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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开启新的增长阶段，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需要积极促进制造业投资持续回稳、金融资产质量改善、企业补库存意愿继续增强和PPI保持温和回升、各项改革落地见效，还需谨慎应对贸易战、跨境资本流动、政治大选周期等国际变数的影响。本文对经济转型开启复杂经济革命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经济转型;复杂经济革命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在各国之间、特别是在一国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并不是均匀的，当利益受损群体的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寻求改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陷入了长期复苏乏力的状态。作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2006年以来美国实际GDP增速就再也没有达到过3%。在此背景下，原先作为全球化主要推动者的发达国家内部各种矛盾冲突趋于激化，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纷纷抬头，并将矛头指向全球化。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很可能逐步落到实处，法国和德国政府又面临换届选举，逆全球化的潮流可能进一步加强。上述变化正好发生在中国自身面临增长阶段转换、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当口，确实给我们带来新的挑战。
一、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再认识
从出口的角度讲，按照美元计算，今年年中国的出口表现逊于上年，也逊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国出口部门的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都在进行当中，只是短期内新产业和新产品的体量尚小，还难以完全弥补传统产品出口下滑产生的巨大缺口。美国经济在特朗普减税和扩大基建政策刺激下可能略有提速，但市场需求增长带来的利好因素可能会被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措施所削弱，中国出口形势仍面临比较严峻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转变的大趋势仍在继续，国际经济也开始出现好的兆头。如：在发达经济体尚未改变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发展中经济体已改变连续五年减速的势头。
二、中国经济有望开启相对平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从国际来看，持续多年的通缩压力明显减轻，物价回暖，中长期利率回升，美元升值冲击趋减，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制造业PMI指数持续回升。
从国内来看，那些成功转型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速降幅约40%后大都基本接近企稳平台，市场内生性投资开始回稳，制造业投资增速接近可持续增长区间，调查失业率和大数据监测显示就业出现积极变化，库存对GDP贡献有望由负转正。
基于这些新变化，我们认为，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风险明显降低，趋稳的确定性正在逐步增强，我国经济转型有望从上半场的“降速”阶段逐步转向下半场的“提质”阶段。也就是说，L型增长过渡到相对平稳“一横”的条件基本具备。当然，这也要区分中长期趋势和短期因素，“一横”表明中长期趋势是相对平稳的，但经济短期波动也在所难免。如果，要量化衡量的话，我想增速上下波动不大于1%不应该说是不平稳的。
开启下半场并不意味经济转型已经成功，当前我国经济的上行力量与下行压力尚处于一个弱平衡状态。依赖旧动力、資金脱实向虚、风险集中化、区域分化等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依然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三、把握新的产业趋势，调整产业布局
美国再工业化加速推进，同时，中国劳动力成本和地价成本在提升，一些制造业逐渐流回美国。这些制造业搭载的3D化模式以及现代化的网络信息化管理，将导致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难以超越。对于中国来说，保住“世界制造工厂”的位置？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反思经济发展的教训和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挑战的大背景下，相继提出了“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发布了《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等多项政策。特朗普当政后，更是大力提倡“制造业回归”。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回流的现象确实存在。
对于制造业回流，要全面、客观、辩证地看。从经济规律讲，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逐步从传统制造业升级到高技术的先进制造业的过程。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向后期的转换阶段后，已到了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时间窗口了。外商投资于我国制造业数额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并不代表中国制造业弱化。恰恰因为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上升，一些原本投资于中国低端制造业的资本开始转向其他国家。当然，我们也要高度重视外资制造业的流出。中国作为一个超大经济体，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各种类型和不同水平的制造业都有其存在的条件。加之，多年以来已经形成完整的制造业配套体系，中国制造业部门应该是有比较强的包容性。如果出现比较集中的外资制造业流出，我们也必须进一步思考如何更好地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制造业在中国经济中具有特殊重要性，为应对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回流，促进中国制造业更好发展
四、激活民企投资
民间投资的状况是判断经济内生活力最主要的指标。目前民间投资增幅还处在低速徘徊的状况。去年全年民间投资增长3.2%，比全部固定资产投资8.1%的增幅低了4.9个百分点。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投资增幅能够达到8%以上，主要是靠政府投资和国企投资的强力拉动。我国民间投资增速明显低于全部投资增速，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经济信号。在经济增长仍然非常倚重投资拉动的情况下，如果民间投资起不来，只靠政府投资和国企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将难以持续。 影响民间投资热情的因素很多，既有经济周期性影响，如一些行业内外需求明显不足，产能过剩压力大，投资空间明显收窄。同时体制性原因对民间投资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我们在产权保护制度上还存在不足，这必须引起高度关注。试想如果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他就会对发展环境和长期投资失去信心，更有甚者，还可能采取跑路、向海外移民或转移财产等做法，这些都是对国内环境缺乏信心的表现。因此，激活民间投资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举措就是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稳定企业发展预期，让其在国内安心投资、乐于发展。我们要相信企业家的独特作用，只要有稳定预期和良好发展环境，他们总能在逆境中找到机会。
制约民间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制度性因素是准入限制，如在能源、电信、金融、军工、公共设施等很多领域，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问题仍较突出，民间资本甚至包括这些领域之外的一些国有资本要进入这些行业都还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如果在完善监管的同时能尽快并最大限度地打开行业准入的大门，既可促进效率提高，又能为民间资本增加新的投资领域，这对激发民间投资有重要意义。当然，我们还可在一些政策上，如金融支持、重大项目、税收政策等方面加大对民间投资的支持。
五、结语
要开启新的增长阶段，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需要积极促进制造业投资持续回稳、金融资产质量改善、企业补库存意愿继续增强和PPI保持温和回升、各项改革落地见效，还需谨慎应对贸易战、跨境资本流动、政治大选周期等国际变数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小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2]冯飞飞.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制造业转型的挑战与机遇[N].消费日报，2016-02-07.
关键词：经济转型;复杂经济革命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在各国之间、特别是在一国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并不是均匀的，当利益受损群体的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寻求改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陷入了长期复苏乏力的状态。作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2006年以来美国实际GDP增速就再也没有达到过3%。在此背景下，原先作为全球化主要推动者的发达国家内部各种矛盾冲突趋于激化，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纷纷抬头，并将矛头指向全球化。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很可能逐步落到实处，法国和德国政府又面临换届选举，逆全球化的潮流可能进一步加强。上述变化正好发生在中国自身面临增长阶段转换、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当口，确实给我们带来新的挑战。
一、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再认识
从出口的角度讲，按照美元计算，今年年中国的出口表现逊于上年，也逊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国出口部门的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都在进行当中，只是短期内新产业和新产品的体量尚小，还难以完全弥补传统产品出口下滑产生的巨大缺口。美国经济在特朗普减税和扩大基建政策刺激下可能略有提速，但市场需求增长带来的利好因素可能会被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措施所削弱，中国出口形势仍面临比较严峻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转变的大趋势仍在继续，国际经济也开始出现好的兆头。如：在发达经济体尚未改变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发展中经济体已改变连续五年减速的势头。
二、中国经济有望开启相对平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从国际来看，持续多年的通缩压力明显减轻，物价回暖，中长期利率回升，美元升值冲击趋减，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制造业PMI指数持续回升。
从国内来看，那些成功转型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速降幅约40%后大都基本接近企稳平台，市场内生性投资开始回稳，制造业投资增速接近可持续增长区间，调查失业率和大数据监测显示就业出现积极变化，库存对GDP贡献有望由负转正。
基于这些新变化，我们认为，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风险明显降低，趋稳的确定性正在逐步增强，我国经济转型有望从上半场的“降速”阶段逐步转向下半场的“提质”阶段。也就是说，L型增长过渡到相对平稳“一横”的条件基本具备。当然，这也要区分中长期趋势和短期因素，“一横”表明中长期趋势是相对平稳的，但经济短期波动也在所难免。如果，要量化衡量的话，我想增速上下波动不大于1%不应该说是不平稳的。
开启下半场并不意味经济转型已经成功，当前我国经济的上行力量与下行压力尚处于一个弱平衡状态。依赖旧动力、資金脱实向虚、风险集中化、区域分化等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依然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三、把握新的产业趋势，调整产业布局
美国再工业化加速推进，同时，中国劳动力成本和地价成本在提升，一些制造业逐渐流回美国。这些制造业搭载的3D化模式以及现代化的网络信息化管理，将导致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难以超越。对于中国来说，保住“世界制造工厂”的位置？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反思经济发展的教训和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挑战的大背景下，相继提出了“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发布了《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等多项政策。特朗普当政后，更是大力提倡“制造业回归”。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回流的现象确实存在。
对于制造业回流，要全面、客观、辩证地看。从经济规律讲，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逐步从传统制造业升级到高技术的先进制造业的过程。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向后期的转换阶段后，已到了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时间窗口了。外商投资于我国制造业数额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并不代表中国制造业弱化。恰恰因为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上升，一些原本投资于中国低端制造业的资本开始转向其他国家。当然，我们也要高度重视外资制造业的流出。中国作为一个超大经济体，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各种类型和不同水平的制造业都有其存在的条件。加之，多年以来已经形成完整的制造业配套体系，中国制造业部门应该是有比较强的包容性。如果出现比较集中的外资制造业流出，我们也必须进一步思考如何更好地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制造业在中国经济中具有特殊重要性，为应对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回流，促进中国制造业更好发展
四、激活民企投资
民间投资的状况是判断经济内生活力最主要的指标。目前民间投资增幅还处在低速徘徊的状况。去年全年民间投资增长3.2%，比全部固定资产投资8.1%的增幅低了4.9个百分点。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投资增幅能够达到8%以上，主要是靠政府投资和国企投资的强力拉动。我国民间投资增速明显低于全部投资增速，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经济信号。在经济增长仍然非常倚重投资拉动的情况下，如果民间投资起不来，只靠政府投资和国企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将难以持续。 影响民间投资热情的因素很多，既有经济周期性影响，如一些行业内外需求明显不足，产能过剩压力大，投资空间明显收窄。同时体制性原因对民间投资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我们在产权保护制度上还存在不足，这必须引起高度关注。试想如果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他就会对发展环境和长期投资失去信心，更有甚者，还可能采取跑路、向海外移民或转移财产等做法，这些都是对国内环境缺乏信心的表现。因此，激活民间投资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举措就是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稳定企业发展预期，让其在国内安心投资、乐于发展。我们要相信企业家的独特作用，只要有稳定预期和良好发展环境，他们总能在逆境中找到机会。
制约民间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制度性因素是准入限制，如在能源、电信、金融、军工、公共设施等很多领域，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问题仍较突出，民间资本甚至包括这些领域之外的一些国有资本要进入这些行业都还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如果在完善监管的同时能尽快并最大限度地打开行业准入的大门，既可促进效率提高，又能为民间资本增加新的投资领域，这对激发民间投资有重要意义。当然，我们还可在一些政策上，如金融支持、重大项目、税收政策等方面加大对民间投资的支持。
五、结语
要开启新的增长阶段，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需要积极促进制造业投资持续回稳、金融资产质量改善、企业补库存意愿继续增强和PPI保持温和回升、各项改革落地见效，还需谨慎应对贸易战、跨境资本流动、政治大选周期等国际变数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小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2]冯飞飞.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制造业转型的挑战与机遇[N].消费日报，2016-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