际发生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的50%给予补偿。采矿权价款的补偿，也按这一标准规定执行。
以内子口煤矿为例。其基本建设费用有以下几项：证件资料办理部分总计334.6万、地面建设总计1081.66万、安全生产设施总计1411.4万、井巷建设总计1915.6万，管理人员工资从2008年4月至2011年12月总计2250.16万，其他的费用还包括：1.月平均电费15万元，44个月共计675万；2.高利贷的利息每月112万，总共付出利息3696万；再加上原来买矿1608万，总共合计12972.42万元。
有这样投入的煤矿有很多家。对当地政府来说，这是一笔不菲的支出。“让政府承担，怎么承担得起？省里都不知道钱要从哪里出，赔偿怎么敢提。”贵阳市工信局一位不透露姓名的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2011年，贵阳市财政收入401.3亿元，花溪区财政收入只有11.14亿元。
也就是说，当地政府可以根据有关规定关闭这些煤矿，却无法按照这些规定给予补偿。
政府之间也有扯皮。贵州省能源局办公室主任徐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关闭）有不合理，（关闭的名单）也是他们（贵阳市）报上来的。他们为什么这么报，那是他们的问题。”
2011年的除夕，向垂松偷偷摸摸回了一趟家。如果有人知道他回去，家里就会堵满要债的人。“煤老板现在是‘倒霉’的‘霉’。”
煤改的矛和盾
就在向垂松为煤矿不能开工愁眉不展的同时，贵州省遭遇了严重的煤炭短缺。2011年，贵州电网曾一度发出大面积停电红色预警。尤其在7月份以后，贵州遭受了自1951年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大的干旱，水电基本丧失发电和调峰能力。
贵州号称“西南煤海”，是中国南方最大的产煤省区，也是煤炭输出主要省份之一。贵州全省88个县（市、区）中，产煤县有74个。据该省能源局数据，其煤矿预测储量（可靠级）约有864亿吨，居全国第5位。超过南方其余12省煤炭资源储量的总和。
但由于煤炭地质状况，贵州省煤矿企业“多、小、散”。据贵州省煤矿安全监察局数据：全省产能超过120万吨的大型矿井仅18对，在30万吨到120万吨的中型矿井也只有70对，规模以下的小煤矿占到全省煤矿个数的95%、产能的76%。
面对这样的形势，贵州省提出：到2013年，煤矿企业减少到200个以内；到2015年，原煤产量达到2.5亿吨，采煤和掘进的机械化程度达到80%、85%；同时建成1个年产5000万吨、2个年产3000万吨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使年产500万吨级以上的煤炭企业集团控股生产的煤炭产量达到全省煤炭总产量的60%以上。
2011年5月中旬，贵州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贵州省能源局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黔府办发[2011]47号）》（以下简称47号文）。这是继山西省出台大力整合煤矿资源政策后，又一省级政府所推出的重大举措。
贵州省积极推动煤矿整合，还有一个背景：按照国家政策，在煤炭生产开发布局上，国家采取“控制东部、稳定中部、发展西部”的发展方针。“十二五”期间，新开工煤矿规模，东部占5%，中部占22%，西部占73%。贵州又是西部煤炭重要基地省份。
在贵州省官员看来，目前煤矿的“多、小、散”不利于扩大当地煤炭资源的开发。从2005年，贵州就多次进行煤矿整治，2005年度第一阶段关闭了346个，2006年下半年到2007年6月底在煤矿整顿关闭攻坚战第二阶段，贵州省关闭煤矿425个。
截至目前，贵州省整合的效果并不显见。截至2011年10月，贵州全省电煤库存只有281万吨，只能满足现有火电机组满发电12天。而在2011年下半年，贵阳市可以组织生产的合法煤矿仅有3个。由于煤炭市场紧张，贵阳市煤炭的市场价与坑口价的价格差为200元/吨-250元/吨，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感觉到，几级政府对关闭小煤矿的态度明显不同：贵州省政府从国家政策角度考虑，主要方向是要整合重组全省煤炭资源。而贵阳市政府作为整合重组资源的主要执行主体和责任主体，从煤矿事故等政治风险考量倾向对待小煤矿关闭问题。更下一级的花溪区政府、久安乡政府则从自身实际情况考虑，对小煤矿又爱又恨，关停煤矿更多出于上级政府的压力，有许多无奈。
久安乡乡长杨云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要保护当地村民的安全，这些煤矿有问题不安全，问及“不安全为什么证照齐全，安全也得到评估”，杨云无奈地表示：“那要去问省政府。”
“煤矿的安全与煤矿的大小没有直接的关系，关键在管理和投入。”贵州省能源局煤炭处处长兰海平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贵州的煤矿整合方案还在继续研究，方方面面都会有些改动。
小煤矿关闭后，居民的用煤已经受到影响。周兴武是永安乡拐耳村人，当地山多地少、人多田少，但蕴含丰富的煤矿资源却是居民生活最重要的保障。周兴武村里的人祖祖辈辈靠挖煤吃饭。他现在是同兴煤矿的员工，一个月收入3000元。
周兴武说，为了和当地的村里和谐相处，煤矿的老板都会和村里人签订合同，每年给每户居民补助2吨煤。每遇婚丧事，均供给该户1吨煤。但煤矿这几年断断续续停产后，停止了对附近的村民的煤炭供应。贵阳的冬天很冷，而用电取暖太贵。很多村民就去山上砍树生活，“腰粗的树。”周兴武比划着说。
还有的村民晚上自己偷着去挖煤，挖出来取暖或是卖掉赚钱。由于个人挖煤没有通风设备，只能向前挖个几十米。“总有人死在偷煤的洞里。去年和前年我们村就都有人偷挖死掉。”
2月13日，被向垂松砸坏的墙，又被乡政府重新砌了起来。远在湖南的老伴打电话给他说：“老鬼，你快回来吧，别把自己搞到监狱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