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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在江西省玉山县怀玉乡陇首村高竹山的木梓树下不幸被俘，随即被关押在国民党军独立第四十三旅第七二七团团部。从此，方志敏开始了长达半年的狱中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对方志敏的被俘欣喜若狂，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施行种种卑劣手段，企图让方志敏改变初心，放弃信仰，屈服投降。但敌人想错了，方志敏以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在囹圄中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5年2月1日，方志敏从玉山被转押到上饶，国民党“闽浙赣皖四省剿匪司令部”在驻地上饶布置了一个会场。由于不久前的怀玉山血战，方志敏连续12个日夜粒米未进，身子极度虚弱，加上双脚又被戴上了粗重的脚镣，几乎不能行走。敌人为了羞辱方志敏，把他背到会场的台上，任人观看。方志敏“自问是一个清白的革命家，一世没有做过一点不道德的事，何所愧而不能见人”，于是，他昂然挺立，把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深刻地印在群众的脑海里，令人肃然起敬。
方志敏从上饶被转押到南昌后，敌人如法炮制，在南昌豫章公园召开“庆祝会”。方志敏的身体有所恢复，他以“虎死不倒威”的气魄，如同雕像一般，大义凛然地站在敌人的铁甲车上。围观群众肃然静默，表现出对方志敏的无限尊敬和同情。又一场“庆祝会”在反动当局极端恐惧的气氛中草草收场。方志敏被捕后，国民党本想通过“示众”来大肆宣传“剿共胜利”，没想到弄巧成拙，反倒让方志敏在民众面前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自被捕入狱起，方志敏便决心以死谢党，但没有消极等死。他说：“我们是共产党员，当然都抱着积极奋斗的人生观，绝不是厌世主义者，绝不诅咒人生，憎恶人生，而且愿意得脱牢狱，再为党工作。”为此，方志敏鼓励被捕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其他指战员，在狱中建立秘密党支部，由师原参谋长乔信明任书记。乔信明等一批狱中同志，正是在方志敏的教育、鼓励下，始终坚持斗争，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后，他们终于得脱牢狱，奔向了抗日战场。
方志敏特别强调：“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正是本着这种认识与信仰，方志敏利用敌人提供的笔墨纸砚，以超常的毅力，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写下了13万字的狱中文稿，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不朽华章。
如《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记述了方志敏一生战斗的经过和赣东北苏维埃及红军的创立与发展，把许多宝贵的经验贡献给党和革命事业。《可爱的中国》体现了方志敏是共产主义者与爱国主义者的完美统一，虽然身陷缧绁，眼前一片黑暗，却能预言可爱的中国会有一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清贫》是方志敏革命的一生、清贫的一生的真实写照。《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展现了方志敏的坚定信念与浩然正气……这一篇篇掷地有声的文稿，犹如一曲曲振聋发聩的正气歌。
撰写狱中文稿之初，方志敏曾担心无法送出。为了解决这个令人困扰的难题，他把目光对准了狱中的下层官吏、看守卫兵，乃至身遭软禁的原国民党官员。方志敏不放弃一点时机，给他们做工作，极力去争取他们，去取得他们的同情和帮助。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宣传，尤其是通过自己救国救民的满腔热情和大义凛然的人格魅力，方志敏先后争取到了高易鹏、程全昭、胡逸民、向影心等人士，使他们甘愿冒生命危险，通过各种途径，将自己的文稿从狱中秘密送出。
方志敏狱中文稿的传送，先后有过4次。
第一次是1935年夏天，监狱文书高易鹏唤来杭州的女友程全昭，让她带着文稿从南昌到上海。由胡子婴乔装成阔太太，到宝隆医院取出方志敏托交的纸包。纸包中的文稿通过胡愈之、毕云程转交到中共特科。特科负责人王世英又将显影后的文稿转送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1936年1月29日，为了纪念方志敏被捕1周年，法国巴黎的《救国时报》公开发表了方志敏《我临死以前的话》等两篇文稿。
第二次、第三次分别由与方志敏同囚“优待号”的国民党原高官胡逸民的妻子向影心和高易鹏本人从南昌送到上海，但都未能成功。向影心后来将文稿带到重庆，散落在社会；高易鹏则将文稿带回浙江绍兴老家，也散落在社会。
第四次是1936年11月，胡逸民出狱后，将方志敏牺牲前托付的文稿带到上海。他先找鲁迅未能见到，便通过中华救国会找到胡子婴。因当时胡子婴被法租界巡捕房盯上，处境危险，她接过这批文稿后，很快就通过中共党员章秋阳将文稿转送给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宋庆龄又转交给从延安回上海的冯雪峰，再经潘汉年之手，将这批文稿存进了上海某银行的保险箱，派专人负责保管，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交给了党中央。在此前后，《可爱的中国》等文稿多次汇集出版。
散落在重庆的方志敏文稿，有《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和狱中遗照，1940年被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购得。叶剑英读了文稿后，异常激动，立即在狱中遗照上题写了七言绝句《读方志敏同志狱中手书有感》：
血战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
方志敏的被捕，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中共特科奉命派吴奚如等从上海到南昌，意欲营救方志敏，后因内外无法联络，未能成功。国内以宋庆龄为首的民主人士，奔走呼号，并联名上书国民党当局，要求释放方志敏。旅居美国、古巴等海外的各界侨胞，以集会、发通电等方式，强烈呼吁国民党当局释放方志敏。苏联驻华大使馆也以本国政府的名义，出面与蒋介石交涉，要求把方志敏引渡到莫斯科。
随着各种社会压力的接踵而至，尤其让蒋介石恼羞成怒的是，方志敏竟然能打通国民党营垒里面的人员，将文稿全部送出戒备森严的监狱。与此同时，蒋介石已认定方志敏的信仰不可能动摇，他深感绝望，于是提前下达了“秘密处决”方志敏的手谕。
方志敏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经这样深情地嘱托全党同志：“同志们！十分亲爱的同志们！永别了！请你们努力吧！我這次最感痛苦的，就是失却了为党努力的机会。你们要认识：你们能够为党工作，为党斗争，那是十分宝贵的。”
方志敏牺牲后，人们从来没有忘却缅怀他、赞颂他、学习他。1935年10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世界大会，全体代表首先为方志敏殉难默哀致意。同年12月，共产国际把方志敏和毛泽东、朱德并列在一起，评价为“中国红军之父”，是“中国苏维埃和中国红军的领导者”。1936年1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公开出版了《民族英雄方志敏》一书。1937年1月，党中央机关报《斗争》出了一期“纪念民族英雄方志敏专号”，彰显了他的不朽业绩。1938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方志敏的妻子缪敏和她的两个儿子，并亲笔给缪敏题词：“没有困难可以阻碍人们前进的，只要奋斗，加以坚持，困难就赶跑了。”
1954年4月，毛泽东在浙江视察时，深情地说：“方志敏是个大智大勇，很有才华的共产党员烈士，他死得伟大，我很怀念他。”在方志敏烈士殉难30周年之际，毛泽东又为方志敏的墓碑亲笔题字“方志敏烈士之墓”。1984年，方志敏各类著作汇编成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邓小平亲笔题写了《方志敏文集》书名。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的讲话中引用了方志敏狱中文稿的一句话——“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并强调：“这些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誓言生动表达了共产党人对远大理想的坚贞。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我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
国民党反动派对方志敏的被俘欣喜若狂，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施行种种卑劣手段，企图让方志敏改变初心，放弃信仰，屈服投降。但敌人想错了，方志敏以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在囹圄中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5年2月1日，方志敏从玉山被转押到上饶，国民党“闽浙赣皖四省剿匪司令部”在驻地上饶布置了一个会场。由于不久前的怀玉山血战，方志敏连续12个日夜粒米未进，身子极度虚弱，加上双脚又被戴上了粗重的脚镣，几乎不能行走。敌人为了羞辱方志敏，把他背到会场的台上，任人观看。方志敏“自问是一个清白的革命家，一世没有做过一点不道德的事，何所愧而不能见人”，于是，他昂然挺立，把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深刻地印在群众的脑海里，令人肃然起敬。
方志敏从上饶被转押到南昌后，敌人如法炮制，在南昌豫章公园召开“庆祝会”。方志敏的身体有所恢复，他以“虎死不倒威”的气魄，如同雕像一般，大义凛然地站在敌人的铁甲车上。围观群众肃然静默，表现出对方志敏的无限尊敬和同情。又一场“庆祝会”在反动当局极端恐惧的气氛中草草收场。方志敏被捕后，国民党本想通过“示众”来大肆宣传“剿共胜利”，没想到弄巧成拙，反倒让方志敏在民众面前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自被捕入狱起，方志敏便决心以死谢党，但没有消极等死。他说：“我们是共产党员，当然都抱着积极奋斗的人生观，绝不是厌世主义者，绝不诅咒人生，憎恶人生，而且愿意得脱牢狱，再为党工作。”为此，方志敏鼓励被捕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其他指战员，在狱中建立秘密党支部，由师原参谋长乔信明任书记。乔信明等一批狱中同志，正是在方志敏的教育、鼓励下，始终坚持斗争，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后，他们终于得脱牢狱，奔向了抗日战场。
方志敏特别强调：“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正是本着这种认识与信仰，方志敏利用敌人提供的笔墨纸砚，以超常的毅力，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写下了13万字的狱中文稿，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不朽华章。
如《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记述了方志敏一生战斗的经过和赣东北苏维埃及红军的创立与发展，把许多宝贵的经验贡献给党和革命事业。《可爱的中国》体现了方志敏是共产主义者与爱国主义者的完美统一，虽然身陷缧绁，眼前一片黑暗，却能预言可爱的中国会有一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清贫》是方志敏革命的一生、清贫的一生的真实写照。《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展现了方志敏的坚定信念与浩然正气……这一篇篇掷地有声的文稿，犹如一曲曲振聋发聩的正气歌。
撰写狱中文稿之初，方志敏曾担心无法送出。为了解决这个令人困扰的难题，他把目光对准了狱中的下层官吏、看守卫兵，乃至身遭软禁的原国民党官员。方志敏不放弃一点时机，给他们做工作，极力去争取他们，去取得他们的同情和帮助。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宣传，尤其是通过自己救国救民的满腔热情和大义凛然的人格魅力，方志敏先后争取到了高易鹏、程全昭、胡逸民、向影心等人士，使他们甘愿冒生命危险，通过各种途径，将自己的文稿从狱中秘密送出。
方志敏狱中文稿的传送，先后有过4次。
第一次是1935年夏天，监狱文书高易鹏唤来杭州的女友程全昭，让她带着文稿从南昌到上海。由胡子婴乔装成阔太太，到宝隆医院取出方志敏托交的纸包。纸包中的文稿通过胡愈之、毕云程转交到中共特科。特科负责人王世英又将显影后的文稿转送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1936年1月29日，为了纪念方志敏被捕1周年，法国巴黎的《救国时报》公开发表了方志敏《我临死以前的话》等两篇文稿。
第二次、第三次分别由与方志敏同囚“优待号”的国民党原高官胡逸民的妻子向影心和高易鹏本人从南昌送到上海，但都未能成功。向影心后来将文稿带到重庆，散落在社会；高易鹏则将文稿带回浙江绍兴老家，也散落在社会。
第四次是1936年11月，胡逸民出狱后，将方志敏牺牲前托付的文稿带到上海。他先找鲁迅未能见到，便通过中华救国会找到胡子婴。因当时胡子婴被法租界巡捕房盯上，处境危险，她接过这批文稿后，很快就通过中共党员章秋阳将文稿转送给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宋庆龄又转交给从延安回上海的冯雪峰，再经潘汉年之手，将这批文稿存进了上海某银行的保险箱，派专人负责保管，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交给了党中央。在此前后，《可爱的中国》等文稿多次汇集出版。
散落在重庆的方志敏文稿，有《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和狱中遗照，1940年被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购得。叶剑英读了文稿后，异常激动，立即在狱中遗照上题写了七言绝句《读方志敏同志狱中手书有感》：
血战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
方志敏的被捕，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中共特科奉命派吴奚如等从上海到南昌，意欲营救方志敏，后因内外无法联络，未能成功。国内以宋庆龄为首的民主人士，奔走呼号，并联名上书国民党当局，要求释放方志敏。旅居美国、古巴等海外的各界侨胞，以集会、发通电等方式，强烈呼吁国民党当局释放方志敏。苏联驻华大使馆也以本国政府的名义，出面与蒋介石交涉，要求把方志敏引渡到莫斯科。
随着各种社会压力的接踵而至，尤其让蒋介石恼羞成怒的是，方志敏竟然能打通国民党营垒里面的人员，将文稿全部送出戒备森严的监狱。与此同时，蒋介石已认定方志敏的信仰不可能动摇，他深感绝望，于是提前下达了“秘密处决”方志敏的手谕。
方志敏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经这样深情地嘱托全党同志：“同志们！十分亲爱的同志们！永别了！请你们努力吧！我這次最感痛苦的，就是失却了为党努力的机会。你们要认识：你们能够为党工作，为党斗争，那是十分宝贵的。”
方志敏牺牲后，人们从来没有忘却缅怀他、赞颂他、学习他。1935年10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世界大会，全体代表首先为方志敏殉难默哀致意。同年12月，共产国际把方志敏和毛泽东、朱德并列在一起，评价为“中国红军之父”，是“中国苏维埃和中国红军的领导者”。1936年1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公开出版了《民族英雄方志敏》一书。1937年1月，党中央机关报《斗争》出了一期“纪念民族英雄方志敏专号”，彰显了他的不朽业绩。1938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方志敏的妻子缪敏和她的两个儿子，并亲笔给缪敏题词：“没有困难可以阻碍人们前进的，只要奋斗，加以坚持，困难就赶跑了。”
1954年4月，毛泽东在浙江视察时，深情地说：“方志敏是个大智大勇，很有才华的共产党员烈士，他死得伟大，我很怀念他。”在方志敏烈士殉难30周年之际，毛泽东又为方志敏的墓碑亲笔题字“方志敏烈士之墓”。1984年，方志敏各类著作汇编成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邓小平亲笔题写了《方志敏文集》书名。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的讲话中引用了方志敏狱中文稿的一句话——“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并强调：“这些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誓言生动表达了共产党人对远大理想的坚贞。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我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