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在江西省玉山县怀玉乡陇首村高竹山的木梓树下不幸被俘,随即被关押在国民党军独立第四十三旅第七二七团团部。从此,方志敏开始了长达半年的狱中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对方志敏的被俘欣喜若狂,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施行种种卑劣手段,企图让方志敏改变初心,放弃信仰,屈服投降。但敌人想错了,方志敏以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在囹圄中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5年2月1日,方志敏从玉山被转押到上饶,国民党“闽浙赣皖四省剿匪司令部”在驻地上饶布置了一个会场。由于不久前的怀玉山血战,方志敏连续12个日夜粒米未进,身子极度虚弱,加上双脚又被戴上了粗重的脚镣,几乎不能行走。敌人为了羞辱方志敏,把他背到会场的台上,任人观看。方志敏“自问是一个清白的革命家,一世没有做过一点不道德的事,何所愧而不能见人”,于是,他昂然挺立,把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深刻地印在群众的脑海里,令人肃然起敬。
方志敏从上饶被转押到南昌后,敌人如法炮制,在南昌豫章公园召开“庆祝会”。方志敏的身体有所恢复,他以“虎死不倒威”的气魄,如同雕像一般,大义凛然地站在敌人的铁甲车上。围观群众肃然静默,表现出对方志敏的无限尊敬和同情。又一场“庆祝会”在反动当局极端恐惧的气氛中草草收场。方志敏被捕后,国民党本想通过“示众”来大肆宣传“剿共胜利”,没想到弄巧成拙,反倒让方志敏在民众面前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自被捕入狱起,方志敏便决心以死谢党,但没有消极等死。他说:“我们是共产党员,当然都抱着积极奋斗的人生观,绝不是厌世主义者,绝不诅咒人生,憎恶人生,而且愿意得脱牢狱,再为党工作。”为此,方志敏鼓励被捕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其他指战员,在狱中建立秘密党支部,由师原参谋长乔信明任书记。乔信明等一批狱中同志,正是在方志敏的教育、鼓励下,始终坚持斗争,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后,他们终于得脱牢狱,奔向了抗日战场。
方志敏特别强调:“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正是本着这种认识与信仰,方志敏利用敌人提供的笔墨纸砚,以超常的毅力,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写下了13万字的狱中文稿,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不朽华章。
如《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记述了方志敏一生战斗的经过和赣东北苏维埃及红军的创立与发展,把许多宝贵的经验贡献给党和革命事业。《可爱的中国》体现了方志敏是共产主义者与爱国主义者的完美统一,虽然身陷缧绁,眼前一片黑暗,却能预言可爱的中国会有一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清贫》是方志敏革命的一生、清贫的一生的真实写照。《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展现了方志敏的坚定信念与浩然正气……这一篇篇掷地有声的文稿,犹如一曲曲振聋发聩的正气歌。
撰写狱中文稿之初,方志敏曾担心无法送出。为了解决这个令人困扰的难题,他把目光对准了狱中的下层官吏、看守卫兵,乃至身遭软禁的原国民党官员。方志敏不放弃一点时机,给他们做工作,极力去争取他们,去取得他们的同情和帮助。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宣传,尤其是通过自己救国救民的满腔热情和大义凛然的人格魅力,方志敏先后争取到了高易鹏、程全昭、胡逸民、向影心等人士,使他们甘愿冒生命危险,通过各种途径,将自己的文稿从狱中秘密送出。
方志敏狱中文稿的传送,先后有过4次。
第一次是1935年夏天,监狱文书高易鹏唤来杭州的女友程全昭,让她带着文稿从南昌到上海。由胡子婴乔装成阔太太,到宝隆医院取出方志敏托交的纸包。纸包中的文稿通过胡愈之、毕云程转交到中共特科。特科负责人王世英又将显影后的文稿转送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1936年1月29日,为了纪念方志敏被捕1周年,法国巴黎的《救国时报》公开发表了方志敏《我临死以前的话》等两篇文稿。
第二次、第三次分别由与方志敏同囚“优待号”的国民党原高官胡逸民的妻子向影心和高易鹏本人从南昌送到上海,但都未能成功。向影心后来将文稿带到重庆,散落在社会;高易鹏则将文稿带回浙江绍兴老家,也散落在社会。
第四次是1936年11月,胡逸民出狱后,将方志敏牺牲前托付的文稿带到上海。他先找鲁迅未能见到,便通过中华救国会找到胡子婴。因当时胡子婴被法租界巡捕房盯上,处境危险,她接过这批文稿后,很快就通过中共党员章秋阳将文稿转送给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宋庆龄又转交给从延安回上海的冯雪峰,再经潘汉年之手,将这批文稿存进了上海某银行的保险箱,派专人负责保管,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交给了党中央。在此前后,《可爱的中国》等文稿多次汇集出版。
散落在重庆的方志敏文稿,有《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和狱中遗照,1940年被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购得。叶剑英读了文稿后,异常激动,立即在狱中遗照上题写了七言绝句《读方志敏同志狱中手书有感》:
血战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
方志敏的被捕,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中共特科奉命派吴奚如等从上海到南昌,意欲营救方志敏,后因内外无法联络,未能成功。国内以宋庆龄为首的民主人士,奔走呼号,并联名上书国民党当局,要求释放方志敏。旅居美国、古巴等海外的各界侨胞,以集会、发通电等方式,强烈呼吁国民党当局释放方志敏。苏联驻华大使馆也以本国政府的名义,出面与蒋介石交涉,要求把方志敏引渡到莫斯科。
随着各种社会压力的接踵而至,尤其让蒋介石恼羞成怒的是,方志敏竟然能打通国民党营垒里面的人员,将文稿全部送出戒备森严的监狱。与此同时,蒋介石已认定方志敏的信仰不可能动摇,他深感绝望,于是提前下达了“秘密处决”方志敏的手谕。
方志敏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经这样深情地嘱托全党同志:“同志们!十分亲爱的同志们!永别了!请你们努力吧!我這次最感痛苦的,就是失却了为党努力的机会。你们要认识:你们能够为党工作,为党斗争,那是十分宝贵的。”
方志敏牺牲后,人们从来没有忘却缅怀他、赞颂他、学习他。1935年10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世界大会,全体代表首先为方志敏殉难默哀致意。同年12月,共产国际把方志敏和毛泽东、朱德并列在一起,评价为“中国红军之父”,是“中国苏维埃和中国红军的领导者”。1936年1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公开出版了《民族英雄方志敏》一书。1937年1月,党中央机关报《斗争》出了一期“纪念民族英雄方志敏专号”,彰显了他的不朽业绩。1938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方志敏的妻子缪敏和她的两个儿子,并亲笔给缪敏题词:“没有困难可以阻碍人们前进的,只要奋斗,加以坚持,困难就赶跑了。”
1954年4月,毛泽东在浙江视察时,深情地说:“方志敏是个大智大勇,很有才华的共产党员烈士,他死得伟大,我很怀念他。”在方志敏烈士殉难30周年之际,毛泽东又为方志敏的墓碑亲笔题字“方志敏烈士之墓”。1984年,方志敏各类著作汇编成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邓小平亲笔题写了《方志敏文集》书名。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的讲话中引用了方志敏狱中文稿的一句话——“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并强调:“这些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誓言生动表达了共产党人对远大理想的坚贞。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我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
国民党反动派对方志敏的被俘欣喜若狂,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施行种种卑劣手段,企图让方志敏改变初心,放弃信仰,屈服投降。但敌人想错了,方志敏以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在囹圄中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5年2月1日,方志敏从玉山被转押到上饶,国民党“闽浙赣皖四省剿匪司令部”在驻地上饶布置了一个会场。由于不久前的怀玉山血战,方志敏连续12个日夜粒米未进,身子极度虚弱,加上双脚又被戴上了粗重的脚镣,几乎不能行走。敌人为了羞辱方志敏,把他背到会场的台上,任人观看。方志敏“自问是一个清白的革命家,一世没有做过一点不道德的事,何所愧而不能见人”,于是,他昂然挺立,把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深刻地印在群众的脑海里,令人肃然起敬。
方志敏从上饶被转押到南昌后,敌人如法炮制,在南昌豫章公园召开“庆祝会”。方志敏的身体有所恢复,他以“虎死不倒威”的气魄,如同雕像一般,大义凛然地站在敌人的铁甲车上。围观群众肃然静默,表现出对方志敏的无限尊敬和同情。又一场“庆祝会”在反动当局极端恐惧的气氛中草草收场。方志敏被捕后,国民党本想通过“示众”来大肆宣传“剿共胜利”,没想到弄巧成拙,反倒让方志敏在民众面前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自被捕入狱起,方志敏便决心以死谢党,但没有消极等死。他说:“我们是共产党员,当然都抱着积极奋斗的人生观,绝不是厌世主义者,绝不诅咒人生,憎恶人生,而且愿意得脱牢狱,再为党工作。”为此,方志敏鼓励被捕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其他指战员,在狱中建立秘密党支部,由师原参谋长乔信明任书记。乔信明等一批狱中同志,正是在方志敏的教育、鼓励下,始终坚持斗争,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后,他们终于得脱牢狱,奔向了抗日战场。
方志敏特别强调:“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正是本着这种认识与信仰,方志敏利用敌人提供的笔墨纸砚,以超常的毅力,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写下了13万字的狱中文稿,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不朽华章。
如《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记述了方志敏一生战斗的经过和赣东北苏维埃及红军的创立与发展,把许多宝贵的经验贡献给党和革命事业。《可爱的中国》体现了方志敏是共产主义者与爱国主义者的完美统一,虽然身陷缧绁,眼前一片黑暗,却能预言可爱的中国会有一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清贫》是方志敏革命的一生、清贫的一生的真实写照。《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展现了方志敏的坚定信念与浩然正气……这一篇篇掷地有声的文稿,犹如一曲曲振聋发聩的正气歌。
撰写狱中文稿之初,方志敏曾担心无法送出。为了解决这个令人困扰的难题,他把目光对准了狱中的下层官吏、看守卫兵,乃至身遭软禁的原国民党官员。方志敏不放弃一点时机,给他们做工作,极力去争取他们,去取得他们的同情和帮助。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宣传,尤其是通过自己救国救民的满腔热情和大义凛然的人格魅力,方志敏先后争取到了高易鹏、程全昭、胡逸民、向影心等人士,使他们甘愿冒生命危险,通过各种途径,将自己的文稿从狱中秘密送出。
方志敏狱中文稿的传送,先后有过4次。
第一次是1935年夏天,监狱文书高易鹏唤来杭州的女友程全昭,让她带着文稿从南昌到上海。由胡子婴乔装成阔太太,到宝隆医院取出方志敏托交的纸包。纸包中的文稿通过胡愈之、毕云程转交到中共特科。特科负责人王世英又将显影后的文稿转送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1936年1月29日,为了纪念方志敏被捕1周年,法国巴黎的《救国时报》公开发表了方志敏《我临死以前的话》等两篇文稿。
第二次、第三次分别由与方志敏同囚“优待号”的国民党原高官胡逸民的妻子向影心和高易鹏本人从南昌送到上海,但都未能成功。向影心后来将文稿带到重庆,散落在社会;高易鹏则将文稿带回浙江绍兴老家,也散落在社会。
第四次是1936年11月,胡逸民出狱后,将方志敏牺牲前托付的文稿带到上海。他先找鲁迅未能见到,便通过中华救国会找到胡子婴。因当时胡子婴被法租界巡捕房盯上,处境危险,她接过这批文稿后,很快就通过中共党员章秋阳将文稿转送给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宋庆龄又转交给从延安回上海的冯雪峰,再经潘汉年之手,将这批文稿存进了上海某银行的保险箱,派专人负责保管,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交给了党中央。在此前后,《可爱的中国》等文稿多次汇集出版。
散落在重庆的方志敏文稿,有《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和狱中遗照,1940年被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购得。叶剑英读了文稿后,异常激动,立即在狱中遗照上题写了七言绝句《读方志敏同志狱中手书有感》:
血战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
方志敏的被捕,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中共特科奉命派吴奚如等从上海到南昌,意欲营救方志敏,后因内外无法联络,未能成功。国内以宋庆龄为首的民主人士,奔走呼号,并联名上书国民党当局,要求释放方志敏。旅居美国、古巴等海外的各界侨胞,以集会、发通电等方式,强烈呼吁国民党当局释放方志敏。苏联驻华大使馆也以本国政府的名义,出面与蒋介石交涉,要求把方志敏引渡到莫斯科。
随着各种社会压力的接踵而至,尤其让蒋介石恼羞成怒的是,方志敏竟然能打通国民党营垒里面的人员,将文稿全部送出戒备森严的监狱。与此同时,蒋介石已认定方志敏的信仰不可能动摇,他深感绝望,于是提前下达了“秘密处决”方志敏的手谕。
方志敏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经这样深情地嘱托全党同志:“同志们!十分亲爱的同志们!永别了!请你们努力吧!我這次最感痛苦的,就是失却了为党努力的机会。你们要认识:你们能够为党工作,为党斗争,那是十分宝贵的。”
方志敏牺牲后,人们从来没有忘却缅怀他、赞颂他、学习他。1935年10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世界大会,全体代表首先为方志敏殉难默哀致意。同年12月,共产国际把方志敏和毛泽东、朱德并列在一起,评价为“中国红军之父”,是“中国苏维埃和中国红军的领导者”。1936年1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公开出版了《民族英雄方志敏》一书。1937年1月,党中央机关报《斗争》出了一期“纪念民族英雄方志敏专号”,彰显了他的不朽业绩。1938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方志敏的妻子缪敏和她的两个儿子,并亲笔给缪敏题词:“没有困难可以阻碍人们前进的,只要奋斗,加以坚持,困难就赶跑了。”
1954年4月,毛泽东在浙江视察时,深情地说:“方志敏是个大智大勇,很有才华的共产党员烈士,他死得伟大,我很怀念他。”在方志敏烈士殉难30周年之际,毛泽东又为方志敏的墓碑亲笔题字“方志敏烈士之墓”。1984年,方志敏各类著作汇编成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邓小平亲笔题写了《方志敏文集》书名。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的讲话中引用了方志敏狱中文稿的一句话——“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并强调:“这些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誓言生动表达了共产党人对远大理想的坚贞。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我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