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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从最初时起便和军人有极深的缘分。我的父亲是军人，我出生在军区医院，幼儿园、小学、中学就读的都是军区学校。每天早晨，我在起床军号的声音中醒来，每天晚上在熄灯号里入睡，我是部队大院里听军号长大的孩子，所以走上当兵这条路，对我来说顺理成章。
听军号长大的女兵
作为一个军人的后代，其实并没有什么压力，父亲并没有要求我必须入伍当兵。我读高中时，文理科成绩都很好，分科时，我却选择了文科。很简单，在上世纪80年代，外贸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事业，而考取相关的资格或就读外贸专业的只能是文科生，我呢，想成为外贸大军中的一员，衡量过后，选择了文科。
1984年，我16岁，在重庆参加高考的同时，我也参加了部队相关的考试，结果，我以部队大院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学习护理专业。这不单是我光荣入伍的重要时刻，而几乎就在我入伍的同时，一个一直以来和我关系很好的男生和我确定了恋爱关系，他也入伍并考取了河南信阳机务学校。
在旁人看来，当兵很苦，尤其是新兵要面临的为期一月的军训。但我考上第三军医大的那年，因为重庆的招生一直落后于成都军区的进度，等学员终于集齐，军训的时间已过了三个星期，于是，我们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完成了军训。军训考核中，我的射击成绩竟然是优秀，步枪、手枪射击是全优。
“小革命”热血沸腾，“老革命”不让
1987年，我从第三军医大学毕业，分配至324医院。那时，对越自卫反击战已进入了防御作战阶段，各军区医院依然持续向前线提供援助。324医院也组织了一个医疗小分队，在动员会之后，我热血沸腾地打了报告，主动要求上前线支援，领导不批准，理由是我年龄太小，虽然前线少有交火，但中越双方布下的大量地雷依然是安全隐患，万一我踩到地雷怎么办?最尴尬的是我父亲，作为父亲，为我的安全起见，他坚决不同意我上前线，而作为一个“老革命”，他不可能表态阻止我。我远在河南的男朋友，在我写信向他说明想法后，他来信言辞激烈地表示了反对。领导不准，老革命不让，男朋友反对，但我心已决，在我连续打了三份报告后，终于被批准了。
在去老山前线之前，无论是在生活的部队大院，还是入伍后的部队，我的生活环境基本上没有明显变化，更像是从每天见到这一批军人变成每天见到另一批军人。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没有概念。我急切地想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哪怕目的地是前线，这是我热血沸腾的原因之一。
在前线，我们不懂什么是危险
确切地说，我和医疗小分队的战友是在1988年的年初上的前线。许多参与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女兵，她们可能服务于后方，而我们前往的是最前线。大规模的战争已偃旗息鼓，双方已进入防御作战阶段，但零星的炮击依然不断。我们驻扎在老山前线第一野战所，住猫耳洞，住所的周围，铁丝环绕。
老山环境恶劣，蚊子大得凑齐3个便能装一盘子，更不必说常有蛇出没。一天晚上我睡着后，一只巨大的蚂蚁钻进了我的耳朵，它在耳洞里抓挠的声音大得像鼓膜快破裂了一样，幸亏同在医疗小分队的五官科医生替我用镊子夹了出来。
有—次，第一野战所的战友们打算将营地后面的一块荒地开垦出来种菜，大家扛着锄头一起动手，在劳动气氛最热烈的时候，一把锄头举起又落下，“当”的一声，砸到了土里的什么东西。一看，那是颗地雷。还好，经妥善处理，地雷没有爆炸，而在当时，谁也不知道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到底布了多少雷，这些雷又在哪里。
谁也不知道炮弹何时落下，落在何处。一个连队召集大家分菜，在战友们围着菜筐等待的时候，一颗炮弹落在人群的中间，那天，20余人伤亡。我们所在的13军第37师师医院无法同时接收这么多伤员，还得从其他医院抽调人，谁都希望能分身帮助伤员可谁都无法分身，那是我记忆中最忙碌的一天。
一个“火线入党”的机会
平时，师医院接收的多是病员而不是伤员，热带雨林瘴气四起，疟疾肆虐。可一旦开始接收病员，就令人心情沉重。一个伤员经过抢救，命救回来了，可腿截肢了。那天晚上我值班，伤员麻药药效过了，他疼得醒了过来，他不停地叫人帮他处理一下伤口。可是，又能怎么处理呢?我能做的，不过是往他截肢后的大腿下面垫枕头帮助血液循环。垫了一个枕头，还是痛，再垫一个，依然痛。我打算干脆拿一床被子将他的大腿垫高，刚用一只手将他的腿抬高，他大喊：“别动，就这个高度。”
我抬着他的腿整整一夜，右手麻了，换左手，左手麻了，再换。
在这个伤员离开前线之后，部队本来要给我记功。领导找到我说：“荣誉属于集体，你年轻，还有立功的机会，现在给你一个火线入党的机会吧。”就这样，我入了党。
苦累忙碌的时候，我们也能发掘笑料鼓励自己。至今我还记得，在一个忙碌的日子里，一个老医生手忙脚乱地写了几份医嘱，医嘱上“青霉素，皮试”全部写成了“青霉素，皮肤”。
如果伤员少，女兵多的医疗分队便变身为文艺表演小分队。一个曾在文工团呆过的战友负责编排节目，我呢，是积极的参与者。唱歌、跳舞、时装表演，凡是能想到的形式都尝试。条件艰苦，到了任何一个表演地点，油布往地上一铺就开始表演。台下反响热烈，男兵们猛拍巴巴掌，这也难怪，前线跳出个耗子都是公的，一群女兵的到来在战士们当中引起的反响可想而知。
我很骄傲，我曾是个兵
从老山前线回来后，我来到了成都陆军总医院工作。在前线的经历、感想，我用笔写了下来，我拿着这份亲手写下的报告在成都军区巡回演讲，那时我很骄傲，我是一个兵。
军人的荣誉感并不是时刻都能想起，但在某些时刻，它唤起了我格外的自尊。我在川大进修英语时，每当旁人用羡慕的语气小声说：“看，她是一个女军人，真神气。”我为身上的军装而自豪。
哪怕后来我离开了部队，我还是和部队有缘。在一些与部队毫不相关的场合里，我偶尔会遇见一些人，他们告诉我，他们的亲人、朋友当过兵，说起来还是战友，这种时候，我觉得和从未谋面的军人很亲切。从前的战友们，现在依然是我的好朋友，战友情是深切的情谊，同学、同事，都不及战友亲。 我曾是个兵，这没有必要逢人便说，我甚至很少说起。我曾经是名军人，这给我留下深刻的烙印，我的人生从此不同。
听军号长大的女兵
作为一个军人的后代，其实并没有什么压力，父亲并没有要求我必须入伍当兵。我读高中时，文理科成绩都很好，分科时，我却选择了文科。很简单，在上世纪80年代，外贸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事业，而考取相关的资格或就读外贸专业的只能是文科生，我呢，想成为外贸大军中的一员，衡量过后，选择了文科。
1984年，我16岁，在重庆参加高考的同时，我也参加了部队相关的考试，结果，我以部队大院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学习护理专业。这不单是我光荣入伍的重要时刻，而几乎就在我入伍的同时，一个一直以来和我关系很好的男生和我确定了恋爱关系，他也入伍并考取了河南信阳机务学校。
在旁人看来，当兵很苦，尤其是新兵要面临的为期一月的军训。但我考上第三军医大的那年，因为重庆的招生一直落后于成都军区的进度，等学员终于集齐，军训的时间已过了三个星期，于是，我们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完成了军训。军训考核中，我的射击成绩竟然是优秀，步枪、手枪射击是全优。
“小革命”热血沸腾，“老革命”不让
1987年，我从第三军医大学毕业，分配至324医院。那时，对越自卫反击战已进入了防御作战阶段，各军区医院依然持续向前线提供援助。324医院也组织了一个医疗小分队，在动员会之后，我热血沸腾地打了报告，主动要求上前线支援，领导不批准，理由是我年龄太小，虽然前线少有交火，但中越双方布下的大量地雷依然是安全隐患，万一我踩到地雷怎么办?最尴尬的是我父亲，作为父亲，为我的安全起见，他坚决不同意我上前线，而作为一个“老革命”，他不可能表态阻止我。我远在河南的男朋友，在我写信向他说明想法后，他来信言辞激烈地表示了反对。领导不准，老革命不让，男朋友反对，但我心已决，在我连续打了三份报告后，终于被批准了。
在去老山前线之前，无论是在生活的部队大院，还是入伍后的部队，我的生活环境基本上没有明显变化，更像是从每天见到这一批军人变成每天见到另一批军人。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没有概念。我急切地想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哪怕目的地是前线，这是我热血沸腾的原因之一。
在前线，我们不懂什么是危险
确切地说，我和医疗小分队的战友是在1988年的年初上的前线。许多参与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女兵，她们可能服务于后方，而我们前往的是最前线。大规模的战争已偃旗息鼓，双方已进入防御作战阶段，但零星的炮击依然不断。我们驻扎在老山前线第一野战所，住猫耳洞，住所的周围，铁丝环绕。
老山环境恶劣，蚊子大得凑齐3个便能装一盘子，更不必说常有蛇出没。一天晚上我睡着后，一只巨大的蚂蚁钻进了我的耳朵，它在耳洞里抓挠的声音大得像鼓膜快破裂了一样，幸亏同在医疗小分队的五官科医生替我用镊子夹了出来。
有—次，第一野战所的战友们打算将营地后面的一块荒地开垦出来种菜，大家扛着锄头一起动手，在劳动气氛最热烈的时候，一把锄头举起又落下，“当”的一声，砸到了土里的什么东西。一看，那是颗地雷。还好，经妥善处理，地雷没有爆炸，而在当时，谁也不知道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到底布了多少雷，这些雷又在哪里。
谁也不知道炮弹何时落下，落在何处。一个连队召集大家分菜，在战友们围着菜筐等待的时候，一颗炮弹落在人群的中间，那天，20余人伤亡。我们所在的13军第37师师医院无法同时接收这么多伤员，还得从其他医院抽调人，谁都希望能分身帮助伤员可谁都无法分身，那是我记忆中最忙碌的一天。
一个“火线入党”的机会
平时，师医院接收的多是病员而不是伤员，热带雨林瘴气四起，疟疾肆虐。可一旦开始接收病员，就令人心情沉重。一个伤员经过抢救，命救回来了，可腿截肢了。那天晚上我值班，伤员麻药药效过了，他疼得醒了过来，他不停地叫人帮他处理一下伤口。可是，又能怎么处理呢?我能做的，不过是往他截肢后的大腿下面垫枕头帮助血液循环。垫了一个枕头，还是痛，再垫一个，依然痛。我打算干脆拿一床被子将他的大腿垫高，刚用一只手将他的腿抬高，他大喊：“别动，就这个高度。”
我抬着他的腿整整一夜，右手麻了，换左手，左手麻了，再换。
在这个伤员离开前线之后，部队本来要给我记功。领导找到我说：“荣誉属于集体，你年轻，还有立功的机会，现在给你一个火线入党的机会吧。”就这样，我入了党。
苦累忙碌的时候，我们也能发掘笑料鼓励自己。至今我还记得，在一个忙碌的日子里，一个老医生手忙脚乱地写了几份医嘱，医嘱上“青霉素，皮试”全部写成了“青霉素，皮肤”。
如果伤员少，女兵多的医疗分队便变身为文艺表演小分队。一个曾在文工团呆过的战友负责编排节目，我呢，是积极的参与者。唱歌、跳舞、时装表演，凡是能想到的形式都尝试。条件艰苦，到了任何一个表演地点，油布往地上一铺就开始表演。台下反响热烈，男兵们猛拍巴巴掌，这也难怪，前线跳出个耗子都是公的，一群女兵的到来在战士们当中引起的反响可想而知。
我很骄傲，我曾是个兵
从老山前线回来后，我来到了成都陆军总医院工作。在前线的经历、感想，我用笔写了下来，我拿着这份亲手写下的报告在成都军区巡回演讲，那时我很骄傲，我是一个兵。
军人的荣誉感并不是时刻都能想起，但在某些时刻，它唤起了我格外的自尊。我在川大进修英语时，每当旁人用羡慕的语气小声说：“看，她是一个女军人，真神气。”我为身上的军装而自豪。
哪怕后来我离开了部队，我还是和部队有缘。在一些与部队毫不相关的场合里，我偶尔会遇见一些人，他们告诉我，他们的亲人、朋友当过兵，说起来还是战友，这种时候，我觉得和从未谋面的军人很亲切。从前的战友们，现在依然是我的好朋友，战友情是深切的情谊，同学、同事，都不及战友亲。 我曾是个兵，这没有必要逢人便说，我甚至很少说起。我曾经是名军人，这给我留下深刻的烙印，我的人生从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