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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杂合”（hybrid）是当前文学理论，尤其是后殖民理论中一个常用的术语，用来描述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的一些文学和文化现象，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事实上，只要有语言文化的交流和影响，就必然会有杂合的现象。“杂合”一方面会使自身文化遭到玷污，另一方面，积极地看，“杂合”文化融合了两种文化的特征，会获得一些本不曾有的优点。
【关键词】杂合 翻译 抵抗强势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0-0100-02
一、引言
“杂合”（hybrid）是当前文学理论，尤其是后殖民理论中一个常用的术语，用来描述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的一些文学和文化现象，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事实上，只要有语言文化的交流和影响，就必然会有杂合的现象。学者们发现，翻译可以产生杂合，而且这杂合还有着积极的意义，因为“在殖民和后殖民情境中，由翻译释放出来的杂合的确可以超越霸权主义的价值观，使这些价值观受各种地方变体的影响，”“在目标文化的语言和文化系统中引起变化”。（Venuti，1998）从某种意义上说，“杂合”又往往意味着对原有文化的优化与超越。在殖民和后殖民语境下，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导致了“杂合”的形成，殖民地文化在语言、文学和文化多个层面都表现出“杂合”的特征。在全球化背景下，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流动与传播也会导致“杂合”的形成。“杂合”一方面会使自身文化遭到玷污，另一方面，积极地看，“杂合”文化融合了两种文化的特征，会获得一些本不曾有的优点。（余美，2005）本文主要探讨“杂合”翻译的一些积极的政治意义。
二、“杂合”的定义及其应用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记载，“hybrid”这个词十七世纪就已开始在英语中出现。一开始主要用在生物学领域，指“不同种、属的两种动物或植物的后代”。（Simpson & Werner， 1989：523） 后来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使用了这个概念，不过，还是文学理论对这个概念运用得最频繁，造成的影响也最大。巴赫金把“杂合”定义为“单个语句界限之内、语句的范围之内两种社会语言的混合，两种被时代、社会差别或其它因素分开的不同的语言意识之间的混合”。（Bakhtin，1981：358） 后殖民文学理论也频繁地使用这个概念。尽管学者们还没有对杂合作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从他们的论述来看，所谓“杂合”其实就是不同语言和文化相互交流、碰撞，最后形成的具有多种语言文化特点但又独具特色的混合体。在许多研究后殖民理论的学者看来，只要有殖民运动，就必然会有杂合的现象，因为“殖民主义必定会引发文化的冲突，不会产生截然分开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而是会促使杂合体的产生”；（Papastergiadis，1997：279）甚至即使没有殖民运动，只要有语言文化的交流和影响，也必然会有杂合的现象，如当前在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杂合现象也越来越普遍。杂合的形成也不是单向的。不仅殖民地的语言文化会变得杂合，宗主国语言文化杂合的特点同样也很明显。更重要的是，殖民地或弱势文化中的居民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杂合的现实，在很多情况下杂合还都是他们自觉的选择。霍米巴巴曾以印度居民阅读《圣经》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他们的这种主动性。这些居民既不全盘接受《圣经》的教义，也不完全放弃自己的传统，而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加以选择。他们所信奉的其实是殖民者的宗教和传统宗教的杂合。（Bhabha，1994：102-122）在学者们看来，不管是客观形势造成的杂合，还是这种经过主动选择而形成的的杂合，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它一方面瓦解了宗主国和殖民地，或西方强势文化与第三世界弱势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为处弱势的文化逃脱殖民或西方权威的压迫提供了一条生路，另一方面也使西方或宗主国的居民感受到自己语言文化的异质性，在自己的文化中不断迷失。这样杂合又成了使“西方地方化”（provincialize the West）的一种手段。
翻译学者们也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但他们的探讨已触及了杂合问题的许多方面。对这个问题提到最多的是研究后殖民翻译理论的那些学者。他们注意到了杂合的语言文化与翻译的紧密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多语杂合文本对翻译构成了挑战，如有学者就指出，“那些经常被称作‘杂合”或‘混种’的后殖民文本，……对能够被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外语’文本这种观念形成了挑战”；（韩子满，2005：13）二是翻译可以产生杂合，而且这杂合还有着积极的意义，因为“在殖民和后殖民情境中，由翻译释放出来的杂合的确可以超越霸权主义的价值观，使这些价值观受各种地方变体的影响”；（Venuti，1998：178）三是杂合的语言文化对翻译实践有影响，如有人就认为，“巴巴有关杂合的详尽论述对第一世界的译者们有强制性的启示”。（转引自韩子满，2005：14）也就是说，西方霸权文化中的译者应该借鉴杂合颠覆权威的功能，在自己的译文中多保留一些源语/文化的成分。
总之，杂合的含义在各学科其实都差不多，指的都是多个具有不同特点的事物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新事物。这种新事物不仅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而且还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三、“杂合”——抵抗强势的手段
殖民地可以通过“杂合化”颠覆殖民文化的霸权地位。杂合并不是在殖民活动中或后殖民过程中才出现的，由于杂合化是文化的重要特征，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不平衡会加剧文化杂合，从而对弱势文化造成强烈的冲击。从总的情况来看，各文化的输入和输出是极不平衡的，英美等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上长期居于中心地位，从文化角度而言势力是最强大的，在世界上无疑也占据了主导地位，因而文学作品也被其它文化翻译得最多，而其他文化的输入就少。翻译使东西方语言文化的等级秩序进一步加剧，西方文化的地位则进一步被稳固，而东方文化从而进一步被边缘化，落后、神秘、野蛮的东方形象被进一步合法化，东方文化应有的成就被渐渐忽略和遗忘，失去了本身的价值。西方人心中不合理的观念和看法先入为主；最可悲的是东方人也被同化而产生自卑的心理。其结果是东方人的声音不断被压抑，成为一个“沉默的他者”。东西方文化的杂合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弱势（或殖民地）文化和强势（或宗主国）文化中都有杂合。著名的后殖民主义学者尼南贾纳（Niranjana）呼吁要给翻译重新定位，把翻译当作一个抵抗和转化的场所。而另一位后殖民翻译理论家韦努蒂（Venuti）也认为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翻译活动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流，存在着文化霸权主义，他指出归化的翻译策略与文化霸权相联系，号召译者采取抵抗式的翻译策略，强调英语译者借用处于边缘、弱势地位的语言和文化形式，采用异化的翻译方法，标新立异，挑战和修改人们普遍接受的规范，阐述自己的不同意见。并无绝对的归化和异化之分，只是杂合的程度不同，所以杂合似乎为弱势文化逃脱强势文化的压迫和殖民文化的控制提供了一条更好的出路。 在后殖民语境下，不管是客观形势造成的杂合，还是经过主动选择的杂合，杂合过程对瓦解宗主国与殖民地，或西方强势文化与第三世界弱势文化之间的对立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弱势文化可以通过“杂合”改写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地位，使西方文化“地方化”。第三世界译者应能动地承担起让西方世界了解真正的东方而不是殖民体系下建构出来的“东方”的历史重任。在尊重他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译者尽力做的就是大量翻译或重译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众所周知文化本无优劣之分，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文化交流只有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进行，才能称为真正意义的文化交流。对广大第三世界和东方学者而言，在面对强势文化时要有高度的民族自信心，翻译西方文本时不一定要亦步亦趋，采取杂合的“适度”和“忠实”策略，既保留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又以批判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要让西方世界了解真正的东方，让他们认识到第三世界国家同样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正在创造着多姿多彩的文化，从而消解“西方”这一中心，建立起文化多元主义。
不仅如此，杂合的译文对译入语语言、文化、文学的发展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其源源不断地输入新鲜的养分，从而促进其不断发展。杂合译文中所包含的很多异质性成分最终都会被译入语文化所吸收，并有可能成为大变革的导火索。这在一些处于弱势的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近代以来中国在语言、文化、文学方面发生的重大变革，有很多就是由杂合的译文引起的。如文体的变革很多就来自杂合译文所引进的新文体。读者通过杂合译文则可以增加对其他文化的了解，开阔自己的视野。这就是杂合对于文学翻译的积极意义。
四、结论
翻译是文化之间交流的媒介，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中的“杂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翻译研究的新视角。杂合是翻译的必然结果，杂合的译文往往是对目的语语言的优化；还如巴巴所指出的，“杂合化”更是对殖民地对殖民文化的霸权地位进行颠覆的一种策略。殖民文化和被殖民文化在殖民历史中杂合，从而建立起一个模糊、“发声的第三空间”。经过杂合化了的第三空间，可以动摇关于“霸权”、“始源”的信念，从而最终瓦解帝国主义话语提出其优越性声明的基础本身。所以只有把“杂合”思想运用到翻译理论与实践及文化构建中去，我们的文化才不会遭到“殖民化”，而且会走向新的辉煌。
参考文献：
[1]Bakhtin， Mikhail.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M].trans.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squist.Austin，TX：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
[2]Bhabha， Homi K..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
[3]Simpson &Werner.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M].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
[4]Venuti， Lawrence.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C].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120-138.
[5]Venuti. Lawrence.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8.
[6]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Z].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7]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Z].白春仁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8]韩子满. 文学翻译杂合研究.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9]余美.文化杂合与失衡背景下的翻译[J].上海大学学报，2005，（1）
作者简介：
陈霜（1977-），女，江苏徐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关键词】杂合 翻译 抵抗强势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0-0100-02
一、引言
“杂合”（hybrid）是当前文学理论，尤其是后殖民理论中一个常用的术语，用来描述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的一些文学和文化现象，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事实上，只要有语言文化的交流和影响，就必然会有杂合的现象。学者们发现，翻译可以产生杂合，而且这杂合还有着积极的意义，因为“在殖民和后殖民情境中，由翻译释放出来的杂合的确可以超越霸权主义的价值观，使这些价值观受各种地方变体的影响，”“在目标文化的语言和文化系统中引起变化”。（Venuti，1998）从某种意义上说，“杂合”又往往意味着对原有文化的优化与超越。在殖民和后殖民语境下，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导致了“杂合”的形成，殖民地文化在语言、文学和文化多个层面都表现出“杂合”的特征。在全球化背景下，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流动与传播也会导致“杂合”的形成。“杂合”一方面会使自身文化遭到玷污，另一方面，积极地看，“杂合”文化融合了两种文化的特征，会获得一些本不曾有的优点。（余美，2005）本文主要探讨“杂合”翻译的一些积极的政治意义。
二、“杂合”的定义及其应用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记载，“hybrid”这个词十七世纪就已开始在英语中出现。一开始主要用在生物学领域，指“不同种、属的两种动物或植物的后代”。（Simpson & Werner， 1989：523） 后来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使用了这个概念，不过，还是文学理论对这个概念运用得最频繁，造成的影响也最大。巴赫金把“杂合”定义为“单个语句界限之内、语句的范围之内两种社会语言的混合，两种被时代、社会差别或其它因素分开的不同的语言意识之间的混合”。（Bakhtin，1981：358） 后殖民文学理论也频繁地使用这个概念。尽管学者们还没有对杂合作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从他们的论述来看，所谓“杂合”其实就是不同语言和文化相互交流、碰撞，最后形成的具有多种语言文化特点但又独具特色的混合体。在许多研究后殖民理论的学者看来，只要有殖民运动，就必然会有杂合的现象，因为“殖民主义必定会引发文化的冲突，不会产生截然分开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而是会促使杂合体的产生”；（Papastergiadis，1997：279）甚至即使没有殖民运动，只要有语言文化的交流和影响，也必然会有杂合的现象，如当前在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杂合现象也越来越普遍。杂合的形成也不是单向的。不仅殖民地的语言文化会变得杂合，宗主国语言文化杂合的特点同样也很明显。更重要的是，殖民地或弱势文化中的居民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杂合的现实，在很多情况下杂合还都是他们自觉的选择。霍米巴巴曾以印度居民阅读《圣经》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他们的这种主动性。这些居民既不全盘接受《圣经》的教义，也不完全放弃自己的传统，而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加以选择。他们所信奉的其实是殖民者的宗教和传统宗教的杂合。（Bhabha，1994：102-122）在学者们看来，不管是客观形势造成的杂合，还是这种经过主动选择而形成的的杂合，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它一方面瓦解了宗主国和殖民地，或西方强势文化与第三世界弱势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为处弱势的文化逃脱殖民或西方权威的压迫提供了一条生路，另一方面也使西方或宗主国的居民感受到自己语言文化的异质性，在自己的文化中不断迷失。这样杂合又成了使“西方地方化”（provincialize the West）的一种手段。
翻译学者们也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但他们的探讨已触及了杂合问题的许多方面。对这个问题提到最多的是研究后殖民翻译理论的那些学者。他们注意到了杂合的语言文化与翻译的紧密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多语杂合文本对翻译构成了挑战，如有学者就指出，“那些经常被称作‘杂合”或‘混种’的后殖民文本，……对能够被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外语’文本这种观念形成了挑战”；（韩子满，2005：13）二是翻译可以产生杂合，而且这杂合还有着积极的意义，因为“在殖民和后殖民情境中，由翻译释放出来的杂合的确可以超越霸权主义的价值观，使这些价值观受各种地方变体的影响”；（Venuti，1998：178）三是杂合的语言文化对翻译实践有影响，如有人就认为，“巴巴有关杂合的详尽论述对第一世界的译者们有强制性的启示”。（转引自韩子满，2005：14）也就是说，西方霸权文化中的译者应该借鉴杂合颠覆权威的功能，在自己的译文中多保留一些源语/文化的成分。
总之，杂合的含义在各学科其实都差不多，指的都是多个具有不同特点的事物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新事物。这种新事物不仅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而且还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三、“杂合”——抵抗强势的手段
殖民地可以通过“杂合化”颠覆殖民文化的霸权地位。杂合并不是在殖民活动中或后殖民过程中才出现的，由于杂合化是文化的重要特征，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不平衡会加剧文化杂合，从而对弱势文化造成强烈的冲击。从总的情况来看，各文化的输入和输出是极不平衡的，英美等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上长期居于中心地位，从文化角度而言势力是最强大的，在世界上无疑也占据了主导地位，因而文学作品也被其它文化翻译得最多，而其他文化的输入就少。翻译使东西方语言文化的等级秩序进一步加剧，西方文化的地位则进一步被稳固，而东方文化从而进一步被边缘化，落后、神秘、野蛮的东方形象被进一步合法化，东方文化应有的成就被渐渐忽略和遗忘，失去了本身的价值。西方人心中不合理的观念和看法先入为主；最可悲的是东方人也被同化而产生自卑的心理。其结果是东方人的声音不断被压抑，成为一个“沉默的他者”。东西方文化的杂合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弱势（或殖民地）文化和强势（或宗主国）文化中都有杂合。著名的后殖民主义学者尼南贾纳（Niranjana）呼吁要给翻译重新定位，把翻译当作一个抵抗和转化的场所。而另一位后殖民翻译理论家韦努蒂（Venuti）也认为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翻译活动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流，存在着文化霸权主义，他指出归化的翻译策略与文化霸权相联系，号召译者采取抵抗式的翻译策略，强调英语译者借用处于边缘、弱势地位的语言和文化形式，采用异化的翻译方法，标新立异，挑战和修改人们普遍接受的规范，阐述自己的不同意见。并无绝对的归化和异化之分，只是杂合的程度不同，所以杂合似乎为弱势文化逃脱强势文化的压迫和殖民文化的控制提供了一条更好的出路。 在后殖民语境下，不管是客观形势造成的杂合，还是经过主动选择的杂合，杂合过程对瓦解宗主国与殖民地，或西方强势文化与第三世界弱势文化之间的对立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弱势文化可以通过“杂合”改写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地位，使西方文化“地方化”。第三世界译者应能动地承担起让西方世界了解真正的东方而不是殖民体系下建构出来的“东方”的历史重任。在尊重他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译者尽力做的就是大量翻译或重译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众所周知文化本无优劣之分，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文化交流只有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进行，才能称为真正意义的文化交流。对广大第三世界和东方学者而言，在面对强势文化时要有高度的民族自信心，翻译西方文本时不一定要亦步亦趋，采取杂合的“适度”和“忠实”策略，既保留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又以批判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要让西方世界了解真正的东方，让他们认识到第三世界国家同样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正在创造着多姿多彩的文化，从而消解“西方”这一中心，建立起文化多元主义。
不仅如此，杂合的译文对译入语语言、文化、文学的发展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其源源不断地输入新鲜的养分，从而促进其不断发展。杂合译文中所包含的很多异质性成分最终都会被译入语文化所吸收，并有可能成为大变革的导火索。这在一些处于弱势的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近代以来中国在语言、文化、文学方面发生的重大变革，有很多就是由杂合的译文引起的。如文体的变革很多就来自杂合译文所引进的新文体。读者通过杂合译文则可以增加对其他文化的了解，开阔自己的视野。这就是杂合对于文学翻译的积极意义。
四、结论
翻译是文化之间交流的媒介，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中的“杂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翻译研究的新视角。杂合是翻译的必然结果，杂合的译文往往是对目的语语言的优化；还如巴巴所指出的，“杂合化”更是对殖民地对殖民文化的霸权地位进行颠覆的一种策略。殖民文化和被殖民文化在殖民历史中杂合，从而建立起一个模糊、“发声的第三空间”。经过杂合化了的第三空间，可以动摇关于“霸权”、“始源”的信念，从而最终瓦解帝国主义话语提出其优越性声明的基础本身。所以只有把“杂合”思想运用到翻译理论与实践及文化构建中去，我们的文化才不会遭到“殖民化”，而且会走向新的辉煌。
参考文献：
[1]Bakhtin， Mikhail.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M].trans.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squist.Austin，TX：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
[2]Bhabha， Homi K..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
[3]Simpson &Werner.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M].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
[4]Venuti， Lawrence.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C].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120-138.
[5]Venuti. Lawrence.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8.
[6]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Z].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7]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Z].白春仁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8]韩子满. 文学翻译杂合研究.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9]余美.文化杂合与失衡背景下的翻译[J].上海大学学报，2005，（1）
作者简介：
陈霜（1977-），女，江苏徐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与外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