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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力 安徽人,居深圳。工程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深圳作家协会副主席,吉首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2001年开始写小说,出版《跳槽》《商场官场》《高位出局》《职业经理人手记》《为女老板打工》等长篇小说三十余部。荣获2007年度中国书业最佳商业图书·新人奖,2013年第六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奖。
1
有家上市公司在《深圳特区报》登招聘广告,很大,很夸张,正版套红。
感觉他们很浪费。登个招聘广告用不着那么大版面,四分之一足矣。要是我们创业中心能像他们这样做广告,没准我们的新产品早就推广开了,那么,总经理李卫就不用回美国,我这个总助也不需要出来应聘了。
但是,最终吸引我去的,正是这种“浪费”。因为我从“浪费”看出他们很有钱,因此也就认为该公司很有实力。李卫的黯然离去让我顿悟:我们虽然都称“某总”,但本质上仍然是打工的,既然打工,当然要考虑老板的实力,没实力,老板连发工资都困难,不跳槽怎么办?
应聘者来自全国各地。竞争相当激烈。但我居然被录用了。与我一起被录用的另外两个分别来自最高检和中国人民银行。他们来头比我大,在原单位的级别也比我高。我在北京有色院是“光头”工程师,而在深圳科技园的一切都不作数。连总经理李卫都不作数,我作为他的助理能作什么數?而那两个人在最高检和央行分别是正科级和副处级,看着就像领导。我能与他们一起被录用,除了一大堆论文和获奖证书,最关键的是我临时抱佛脚,抢在面试之前看了两本关于公司上市和资本运作的书。
递交应聘资料后,我直接到书店挑书。就是深南大道地王大厦对面的“深圳书城”。
其实不能说“挑”,只能说“找”。因为当时这类书很少,好像只有两本,全部被我买了。
在中巴上我就看起来。但不能仔细看,否则头晕。彼时深南大道正在拓宽,竹子林一带还在拉直,华侨城大坡正在铲平,因此道路极不平坦,上下颠簸左右摇摆,在车上仅仅看看目录浏览大概,回到住所才仔细阅读。幸亏我小时候被关在图书室里实在无聊看过一大堆工程技术书籍,如今看不懂的内容也能硬看下去,现炒现卖,居然脱颖而出。
第一关是资料审核。我通过。
第二关是笔试,在进入考场前,突然有女声叫“丁总”。我没意识到是叫我,因为我对这个称呼还不习惯,以为考官中的某位老总恰好也姓丁,是我宗亲,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怎么与该“丁总”套近乎。
女声由远及近,我才反应过来。
“我管青啊。”她热情地说。
管青?
想起来了。是被我忽悠进科技园的靓女之一。但管青好像没几天就自动消失了,所以印象不深。
管青很热情,我却有一种被当众揭穿的难堪。单位“老总”也出来应聘,不丢人吗?更怕她当众骂我骗子。
谢天谢地,管青没有当众揭穿我,甚至没有跟我提及科技园和创业中心。我暗暗感激她。产生愧疚感。想帮她。打算把自己临时抱佛脚读的两本书快速灌输给她,让她也顺利通过这一关。但人脑不是电脑,哪里能在几分钟之内灌输两本书?尽力而为吧。我抓紧时间告诉管青什么是股份制,什么是股份有限公司,什么是上市公司,以及企业的本质是盈利机构,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的区别等。本以为她根本听不懂,谁知管青听了笑,说这些她知道。
知道?
我问她学什么专业的。管青回答工商管理。
那一刻,我才醒悟自己招聘的时候多么急功近利。女人只看脸蛋,男人光看学历,连她们所学专业都没搞清楚。之后见到学长鲍艾生,说起这件事,他居然说没错啊,招聘人才,女人当然看是不是讨人喜欢,男人看学历是不是显赫了。
鲍艾生是我同专业的高一届学长,我是七七级,他是最后一届工农兵,但他学习成绩相当突出,毕业后考上研究生,如今在一国企当老总。
2
最后一关是面试。
因为看了《资本运营》和《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分析》,所以我脱颖而出。
考官问:“既然你在科技园当总经理助理当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跳槽?”
我心里想好个屁!嘴上却回答:“我从北京来深圳,就是向往这里的市场经济制度与环境。没想到深圳科技园仍然沿用计划经济运作方式,我连给产品做广告和给业务员提成的权力都没有,蛮失望,所以希望换个新环境。最好能来上市公司。因为这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式,没有‘上级’,以资本大小决定话语权,我觉得这是中国企业未来改革的方向。所以我十分向往贵公司。希望各位考官能给机会。谢谢!”
考官之间相互看了一眼,有个不易察觉的轻微点头动作,然后问我对本公司的未来发展有什么建议,还鼓励我大胆畅想,不要怕。
我当然不怕,面试官阵势虽然庞大,但肯定不比我在北戴河做学术报告面对的听众水平高。略微思考一下,我说:“做什么生意也不如直接做‘上市公司’本身。建议充分利用本集团在资本市场的成功经验和资本优势及人脉关系,大力参股甚至‘制造’新的上市公司。除了一本万利,将来还可以进行关联交易,在资本市场采取联合行动,收获实体经济无法比拟的超额回报和社会影响。”
我说得头头是道,其实是虚的。毕竟只看了书本,毫无实战经验。没想到他们竟然认为我对股份制与资本运作有深刻理解,因此录用,安排在董事局负责与证券和资本运作相关的工作。
彼时上市公司稀罕,能被录用我相当高兴,不禁想起了上次笔试遇到的靓女管青,后悔当时只顾灌输而没有来得及留下联系方式,估计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她了,竟有些失落。谁知上班之后才发觉管青也被录用了。只不过她录用的是普通员工,我是所谓高层,面试的时间和地点不同罢了。
来自央行的付道海被任命为集团财务总监,来自最高检的郑齐国任法律室主任,我的职位相当于董事会秘书。但彼时《上市公司章程指导》还未颁布,人们不认为董秘属于上市公司的核心高管,觉得董秘与普通秘书差不多,是低层职员,但我应聘的是高管,他们没理由对我降格使用,所以就安排我做董事局办公室主任。既然是主任,就意味着与财务总监和法律室主任平起平坐,也属于“高层”了。 上市公司确实有钱,除了招聘广告采用整版套红,机构设置也尽量就大不就小。比如通常意义上的董事会在我们集团被叫成“董事局”。我之前对上市公司的全部了解仅限于《资本运营》和《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分析》,而这两本书中并没有出现“董事局”的说法。在我的见识里,“局”是政府机构,如公安局、税务局、城建局、司法局等,哪想到企業内部还有一个“局”?如此,企业不是比政府高一级了吗?
通过查资料和多方打听终于明白,“董事局”称呼来源于香港,因为香港有上市公司把董事会的日常机构称“董事局”,所以我们也这样设置。
既然是董事局,那么董事长就该叫“局长”,可这一称呼显然与公安局局长、工商局局长冲突,有“犯上”之嫌,再说如今“局长”太多,不稀罕且极易混淆,所以就干脆把董事长称作“董事局主席”。听上去确实比“董事长”高一级。就我自己来说,在职场生涯的相当一个时期内,凡见到“董事局主席”的,就条件反射地认为对方是一家大企业,反之则认为是小公司。直到有一天,接到某皮包公司的小老板呈递的“董事局主席”名片,才改变认知。
高配置的直接的好处是高薪水。在科技园,我每月给老婆的“高额汇款”是五百元人民币,到上市公司后,每月三千。老婆因此再不嘀咕我去美国了,我的心理负担和压力顿时减轻。走在深圳的马路上,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却有焕然一新的快乐。
星期天,我忍不住再去“贵族学校”看看。就当是儿子已经在那里上学,我是去看儿子。
中巴路过科技园,居然有一种回到故乡的感觉。有些惆怅,甚至后悔,想着自己如果胆子大一点,接替李卫当创业中心总经理,没准已经渡过难关。又一想,渡过难关又怎样?我每月给老婆的汇款能从五百一下子变成三千吗?
过了科技园就是南头关,离西乡不远了。我仿佛已经看见“贵族学校”,甚至看见我儿子了。只嫌车子太慢,恨不能下车自己跑。
到了“贵族学校”,仿佛一瓢凉水从头泼到脚。因为,入学费已经从五万元涨到八万元。
这才几个月啊,难道他们平均每月涨一万?照这个涨法,我儿子一辈子也成不了“贵族”。
回来的时候感觉路途漫长,不要说回到罗湖,仅仅从西乡到南头关,来的时候一眨眼,回去的时候怎么半天都没到?头晕,感觉要吐,赶紧喊“咬捞”,申请下车。
倒没真吐。立在路边喘气,吸入的全是汽车尾气。一辆辆大车小车呼啸而过,急吼吼奔向特区。掀起的风似要把我吹倒。忽然冒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感慨。我当然不是刘禹锡,但也不甘心做沉舟和病树,虽然不能让儿子成为“贵族”,但也好过去美国洗盘子,也比在有色院不死不活强,毕竟,收入提高了嘛。
3
上市公司也称“公众公司”,就是“大家的公司”。这点,我在应聘备考阶段就从书本上获悉。所谓股份有限公司,就是把公司的股权等量分割,比如分割成一亿的股份,然后由公众去认购这些股权。某人买了一万股,他就拥有公司万分之一的股权,获得参与公司万分之一的决策权和收益分红的权利。这非常公平合理。出多少钱,说多大话,分多少利。我面试时说自己十分向往上市公司,是心里话。我确实认为股份制的设计顺应人性。在有色院的时候我就发现,同时买的自行车,一年之后,私人的自行车还是新的,公家的车已经不能骑了。这不是具体哪个人觉悟的问题,而是人性的必然。就说我自己,骑自己的车见到油污一定绕开走,甚至下车把车提过去,如果是公家的车,才不管那么多呢,呼啦一下冲过去。这就是人性。国有企业为什么搞不好?因为企业是公家的,私营企业虽然好,但改革开放之初私人资本有限,单独一个人做不了大项目,比如开发一个楼盘,就是当时著名的“傻子瓜子”大王年广久,估计也承担不起。怎么办?只能大家合伙。股份制就是规范化的“合伙”。既然是合伙做事,当然谁出的钱多谁说了算,这样才合理。
但是,规范是外国人设计的,用到中国就水土不服。譬如认购股份,公众必须用真金白银,而发起设立的法人机构则可以用所谓的资产入股。资产的价值由评估公司说了算,而评估费用按估值大小收取,他们当然希望评估值越大越好。于是,发起机构与评估机构达成默契,共同把资产放大,形成漏洞。股份制推行之初先试点,本意虽好,却造成上市指标成了稀缺资源,因为供不应求,股价被炒上天。那年月谁能搞到原始股就等于中头彩,有人趁机把一些根本不具备上市条件的公司包装成股份有限公司,还正儿八经印制股票,溢价“内部认购”,老百姓托关系走后门花高价买来这些“原始股”,最后成为废纸。
我们集团倒没有经此遭遇,我们是货真价实的“公众公司”,比后来蜂拥而至由老国企改制过来一股独大的上市公司更加接近设计者的初衷。不过,正因如此,又引发新的问题:大家都是散户,谁说了算呢?
我们老板其实并未控股,甚至在前十大股东中都没有出现他的名字,他是通过职工内部股的委托而成为董事局主席的,因此,老板的执政地位岌岌可危,本公司的控制权之争始终存在。因为每位董事都代表各自的利益,所以董事局内部斗争错综复杂。我作为董事局办公室主任,正好处于各种斗争的交汇点。
必须有立场。坚持中庸就被认为是“庸才”。上市公司不养闲人,集团高层更容不下庸才。但有立场就有对立面,就必须做好四面树敌的思想准备。
忽然发觉高薪不是白给的,既然拿了内地“光头工程师”十倍的工资,就必须付出十倍的努力做出十倍的贡献。
不懂可以学。我擅长的学习方式是看书,但没有这方面的书。当然,我也没认真找,觉得那样做太书生气,要想“参与斗争”,就不能书生意气。
我的动机很卑贱,好不容易谋得一个高薪职位,决不能轻易丢掉。
可以向人学习。首先向郑齐国和付道海学习。因为他们是我的同类,有参考性。
这两位舍弃最高检和央行的职位来深圳,估计原因与我差不多。也是不安分,或在原单位遭遇什么挫折,以为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出来闯闯。谁知跳出围城之后才发现深圳并非理想国,上市公司更不是一片净土,但后悔已经来不及,没脸再走回头路,回去也没有自己的位置,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眼下,他们的心态应该与我相似,先保住位置再说,因为收入高,起码有一个安慰老婆和自我安慰的理由。 我按照职场礼节主动拜访他们。
或许他们也想拜访我,但董事局办公室在顶层,无特别蒙召,谁敢到这里串门?我下去相对方便,作为董事局办公室主任,别人还以为我是传达老板的重要指示,或代表老板下来巡视。这就是在最高领导身边工作的好处,即便不敢假传圣旨,起码也能狐假虎威。难怪曹操当年把落魄的献帝看得比宝贵的玉玺重要。
我事先做了铺垫,二位来董事局开会或上来汇报工作的时候,我都尽量用语言或眼神与他们打招呼,意在表达我对他们另眼相看,以防我突然造访搞得他们诧异。
4
我先拜访法律室主任郑齐国。
郑年长于我。十分沉稳并有分寸。我一露面,他马上站起来,让正在讨论或汇报工作的两个手下先出去,他专门陪我在沙发上并排坐下。
寒暄之后,郑感叹:“没想到集团会有这么多烫山芋。”
口气完全是知心朋友之间推心置腹,丝毫没有抱怨和诉苦的意思。
我立刻意识到他不仅把我当兄弟,更把我当成了老板的耳目。
我顺着他的话说:“那当然,树大招风嘛,很多人把上市公司当唐僧肉,都想来咬一口。我们董事局办公室快成专业防骗机构了,几乎每天都有人来送钱。”
他说:“可有些错误本可以避免的。”
我警觉了一下,但不露声色,鼓励他说。
他说:“比如多元化,集团下面的子公司孙公司多如牛毛,不是臭虫就是蚂蟥,叮在集团公司身上吸血,想甩都甩不掉,当初的合同不规范,如今对我们很不利。”
我说:“尽力而为吧,好在主席知道这些麻烦不是你惹的。做得好,是你的功劳,做不好也不是你的错。”
郑齐国苦笑了一下,说:“做得好也未必有功,做不好肯定罪过。”
我说:“要相信老板,主席虽然没上过大学,但肯定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心里明白得很,有些话故意说得严厉,是怕你懈怠,万一真没做好,也一定不会怪罪你。”
郑看着我,有点发愣,似猜测这话是我的意思,还是老板的意思。
当然是我的意思,老板肯定不会这么说。而且我的意思也没任何根据,只是按常理推测安慰仁兄而已。
仁兄似获得安慰,不再纠结臭虫与蚂蟥,说还有比这更棘手的麻烦。
我问什么麻烦。
他说:“公司正在开发和已经完成的地产项目,许多手续不全,房子做好了,甚至卖出去了,房产证却办不下來,业主怨气很大,经常闹事。香港的业主文明,不闹,但维权意识更强,请律师打官司,更麻烦。”
我说:“手续可以补办呀。”
他说:“一直在补办。我们对外就是这么说的。”
“事实呢?”我问。
“事实是补办需要补缴更多的税费,老板哪里舍得?一方面敦促我们尽快落实补办,另一方面又不给钱,让我们怎么办?”
我说:“不会吧?公司挺有钱啊。”
我想起我们漂亮的写字楼,想起公司规定高层管理人员出差必须入住当地最好的酒店,想起我们对外大笔赞助和造势活动,怎么会没钱呢?
郑齐国似不解地看着我,但他没有声辩,仿佛是尽量不冒犯我的观点,然后说,可能是老板心里不平衡吧。如果补办,费用比当初高许多。因为税费的标准提高了,现在补办手续要按目前的标准。
我理解。如果按当初的标准,可以,但必须补缴滞纳金,通常是每天万分之五,累计起来更吓人。
在郑齐国主任看来,按照眼下的税费标准补办手续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老板希望按当初的标准补办,又不愿意支付滞纳金,法律室做不到,所以压力山大。
“这还不是最棘手的。”郑齐国说,“有些房产永远办不了房产证。”
“啊?”我吃惊,“违建?”
郑摇摇头。
“那是什么?”我问。当时还没有“小产权房”的概念,我想象不出除了违建还有什么房子永远办不了房产证。
“军产房。”他说,“就是在军事用地上盖的商品房。”
“军事用地还能建商品房?”我几乎是叫着问。
郑齐国倒没吃惊,相反,他笑了。
我还是没明白,希望他说清楚。但仁兄不说了。可能是他不想这些对公司不利的话从他嘴巴里说出来,也有可能是他自己也说不准确。郑齐国最后说:“有机会你自己去看看吧,看看就明白了。”
我没有照郑齐国说的“自己去看看”。主要不想兴师动众。如果我去看看,必须叫车。不叫车,我也找不到地方啊。连打出租车都说不清去哪里。所以,如果要去看看就只能叫车。我们董事局有全集团最好的车,但董事局的车并不归我这个办公室主任管,这些车是专门为老板服务的,其他人包括我如果用车则必须另外向行政办申请。我的职位高于行政办主任,高层能向低层开口“申请”吗?当然,如果我真的申请,只需一个内线电话,甚至都不要我自己填写用车单,他们肯定立刻派车,但下来之后,司机肯定会好奇地盘问,问我要车去哪里,去做什么事情。如果他们获悉我是去“视察”公司地产项目,那么,分管地产的副总裁会怎么想?地产公司老总会怎么看?由于地产开发是本集团的主营业务,所以那两位也是集团的高层,他们没准因为我的突然“视察”而怀疑老板对他们不放心。我这不是无事生非没事找事吗?
我想查阅资料。这是我所擅长和习惯的做法。但本集团却没有资料室。甚至,连报刊室都没有。那么,相关的资料会保存在哪里呢?我不便公开问,只能瞅准时机假装不经意地问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得到的答复是:各部门自己保管。可我不可能跑到地产公司去调阅这些资料。如果那样,还不如直接叫车去工地了,或干脆把地产公司老总叫来当面问问。但我相信,集团总部应该有重要合同原件备份。同样,经假装不经意打听,获悉这些资料就保存在董事局办公室。归我管。
归我管?我怎么不知道?幸亏我用非正式方式打听,如果正式询问,不是要闹出天大的笑话来吗? 可是,整个董事局办公室并没有资料室啊。
按说这个问题很简单,直接问一下我手下的人就可以。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理论上我手下有三个人。一个是老板的专职秘书,坐在老板办公室的外间,说起来归我管,实际上他只对老板负责,我根本管不了,也不敢管。另外两个属董事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坐在我办公室的外间,明显是我的部下,但这两位是老板的同乡,学历比我高,分别是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硕士毕业,来公司的时间也比我长,熬了这么多年没混上高层,却让我当了主任,心里不服是肯定的,嘴上虽然没说任何话,但看我的眼神不对劲。我作为他们的上级,甚至不知道该与他们怎么相处。肯定不想得罪他们,但也不能刻意与他们改善关系,那样显得心虚且容易滋生他们得寸进尺的情绪,只能尽量与他们保持距离,不卑不亢,注意分寸,逮着机会,能照顾就尽量照顾他们一下,卖个人情。可眼下并没有卖人情的机会,他们没有任何事求我,我只能不招惹他们,当然不会询问他们相关资料存在哪里。
我决定先放一放,冷处理。说不定放着放着,就出现转机。我决定先去拜访财务总监付道海,像拜访法律室的郑齐国一样与付道海聊聊,说不定聊着聊着,就自然把心中的疑惑打开。
5
我一出电梯,管青就立刻“丁总丁总”地叫着跑过来,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与她的特殊关系。
说实话,我不习惯甚至不喜欢管青的这种做派,放在往日,说不定给她一个冷脸,但我在顶层“冷藏”了多日,今天突然遭遇阳光,尽管感到灼热,却也禁不住春暖花开。干脆对她说:“走,带我去见你们主任。”
管青的办公室在电梯口,付道海的办公室在最里面,管青一边领着我走一边向我介绍:资金部、财务部、预算部、结算部……没想到付道海手下管着这么多部门,我顿时理解这些天自己为什么不爽了,因为郑齐国和付道海手下都有兵,而我说起来也是高层,并且看上去职位更高于他们,但我手下没有部门,职位再高,也相当于光杆司令,下面没有“腿”,是空的,心自然是悬的。爽不了。
这种感觉在郑齐国那里还不明显,到了付道海这里经管青一灿烂,显山露水了。
绕了半个圈,终于来到付道海的办公室。与郑齐国的有礼有节不一样,付道海热情奔放。这从他脸上的表情和夸张的肢体动作就能看出来。他对我的态度不像是同僚,也不像是对上级,而像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老同学或损友。他握住我的手不放,另一只手也没闲着,在我的手臂上拍拍打打,很兴奋。
对,是兴奋。付道海见到我就是很兴奋的样子,不像郑齐国那样太有分寸中规中矩。
我高兴,这才像自己人嘛。
管青帮我们张罗了茶水,自觉地告辞了。她一走,付道海就问:“你们之前认识?”
我进一步感觉他的真实与自然,估计换成郑齐国,是不会这么问的。于是笑着回答:“是。在科技园同事几天。”
“哪个科技园?”付道海问。
“深圳科技园啊。”我说,“还有哪个科技园?”
“你不是从北京来的吗?”他问。
“是。”我说,“是从北京来的。北京有色金属设计研究院。但我离开北京来深圳先在科技园干了几个月,然后才来这里的。”
他“哦”了一下,问:“你是学工科的?”
我说:“是,有色金属冶炼专业。”
他说:“那你在科技园不是很好吗?刚才听管青喊你‘丁总’,你在科技园当老总?”
“总经理助理。”我说。
“那也不错啊。”他说。
我想说是不错,但就是工资太低。但临到出口,却说:“那只是表面,其实不怎么样,否则我也不会跳槽了。”
付道海表情严肃了一些,声音也随之降低不少,估计是怕旁人听见,说:“一样,我们集团不也一样吗?表面风光,其实……”
正说着,有人敲门。
门是开着的,所谓敲门,就是来人立在门口伸出一只手在敞开的门上象征性地拍打几下。
是位中年女人。也不到中年,三十多岁吧,但在集团总部清一色青春靓丽的女孩中,显得“中年”。
女人先是抱歉地对我笑笑,算打招呼,然后对付道海扬扬手中的一沓纸,声音不高却眼睛睁得很大口型明显地说:“这个等你签。”
“很急吗?”付道海问。
女人大幅度地点点头。
付道海对我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动作,示意女人把单据拿过来。
这可不是一份单据,而是一大沓,如果一张一张仔细看认真签,没十分钟不行。
我不能要求财务总监馬马虎虎地看,潦潦草草地签,于是对付道海说:“这样,你先忙,我们下次再聊。”
付道海略微思索了一下,说:“下班我请你吃饭。”
我差点就说好。感觉付道海与郑齐国不一样,真想与他吃顿饭好好聊聊,但如果那样,我就太刻意了,搞得好像我真有什么事情找他了。不行,我必须表现出其实没有什么事就是随便走走的样子,于是说:“不行啊,谁知道老板有什么应酬?下次吧,下次我做东。”
付道海说还是他做东。我说一样。
真一样,到我们这层次的人,谁还在乎一顿饭啊?只是想聊聊。
中年女人等在那里,我不能耽误人家的工作,赶紧走。
付道海坚持把我送到电梯口,挥手告别。
本来就在楼上楼下,却搞得像千里送客。
6
其实老板当日不在公司,下班后即使有应酬也不一定叫上我。虽然我是董事局办公室主任,是离老板最近的所谓高层,但好像不是老板圈子里面的人。老板的圈子基本上是他老乡潮州人,他们在一起说家乡话我根本听不懂。但潮州人比上海人谦虚,上海人在一起只说上海话,才不管旁人是不是能听懂呢,而潮州人在一起,只要其中有像我这样说普通话的,他们就尽量说普通话,所以,我还是不参加他们的应酬为好,免得老板费劲说普通话难受。 回到住所,面对空空荡荡的三房两厅,心里也空落落的。这是我当时住过的最大最好的房子,常常感觉过分浪费而于心不安。但这是上市公司给高管的待遇,免费,我即使申请换一套小房子,公司也不退我钱,搞得其他同僚不好做人。浪费就浪费吧,我不就是冲着他们的“浪费”才来的嘛。
真希望老婆带着儿子立刻过来。住这么大的房子,儿子可以撒开跑,老婆一定很开心吧?想起老婆开心的样子,寂静的夜晚感受到温暖的光。
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我于是想起了“近水”。“近水”就是管青。因为只有管青才是眼下唯一有可能与我亲近的异性。
可能吗?
可能。虽然女人对男人的热情并不表示她爱你,更不表示她愿意跟你上床,但至少表明她不反感你。像管青这样的靓女,有资格任性,如果她讨厌我,不可能一直装着对我那么热情,那么……我想立刻给管青打电话,问她在干吗,要不要一起出来吃夜宵。估计她接到我的电话会高兴。白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那么热烈地待我,这时候接到我的电话一定同样大呼小叫,生怕旁人不晓得她有一个集团高层的朋友。
算了吧。女人善变,即便接到电话欢天喜地与我出来吃夜宵,也未必愿意跟我回宿舍,来宿舍也不肯定情愿与我上床,上床了或许更麻烦。这傻靓女,如果上了床,没准明早能挽着我的手去写字楼,想甩都甩不掉,后果更糟糕。
打住。赶紧打住。千万不要刚刚温饱就迫不及待思淫欲。要有定力。要经得起考验。要有“高层”的样子。
我强迫自己投入工作。斜靠在床上看一份份招股说明书。
又有一批公司拿到了上市指标准备上市了。其实他们根本不需要做任何招股说明,只要能上市,哪怕是狗屁公司,股票也立刻被一抢而空。这几天在搞新股抽签,居然引起群体事件,老百姓为了争一张抽签表就能你死我活,何况原始股呢。但我手上的这些说明书不是已经拿到上市指标的公司,而是还没有拿到上市指标的公司。因此风险很大,需要仔细研究。
说实话,从资料上判断不出它们是将来有可能上市的公司还是根本不可能上市的公司,抑或就是骗子公司。因为,越是行骗的公司,材料印制越是精美。但我仍然要看,这是我的工作。
我的思路很清晰:先熟读他们的招股说明书,然后当面或打电话询问,三问两问,就能发现其中的破绽。如果在一份材料中连续发现两处破绽,就能基本肯定这家公司不靠谱。
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不用打电话更不用当面询问,仅仅从印制精美的资料本身就能找出漏洞,直接排除掉。
忽然理解老板很有眼光,我可能最适合做此项工作。打算上市的公司涉及各行各业,除了我,还有哪位从小就碰巧看过一个图书馆工程技术书籍能了解那么多不相关的行业?关键是我对任何文字都不排斥,完全不懂的内容也能看得下去。又想,其实我这岗位并不需要主任,专员就可以,之所以安排我当主任,一是因为这项工作非常重要,能胜任的人很少,不给高层的待遇招不到合适的人。另一方面,必须赋予我否决权,不当主任,哪里能有否决权?
我这么一边想一边看,渐渐从“近水”中摆脱出来,进入正经的工作状态。
突然,有份招股说明书让我眼前一亮。公司的名字叫“金灿”,是从一家国有金矿和黄金冶炼厂改制过来的,与我所学专业对口。打开材料,天呀,公司法人代表居然是鲍艾生。肯定是我那位学长,同名同姓还同专业,错不了。我恨不能立刻给他打电话。但资料上留下的是座机号码,估计这时候就是打过去,鲍艾生也不会正好在电话旁边。哪有国企老总大半夜守值班电话的?只能忍到明天再说。
7
召开集团高层会议而不是召集董事会,是老板的谋略。由于董事代表各大股东的利益,与老板并非全部一条心,所以遇上重大决策,老板总是绕开董事会而召开所谓的集团高层会议,因为高层都是老板钦点的,能与他保持一致。
这样的“擦边球”会议不能经常召开,一旦召开,就集中讨论许多重大问题。这次讨论的问题包括法律室主任郑齐国事先对我说到的“臭虫与蚂蟥”和“军产房”问题,也包括我分管的股权投资问题。
我对其他问题兴趣不大,基本上是老板支持的我就支持,老板反对的估计也上不了会。
大家的心态与我差不多,说起来是讨论,其实是看老板脸色。所谓的发言,也是唱赞歌。我没有那么浅薄,没跟着唱赞歌, 也就没说话。虽然睁着眼睛,但与打瞌睡差不多,只是轮到财务总监付道海汇报的时候,我才提起兴趣。一方面,他是我的同类,另一方面,他说到公司成立资金部,招聘一批公关能力很强的靓女,专门对口与各大银行分管信贷的副行长和信贷部负责人打交道,效果不错,最近几笔到期贷款展期工作顺利。我立刻想到管青,難怪管青能被集团录用呢,原来所谓的资金部其实是做金融公关的。
老板听了付道海的汇报点头赞许。这样的汇报当然不需要讨论,大家齐声叫好就可以。但我却暗暗吃惊,上市公司这么有钱还要贷款吗?而且从付道海的口气看,贷款量很大。难怪郑齐国抱怨老板不愿意拿钱解决“臭虫与蚂蟥”和“军产房”问题,看来集团的财务状况不如外表那么光鲜。
正想着,轮到郑齐国发言。
他主张快刀斩乱麻,集团公司宁可经济上吃点亏,也不要这样拖而不决。既然我们当初签了不利的合同,就应该勇于承担后果,拖是拖不过去的,越拖问题越多,麻烦越大,不如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趁早花钱一刀切。
因为是郑齐国发言,所以我听得非常认真,并观察大家特别是老板的反应。
老板脸上无表情,也不看大家,仿佛现在轮到老板睁眼打瞌睡了。
老板态度不明确,大家就不好表态,无人附和,会场气氛显得沉闷。
我是赞同郑齐国的,不仅仅是我与他同期招聘进来而视为自己人,更主要是我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但我毕竟是新人,大家都不表态的时候,我不能抢着发言。
沉寂了一会儿,终于有人咳嗽。会场的空气被搅动了一下,激活了气氛。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说不能动不动就用钱解决问题,不能助长光脚汉的坏习惯。 老板仍然没说话,但眼睛珠子开始转。
接着,有人提出负责制,说这些于我不利的合同当初是谁签的,就由谁负责擦屁股。
不文明的比喻引起笑声,连老板都笑了一下,分不清老板是赞同负责制而笑,还是仅仅听了“擦屁股”觉得好笑。
因为有不同意见,更因为老板的态度不明朗,所以该话题讨论的时间比较长,不少人发言,基本上都是否定意见。我意识到自己该发言了,但我的意见是支持郑齐国,所以不敢轻易出口。我鼓励自己,要相信老板是个聪明人,也希望听到不同声音,否则还“讨论”什么?我觉得在无伤大雅的议题上自己偶尔发出一点杂音应该不会引起老板很大反感。但既然是“杂音”,就要掌握分寸,既要坚持原则,支持郑齐国的观点,又不要明显与其他人唱反调。我判断老板对郑齐国的意见是不赞成的,只是没有明确罢了。
我在打腹稿,午饭时间到了。老板宣布休会,先吃饭,吃饭之后下午接着讨论。
高级写字楼不允许生火做饭。集团总部的午餐由下属企业代为加工专程送来。自助餐,八菜一汤。
老板有专门的膳食房,也是八个菜,但汤是专门煲的,是那种广东人喜欢喝的老火汤,放了许多名贵的补药。
老板不是一个人单吃。有客人的时候,他与客人一起吃,或与外地分公司回深圳总部请示汇报工作的一把手一起吃。没有客人的时候,老板偶尔也会叫上一两个高层共进午餐。我们刚进公司的时候,三个人蒙召与老板一起吃过一次。
今天老板破例没有进他的专用膳食房,而是与民同乐。几个高层自己取了饭菜之后凑到老板那一桌。我当然不会往上凑,与付道海相视一笑。郑齐国也没往老板桌上凑,但他离我和付道海比较远,也没有与我们交流。
下午继续上午的话题。大多数高层已经在上午发言过了,少数上午没有来得及表态的高层中午也凑到老板的桌子上表达过忠心,下午轮到我发言。
在郑齐国与老板之间,不用掂量我也明白孰重孰轻。但是,我不想被看成马屁精,倒不是为了帮郑齐国,我确实认为从集团公司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考虑,郑齐国的意见值得重视。什么是“上市公司”?除了融资功能,更重要的是规范管理,要不怎么把股份制改造称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郑齐国的意见,从本质上说就是规范管理,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些马屁精土老帽不懂,我也不懂吗?如果我也不懂,老板费那么大劲花那么多钱把我们招聘来干什么?所以,我必须讲真话。当然,肯定郑齐国不一定要否定马屁精,经过一中午的思考,我找到了平衡二者关系的说法。
我说:“关于这个议题,事先我向郑主任了解过情况。上午又听了各位的意见,让我一个新来的人对这个老问题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我的想法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把所有的案子归类,简单明了的,按照郑主任的意见快刀斩乱麻,立刻切割。第二步,稍微有点麻烦的,尽可能协商解决,当初谁牵的线,谁出面协调,双方各退半步,尽量不伤和气把问题解决。第三步,对少数确实属于癞皮狗的‘臭虫’和‘蚂蟥’,我们也不怕,可以先放一放拖一拖。拖了对我们不利,但对他们也未必有利。我相信我们集团公司比他们能拖,拖到最后,说不定他们撑不住了主动求我们和解。总之,我的意见是具体案例具体对待,好解决的先解决,难解决的后解决,最难缠的不如晾一晾,财务部门再不给他们投一分钱,法律部门搜集证据备足材料,准备打官司。我不相信我们一家上市的集团公司斗不过几个‘臭虫’和‘蚂蟥’。”
最后是老板表态。
老板说得比我多,扯得比较远,但最后的意思与我差不多。
我心里暗暗得意,远远看见付道海对我眨眼睛,似称赞我的意思。郑齐国的脸上也有些光亮,不像之前阴沉沉的。但他没有与我对眼神,感觉在刻意回避我。为什么呢?另外,我不明白关于房产证难产这么重大而且亟待解决的问题郑齐国为什么只字不提。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或者是老板特别嘱咐不让他说的?
8
最后一个轮到我汇报。
我做的是关于公司对外股权投资的情况汇报与说明。但我临时做了两项“创新”。一是把材料中所有“股权投資”临时改成“战略投资”。我觉得股权投资是“战略投资”的一种,而我汇报的内容中,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股权投资,还涉及整体并购等问题,所以叫“战略投资”更准确。二是汇报中我把所有对“老板”的称呼一律改成“主席”,因为老板的正式职务就是我们集团“董事局主席”,平常喊“老板”可以,但在这种正式的场合,用“主席”更严谨。另外,“老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东门小商铺的个体户,而“主席”则唤起我们的伟大记忆,孰大孰小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果然,当“主席”的称呼在会场一次又一次不断响起时,会议室的气氛也悄悄地产生一种升腾。最明显的是老板本人,不,应该说是主席本人,他的腰板直了,表情威严了,真像主席了。
关于集团的战略投资,我的基本观点是目标瞄准即将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思路没错,但操作甚难。因为真正即将上市的公司股票根本买不到,送上门的基本上没好货。有些公司说得很好,资料也漂亮,但“即将”几年甚至十几年也没正式上市。最离谱的是海南一家公司,都煞有介事在报纸上刊登招股说明书了,黑市上原始股也被炒到十几元一股,最后也没上市成功。我们老板,不,应该说我们主席,显然有这方面的教训,所以才把我专门招进来把关。
我主张先定原则,也就是定纪律。原则确定之后,任何人都不能违反。包括主席本人。
我知道主席听了这话起初会不高兴,但他很快就能明白我这是在帮他。因为主席是个要面子的人,在搞多元化的时候,有些合作他也感觉不好,但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拒绝,结果不是被“臭虫”咬了一口就是被“蚂蟥”叮上了。我提出定原则表面上限制了主席个人的权力,实际上是帮他把不好意思拒绝的投资婉拒掉。
我相信主席是个聪明人,也是一个能从公司大局考虑的人,他一定能理解并最终支持我的主张。
我主张的原则有三条。第一,任何战略投资都必须上会。可以是董事会,也可以是今天这样的集团高层会,还可以是主席临时召集的专门会议。总之,未经会议讨论不能投资。第二,在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即将上市”的情况下,只能注重对投资标的的行业和背景分析考量,对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可大胆入股,这类机构即使不能上市也有投资价值。对于某些处于垄断行业或稀缺资源类由国企改制过来的股份有限公司,也可以优先考虑。我承认我有私心,这最后一项是我准备专门为投资鲍艾生的金灿公司做铺垫的。第三,杜绝盲目投资,特别杜绝为了扩张而进行的投资和兼并。我认为集团公司眼下的主要任务不是扩张,而是盘活现有的存量资产,降低公司的负债率,提高净资产增长率,为增发创造条件。 我自以为自己的发言水平在前面所有发言者之上,却没想到已经得罪人了,而且得罪的是集团重量级大佬。
大佬与主席同乡,还同姓,估计他们也是同宗本家。关键他是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硬件”不比我差,与老板的私人关系和在集团的资历远在我之上,我这个职位该由他坐。事实上,我来之前,这项工作确实由他分管。
注意,是分管,因为他的职位在主任之上。该大佬是集团党委书记兼集团副总裁。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临界职位”,再高就高过主席了。
其实他是夸大其词了。股份公司的党委书记是虚职,与国企不一样,他的职位其实排在总裁之后。这,难道也是老板舍他用我的原因之一?
我不认识他。我被招聘前后他在上海督导成立华东公司。这次是专程回深圳参加集团高层会议的,因为议题涉及他推荐的一项整体并购项目。
我不知道并购案的来龙去脉,所以,第一关就把它否定了。按说,根本不用上会议讨论,老板可能是考虑到书记的面子,才特意嘱咐我在会议上说一说,并专门把他叫回来,让他当面听听,抑或当面辩辩,这样,得罪人的就不是老板而是我了。
可这些情况当时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集团还有一位党委书记。我当着大佬的面,把这个并购案说得一无是处,就差没说我怀疑向集团推荐该项并购的人是不是拿了对方好处。
该项目的最大“亮点”是净资产负债。就是集团不出一分钱,只按照标的企业的净资产承担相应的债务,这家老国企就全部无偿归我们集团了。
不花一分钱就整体兼并一家县团级的老牌国企进来,那么,我们集团通过兼并不是立刻升格为地市级了?我们的党委书记不是相当于市委书记了?我们集团董事局主席不就相当于市长了吗?
我说:“胡闹!”
第一,这是一家严重亏损企业,已经半年发不出工资了,我们兼并过来,第一件事情不是升格为“地市级”,而是要为上千职工补发工资和退休金,并且以后月月如此,一个月都不能少,一天都不能拖。
第二,虽然兼并的时候一分钱不用掏,但承担了几千万元的债务,报表上资产负债率上升,年终净资产收益率下降,还怎么增发或配股呢?
第三,该企业拖欠银行几个亿借债,现在是国企,通过当地政府协调,银行没找他们麻烦,年年用新贷还旧贷,一旦我们整体并购,对不起,银行马上找上门,我们集团打算帮他们偿还银行几个亿贷款吗?
第四,对外担保……
第五……
我在陈述的时候,党委书记明显坐不住了。起初是喝茶,故意把茶杯与茶杯盖碰得很响,企图含蓄地打断我,但我正说在兴头上,没理会。随后是咳嗽,使劲大声地咳嗽,希望提醒我注意,哪知道我不知趣,照说不误。最后是拍灰,党委书记在自己的大腿和身上拍灰。但我们写字楼很干净,董事局会议室更是一尘不染,而他身上的名牌西装是崭新的,估计是第一次穿,根本没灰。后来,据付道海说,我把集团的“临界人物” 彻底得罪了。
“连杀你的心都有。”
听得我毛骨悚然。
我很后怕。如果我事先知道该项目是“临界人物”负责的,至少我不会那么慷慨激昂,可以用疑问句,不用肯定句。忽然发觉最可怕的祸不是杀人放火,而是自己为出风头和标新立异而故意口无遮拦,假装“正直”和“有水平”。我不能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按付道海所说,老板把我招聘进来就是针对“临界人物”的。我则以为,即便如此,老板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而我自己愿意被人家当枪使,怪谁?
9
我在集团混不下去了。
老板并没有炒我,还提拔我兼任董事局主席助理。表明老板很仗义,更不是一个卸磨殺驴的人。但我自己感觉待不下去了。直到此时,才意识到“临界人物”的影响力。他的高明之处在于,除了会场上碰茶杯、大声咳嗽和在很干净的西装上无中生有地拍灰,自始至终没有与我说过一句话,而且,会议结束立刻飞上海,我连当面解释表示俯首称臣和效忠的机会都没有。然后,书记坐镇上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让整个集团所有的潮州老乡认为新来的丁主任咄咄逼人要整他们潮州帮了。
我哪有这意思?潮州人也没得罪我,我惹他们干什么?再说,老板就是潮州人,我也惹不起啊。但是,谁也没有当面说,大家对我依然客客气气甚至毕恭毕敬的,而我自己却做贼心虚一般地感到不安与恐惧。
周末,我约管青喝早茶。并非打算与她出轨,我现在没心思出轨,只想了解更多的情况。感觉从管青这里或许能听到更真实的声音。如果找郑齐国和付道海,就有点兴师动众了,说不定把他们也牵扯进来。
在广东,“喝茶”与“吃饭”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楚,在我看来,广东人喝茶的过程其实就是“吃饭”过程。区别在于正经的“吃饭”菜品是炒的,而喝茶的菜品大部分是蒸的。分量小,品种多,同样的肚皮容量,喝茶吃的更丰富。
我要了一碗稀饭、一碟菜心和一笼虾饺。对管青说:“尽管点,别客气。”
她真没客气,欢天喜地点了满满一桌。有春卷、开花馍和叉烧包这样的早点,也有凤爪、排骨和猪手这样的大点,还有花生米、蒸芋头、肠粉这样的“中点”。我早上没吃饭,空腹,所以早茶的胃口不错。管青估计头天晚上就没吃,专等着今天享受“免费的早茶”,她居然那么能吃。我不担心钱,一顿早茶无论怎么点也不会让我破产,只担心管青的肚子。怕她吃撑了。早茶连着午餐自不必说,不可能连晚餐也包括吧?我希望她适可而止。若有必要,我可另外再请她吃晚餐。但她不断地吃,我也不能阻止。相反,还提醒她多吃点。
管青“多吃”了不少。但吃得再多,也有停下的时候。这叫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我问她要不要再来点。她打着饱嗝摇头。
我问她怎么样。她说很好吃。
我不是问这个。
等她饱嗝打完了,我再继续问她对集团的感觉怎么样。
她说很好啊,至少比科技园好。
我尴尬地点头,承认集团公司确实比我当初忽悠她们加盟的科技园创业中心好。 “你也很好啊。”管青说,“听说你在高层会议上把书记驳得哑口无言。”
“你也听说了?”我问。
“嘁,谁没听说?”
我一想,也是,资金部全是靓女,哪个靓女背后不站着一个高层?估计这边会议还没结束,那边消息就已经短信发到资金部了。我进一步问:“还听说什么?”
“听说你高升了,成老板助理了。”
“这些都是虚的,”我说,“也不一定涨工资。”
“那不一样,”管青说,“之前都是主任,分不出高低,现在你比其他主任高出半级了。”
“是吗?”我问。心里想,我比郑齐国和付道海高出半截了?我怎么没有感觉到?
“是的。”管青肯定地说。
好吧,就算是吧。可那又怎么样?不还是下面没腿,仍然像光杆司令?忽然想到把管青调上来当我的助理。但这是不可能的,我自己只是助理,哪能再配一个助理?
不过,经管青一说,我感觉好像确实有点变化。比如集团总裁,一个从厅长位置“高台跳水”到集团来的前官员,之前对我不咸不淡,如今见到我明显客气许多。我甚至感觉他多少有点讨好我。或许,是总裁对“临界人物”本来就有看法却不敢惹,这次我帮他出气了,总裁从内心感激我;或许,总裁担心我哪一天会用同样的方式轰他一顿,所以趁早与我拉拉关系,让我嘴下留情。不管哪种情况,反正从表面上看,总裁把我当个“人物”了。
还有我手下的三个兵,老板的专职秘书变化不大,另外两个之前根本没有把我当领导,现在每天早上喊“主任早”了。
我心情被管青说得好了一些。但我请她喝茶的目的不是为了听好话,恰恰相反,我是想听对我不利的话,便于我了解下面真实的反映。于是我直接问管青:“下面有没有对我的负面反映?”
“负面反映?没有啊。都说你很能干,敢说真话,说老板很信任你呀。”管青一边说,一边晃脑袋。
我认真观察了一下,看不出她在故意隐瞒我或敷衍我,于是猜想有两种可能。一是资金部几个靓女没一个是潮州人,圈子不同,所以信息来源不一样,没听到我的负面反映。另一种可能别人以为管青是我的人,所以故意不在她面前说。不管哪种情况,看来我从管青这里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于是推说我还有工作,有一大堆资料要看,早早地分手了。
不完全是推脱,我确实有太多的资料要看。每家公司的资料都像一本书那么厚,我必须一本一本一页一页认真看,今天急于要看的,是鲍艾生金灿股份有限公司的材料。
10
我已经与鲍艾生取得联系。他现在是金灿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该公司的前身是国营金川黄金冶炼厂,最近通过股份制改造,把当地的金矿“捆绑”进来,组成“金灿股份有限公司”,寻求整体上市。公司质地不错,毕竟是金矿嘛,但正因为是金矿,所以才很偏僻,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当地政府还准备从老国企身上拔毛呢,哪里能拿出现金支持金灿?可是,包装是需要成本的,上市更需要花费,没有几千万现金怎么玩得转?所以,必须对外招股,如果能募集几千万现金,凭他们的行业和地缘优势,说不定真能忽悠上市。一旦上市成功,古老的金矿和黄金冶炼厂就能实现整体“腾飞”。
“我们有政策。”鲍艾生电话里面对我说,“如果你们集团愿意以现金入股的方式作为共同发起人,我们对你个人有奖励。”
真的呀?难怪我否决整体并购案像挖了“临界人物”的祖坟,他是不是已经拿了标的公司的好处要吐出来啊?
这事我可不能干,事情做不成,我一分钱好处也不敢拿。
我想缓一缓,不想把事情搞得那么急,于是故意把话题岔开,问他怎么跑到那里当总经理了。
鲍艾生愣了一下,似乎不想谈论这个话题,或者说他根本没打算要谈论这个话题,鲍艾生更关心的是我能不能说服本集团现金入股,成为金灿公司上市的共同发起人。
我理解他的心情,但更知道好事不能忙中取。公司与公司的合作,首先是人与人的合作,我们集团公司是不是入股金灿公司,是以我与鲍艾生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基础。不错,我们是老同学,当年在学校的时候我因为发表论文成为“榜样”而与他结识,我们算老朋友,但自打我毕业他考上研究生之后,双方就再没联系,我不能凭十多年之前的印象和交情说服老板入股金灿公司,起码得叙叙旧,重新联络感情,了解鲍艾生本人和他们公司的现状嘛。
见他没准备,我就先说我自己,算是抛砖引玉吧。
我刚说一个开头,鲍艾生就声称他知道我的情况,因为有色院有许多矿冶学院的校友,最近有色院与他们黄金冶炼厂有一项技术合作,双方有走动,所以他听说了我的一些情况。
我问他具体听说了什么。
鲍艾生笑了一下,说:“你把有色院闹得天翻地覆,大家等着看结果呢,结果,你自己一拍屁股跑了,把大家晾在那里。”
“结果?”我说,“还能有什么结果?成了臭狗屎,混不下去呗。”
“不一定。”鲍艾生说,“听说这次部里在你们院搞民主选举试点,还有人推举你当院长候选人。”
“我?院长候选人?开玩笑吧?”
“不完全是开玩笑,”鲍艾生说,“你当时那样折腾,确实有些老同志反感,但也有许多年轻人心里是支持你甚至佩服你的,只是嘴上不敢说罢了。”
“是吗?”我问。
“是的。”鲍艾生说,“他们还说你跑到深圳混得不错,发大财了。”
“我?发大财了?”我说,“别说发大财了,就是发个小财,我也把老婆孩子接来深圳了。”
“你老婆孩子没跟着来?”他问。
我说是。
他问为什么。
我说因为没发财。
他笑。
我说不要笑,是真話。接着,我就把老婆担心深圳的教学质量不如北京,我想让儿子上“贵族学校”,可又上不起的情况简单说了。
鲍艾生说会好的。 我心里想,确实会好的,如果我能说服老板入股你们金灿股份,你能兑现我的个人奖励,或许就真好了。
突然,我意识到跑题了,我是打算聊聊鲍艾生的,怎么聊着聊着就真聊到我自己身上了?即便抛砖引玉,我这“砖”也太大了,把“玉”都遮挡看不见了。
“不说我了。说说你。你老兄怎么跑到那地方当老总了?”
“我简单,”鲍艾生说,“研究生毕业后,自然不会‘社来社去’了,但第一学历仍然是‘工农兵’,脱不掉,终身制,想进你们有色院这样的好单位得求人,还要看脸色。可家乡却把我当成宝,市长亲自给我写信,我就回来了。”
“你是西北人?”我问。
“你不知道?”他问。
我哪知道?我说:“好的结果说明好的一切。你回家乡是对的。现在,上市公司总经理了。”
他说:“还没上市。”
我说:“指日可待。”
他说:“托你的福。”
我问:“你们都已经完成股份制改造了,我们还能作为共同发起人吗?”
他回答:“可以置换。”
我问是什么意思。
“当地经济落后,”鲍艾生说,“实在找不到有实力的公司作为共同发起人,我们不得不收购一家空壳小公司,包装成有实力的样子,充当共同发起人,相当于自己放血自己喝。等你们一来,立刻替换。”
“可以吗?”我问。
“可以,”他说,“把空壳公司变成你们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就行。”
长见识。我还想进一步讨论细节,鲍艾生说:“当面聊吧。我正好要去深交所,到时候见面好好聊聊。”
也行,不是还有“个人奖励”嘛,电话里面不方便说,当面一并聊清楚吧。
我问他哪天来。
他说下周。
我希望越早越好,不是我心急,而是担心凭我眼下的处境,随时被挤走的样子。
11
第一个离开集团公司的居然不是我,而是法律室主任郑齐国。
郑是悄悄离开的。也可以说是灰溜溜走的。
据付道海说,我把“临界人物”得罪了,而郑齐国却得罪了老板,所以,我虽然感觉到了危险,但还不至于打铺盖卷,郑齐国则立刻走人。
我问他,郑齐国怎么得罪老板了?
付摇头,说他也不知道。
我相信付道海确实不知道。我天天守着老板都不知道,付道海怎么会知道?但是,我又觉得郑齐国的离去似乎有某种必然,别的不说,就说我自己对他的感觉,就不如付道海亲切。也不是说郑齐国有什么不好,只是他性格有点封闭,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显得傲慢且不识好歹。比如在集团高层会议上,只有我一个人替他解围,他好像一点都不领情,甚至连个感激的眼神都不给。就算我心胸宽广不计较,但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我还能为他挺身而出吗?对我如此,对其他人估计也差不多。这样的性格,其实不适合在“阶级斗争”如此激烈的上市公司生存。早走也好。最好能回到最高检。我觉得他这性格或许最适合当一名正直的检察官。可他回得去吗?
鲍艾生来了。
他是住下之后才给我打电话的。
见面时间是晚饭后。地点是他下榻的宾馆房间。
我说请他吃饭。他说不行,已有安排。
我说晚上请他去消费。他犹豫了一下,说还不如房间说话方便。
去了之后才知道,他房间带有小酒吧。
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带小酒吧的客房。
应该很贵吧?
肯定。
但我没有问。问了显得自己太土。尽管我确实很土,却也下意识地掩饰。
我生活在深圳,怎么会比鲍艾生土呢?他那地方不是老少边穷吗?他们公司不是很困难吗?又一想,什么是“土”?穷就是土。我虽然在深圳,但我没钱,连老婆儿子都不能接到身边,哪里敢高消费?所以我土。鲍艾生那里虽然是穷乡僻壤,但他是国企老总。庙再穷,穷不到方丈,国再穷,穷不到国王。国企老总来深圳出差住一间带吧台的套房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相反,如果他住的太差了,我还怎么相信他能兑现我的“个人奖励”呢?
在鲍艾生的豪华套房衬托下,我忽然觉得谈这个问题一点也不羞愧了,理直气壮。
我最关心的是安全性。
鲍艾生说:“这个你放心,我们的奖励不是给钱,而是让你优先认购原始股,你花钱买我们的原始股,不犯法吧?”
确实不犯法。但买少了没意思,买多了我没钱。就是有钱也不敢买,万一你们没上市成功,我不等于花钱买废纸?
鲍艾生仿佛能读懂我的心思,他说:“放心,我们给的是认购协议,不是股票。凭协议,你随时能到我们公司按原始价一元一股兑现我们的职工内部股。”
这倒不错,不要我掏钱,万一上市不成,我不去认购就行,没有任何损失。但这也意味着他们给我的是空头支票,必须等股票上市了才能兑现价值。
鲍艾生又看出我的疑虑,说:“如果你急等着用钱,也可以直接在黑市上连同身份证一起转让出去。目前黑市上金灿股份的‘认购协议’价已经卖到四块钱一股。”
那还不错。比如他们奖励我二十万股,我可以先在黑市上卖出十万股拿回四十万现金再说,剩下的十万股慢慢等,等到他们公司果真上市了,就能变成一百万甚至几百万,万一没有上市成功,我也已经赚了四十万。
四十万呀,立马就可以打电话让老婆带着儿子过来,别说一个儿子,就是两个儿子,照样把他送进“贵族学校”。
但是,我不能连自己的身份证也卖出去啊。我就一个身份证,卖出去了,剩下的一半怎么办?我要乘飞机怎么办?补办一张身份证要回北京,也不会那么简单和迅速吧?
鲍艾生說他们从边缘地区的山民手上买了一批身份证,认购协议连同身份证一并“奖励”,不是一份,而是用几个身份证制造几份协议,方便被奖励人分批出手。 真周到啊,没想到鲍艾生变得这么精明。
鲍艾生说:“哪里是我精明?都是下面证券部的人跟你们老大哥学习来的。”并说当年我们集团公司上市的时候也肯定这么搞过,只不过我来得晚没赶上,所以不知道罢了。
我确实没赶上,所以不知道。难怪来深圳之后,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来晚了。原来这句话中藏着这么多的奥妙啊。
我确实来晚了。不仅来深圳的时间晚了,而且进上市公司的时间更晚了,没赶上集团公司上市的时候享受“职工内部股”,现在要做的就是说服老板入股金灿股份,按照鲍艾生他们的“政策”拿到认购协议,然后立刻从黑市上出让一部分,剩下的耐心等待金灿股份上市。
我们开始讨论资料的细节。
我挑出许多毛病。目的不是否定他们,相反,是想帮他们润色,至少从资料上,让金灿股份金光闪闪天衣无缝。
鲍艾生很谦虚也很有耐心,认真解答我的每一个问题,实在解答不圆的,就被我们认定为漏洞,然后一起讨论堵塞的办法。
另外,我对他们资料的文风也提出批评,太啰唆,重点不突出,尤其是前面的摘要,应该简短、明确、亮眼。
见鲍艾生露出疲惫,我赶紧打气,解释说:“我们老板虽然没上过大学,但他绝顶聪明,往往通过几句话就能判断出一个人的深浅,看几行字就能掂量出材料的分量。”
鲍艾生看着我,认真点头。
我提出:“要化不利为有利,把你们公司那地方‘老少边穷’说成是优势,正因为贫困,所以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少,金灿股份成了‘独宝’,按照国家上市指标条块分割的分配原则,贫困省份也有上市名额,而且无人可争。这就是优势,是你们金灿股份最大的优势。”
鲍艾生被我说得两眼放光,仿佛一介丑女突然当了选美冠军。
我最后说:“其实老板不关心你们公司的质地,只关心你们能不能上市,只要能上市,臭狗屎也行,不能上市,金疙瘩也没用。”
鲍艾生立刻对我作揖,说:“求你。求兄弟亲自操刀,帮我们重写。不写多,就写摘要。”
他又补充:“这是额外劳动,有劳务费。我先给,现在就给。”
说着,鲍艾生打开密码箱,取出一沓人民币硬塞给我。
我第一次最真切地体味到了“一字千金”。
12
说服老板的过程比我预想的简单。简单到我只说了一句话:“这公司肯定上市。”
本打算说估计上市,天晓得一出口怎么就成肯定了。
肯定就肯定吧。反正话已经说出口,覆水难收,不如听天由命。
我以为肯定要上会。不是上董事会,就是上集团高层会议,再不济,也要组织一个小规模的会议讨论一下。这是原则。该原则是我自己提出的。当时并没有人反对。连主席也没反对。既然无人反对,那就算通过,写进会议纪要。今后凡是对外重大投资这样的决策,就一定要研究决定。
我有点心虚,担心一旦上会就会遭遇强烈反对。即便“临界人物”不出席会议,他那些老乡也会替他出气,鸡蛋里面挑骨头也能挑出金灿股份的毛病。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老板根本没有召集任何会议就同意了。忽然发现上会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当老板认为该项投资不可行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上会,立刻枪毙;当老板认为该项目非常值得投资的时候,也不需要上会,大笔一挥直接通过;只有像上次整体并购亏损国企那样,老板明明心里反对却又必须给书记面子的时候,才需要上会。
老板让我给金灿股份公司打电话。
我明明有鲍艾生的大哥大号码,但当着老板的面,却假模假样地按照资料上提供的座机号打过去。
电话打通,接电话的自然不是鲍艾生本人。因为我没想到老板无须上会就自动通过了,所以来不及跟鲍艾生约好。我只能告诉接电话的人,我们是深圳的某某上市公司,我们集团对入股他们金灿公司有兴趣,让他们老总尽快给我们老板打电话,并告之我们集团董事局主席的直线号码。
电话没有立刻打过来。估计是接电话的人素质不够,掂量不出轻重,或者是老国企的人都自以为是企业的主人,完全没有打工意识,接到任何电话都按程序记录并逐级上报,说不定等到明天才能汇报到鲍艾生那里。
我担心夜长梦多,假装上厕所出去一会儿,回自己的办公室把门关上,拨打鲍艾生的大哥大,让他现在、立刻、马上给我们老板打电话。
折返老板跟前,鲍艾生的长途正好追进来。
我们老板,也就是我们集团董事局主席,显示了非凡的魄力。我和鲍艾生的目标是争取集团出资两千万,至少一千万,没想到我们主席嫌少了,说不做则已,要做至少入资三千万。
我能听见我们老板说话,也隐约听见那边鲍艾生的声音,但我看不见鲍艾生的表情。估计此時他听我们老板如此豪迈的答复,一定激动得张着嘴巴说不出话。
协议签订后,鲍艾生立刻兑现我三十万内部职工股认购协议。我很浅薄,没见过大钱,不要说这三十万认购协议黑市价值一百二十万了,就是一股作价一元总值三十万元,对我也是天文数字。
不但肤浅,我还缺乏远见和耐心,居然感觉不兑换成人民币不放心,电话里都不敢对老婆说。
不行。这样我会被憋疯的。我常常半夜惊醒,查看那些认购协议连同山民的身份证到底还在不在。每检查一遍,安全感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变本加厉,竟怀疑起认购协议的真实性。最后,决定先兑现一张再说。
总共六份,每份五万股,我拿出一份认购协议连同山民的身份证跑到红岭路一带,在黑市上转让出去。价格居然不是每股四元,而是四点二元,总共获得二十一万元。实收。无人收税。
下周,再次来到黑市,发觉金灿股份的认购协议又掉回到每股四元,后悔上周没多卖出一些。如果上周全部卖出,即使本周再买回来,也多赚几万啊。于是,赶紧再卖出两份。如此,还没等上市呢,我手上的金灿股份认购协议就所剩无几了。 但我没有后悔,相反还很庆幸,因为最终由于种种原因,金灿股份并没有上市,如果我不是那么肤浅地急于出手,如今手上抱着的不果真一堆废纸吗?
我赚了“第一桶金”,自认为没有损害本集团的任何利益,因为那不是本集团的原始股,只是金灿股份的认购协议。我也没有损害金灿股份的利益,因为该公司最终并未上市,因此我也根本没有去兑现“认购”,他们给我的认购协议最终成为一张废纸。至于那些從我手上买走认购协议的人,我只能用官方标准提醒语奉告:股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唯一感觉对不起的是学长鲍艾生。如果不是我,他肯定会另寻一个投资人,那样,金灿股份或许就上市成功了。
并非我们老板是扫把星坏了鲍艾生的运气,而是他太把自己当“主席”,遵循一切寡人的秉性,让对手也让自己的属下始终捉摸不透。虽然签订了入股三千万白纸黑字的合同,但他实际只出资五百万,剩下的两千五百万不是不给,而是拖着不办。始终没翻脸,客客气气地拖延,每次都有充足的理由,每次都态度诚恳,每次都让鲍艾生继续抱有希望,希望我们明天就兑现两千五百万,至少再兑现五百万。
我明白,主席是想走一步看一步,等金灿股份果真上市了,主席一定会提前一天把剩下的两千五百万全部注入。说不定还要求多入资一点。但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古老命题,鲍艾生手上没有充足的“弹药”,每次出击都要顾及“弹药”的合理用量,结果,每个环节都打折扣,累积下来,可不就是掉链子嘛。
鲍艾生并没有怪罪我。并非他通情达理或看重我们的情谊,而是因为金灿公司并非他的私营企业,是国家的,所以,损失也不是他个人的。
鲍艾生甚至调侃地对我说:“你们主席真是天才。每次我都忍无可忍抱定翻脸的决心给他打电话,每次都被他说得充分理解差点倒过来给他钱。”
我想笑。但是不敢笑,苦着脸说:“对不起。”
“不怪你。”鲍艾生说。
确实不怪我。但如果不是我,学长不会找到我们老板,我们主席也不会关注到那老少边穷的金灿股份,如果那样,鲍艾生尽管费些周折,但最终肯定能寻得另外的投资人。对方肯定不如我们主席“豪迈”,不会一开口就是三千万,但只要对方实际出资两千万,再不济只有一千万,就能让鲍艾生手中的“弹药”增加一倍,金灿股份或许就上市成功了,至少成功的概率增大一倍。
我有时候想,精明过分就是傻。如果我们老板当时真出资三千万,确保金灿股份上市,那该是多大的收益啊。
不仅收益巨大,而且可以关联交易,两家上市公司成为一致行动人,再联手组建或收购另一家上市公司,将是一种什么局面呢?若果那样,我们集团还能退市吗?
“不一定。”鲍艾生说,“我们金灿没能上市原因很复杂,你们集团最终退市原因更复杂。”
我仰脸看着鲍艾生,突然想起电影《教父》里面的台词:“有些人,交谈半分钟就能看出对方是什么来路;有些人,琢磨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属于什么人。”
难道鲍艾生是前一种人?难怪他能当国企老总。那么我呢?我自己属于哪种人?
我不能确定。
所能确定的,就是我们老板像“教父”。主席并不控股,甚至在前十大股东中都找不见他的名字,他没有高学历也没有家族背景,一个来自潮州乡村的退伍兵,仅凭一己之力就能牢牢掌控一家在深圳和香港两地上市的集团公司,不是“教父”可能吗?
13
在集团高层的最后阶段,我的主要工作是为公司寻求救世主。
退市的直接原因是财务状况恶化。一是负债大于资产,也就是资不抵债。二是公司缺乏现金流,也就是入不敷出,每月的经营收入应付不了集团公司的庞大开销,更无法偿还银行利息。但这不是我们集团公司退市的根本原因,因为当时像本集团这样资不抵债和入不敷出的上市公司比比皆是,比如深圳另一家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比我们更糟,当时我们每股净资产负一元,他们是负六元,就是说,他们比我们糟糕六倍。但他们是由国企“改制”过来的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是国资委下属的投资管理公司,并且“一股独大”,因此,国资委有责任为他们充当救世主,经过资产重组,剥离不良资产,置换成能产生大量现金流和利润的优质资产,一夜之间乌鸦变凤凰,不仅摘帽,去掉ST和星号,而且二级市场股价飙升,一飞冲天。但我们是真正的“公众公司”,国资委下属的投资管理公司没有义务拿他们的优质资产来置换我们的不良资产。
找社会上的“救世主”也可以。深圳另一家同样老牌的上市公司也是真正的“公众公司”,他们找到一家香港的财团以一元人民币的价格把整个上市公司“购买”过去,然后在财团内部进行资产置换完成“重组”。大财团看中的是“上市公司”这个“壳”,可以拿这个“壳”去做更大的运作,但既然是“壳”,就必须分量轻,而我们集团曾经在“多元化”的大旗下恶性扩张,不仅体量庞大,而且问题多多,这样的“重壳”谁敢“接盘”?此时我才想到,当年郑齐国的悄然离去,并非传说中的那样得罪了老板,而是他看到了本集团的诸多司法隐患,怕将来承担司法责任,所以断然离去。
既然甘愿充当“壳”都没人要,最后只能自己救自己,必须编造一个所谓的“财团”出来,对外声称该财团来“重组”我们了。
编造的任务落在我头上。此时我的心态与当初郑齐国差不多,担心承担法律责任。我想开溜,但当了多年集团的高层,哪能一点情面不讲?再说,既然“多年”,就不可能一点把柄没有,“硬脱钩”比如今的英国“硬脱欧”更危险。于是我对老板表决心,声称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不为集团创造出一个理想的“救世主”绝不离开公司。主席说:“行。只要你把救世主整出来,就可以去深造了。”
说“深造”而不说 “逃离”,体现了主席的格局。他主动给我一个台阶,我不得不识抬举。于是,就创立了“太平洋集团”来充当救世主。
所有证照一应俱全,没有丝毫造假。您要是怀疑本集团都资不抵债了,怎么还有十亿美元完成资本注册呢?说明你思想不够开放。我们之所以不远万里跑到太平洋的小岛上去注册公司,就因为该岛国十分开放,注册公司只收手续费而没有“验资”环节。我算保守的,只填写“十亿美元”,与我同去的另一家上市公司仁兄比我贪,直接注册一家资本为百亿美元的超大“财团”。名称也比我们更保险,叫“百慕大”。就是飞机轮船经常出事的那个神秘区域。因为经常出事,所以监管部门也断然不敢去核查,因此更保险。
在一个隆重的场合,太平洋集团愿意充当救世主,与本集团正式签订整体收购意向书,并就资产重组的具体细节达成谅解备忘录。
消息一出,本集团的股票立刻在二级市场火了一把。我赶紧拉高出货。不仅把手上的股票抛得一干二净,而且自己也趁机从集团公司抽身。
受老板随口一说的启迪,我并不是跳槽或自己创业,而是真去了一家著名的管理商学院接受所谓的EMBA教育了。学到什么东西不敢说,却结识了一大帮赫赫有名的大企业家和超级美女。
我不敢说出同学的名字。说出来怕你们不信。但可以说其中的一个,就是当年差点被我当作近水的管青同学。我们曾经在科技园同事几天又恰巧一起应聘集团公司,可谓缘分不浅。当年我很在意“高层”的职位,努力克制贼心没敢释放贼胆,等在高层的位置上坐稳了,却发觉她已经离开集团另攀高枝了。估计管青怕我伤心,抑或是瞧不起我的瞻前顾后,走时居然连招呼都没跟我打,而我作为集团高层,更不便向人力资源部打听一名异性低级职员的去向,于是断了联系,没想到多年之后,在著名商学院的EMBA班,居然又成为同学。这次我不会那么瞻前顾后了,班上那么多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我算不上“高层”,可以无所顾忌,可是,既然我算不上“高层”,管青还能瞧得上我吗?
我决定试试。因为,我是敢于创造“救世主”的人,还怕什么?
责任编辑 李路平
1
有家上市公司在《深圳特区报》登招聘广告,很大,很夸张,正版套红。
感觉他们很浪费。登个招聘广告用不着那么大版面,四分之一足矣。要是我们创业中心能像他们这样做广告,没准我们的新产品早就推广开了,那么,总经理李卫就不用回美国,我这个总助也不需要出来应聘了。
但是,最终吸引我去的,正是这种“浪费”。因为我从“浪费”看出他们很有钱,因此也就认为该公司很有实力。李卫的黯然离去让我顿悟:我们虽然都称“某总”,但本质上仍然是打工的,既然打工,当然要考虑老板的实力,没实力,老板连发工资都困难,不跳槽怎么办?
应聘者来自全国各地。竞争相当激烈。但我居然被录用了。与我一起被录用的另外两个分别来自最高检和中国人民银行。他们来头比我大,在原单位的级别也比我高。我在北京有色院是“光头”工程师,而在深圳科技园的一切都不作数。连总经理李卫都不作数,我作为他的助理能作什么數?而那两个人在最高检和央行分别是正科级和副处级,看着就像领导。我能与他们一起被录用,除了一大堆论文和获奖证书,最关键的是我临时抱佛脚,抢在面试之前看了两本关于公司上市和资本运作的书。
递交应聘资料后,我直接到书店挑书。就是深南大道地王大厦对面的“深圳书城”。
其实不能说“挑”,只能说“找”。因为当时这类书很少,好像只有两本,全部被我买了。
在中巴上我就看起来。但不能仔细看,否则头晕。彼时深南大道正在拓宽,竹子林一带还在拉直,华侨城大坡正在铲平,因此道路极不平坦,上下颠簸左右摇摆,在车上仅仅看看目录浏览大概,回到住所才仔细阅读。幸亏我小时候被关在图书室里实在无聊看过一大堆工程技术书籍,如今看不懂的内容也能硬看下去,现炒现卖,居然脱颖而出。
第一关是资料审核。我通过。
第二关是笔试,在进入考场前,突然有女声叫“丁总”。我没意识到是叫我,因为我对这个称呼还不习惯,以为考官中的某位老总恰好也姓丁,是我宗亲,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怎么与该“丁总”套近乎。
女声由远及近,我才反应过来。
“我管青啊。”她热情地说。
管青?
想起来了。是被我忽悠进科技园的靓女之一。但管青好像没几天就自动消失了,所以印象不深。
管青很热情,我却有一种被当众揭穿的难堪。单位“老总”也出来应聘,不丢人吗?更怕她当众骂我骗子。
谢天谢地,管青没有当众揭穿我,甚至没有跟我提及科技园和创业中心。我暗暗感激她。产生愧疚感。想帮她。打算把自己临时抱佛脚读的两本书快速灌输给她,让她也顺利通过这一关。但人脑不是电脑,哪里能在几分钟之内灌输两本书?尽力而为吧。我抓紧时间告诉管青什么是股份制,什么是股份有限公司,什么是上市公司,以及企业的本质是盈利机构,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的区别等。本以为她根本听不懂,谁知管青听了笑,说这些她知道。
知道?
我问她学什么专业的。管青回答工商管理。
那一刻,我才醒悟自己招聘的时候多么急功近利。女人只看脸蛋,男人光看学历,连她们所学专业都没搞清楚。之后见到学长鲍艾生,说起这件事,他居然说没错啊,招聘人才,女人当然看是不是讨人喜欢,男人看学历是不是显赫了。
鲍艾生是我同专业的高一届学长,我是七七级,他是最后一届工农兵,但他学习成绩相当突出,毕业后考上研究生,如今在一国企当老总。
2
最后一关是面试。
因为看了《资本运营》和《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分析》,所以我脱颖而出。
考官问:“既然你在科技园当总经理助理当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跳槽?”
我心里想好个屁!嘴上却回答:“我从北京来深圳,就是向往这里的市场经济制度与环境。没想到深圳科技园仍然沿用计划经济运作方式,我连给产品做广告和给业务员提成的权力都没有,蛮失望,所以希望换个新环境。最好能来上市公司。因为这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式,没有‘上级’,以资本大小决定话语权,我觉得这是中国企业未来改革的方向。所以我十分向往贵公司。希望各位考官能给机会。谢谢!”
考官之间相互看了一眼,有个不易察觉的轻微点头动作,然后问我对本公司的未来发展有什么建议,还鼓励我大胆畅想,不要怕。
我当然不怕,面试官阵势虽然庞大,但肯定不比我在北戴河做学术报告面对的听众水平高。略微思考一下,我说:“做什么生意也不如直接做‘上市公司’本身。建议充分利用本集团在资本市场的成功经验和资本优势及人脉关系,大力参股甚至‘制造’新的上市公司。除了一本万利,将来还可以进行关联交易,在资本市场采取联合行动,收获实体经济无法比拟的超额回报和社会影响。”
我说得头头是道,其实是虚的。毕竟只看了书本,毫无实战经验。没想到他们竟然认为我对股份制与资本运作有深刻理解,因此录用,安排在董事局负责与证券和资本运作相关的工作。
彼时上市公司稀罕,能被录用我相当高兴,不禁想起了上次笔试遇到的靓女管青,后悔当时只顾灌输而没有来得及留下联系方式,估计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她了,竟有些失落。谁知上班之后才发觉管青也被录用了。只不过她录用的是普通员工,我是所谓高层,面试的时间和地点不同罢了。
来自央行的付道海被任命为集团财务总监,来自最高检的郑齐国任法律室主任,我的职位相当于董事会秘书。但彼时《上市公司章程指导》还未颁布,人们不认为董秘属于上市公司的核心高管,觉得董秘与普通秘书差不多,是低层职员,但我应聘的是高管,他们没理由对我降格使用,所以就安排我做董事局办公室主任。既然是主任,就意味着与财务总监和法律室主任平起平坐,也属于“高层”了。 上市公司确实有钱,除了招聘广告采用整版套红,机构设置也尽量就大不就小。比如通常意义上的董事会在我们集团被叫成“董事局”。我之前对上市公司的全部了解仅限于《资本运营》和《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分析》,而这两本书中并没有出现“董事局”的说法。在我的见识里,“局”是政府机构,如公安局、税务局、城建局、司法局等,哪想到企業内部还有一个“局”?如此,企业不是比政府高一级了吗?
通过查资料和多方打听终于明白,“董事局”称呼来源于香港,因为香港有上市公司把董事会的日常机构称“董事局”,所以我们也这样设置。
既然是董事局,那么董事长就该叫“局长”,可这一称呼显然与公安局局长、工商局局长冲突,有“犯上”之嫌,再说如今“局长”太多,不稀罕且极易混淆,所以就干脆把董事长称作“董事局主席”。听上去确实比“董事长”高一级。就我自己来说,在职场生涯的相当一个时期内,凡见到“董事局主席”的,就条件反射地认为对方是一家大企业,反之则认为是小公司。直到有一天,接到某皮包公司的小老板呈递的“董事局主席”名片,才改变认知。
高配置的直接的好处是高薪水。在科技园,我每月给老婆的“高额汇款”是五百元人民币,到上市公司后,每月三千。老婆因此再不嘀咕我去美国了,我的心理负担和压力顿时减轻。走在深圳的马路上,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却有焕然一新的快乐。
星期天,我忍不住再去“贵族学校”看看。就当是儿子已经在那里上学,我是去看儿子。
中巴路过科技园,居然有一种回到故乡的感觉。有些惆怅,甚至后悔,想着自己如果胆子大一点,接替李卫当创业中心总经理,没准已经渡过难关。又一想,渡过难关又怎样?我每月给老婆的汇款能从五百一下子变成三千吗?
过了科技园就是南头关,离西乡不远了。我仿佛已经看见“贵族学校”,甚至看见我儿子了。只嫌车子太慢,恨不能下车自己跑。
到了“贵族学校”,仿佛一瓢凉水从头泼到脚。因为,入学费已经从五万元涨到八万元。
这才几个月啊,难道他们平均每月涨一万?照这个涨法,我儿子一辈子也成不了“贵族”。
回来的时候感觉路途漫长,不要说回到罗湖,仅仅从西乡到南头关,来的时候一眨眼,回去的时候怎么半天都没到?头晕,感觉要吐,赶紧喊“咬捞”,申请下车。
倒没真吐。立在路边喘气,吸入的全是汽车尾气。一辆辆大车小车呼啸而过,急吼吼奔向特区。掀起的风似要把我吹倒。忽然冒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感慨。我当然不是刘禹锡,但也不甘心做沉舟和病树,虽然不能让儿子成为“贵族”,但也好过去美国洗盘子,也比在有色院不死不活强,毕竟,收入提高了嘛。
3
上市公司也称“公众公司”,就是“大家的公司”。这点,我在应聘备考阶段就从书本上获悉。所谓股份有限公司,就是把公司的股权等量分割,比如分割成一亿的股份,然后由公众去认购这些股权。某人买了一万股,他就拥有公司万分之一的股权,获得参与公司万分之一的决策权和收益分红的权利。这非常公平合理。出多少钱,说多大话,分多少利。我面试时说自己十分向往上市公司,是心里话。我确实认为股份制的设计顺应人性。在有色院的时候我就发现,同时买的自行车,一年之后,私人的自行车还是新的,公家的车已经不能骑了。这不是具体哪个人觉悟的问题,而是人性的必然。就说我自己,骑自己的车见到油污一定绕开走,甚至下车把车提过去,如果是公家的车,才不管那么多呢,呼啦一下冲过去。这就是人性。国有企业为什么搞不好?因为企业是公家的,私营企业虽然好,但改革开放之初私人资本有限,单独一个人做不了大项目,比如开发一个楼盘,就是当时著名的“傻子瓜子”大王年广久,估计也承担不起。怎么办?只能大家合伙。股份制就是规范化的“合伙”。既然是合伙做事,当然谁出的钱多谁说了算,这样才合理。
但是,规范是外国人设计的,用到中国就水土不服。譬如认购股份,公众必须用真金白银,而发起设立的法人机构则可以用所谓的资产入股。资产的价值由评估公司说了算,而评估费用按估值大小收取,他们当然希望评估值越大越好。于是,发起机构与评估机构达成默契,共同把资产放大,形成漏洞。股份制推行之初先试点,本意虽好,却造成上市指标成了稀缺资源,因为供不应求,股价被炒上天。那年月谁能搞到原始股就等于中头彩,有人趁机把一些根本不具备上市条件的公司包装成股份有限公司,还正儿八经印制股票,溢价“内部认购”,老百姓托关系走后门花高价买来这些“原始股”,最后成为废纸。
我们集团倒没有经此遭遇,我们是货真价实的“公众公司”,比后来蜂拥而至由老国企改制过来一股独大的上市公司更加接近设计者的初衷。不过,正因如此,又引发新的问题:大家都是散户,谁说了算呢?
我们老板其实并未控股,甚至在前十大股东中都没有出现他的名字,他是通过职工内部股的委托而成为董事局主席的,因此,老板的执政地位岌岌可危,本公司的控制权之争始终存在。因为每位董事都代表各自的利益,所以董事局内部斗争错综复杂。我作为董事局办公室主任,正好处于各种斗争的交汇点。
必须有立场。坚持中庸就被认为是“庸才”。上市公司不养闲人,集团高层更容不下庸才。但有立场就有对立面,就必须做好四面树敌的思想准备。
忽然发觉高薪不是白给的,既然拿了内地“光头工程师”十倍的工资,就必须付出十倍的努力做出十倍的贡献。
不懂可以学。我擅长的学习方式是看书,但没有这方面的书。当然,我也没认真找,觉得那样做太书生气,要想“参与斗争”,就不能书生意气。
我的动机很卑贱,好不容易谋得一个高薪职位,决不能轻易丢掉。
可以向人学习。首先向郑齐国和付道海学习。因为他们是我的同类,有参考性。
这两位舍弃最高检和央行的职位来深圳,估计原因与我差不多。也是不安分,或在原单位遭遇什么挫折,以为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出来闯闯。谁知跳出围城之后才发现深圳并非理想国,上市公司更不是一片净土,但后悔已经来不及,没脸再走回头路,回去也没有自己的位置,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眼下,他们的心态应该与我相似,先保住位置再说,因为收入高,起码有一个安慰老婆和自我安慰的理由。 我按照职场礼节主动拜访他们。
或许他们也想拜访我,但董事局办公室在顶层,无特别蒙召,谁敢到这里串门?我下去相对方便,作为董事局办公室主任,别人还以为我是传达老板的重要指示,或代表老板下来巡视。这就是在最高领导身边工作的好处,即便不敢假传圣旨,起码也能狐假虎威。难怪曹操当年把落魄的献帝看得比宝贵的玉玺重要。
我事先做了铺垫,二位来董事局开会或上来汇报工作的时候,我都尽量用语言或眼神与他们打招呼,意在表达我对他们另眼相看,以防我突然造访搞得他们诧异。
4
我先拜访法律室主任郑齐国。
郑年长于我。十分沉稳并有分寸。我一露面,他马上站起来,让正在讨论或汇报工作的两个手下先出去,他专门陪我在沙发上并排坐下。
寒暄之后,郑感叹:“没想到集团会有这么多烫山芋。”
口气完全是知心朋友之间推心置腹,丝毫没有抱怨和诉苦的意思。
我立刻意识到他不仅把我当兄弟,更把我当成了老板的耳目。
我顺着他的话说:“那当然,树大招风嘛,很多人把上市公司当唐僧肉,都想来咬一口。我们董事局办公室快成专业防骗机构了,几乎每天都有人来送钱。”
他说:“可有些错误本可以避免的。”
我警觉了一下,但不露声色,鼓励他说。
他说:“比如多元化,集团下面的子公司孙公司多如牛毛,不是臭虫就是蚂蟥,叮在集团公司身上吸血,想甩都甩不掉,当初的合同不规范,如今对我们很不利。”
我说:“尽力而为吧,好在主席知道这些麻烦不是你惹的。做得好,是你的功劳,做不好也不是你的错。”
郑齐国苦笑了一下,说:“做得好也未必有功,做不好肯定罪过。”
我说:“要相信老板,主席虽然没上过大学,但肯定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心里明白得很,有些话故意说得严厉,是怕你懈怠,万一真没做好,也一定不会怪罪你。”
郑看着我,有点发愣,似猜测这话是我的意思,还是老板的意思。
当然是我的意思,老板肯定不会这么说。而且我的意思也没任何根据,只是按常理推测安慰仁兄而已。
仁兄似获得安慰,不再纠结臭虫与蚂蟥,说还有比这更棘手的麻烦。
我问什么麻烦。
他说:“公司正在开发和已经完成的地产项目,许多手续不全,房子做好了,甚至卖出去了,房产证却办不下來,业主怨气很大,经常闹事。香港的业主文明,不闹,但维权意识更强,请律师打官司,更麻烦。”
我说:“手续可以补办呀。”
他说:“一直在补办。我们对外就是这么说的。”
“事实呢?”我问。
“事实是补办需要补缴更多的税费,老板哪里舍得?一方面敦促我们尽快落实补办,另一方面又不给钱,让我们怎么办?”
我说:“不会吧?公司挺有钱啊。”
我想起我们漂亮的写字楼,想起公司规定高层管理人员出差必须入住当地最好的酒店,想起我们对外大笔赞助和造势活动,怎么会没钱呢?
郑齐国似不解地看着我,但他没有声辩,仿佛是尽量不冒犯我的观点,然后说,可能是老板心里不平衡吧。如果补办,费用比当初高许多。因为税费的标准提高了,现在补办手续要按目前的标准。
我理解。如果按当初的标准,可以,但必须补缴滞纳金,通常是每天万分之五,累计起来更吓人。
在郑齐国主任看来,按照眼下的税费标准补办手续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老板希望按当初的标准补办,又不愿意支付滞纳金,法律室做不到,所以压力山大。
“这还不是最棘手的。”郑齐国说,“有些房产永远办不了房产证。”
“啊?”我吃惊,“违建?”
郑摇摇头。
“那是什么?”我问。当时还没有“小产权房”的概念,我想象不出除了违建还有什么房子永远办不了房产证。
“军产房。”他说,“就是在军事用地上盖的商品房。”
“军事用地还能建商品房?”我几乎是叫着问。
郑齐国倒没吃惊,相反,他笑了。
我还是没明白,希望他说清楚。但仁兄不说了。可能是他不想这些对公司不利的话从他嘴巴里说出来,也有可能是他自己也说不准确。郑齐国最后说:“有机会你自己去看看吧,看看就明白了。”
我没有照郑齐国说的“自己去看看”。主要不想兴师动众。如果我去看看,必须叫车。不叫车,我也找不到地方啊。连打出租车都说不清去哪里。所以,如果要去看看就只能叫车。我们董事局有全集团最好的车,但董事局的车并不归我这个办公室主任管,这些车是专门为老板服务的,其他人包括我如果用车则必须另外向行政办申请。我的职位高于行政办主任,高层能向低层开口“申请”吗?当然,如果我真的申请,只需一个内线电话,甚至都不要我自己填写用车单,他们肯定立刻派车,但下来之后,司机肯定会好奇地盘问,问我要车去哪里,去做什么事情。如果他们获悉我是去“视察”公司地产项目,那么,分管地产的副总裁会怎么想?地产公司老总会怎么看?由于地产开发是本集团的主营业务,所以那两位也是集团的高层,他们没准因为我的突然“视察”而怀疑老板对他们不放心。我这不是无事生非没事找事吗?
我想查阅资料。这是我所擅长和习惯的做法。但本集团却没有资料室。甚至,连报刊室都没有。那么,相关的资料会保存在哪里呢?我不便公开问,只能瞅准时机假装不经意地问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得到的答复是:各部门自己保管。可我不可能跑到地产公司去调阅这些资料。如果那样,还不如直接叫车去工地了,或干脆把地产公司老总叫来当面问问。但我相信,集团总部应该有重要合同原件备份。同样,经假装不经意打听,获悉这些资料就保存在董事局办公室。归我管。
归我管?我怎么不知道?幸亏我用非正式方式打听,如果正式询问,不是要闹出天大的笑话来吗? 可是,整个董事局办公室并没有资料室啊。
按说这个问题很简单,直接问一下我手下的人就可以。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理论上我手下有三个人。一个是老板的专职秘书,坐在老板办公室的外间,说起来归我管,实际上他只对老板负责,我根本管不了,也不敢管。另外两个属董事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坐在我办公室的外间,明显是我的部下,但这两位是老板的同乡,学历比我高,分别是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硕士毕业,来公司的时间也比我长,熬了这么多年没混上高层,却让我当了主任,心里不服是肯定的,嘴上虽然没说任何话,但看我的眼神不对劲。我作为他们的上级,甚至不知道该与他们怎么相处。肯定不想得罪他们,但也不能刻意与他们改善关系,那样显得心虚且容易滋生他们得寸进尺的情绪,只能尽量与他们保持距离,不卑不亢,注意分寸,逮着机会,能照顾就尽量照顾他们一下,卖个人情。可眼下并没有卖人情的机会,他们没有任何事求我,我只能不招惹他们,当然不会询问他们相关资料存在哪里。
我决定先放一放,冷处理。说不定放着放着,就出现转机。我决定先去拜访财务总监付道海,像拜访法律室的郑齐国一样与付道海聊聊,说不定聊着聊着,就自然把心中的疑惑打开。
5
我一出电梯,管青就立刻“丁总丁总”地叫着跑过来,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与她的特殊关系。
说实话,我不习惯甚至不喜欢管青的这种做派,放在往日,说不定给她一个冷脸,但我在顶层“冷藏”了多日,今天突然遭遇阳光,尽管感到灼热,却也禁不住春暖花开。干脆对她说:“走,带我去见你们主任。”
管青的办公室在电梯口,付道海的办公室在最里面,管青一边领着我走一边向我介绍:资金部、财务部、预算部、结算部……没想到付道海手下管着这么多部门,我顿时理解这些天自己为什么不爽了,因为郑齐国和付道海手下都有兵,而我说起来也是高层,并且看上去职位更高于他们,但我手下没有部门,职位再高,也相当于光杆司令,下面没有“腿”,是空的,心自然是悬的。爽不了。
这种感觉在郑齐国那里还不明显,到了付道海这里经管青一灿烂,显山露水了。
绕了半个圈,终于来到付道海的办公室。与郑齐国的有礼有节不一样,付道海热情奔放。这从他脸上的表情和夸张的肢体动作就能看出来。他对我的态度不像是同僚,也不像是对上级,而像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老同学或损友。他握住我的手不放,另一只手也没闲着,在我的手臂上拍拍打打,很兴奋。
对,是兴奋。付道海见到我就是很兴奋的样子,不像郑齐国那样太有分寸中规中矩。
我高兴,这才像自己人嘛。
管青帮我们张罗了茶水,自觉地告辞了。她一走,付道海就问:“你们之前认识?”
我进一步感觉他的真实与自然,估计换成郑齐国,是不会这么问的。于是笑着回答:“是。在科技园同事几天。”
“哪个科技园?”付道海问。
“深圳科技园啊。”我说,“还有哪个科技园?”
“你不是从北京来的吗?”他问。
“是。”我说,“是从北京来的。北京有色金属设计研究院。但我离开北京来深圳先在科技园干了几个月,然后才来这里的。”
他“哦”了一下,问:“你是学工科的?”
我说:“是,有色金属冶炼专业。”
他说:“那你在科技园不是很好吗?刚才听管青喊你‘丁总’,你在科技园当老总?”
“总经理助理。”我说。
“那也不错啊。”他说。
我想说是不错,但就是工资太低。但临到出口,却说:“那只是表面,其实不怎么样,否则我也不会跳槽了。”
付道海表情严肃了一些,声音也随之降低不少,估计是怕旁人听见,说:“一样,我们集团不也一样吗?表面风光,其实……”
正说着,有人敲门。
门是开着的,所谓敲门,就是来人立在门口伸出一只手在敞开的门上象征性地拍打几下。
是位中年女人。也不到中年,三十多岁吧,但在集团总部清一色青春靓丽的女孩中,显得“中年”。
女人先是抱歉地对我笑笑,算打招呼,然后对付道海扬扬手中的一沓纸,声音不高却眼睛睁得很大口型明显地说:“这个等你签。”
“很急吗?”付道海问。
女人大幅度地点点头。
付道海对我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动作,示意女人把单据拿过来。
这可不是一份单据,而是一大沓,如果一张一张仔细看认真签,没十分钟不行。
我不能要求财务总监馬马虎虎地看,潦潦草草地签,于是对付道海说:“这样,你先忙,我们下次再聊。”
付道海略微思索了一下,说:“下班我请你吃饭。”
我差点就说好。感觉付道海与郑齐国不一样,真想与他吃顿饭好好聊聊,但如果那样,我就太刻意了,搞得好像我真有什么事情找他了。不行,我必须表现出其实没有什么事就是随便走走的样子,于是说:“不行啊,谁知道老板有什么应酬?下次吧,下次我做东。”
付道海说还是他做东。我说一样。
真一样,到我们这层次的人,谁还在乎一顿饭啊?只是想聊聊。
中年女人等在那里,我不能耽误人家的工作,赶紧走。
付道海坚持把我送到电梯口,挥手告别。
本来就在楼上楼下,却搞得像千里送客。
6
其实老板当日不在公司,下班后即使有应酬也不一定叫上我。虽然我是董事局办公室主任,是离老板最近的所谓高层,但好像不是老板圈子里面的人。老板的圈子基本上是他老乡潮州人,他们在一起说家乡话我根本听不懂。但潮州人比上海人谦虚,上海人在一起只说上海话,才不管旁人是不是能听懂呢,而潮州人在一起,只要其中有像我这样说普通话的,他们就尽量说普通话,所以,我还是不参加他们的应酬为好,免得老板费劲说普通话难受。 回到住所,面对空空荡荡的三房两厅,心里也空落落的。这是我当时住过的最大最好的房子,常常感觉过分浪费而于心不安。但这是上市公司给高管的待遇,免费,我即使申请换一套小房子,公司也不退我钱,搞得其他同僚不好做人。浪费就浪费吧,我不就是冲着他们的“浪费”才来的嘛。
真希望老婆带着儿子立刻过来。住这么大的房子,儿子可以撒开跑,老婆一定很开心吧?想起老婆开心的样子,寂静的夜晚感受到温暖的光。
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我于是想起了“近水”。“近水”就是管青。因为只有管青才是眼下唯一有可能与我亲近的异性。
可能吗?
可能。虽然女人对男人的热情并不表示她爱你,更不表示她愿意跟你上床,但至少表明她不反感你。像管青这样的靓女,有资格任性,如果她讨厌我,不可能一直装着对我那么热情,那么……我想立刻给管青打电话,问她在干吗,要不要一起出来吃夜宵。估计她接到我的电话会高兴。白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那么热烈地待我,这时候接到我的电话一定同样大呼小叫,生怕旁人不晓得她有一个集团高层的朋友。
算了吧。女人善变,即便接到电话欢天喜地与我出来吃夜宵,也未必愿意跟我回宿舍,来宿舍也不肯定情愿与我上床,上床了或许更麻烦。这傻靓女,如果上了床,没准明早能挽着我的手去写字楼,想甩都甩不掉,后果更糟糕。
打住。赶紧打住。千万不要刚刚温饱就迫不及待思淫欲。要有定力。要经得起考验。要有“高层”的样子。
我强迫自己投入工作。斜靠在床上看一份份招股说明书。
又有一批公司拿到了上市指标准备上市了。其实他们根本不需要做任何招股说明,只要能上市,哪怕是狗屁公司,股票也立刻被一抢而空。这几天在搞新股抽签,居然引起群体事件,老百姓为了争一张抽签表就能你死我活,何况原始股呢。但我手上的这些说明书不是已经拿到上市指标的公司,而是还没有拿到上市指标的公司。因此风险很大,需要仔细研究。
说实话,从资料上判断不出它们是将来有可能上市的公司还是根本不可能上市的公司,抑或就是骗子公司。因为,越是行骗的公司,材料印制越是精美。但我仍然要看,这是我的工作。
我的思路很清晰:先熟读他们的招股说明书,然后当面或打电话询问,三问两问,就能发现其中的破绽。如果在一份材料中连续发现两处破绽,就能基本肯定这家公司不靠谱。
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不用打电话更不用当面询问,仅仅从印制精美的资料本身就能找出漏洞,直接排除掉。
忽然理解老板很有眼光,我可能最适合做此项工作。打算上市的公司涉及各行各业,除了我,还有哪位从小就碰巧看过一个图书馆工程技术书籍能了解那么多不相关的行业?关键是我对任何文字都不排斥,完全不懂的内容也能看得下去。又想,其实我这岗位并不需要主任,专员就可以,之所以安排我当主任,一是因为这项工作非常重要,能胜任的人很少,不给高层的待遇招不到合适的人。另一方面,必须赋予我否决权,不当主任,哪里能有否决权?
我这么一边想一边看,渐渐从“近水”中摆脱出来,进入正经的工作状态。
突然,有份招股说明书让我眼前一亮。公司的名字叫“金灿”,是从一家国有金矿和黄金冶炼厂改制过来的,与我所学专业对口。打开材料,天呀,公司法人代表居然是鲍艾生。肯定是我那位学长,同名同姓还同专业,错不了。我恨不能立刻给他打电话。但资料上留下的是座机号码,估计这时候就是打过去,鲍艾生也不会正好在电话旁边。哪有国企老总大半夜守值班电话的?只能忍到明天再说。
7
召开集团高层会议而不是召集董事会,是老板的谋略。由于董事代表各大股东的利益,与老板并非全部一条心,所以遇上重大决策,老板总是绕开董事会而召开所谓的集团高层会议,因为高层都是老板钦点的,能与他保持一致。
这样的“擦边球”会议不能经常召开,一旦召开,就集中讨论许多重大问题。这次讨论的问题包括法律室主任郑齐国事先对我说到的“臭虫与蚂蟥”和“军产房”问题,也包括我分管的股权投资问题。
我对其他问题兴趣不大,基本上是老板支持的我就支持,老板反对的估计也上不了会。
大家的心态与我差不多,说起来是讨论,其实是看老板脸色。所谓的发言,也是唱赞歌。我没有那么浅薄,没跟着唱赞歌, 也就没说话。虽然睁着眼睛,但与打瞌睡差不多,只是轮到财务总监付道海汇报的时候,我才提起兴趣。一方面,他是我的同类,另一方面,他说到公司成立资金部,招聘一批公关能力很强的靓女,专门对口与各大银行分管信贷的副行长和信贷部负责人打交道,效果不错,最近几笔到期贷款展期工作顺利。我立刻想到管青,難怪管青能被集团录用呢,原来所谓的资金部其实是做金融公关的。
老板听了付道海的汇报点头赞许。这样的汇报当然不需要讨论,大家齐声叫好就可以。但我却暗暗吃惊,上市公司这么有钱还要贷款吗?而且从付道海的口气看,贷款量很大。难怪郑齐国抱怨老板不愿意拿钱解决“臭虫与蚂蟥”和“军产房”问题,看来集团的财务状况不如外表那么光鲜。
正想着,轮到郑齐国发言。
他主张快刀斩乱麻,集团公司宁可经济上吃点亏,也不要这样拖而不决。既然我们当初签了不利的合同,就应该勇于承担后果,拖是拖不过去的,越拖问题越多,麻烦越大,不如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趁早花钱一刀切。
因为是郑齐国发言,所以我听得非常认真,并观察大家特别是老板的反应。
老板脸上无表情,也不看大家,仿佛现在轮到老板睁眼打瞌睡了。
老板态度不明确,大家就不好表态,无人附和,会场气氛显得沉闷。
我是赞同郑齐国的,不仅仅是我与他同期招聘进来而视为自己人,更主要是我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但我毕竟是新人,大家都不表态的时候,我不能抢着发言。
沉寂了一会儿,终于有人咳嗽。会场的空气被搅动了一下,激活了气氛。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说不能动不动就用钱解决问题,不能助长光脚汉的坏习惯。 老板仍然没说话,但眼睛珠子开始转。
接着,有人提出负责制,说这些于我不利的合同当初是谁签的,就由谁负责擦屁股。
不文明的比喻引起笑声,连老板都笑了一下,分不清老板是赞同负责制而笑,还是仅仅听了“擦屁股”觉得好笑。
因为有不同意见,更因为老板的态度不明朗,所以该话题讨论的时间比较长,不少人发言,基本上都是否定意见。我意识到自己该发言了,但我的意见是支持郑齐国,所以不敢轻易出口。我鼓励自己,要相信老板是个聪明人,也希望听到不同声音,否则还“讨论”什么?我觉得在无伤大雅的议题上自己偶尔发出一点杂音应该不会引起老板很大反感。但既然是“杂音”,就要掌握分寸,既要坚持原则,支持郑齐国的观点,又不要明显与其他人唱反调。我判断老板对郑齐国的意见是不赞成的,只是没有明确罢了。
我在打腹稿,午饭时间到了。老板宣布休会,先吃饭,吃饭之后下午接着讨论。
高级写字楼不允许生火做饭。集团总部的午餐由下属企业代为加工专程送来。自助餐,八菜一汤。
老板有专门的膳食房,也是八个菜,但汤是专门煲的,是那种广东人喜欢喝的老火汤,放了许多名贵的补药。
老板不是一个人单吃。有客人的时候,他与客人一起吃,或与外地分公司回深圳总部请示汇报工作的一把手一起吃。没有客人的时候,老板偶尔也会叫上一两个高层共进午餐。我们刚进公司的时候,三个人蒙召与老板一起吃过一次。
今天老板破例没有进他的专用膳食房,而是与民同乐。几个高层自己取了饭菜之后凑到老板那一桌。我当然不会往上凑,与付道海相视一笑。郑齐国也没往老板桌上凑,但他离我和付道海比较远,也没有与我们交流。
下午继续上午的话题。大多数高层已经在上午发言过了,少数上午没有来得及表态的高层中午也凑到老板的桌子上表达过忠心,下午轮到我发言。
在郑齐国与老板之间,不用掂量我也明白孰重孰轻。但是,我不想被看成马屁精,倒不是为了帮郑齐国,我确实认为从集团公司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考虑,郑齐国的意见值得重视。什么是“上市公司”?除了融资功能,更重要的是规范管理,要不怎么把股份制改造称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郑齐国的意见,从本质上说就是规范管理,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些马屁精土老帽不懂,我也不懂吗?如果我也不懂,老板费那么大劲花那么多钱把我们招聘来干什么?所以,我必须讲真话。当然,肯定郑齐国不一定要否定马屁精,经过一中午的思考,我找到了平衡二者关系的说法。
我说:“关于这个议题,事先我向郑主任了解过情况。上午又听了各位的意见,让我一个新来的人对这个老问题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我的想法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把所有的案子归类,简单明了的,按照郑主任的意见快刀斩乱麻,立刻切割。第二步,稍微有点麻烦的,尽可能协商解决,当初谁牵的线,谁出面协调,双方各退半步,尽量不伤和气把问题解决。第三步,对少数确实属于癞皮狗的‘臭虫’和‘蚂蟥’,我们也不怕,可以先放一放拖一拖。拖了对我们不利,但对他们也未必有利。我相信我们集团公司比他们能拖,拖到最后,说不定他们撑不住了主动求我们和解。总之,我的意见是具体案例具体对待,好解决的先解决,难解决的后解决,最难缠的不如晾一晾,财务部门再不给他们投一分钱,法律部门搜集证据备足材料,准备打官司。我不相信我们一家上市的集团公司斗不过几个‘臭虫’和‘蚂蟥’。”
最后是老板表态。
老板说得比我多,扯得比较远,但最后的意思与我差不多。
我心里暗暗得意,远远看见付道海对我眨眼睛,似称赞我的意思。郑齐国的脸上也有些光亮,不像之前阴沉沉的。但他没有与我对眼神,感觉在刻意回避我。为什么呢?另外,我不明白关于房产证难产这么重大而且亟待解决的问题郑齐国为什么只字不提。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或者是老板特别嘱咐不让他说的?
8
最后一个轮到我汇报。
我做的是关于公司对外股权投资的情况汇报与说明。但我临时做了两项“创新”。一是把材料中所有“股权投資”临时改成“战略投资”。我觉得股权投资是“战略投资”的一种,而我汇报的内容中,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股权投资,还涉及整体并购等问题,所以叫“战略投资”更准确。二是汇报中我把所有对“老板”的称呼一律改成“主席”,因为老板的正式职务就是我们集团“董事局主席”,平常喊“老板”可以,但在这种正式的场合,用“主席”更严谨。另外,“老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东门小商铺的个体户,而“主席”则唤起我们的伟大记忆,孰大孰小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果然,当“主席”的称呼在会场一次又一次不断响起时,会议室的气氛也悄悄地产生一种升腾。最明显的是老板本人,不,应该说是主席本人,他的腰板直了,表情威严了,真像主席了。
关于集团的战略投资,我的基本观点是目标瞄准即将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思路没错,但操作甚难。因为真正即将上市的公司股票根本买不到,送上门的基本上没好货。有些公司说得很好,资料也漂亮,但“即将”几年甚至十几年也没正式上市。最离谱的是海南一家公司,都煞有介事在报纸上刊登招股说明书了,黑市上原始股也被炒到十几元一股,最后也没上市成功。我们老板,不,应该说我们主席,显然有这方面的教训,所以才把我专门招进来把关。
我主张先定原则,也就是定纪律。原则确定之后,任何人都不能违反。包括主席本人。
我知道主席听了这话起初会不高兴,但他很快就能明白我这是在帮他。因为主席是个要面子的人,在搞多元化的时候,有些合作他也感觉不好,但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拒绝,结果不是被“臭虫”咬了一口就是被“蚂蟥”叮上了。我提出定原则表面上限制了主席个人的权力,实际上是帮他把不好意思拒绝的投资婉拒掉。
我相信主席是个聪明人,也是一个能从公司大局考虑的人,他一定能理解并最终支持我的主张。
我主张的原则有三条。第一,任何战略投资都必须上会。可以是董事会,也可以是今天这样的集团高层会,还可以是主席临时召集的专门会议。总之,未经会议讨论不能投资。第二,在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即将上市”的情况下,只能注重对投资标的的行业和背景分析考量,对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可大胆入股,这类机构即使不能上市也有投资价值。对于某些处于垄断行业或稀缺资源类由国企改制过来的股份有限公司,也可以优先考虑。我承认我有私心,这最后一项是我准备专门为投资鲍艾生的金灿公司做铺垫的。第三,杜绝盲目投资,特别杜绝为了扩张而进行的投资和兼并。我认为集团公司眼下的主要任务不是扩张,而是盘活现有的存量资产,降低公司的负债率,提高净资产增长率,为增发创造条件。 我自以为自己的发言水平在前面所有发言者之上,却没想到已经得罪人了,而且得罪的是集团重量级大佬。
大佬与主席同乡,还同姓,估计他们也是同宗本家。关键他是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硬件”不比我差,与老板的私人关系和在集团的资历远在我之上,我这个职位该由他坐。事实上,我来之前,这项工作确实由他分管。
注意,是分管,因为他的职位在主任之上。该大佬是集团党委书记兼集团副总裁。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临界职位”,再高就高过主席了。
其实他是夸大其词了。股份公司的党委书记是虚职,与国企不一样,他的职位其实排在总裁之后。这,难道也是老板舍他用我的原因之一?
我不认识他。我被招聘前后他在上海督导成立华东公司。这次是专程回深圳参加集团高层会议的,因为议题涉及他推荐的一项整体并购项目。
我不知道并购案的来龙去脉,所以,第一关就把它否定了。按说,根本不用上会议讨论,老板可能是考虑到书记的面子,才特意嘱咐我在会议上说一说,并专门把他叫回来,让他当面听听,抑或当面辩辩,这样,得罪人的就不是老板而是我了。
可这些情况当时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集团还有一位党委书记。我当着大佬的面,把这个并购案说得一无是处,就差没说我怀疑向集团推荐该项并购的人是不是拿了对方好处。
该项目的最大“亮点”是净资产负债。就是集团不出一分钱,只按照标的企业的净资产承担相应的债务,这家老国企就全部无偿归我们集团了。
不花一分钱就整体兼并一家县团级的老牌国企进来,那么,我们集团通过兼并不是立刻升格为地市级了?我们的党委书记不是相当于市委书记了?我们集团董事局主席不就相当于市长了吗?
我说:“胡闹!”
第一,这是一家严重亏损企业,已经半年发不出工资了,我们兼并过来,第一件事情不是升格为“地市级”,而是要为上千职工补发工资和退休金,并且以后月月如此,一个月都不能少,一天都不能拖。
第二,虽然兼并的时候一分钱不用掏,但承担了几千万元的债务,报表上资产负债率上升,年终净资产收益率下降,还怎么增发或配股呢?
第三,该企业拖欠银行几个亿借债,现在是国企,通过当地政府协调,银行没找他们麻烦,年年用新贷还旧贷,一旦我们整体并购,对不起,银行马上找上门,我们集团打算帮他们偿还银行几个亿贷款吗?
第四,对外担保……
第五……
我在陈述的时候,党委书记明显坐不住了。起初是喝茶,故意把茶杯与茶杯盖碰得很响,企图含蓄地打断我,但我正说在兴头上,没理会。随后是咳嗽,使劲大声地咳嗽,希望提醒我注意,哪知道我不知趣,照说不误。最后是拍灰,党委书记在自己的大腿和身上拍灰。但我们写字楼很干净,董事局会议室更是一尘不染,而他身上的名牌西装是崭新的,估计是第一次穿,根本没灰。后来,据付道海说,我把集团的“临界人物” 彻底得罪了。
“连杀你的心都有。”
听得我毛骨悚然。
我很后怕。如果我事先知道该项目是“临界人物”负责的,至少我不会那么慷慨激昂,可以用疑问句,不用肯定句。忽然发觉最可怕的祸不是杀人放火,而是自己为出风头和标新立异而故意口无遮拦,假装“正直”和“有水平”。我不能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按付道海所说,老板把我招聘进来就是针对“临界人物”的。我则以为,即便如此,老板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而我自己愿意被人家当枪使,怪谁?
9
我在集团混不下去了。
老板并没有炒我,还提拔我兼任董事局主席助理。表明老板很仗义,更不是一个卸磨殺驴的人。但我自己感觉待不下去了。直到此时,才意识到“临界人物”的影响力。他的高明之处在于,除了会场上碰茶杯、大声咳嗽和在很干净的西装上无中生有地拍灰,自始至终没有与我说过一句话,而且,会议结束立刻飞上海,我连当面解释表示俯首称臣和效忠的机会都没有。然后,书记坐镇上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让整个集团所有的潮州老乡认为新来的丁主任咄咄逼人要整他们潮州帮了。
我哪有这意思?潮州人也没得罪我,我惹他们干什么?再说,老板就是潮州人,我也惹不起啊。但是,谁也没有当面说,大家对我依然客客气气甚至毕恭毕敬的,而我自己却做贼心虚一般地感到不安与恐惧。
周末,我约管青喝早茶。并非打算与她出轨,我现在没心思出轨,只想了解更多的情况。感觉从管青这里或许能听到更真实的声音。如果找郑齐国和付道海,就有点兴师动众了,说不定把他们也牵扯进来。
在广东,“喝茶”与“吃饭”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楚,在我看来,广东人喝茶的过程其实就是“吃饭”过程。区别在于正经的“吃饭”菜品是炒的,而喝茶的菜品大部分是蒸的。分量小,品种多,同样的肚皮容量,喝茶吃的更丰富。
我要了一碗稀饭、一碟菜心和一笼虾饺。对管青说:“尽管点,别客气。”
她真没客气,欢天喜地点了满满一桌。有春卷、开花馍和叉烧包这样的早点,也有凤爪、排骨和猪手这样的大点,还有花生米、蒸芋头、肠粉这样的“中点”。我早上没吃饭,空腹,所以早茶的胃口不错。管青估计头天晚上就没吃,专等着今天享受“免费的早茶”,她居然那么能吃。我不担心钱,一顿早茶无论怎么点也不会让我破产,只担心管青的肚子。怕她吃撑了。早茶连着午餐自不必说,不可能连晚餐也包括吧?我希望她适可而止。若有必要,我可另外再请她吃晚餐。但她不断地吃,我也不能阻止。相反,还提醒她多吃点。
管青“多吃”了不少。但吃得再多,也有停下的时候。这叫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我问她要不要再来点。她打着饱嗝摇头。
我问她怎么样。她说很好吃。
我不是问这个。
等她饱嗝打完了,我再继续问她对集团的感觉怎么样。
她说很好啊,至少比科技园好。
我尴尬地点头,承认集团公司确实比我当初忽悠她们加盟的科技园创业中心好。 “你也很好啊。”管青说,“听说你在高层会议上把书记驳得哑口无言。”
“你也听说了?”我问。
“嘁,谁没听说?”
我一想,也是,资金部全是靓女,哪个靓女背后不站着一个高层?估计这边会议还没结束,那边消息就已经短信发到资金部了。我进一步问:“还听说什么?”
“听说你高升了,成老板助理了。”
“这些都是虚的,”我说,“也不一定涨工资。”
“那不一样,”管青说,“之前都是主任,分不出高低,现在你比其他主任高出半级了。”
“是吗?”我问。心里想,我比郑齐国和付道海高出半截了?我怎么没有感觉到?
“是的。”管青肯定地说。
好吧,就算是吧。可那又怎么样?不还是下面没腿,仍然像光杆司令?忽然想到把管青调上来当我的助理。但这是不可能的,我自己只是助理,哪能再配一个助理?
不过,经管青一说,我感觉好像确实有点变化。比如集团总裁,一个从厅长位置“高台跳水”到集团来的前官员,之前对我不咸不淡,如今见到我明显客气许多。我甚至感觉他多少有点讨好我。或许,是总裁对“临界人物”本来就有看法却不敢惹,这次我帮他出气了,总裁从内心感激我;或许,总裁担心我哪一天会用同样的方式轰他一顿,所以趁早与我拉拉关系,让我嘴下留情。不管哪种情况,反正从表面上看,总裁把我当个“人物”了。
还有我手下的三个兵,老板的专职秘书变化不大,另外两个之前根本没有把我当领导,现在每天早上喊“主任早”了。
我心情被管青说得好了一些。但我请她喝茶的目的不是为了听好话,恰恰相反,我是想听对我不利的话,便于我了解下面真实的反映。于是我直接问管青:“下面有没有对我的负面反映?”
“负面反映?没有啊。都说你很能干,敢说真话,说老板很信任你呀。”管青一边说,一边晃脑袋。
我认真观察了一下,看不出她在故意隐瞒我或敷衍我,于是猜想有两种可能。一是资金部几个靓女没一个是潮州人,圈子不同,所以信息来源不一样,没听到我的负面反映。另一种可能别人以为管青是我的人,所以故意不在她面前说。不管哪种情况,看来我从管青这里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于是推说我还有工作,有一大堆资料要看,早早地分手了。
不完全是推脱,我确实有太多的资料要看。每家公司的资料都像一本书那么厚,我必须一本一本一页一页认真看,今天急于要看的,是鲍艾生金灿股份有限公司的材料。
10
我已经与鲍艾生取得联系。他现在是金灿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该公司的前身是国营金川黄金冶炼厂,最近通过股份制改造,把当地的金矿“捆绑”进来,组成“金灿股份有限公司”,寻求整体上市。公司质地不错,毕竟是金矿嘛,但正因为是金矿,所以才很偏僻,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当地政府还准备从老国企身上拔毛呢,哪里能拿出现金支持金灿?可是,包装是需要成本的,上市更需要花费,没有几千万现金怎么玩得转?所以,必须对外招股,如果能募集几千万现金,凭他们的行业和地缘优势,说不定真能忽悠上市。一旦上市成功,古老的金矿和黄金冶炼厂就能实现整体“腾飞”。
“我们有政策。”鲍艾生电话里面对我说,“如果你们集团愿意以现金入股的方式作为共同发起人,我们对你个人有奖励。”
真的呀?难怪我否决整体并购案像挖了“临界人物”的祖坟,他是不是已经拿了标的公司的好处要吐出来啊?
这事我可不能干,事情做不成,我一分钱好处也不敢拿。
我想缓一缓,不想把事情搞得那么急,于是故意把话题岔开,问他怎么跑到那里当总经理了。
鲍艾生愣了一下,似乎不想谈论这个话题,或者说他根本没打算要谈论这个话题,鲍艾生更关心的是我能不能说服本集团现金入股,成为金灿公司上市的共同发起人。
我理解他的心情,但更知道好事不能忙中取。公司与公司的合作,首先是人与人的合作,我们集团公司是不是入股金灿公司,是以我与鲍艾生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基础。不错,我们是老同学,当年在学校的时候我因为发表论文成为“榜样”而与他结识,我们算老朋友,但自打我毕业他考上研究生之后,双方就再没联系,我不能凭十多年之前的印象和交情说服老板入股金灿公司,起码得叙叙旧,重新联络感情,了解鲍艾生本人和他们公司的现状嘛。
见他没准备,我就先说我自己,算是抛砖引玉吧。
我刚说一个开头,鲍艾生就声称他知道我的情况,因为有色院有许多矿冶学院的校友,最近有色院与他们黄金冶炼厂有一项技术合作,双方有走动,所以他听说了我的一些情况。
我问他具体听说了什么。
鲍艾生笑了一下,说:“你把有色院闹得天翻地覆,大家等着看结果呢,结果,你自己一拍屁股跑了,把大家晾在那里。”
“结果?”我说,“还能有什么结果?成了臭狗屎,混不下去呗。”
“不一定。”鲍艾生说,“听说这次部里在你们院搞民主选举试点,还有人推举你当院长候选人。”
“我?院长候选人?开玩笑吧?”
“不完全是开玩笑,”鲍艾生说,“你当时那样折腾,确实有些老同志反感,但也有许多年轻人心里是支持你甚至佩服你的,只是嘴上不敢说罢了。”
“是吗?”我问。
“是的。”鲍艾生说,“他们还说你跑到深圳混得不错,发大财了。”
“我?发大财了?”我说,“别说发大财了,就是发个小财,我也把老婆孩子接来深圳了。”
“你老婆孩子没跟着来?”他问。
我说是。
他问为什么。
我说因为没发财。
他笑。
我说不要笑,是真話。接着,我就把老婆担心深圳的教学质量不如北京,我想让儿子上“贵族学校”,可又上不起的情况简单说了。
鲍艾生说会好的。 我心里想,确实会好的,如果我能说服老板入股你们金灿股份,你能兑现我的个人奖励,或许就真好了。
突然,我意识到跑题了,我是打算聊聊鲍艾生的,怎么聊着聊着就真聊到我自己身上了?即便抛砖引玉,我这“砖”也太大了,把“玉”都遮挡看不见了。
“不说我了。说说你。你老兄怎么跑到那地方当老总了?”
“我简单,”鲍艾生说,“研究生毕业后,自然不会‘社来社去’了,但第一学历仍然是‘工农兵’,脱不掉,终身制,想进你们有色院这样的好单位得求人,还要看脸色。可家乡却把我当成宝,市长亲自给我写信,我就回来了。”
“你是西北人?”我问。
“你不知道?”他问。
我哪知道?我说:“好的结果说明好的一切。你回家乡是对的。现在,上市公司总经理了。”
他说:“还没上市。”
我说:“指日可待。”
他说:“托你的福。”
我问:“你们都已经完成股份制改造了,我们还能作为共同发起人吗?”
他回答:“可以置换。”
我问是什么意思。
“当地经济落后,”鲍艾生说,“实在找不到有实力的公司作为共同发起人,我们不得不收购一家空壳小公司,包装成有实力的样子,充当共同发起人,相当于自己放血自己喝。等你们一来,立刻替换。”
“可以吗?”我问。
“可以,”他说,“把空壳公司变成你们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就行。”
长见识。我还想进一步讨论细节,鲍艾生说:“当面聊吧。我正好要去深交所,到时候见面好好聊聊。”
也行,不是还有“个人奖励”嘛,电话里面不方便说,当面一并聊清楚吧。
我问他哪天来。
他说下周。
我希望越早越好,不是我心急,而是担心凭我眼下的处境,随时被挤走的样子。
11
第一个离开集团公司的居然不是我,而是法律室主任郑齐国。
郑是悄悄离开的。也可以说是灰溜溜走的。
据付道海说,我把“临界人物”得罪了,而郑齐国却得罪了老板,所以,我虽然感觉到了危险,但还不至于打铺盖卷,郑齐国则立刻走人。
我问他,郑齐国怎么得罪老板了?
付摇头,说他也不知道。
我相信付道海确实不知道。我天天守着老板都不知道,付道海怎么会知道?但是,我又觉得郑齐国的离去似乎有某种必然,别的不说,就说我自己对他的感觉,就不如付道海亲切。也不是说郑齐国有什么不好,只是他性格有点封闭,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显得傲慢且不识好歹。比如在集团高层会议上,只有我一个人替他解围,他好像一点都不领情,甚至连个感激的眼神都不给。就算我心胸宽广不计较,但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我还能为他挺身而出吗?对我如此,对其他人估计也差不多。这样的性格,其实不适合在“阶级斗争”如此激烈的上市公司生存。早走也好。最好能回到最高检。我觉得他这性格或许最适合当一名正直的检察官。可他回得去吗?
鲍艾生来了。
他是住下之后才给我打电话的。
见面时间是晚饭后。地点是他下榻的宾馆房间。
我说请他吃饭。他说不行,已有安排。
我说晚上请他去消费。他犹豫了一下,说还不如房间说话方便。
去了之后才知道,他房间带有小酒吧。
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带小酒吧的客房。
应该很贵吧?
肯定。
但我没有问。问了显得自己太土。尽管我确实很土,却也下意识地掩饰。
我生活在深圳,怎么会比鲍艾生土呢?他那地方不是老少边穷吗?他们公司不是很困难吗?又一想,什么是“土”?穷就是土。我虽然在深圳,但我没钱,连老婆儿子都不能接到身边,哪里敢高消费?所以我土。鲍艾生那里虽然是穷乡僻壤,但他是国企老总。庙再穷,穷不到方丈,国再穷,穷不到国王。国企老总来深圳出差住一间带吧台的套房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相反,如果他住的太差了,我还怎么相信他能兑现我的“个人奖励”呢?
在鲍艾生的豪华套房衬托下,我忽然觉得谈这个问题一点也不羞愧了,理直气壮。
我最关心的是安全性。
鲍艾生说:“这个你放心,我们的奖励不是给钱,而是让你优先认购原始股,你花钱买我们的原始股,不犯法吧?”
确实不犯法。但买少了没意思,买多了我没钱。就是有钱也不敢买,万一你们没上市成功,我不等于花钱买废纸?
鲍艾生仿佛能读懂我的心思,他说:“放心,我们给的是认购协议,不是股票。凭协议,你随时能到我们公司按原始价一元一股兑现我们的职工内部股。”
这倒不错,不要我掏钱,万一上市不成,我不去认购就行,没有任何损失。但这也意味着他们给我的是空头支票,必须等股票上市了才能兑现价值。
鲍艾生又看出我的疑虑,说:“如果你急等着用钱,也可以直接在黑市上连同身份证一起转让出去。目前黑市上金灿股份的‘认购协议’价已经卖到四块钱一股。”
那还不错。比如他们奖励我二十万股,我可以先在黑市上卖出十万股拿回四十万现金再说,剩下的十万股慢慢等,等到他们公司果真上市了,就能变成一百万甚至几百万,万一没有上市成功,我也已经赚了四十万。
四十万呀,立马就可以打电话让老婆带着儿子过来,别说一个儿子,就是两个儿子,照样把他送进“贵族学校”。
但是,我不能连自己的身份证也卖出去啊。我就一个身份证,卖出去了,剩下的一半怎么办?我要乘飞机怎么办?补办一张身份证要回北京,也不会那么简单和迅速吧?
鲍艾生說他们从边缘地区的山民手上买了一批身份证,认购协议连同身份证一并“奖励”,不是一份,而是用几个身份证制造几份协议,方便被奖励人分批出手。 真周到啊,没想到鲍艾生变得这么精明。
鲍艾生说:“哪里是我精明?都是下面证券部的人跟你们老大哥学习来的。”并说当年我们集团公司上市的时候也肯定这么搞过,只不过我来得晚没赶上,所以不知道罢了。
我确实没赶上,所以不知道。难怪来深圳之后,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来晚了。原来这句话中藏着这么多的奥妙啊。
我确实来晚了。不仅来深圳的时间晚了,而且进上市公司的时间更晚了,没赶上集团公司上市的时候享受“职工内部股”,现在要做的就是说服老板入股金灿股份,按照鲍艾生他们的“政策”拿到认购协议,然后立刻从黑市上出让一部分,剩下的耐心等待金灿股份上市。
我们开始讨论资料的细节。
我挑出许多毛病。目的不是否定他们,相反,是想帮他们润色,至少从资料上,让金灿股份金光闪闪天衣无缝。
鲍艾生很谦虚也很有耐心,认真解答我的每一个问题,实在解答不圆的,就被我们认定为漏洞,然后一起讨论堵塞的办法。
另外,我对他们资料的文风也提出批评,太啰唆,重点不突出,尤其是前面的摘要,应该简短、明确、亮眼。
见鲍艾生露出疲惫,我赶紧打气,解释说:“我们老板虽然没上过大学,但他绝顶聪明,往往通过几句话就能判断出一个人的深浅,看几行字就能掂量出材料的分量。”
鲍艾生看着我,认真点头。
我提出:“要化不利为有利,把你们公司那地方‘老少边穷’说成是优势,正因为贫困,所以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少,金灿股份成了‘独宝’,按照国家上市指标条块分割的分配原则,贫困省份也有上市名额,而且无人可争。这就是优势,是你们金灿股份最大的优势。”
鲍艾生被我说得两眼放光,仿佛一介丑女突然当了选美冠军。
我最后说:“其实老板不关心你们公司的质地,只关心你们能不能上市,只要能上市,臭狗屎也行,不能上市,金疙瘩也没用。”
鲍艾生立刻对我作揖,说:“求你。求兄弟亲自操刀,帮我们重写。不写多,就写摘要。”
他又补充:“这是额外劳动,有劳务费。我先给,现在就给。”
说着,鲍艾生打开密码箱,取出一沓人民币硬塞给我。
我第一次最真切地体味到了“一字千金”。
12
说服老板的过程比我预想的简单。简单到我只说了一句话:“这公司肯定上市。”
本打算说估计上市,天晓得一出口怎么就成肯定了。
肯定就肯定吧。反正话已经说出口,覆水难收,不如听天由命。
我以为肯定要上会。不是上董事会,就是上集团高层会议,再不济,也要组织一个小规模的会议讨论一下。这是原则。该原则是我自己提出的。当时并没有人反对。连主席也没反对。既然无人反对,那就算通过,写进会议纪要。今后凡是对外重大投资这样的决策,就一定要研究决定。
我有点心虚,担心一旦上会就会遭遇强烈反对。即便“临界人物”不出席会议,他那些老乡也会替他出气,鸡蛋里面挑骨头也能挑出金灿股份的毛病。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老板根本没有召集任何会议就同意了。忽然发现上会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当老板认为该项投资不可行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上会,立刻枪毙;当老板认为该项目非常值得投资的时候,也不需要上会,大笔一挥直接通过;只有像上次整体并购亏损国企那样,老板明明心里反对却又必须给书记面子的时候,才需要上会。
老板让我给金灿股份公司打电话。
我明明有鲍艾生的大哥大号码,但当着老板的面,却假模假样地按照资料上提供的座机号打过去。
电话打通,接电话的自然不是鲍艾生本人。因为我没想到老板无须上会就自动通过了,所以来不及跟鲍艾生约好。我只能告诉接电话的人,我们是深圳的某某上市公司,我们集团对入股他们金灿公司有兴趣,让他们老总尽快给我们老板打电话,并告之我们集团董事局主席的直线号码。
电话没有立刻打过来。估计是接电话的人素质不够,掂量不出轻重,或者是老国企的人都自以为是企业的主人,完全没有打工意识,接到任何电话都按程序记录并逐级上报,说不定等到明天才能汇报到鲍艾生那里。
我担心夜长梦多,假装上厕所出去一会儿,回自己的办公室把门关上,拨打鲍艾生的大哥大,让他现在、立刻、马上给我们老板打电话。
折返老板跟前,鲍艾生的长途正好追进来。
我们老板,也就是我们集团董事局主席,显示了非凡的魄力。我和鲍艾生的目标是争取集团出资两千万,至少一千万,没想到我们主席嫌少了,说不做则已,要做至少入资三千万。
我能听见我们老板说话,也隐约听见那边鲍艾生的声音,但我看不见鲍艾生的表情。估计此時他听我们老板如此豪迈的答复,一定激动得张着嘴巴说不出话。
协议签订后,鲍艾生立刻兑现我三十万内部职工股认购协议。我很浅薄,没见过大钱,不要说这三十万认购协议黑市价值一百二十万了,就是一股作价一元总值三十万元,对我也是天文数字。
不但肤浅,我还缺乏远见和耐心,居然感觉不兑换成人民币不放心,电话里都不敢对老婆说。
不行。这样我会被憋疯的。我常常半夜惊醒,查看那些认购协议连同山民的身份证到底还在不在。每检查一遍,安全感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变本加厉,竟怀疑起认购协议的真实性。最后,决定先兑现一张再说。
总共六份,每份五万股,我拿出一份认购协议连同山民的身份证跑到红岭路一带,在黑市上转让出去。价格居然不是每股四元,而是四点二元,总共获得二十一万元。实收。无人收税。
下周,再次来到黑市,发觉金灿股份的认购协议又掉回到每股四元,后悔上周没多卖出一些。如果上周全部卖出,即使本周再买回来,也多赚几万啊。于是,赶紧再卖出两份。如此,还没等上市呢,我手上的金灿股份认购协议就所剩无几了。 但我没有后悔,相反还很庆幸,因为最终由于种种原因,金灿股份并没有上市,如果我不是那么肤浅地急于出手,如今手上抱着的不果真一堆废纸吗?
我赚了“第一桶金”,自认为没有损害本集团的任何利益,因为那不是本集团的原始股,只是金灿股份的认购协议。我也没有损害金灿股份的利益,因为该公司最终并未上市,因此我也根本没有去兑现“认购”,他们给我的认购协议最终成为一张废纸。至于那些從我手上买走认购协议的人,我只能用官方标准提醒语奉告:股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唯一感觉对不起的是学长鲍艾生。如果不是我,他肯定会另寻一个投资人,那样,金灿股份或许就上市成功了。
并非我们老板是扫把星坏了鲍艾生的运气,而是他太把自己当“主席”,遵循一切寡人的秉性,让对手也让自己的属下始终捉摸不透。虽然签订了入股三千万白纸黑字的合同,但他实际只出资五百万,剩下的两千五百万不是不给,而是拖着不办。始终没翻脸,客客气气地拖延,每次都有充足的理由,每次都态度诚恳,每次都让鲍艾生继续抱有希望,希望我们明天就兑现两千五百万,至少再兑现五百万。
我明白,主席是想走一步看一步,等金灿股份果真上市了,主席一定会提前一天把剩下的两千五百万全部注入。说不定还要求多入资一点。但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古老命题,鲍艾生手上没有充足的“弹药”,每次出击都要顾及“弹药”的合理用量,结果,每个环节都打折扣,累积下来,可不就是掉链子嘛。
鲍艾生并没有怪罪我。并非他通情达理或看重我们的情谊,而是因为金灿公司并非他的私营企业,是国家的,所以,损失也不是他个人的。
鲍艾生甚至调侃地对我说:“你们主席真是天才。每次我都忍无可忍抱定翻脸的决心给他打电话,每次都被他说得充分理解差点倒过来给他钱。”
我想笑。但是不敢笑,苦着脸说:“对不起。”
“不怪你。”鲍艾生说。
确实不怪我。但如果不是我,学长不会找到我们老板,我们主席也不会关注到那老少边穷的金灿股份,如果那样,鲍艾生尽管费些周折,但最终肯定能寻得另外的投资人。对方肯定不如我们主席“豪迈”,不会一开口就是三千万,但只要对方实际出资两千万,再不济只有一千万,就能让鲍艾生手中的“弹药”增加一倍,金灿股份或许就上市成功了,至少成功的概率增大一倍。
我有时候想,精明过分就是傻。如果我们老板当时真出资三千万,确保金灿股份上市,那该是多大的收益啊。
不仅收益巨大,而且可以关联交易,两家上市公司成为一致行动人,再联手组建或收购另一家上市公司,将是一种什么局面呢?若果那样,我们集团还能退市吗?
“不一定。”鲍艾生说,“我们金灿没能上市原因很复杂,你们集团最终退市原因更复杂。”
我仰脸看着鲍艾生,突然想起电影《教父》里面的台词:“有些人,交谈半分钟就能看出对方是什么来路;有些人,琢磨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属于什么人。”
难道鲍艾生是前一种人?难怪他能当国企老总。那么我呢?我自己属于哪种人?
我不能确定。
所能确定的,就是我们老板像“教父”。主席并不控股,甚至在前十大股东中都找不见他的名字,他没有高学历也没有家族背景,一个来自潮州乡村的退伍兵,仅凭一己之力就能牢牢掌控一家在深圳和香港两地上市的集团公司,不是“教父”可能吗?
13
在集团高层的最后阶段,我的主要工作是为公司寻求救世主。
退市的直接原因是财务状况恶化。一是负债大于资产,也就是资不抵债。二是公司缺乏现金流,也就是入不敷出,每月的经营收入应付不了集团公司的庞大开销,更无法偿还银行利息。但这不是我们集团公司退市的根本原因,因为当时像本集团这样资不抵债和入不敷出的上市公司比比皆是,比如深圳另一家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比我们更糟,当时我们每股净资产负一元,他们是负六元,就是说,他们比我们糟糕六倍。但他们是由国企“改制”过来的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是国资委下属的投资管理公司,并且“一股独大”,因此,国资委有责任为他们充当救世主,经过资产重组,剥离不良资产,置换成能产生大量现金流和利润的优质资产,一夜之间乌鸦变凤凰,不仅摘帽,去掉ST和星号,而且二级市场股价飙升,一飞冲天。但我们是真正的“公众公司”,国资委下属的投资管理公司没有义务拿他们的优质资产来置换我们的不良资产。
找社会上的“救世主”也可以。深圳另一家同样老牌的上市公司也是真正的“公众公司”,他们找到一家香港的财团以一元人民币的价格把整个上市公司“购买”过去,然后在财团内部进行资产置换完成“重组”。大财团看中的是“上市公司”这个“壳”,可以拿这个“壳”去做更大的运作,但既然是“壳”,就必须分量轻,而我们集团曾经在“多元化”的大旗下恶性扩张,不仅体量庞大,而且问题多多,这样的“重壳”谁敢“接盘”?此时我才想到,当年郑齐国的悄然离去,并非传说中的那样得罪了老板,而是他看到了本集团的诸多司法隐患,怕将来承担司法责任,所以断然离去。
既然甘愿充当“壳”都没人要,最后只能自己救自己,必须编造一个所谓的“财团”出来,对外声称该财团来“重组”我们了。
编造的任务落在我头上。此时我的心态与当初郑齐国差不多,担心承担法律责任。我想开溜,但当了多年集团的高层,哪能一点情面不讲?再说,既然“多年”,就不可能一点把柄没有,“硬脱钩”比如今的英国“硬脱欧”更危险。于是我对老板表决心,声称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不为集团创造出一个理想的“救世主”绝不离开公司。主席说:“行。只要你把救世主整出来,就可以去深造了。”
说“深造”而不说 “逃离”,体现了主席的格局。他主动给我一个台阶,我不得不识抬举。于是,就创立了“太平洋集团”来充当救世主。
所有证照一应俱全,没有丝毫造假。您要是怀疑本集团都资不抵债了,怎么还有十亿美元完成资本注册呢?说明你思想不够开放。我们之所以不远万里跑到太平洋的小岛上去注册公司,就因为该岛国十分开放,注册公司只收手续费而没有“验资”环节。我算保守的,只填写“十亿美元”,与我同去的另一家上市公司仁兄比我贪,直接注册一家资本为百亿美元的超大“财团”。名称也比我们更保险,叫“百慕大”。就是飞机轮船经常出事的那个神秘区域。因为经常出事,所以监管部门也断然不敢去核查,因此更保险。
在一个隆重的场合,太平洋集团愿意充当救世主,与本集团正式签订整体收购意向书,并就资产重组的具体细节达成谅解备忘录。
消息一出,本集团的股票立刻在二级市场火了一把。我赶紧拉高出货。不仅把手上的股票抛得一干二净,而且自己也趁机从集团公司抽身。
受老板随口一说的启迪,我并不是跳槽或自己创业,而是真去了一家著名的管理商学院接受所谓的EMBA教育了。学到什么东西不敢说,却结识了一大帮赫赫有名的大企业家和超级美女。
我不敢说出同学的名字。说出来怕你们不信。但可以说其中的一个,就是当年差点被我当作近水的管青同学。我们曾经在科技园同事几天又恰巧一起应聘集团公司,可谓缘分不浅。当年我很在意“高层”的职位,努力克制贼心没敢释放贼胆,等在高层的位置上坐稳了,却发觉她已经离开集团另攀高枝了。估计管青怕我伤心,抑或是瞧不起我的瞻前顾后,走时居然连招呼都没跟我打,而我作为集团高层,更不便向人力资源部打听一名异性低级职员的去向,于是断了联系,没想到多年之后,在著名商学院的EMBA班,居然又成为同学。这次我不会那么瞻前顾后了,班上那么多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我算不上“高层”,可以无所顾忌,可是,既然我算不上“高层”,管青还能瞧得上我吗?
我决定试试。因为,我是敢于创造“救世主”的人,还怕什么?
责任编辑 李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