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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不安分”
“什么也不懂，还要瞎指挥，能人就是上不去！会拉关系的就容易上去，连搞打砸抢的反倒能上去，专业好的却不行。”如此激愤言词，正出自沈从文先生之口。如果不是由与沈先生晚年有忘年交的青年作家李辉在《收获》(一九九二年第三期)上披露，世人是很难相信和想象的。
在许许多多评论文章和回忆录中，沈从文似乎是一个默默地承受命运压力，不过问文学创作以外一切，不计较世间是非，没有锋芒和刚劲的“平和文人”。李辉在他写的追思沈从文先生的文章中说，其实，“不安分”正是沈先生“性格中重要的另一面”。在他活跃于文坛的那些日子里，他好像从未平和过。刚刚走进文坛时，他和丁玲一样，不安于在别人之下沉默；在三十、四十年代，他几乎是文坛论争的诱发者，一个热闹的中心。他关心政治局面，社会局面，时常随意地发表见解，不管其是否正确。他把它们“看作是自己的生命对世上万事万物作出的种种反应，他挥洒了它们，也就完成了生命的意义。”李辉认为：“这种不安分，却是极为难得的五四传统。”遗憾的是“这种不安分，后来被以寂寞表现出来的一种平和所淹没了。人们更多地看到的，只是他并非出自本意的与文学的疏远，以及久久的沉默。”
秦牧遗言
“从人的起点来说，人的智商是差不多的，有极少数的天才，也有极少数的白痴，所以形成差别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吸收别人长处的多少。如果一个人只向另一个人学习，他就很难出类拔萃。”
这是去年十月辞世的归侨作家秦牧生前关于借鉴外国文化的最后一次谈话。在接受《外国文学评论》记者采访时，这位著名散文家还谈及世界华文文学“很值得注意”，“特别是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用华文表现外国生活的作品，因为那些作家与当地民族水乳交融。”
秦牧生前曾不遗余力地向国内读者介绍海外华文文学，担任过《海外华文文学大系》主编和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国华文报刊文学征文的国际评委。他的一部长篇小说《愤怒的海》也是以华侨生活为题材的。这位生于香港的七十三岁老人曾长期在广州写作。他的夫人、作家紫风在挽诗中说：我让“花城”的芳菲长长伴着你。(综)
韩美林的烦恼
最近，韩美林正在筹备今年初在香港举办的个人艺术作品展。他说：“只有艺术才能消除我的烦恼”。
上海《文化艺术报》披露说，“烦恼多多”的韩美林，最大的烦恼是事业上不被理解，重塑千尊佛首的抱负被泼了一盆冷水，至今结论不明。去年四月，南方某报披露了韩美林立志自一九九二年至本世纪末，重塑千尊巨型佛首之后，他和他的工作室在山东莱州辟建的雕塑场已塑成四尊佛像头。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鼓励他们尽早完成这项“世纪末工程”，海内外许多名流及企业家都表示了支援意向，一些地区与他联系要求为有身无头的石佛安装佛首，使民族的雕塑艺术恢复完整，得以发扬光大。
不料，有人说韩美林在搞“封建迷信活动”，另有人劝他暂停工程。韩美林据理力争，指出在我国名山古刹矗立的一些石雕佛由于自然风化或战事等人为损害而有身无头、垂垂欲倒，让人看了刺眼、痛心、惋惜。重塑千尊佛是一种真善美的艺术追求。不可思议的是竞有人问：佛教艺术应由佛教界人士而为，韩美林凭什么资格重塑佛像头呢？
于是，好端端一个艺术工程被有关部门调走了艺术方案，说是要“好好研究一下”。在此同时，雕完的佛首，有关的一些单位不按合同及时付经费，画室20多人的生计也难以维持了。韩美林只有感叹：“办事多艰难！”
法国学者评人论画
伊沙白是法国国立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员，在他刚刚接触中国现代史时，有人建议他翻阅中国漫画，因为，没有哪个国家的漫画家“像中国漫画那样勇于介入政治，那样深切地与民族历史拥抱同行”。伊沙白读中国现代史，看中国漫画，无法不正视廖冰兄这个名字。”他不断出现在每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他总是永不缺席地勇猛介入，用他的画，鞭挞黑暗，呼唤光明。(一度，他的画不见了，那是多么悲壮的一段空白！谁能说那不是一种介入？)”，伊沙白认为，廖冰兄的画“是非标准始终如一，不因政局的变迁而更换。因此，他的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从这个意义而言，廖冰兄的画是“历史漫画”。
几年前，巴黎举办的一次中国漫画联展上，廖冰兄的画被偷。伊沙白作为法国人很感难堪，但同时，他又有点难言的快意：毕竟，法国小偷读懂了这幅画，且十分喜爱它，想占为己有。否则，谁会冒风险去偷一幅不具市场价值的漫画呢？伊沙白说，廖冰兄的画之所以“能为人类共享”，是因为“画家在忠实表达中国人的感受时，深刻地触摸到人类共通的人性本质部份，这使他的画超越了民族界线”。
谈到廖冰兄的为人，这位法国人十分赞赏他“承担正义时的道德勇气”，特别是他“具有的中国知识分子常常有点欠缺的民众性。”伊沙白在中国知识份子有限的接触中觉得，他们有时有一点自以为是“精英阶层”成员，不大有兴趣了解其他阶层的人，即使接触也显得有点居高临下。但廖冰兄似乎”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平等观”。在廖家，工人、农民、商人、厂长、知识份子、乡下官员、待业青年各色人等，不约而至，一推门，叫一声“廖老”，就坐下畅谈，宾主亲密无间。“这使他拥有了介入社會的入场券，这是他勇于为民请命的力量源泉”。
英国教授谈马克思主义
英国哲学博士戴维·麦克莱伦教授去年下半年来华讲学时说，一些人宣称马克思主义死亡，这讣告是“太早了”。
这位教授主张把“马克思的思想”与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释区别开来。他有坚实的论据支持这一区分，因为马克思本人就首先作过这种区分。马克思在评论他的过分热情的法国后继者时说，这些法国人将他的理论变成了一个太系统化的形式。他说，如果这些人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他自己便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今天仍“富有生命”的东西，麦克莱伦肯定地说，首先是“历史的唯物主义观念”。按照这一观念，“如果想要理解历史的发展，最好的出发点是探究社会的经济生产关系。今天，这作为一种观察历史的方法，乃是精采的”。这种文化唯物主义的方法比起流行于西方的一些时髦流派要深刻得多。其次，是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指明了意识形态从哪里来，又为谁服务，深入探究了它的社会和政治根源，揭示了它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制约关系。这些论述，“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仍是强有力的”。
麦克莱伦认为，面对新时代需要回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仍旧“在于强调物质的力量”。“如果想改革社会，就首先需要从经济方面考虑。”一九九二年第十期《哲学研究》报道了上述观点。据报导，中国学者反映热烈，也有学者提出商榷问题。
经济学家复信兼职律师
兼职律师吴凯最近投书《方法》杂志，信中说，他发现对市场经济的提法变化很大。“时而肯定，时而否定；有人肯定，有人否定。否定得最厉害的是一九九○年前后，记得《人民日报》一九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有篇文章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肯定得最厉害的是最近几个月。”他个人对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把握不住”，可这又直接涉及办案工作，“深为焦虑”，因此，希望能就市场经济的社会功能得到点拨。
经济学家邓伟志在《方法》一九九二年第五期上答复吴凯时，从五个方面谈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功能。其中谈及：“变指令性经济为市场经济以后，企业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自主就是自由。买卖双方无不是自愿的，”“这自愿就是自由。我们喜欢用‘自主’、‘自愿’，而不用‘自由’，是因为我们忌讳‘自由’，所以才闪烁其词。可是，打开马列著作，里面充满着对自由的赞美。”“以地球为市场的现代市场经济，不能不要求现代人具有全球意识”，商品流通既会增强社会的水平流动，也会增强社会的的垂直流动和上下对流，“僵死的户籍制度迟早要被市场经济冲出缺口”。
一封个人署名来信引起议论
国际合作办学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种形式。《光明日报》十月二十八日刊登的一封题名《国际合作办学大有作为》的个人来信，引起一些议论。
来信介绍说：“日本、马来西亚等国鼓励国外高校到本国设立分校。欧共体也在逐步实现高等教育一体化，相互承认彼此的学历。新加坡先后创办了日本新加坡软件工艺学校、德国新加坡生产工程学院、法国新加坡电子工程学院等。”开展国际合作办学，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好处是，有利于加快外向型国际型人才的培养，有利于吸收和学习国外高等教育经验，有利于中国高校自身发展和相互竞争，有利于吸收境外投资，改善办学条件，有利于中国教育走向世界。
属名“张贻复”的这封来信还列举了目前我国高校现状极不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形势的种种表现，并提出，如能允许某些高水平学科境外办学，许多高校都将大有作为的建议。
来信的这些意见，使不少读报的文化人振奋不已。但也有人多虑地说：“但愿今后的教育史家在书写这段新史时，能有国际化的战略眼光，不会视为‘文化渗透’式的‘和平演变’。”据说，这疑虑的产生，多少是因为《光明日报》在报导上海市委党校一九九二年首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课题组有关国际合作办学的上述调查意见和结论时，没有采取“本报讯”的正规方式，而用了较为灵活的个人“来信”方式。此种方式，近年被某些报刊作为编辑部“进可攻，退可守”的工具，很使一些读者心神不安(京宗)
现代私塾在台湾
“武训办学”故事的重现，或者更广泛地说，中国传统私塾、民间书院的现代造型，不但一直存在于台湾，而且近五年的发展愈趋多元。
王维真先生在台湾《联合报》“读书人”专刊版撰文，认为这种趋向“无论是基于中国传统琴棋书画兼习的教育主张，或是源自西方人本思想的教育理念，都有可观！”
在作者所举“解严”之后台湾的私塾造型中，有小规模的私人办学(就在住处开课)，学生与老师论典、聊天、作菜、洒扫，一起思索生命，交融情感)，也有步下大学讲坛的教师开办的书院(所开课程有老子、周易、论语等原典之选读，也有为成人的“生活与文化”，为儿童的“儿童文化”等通识之讲述。两者均对社会开放，比起在大学校园，更能直接接触社会各阶层中追求另一种修身之学的人士)，还有另一种各种“基金会”，“推广协会”办的“假日生活学校”、“森林开放小学”等(采取校外读书方法，开放式教育观念，重在学好书本以外的人生态度、生活能力及道德伦理)。
在台北创办“德简书院”的王镇华先生说，无论社会的脚步多么快速，他都要坚持“忠于自己生命的节拍”。他的书院是目前“疯狂速度化潮流中的产物”。“忙”与“盲”的人们和书院师生的从容气度恰成强烈对比。无论如何，人们面对生命主体“一定要慢下来沉寂静思”。
前所未有的文化庆典
华人世界今春将在中国大陆举行一次盛大的庆典：“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演出，这是前所未有的。
去年下半年，北京、上海、台北、香港、美国五地的音乐家接受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的委托，各自开列有一百部经典音乐作品。到九月底，已形成包括一百三十七首(部)作品在内的“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提名曲目，正式的一百部“经典”由此筛选而出。作品主题主要偏重于表达民族精神、爱国热忱、英雄气概及追求美好生活与情操、反抗外来侵略等共同感情与共同向往，如《黄河》、《渔光曲》、《义勇军进行曲》、《我爱你中国》、《长江之歌》等。
一百部华人音乐经典包括歌曲、器乐曲、歌劇各类体裁，褒扬展示了华人音乐创作的杰出成就，将请海内外一流的歌唱家、演奏家、指挥家及音乐团体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同时演出，并争取在全世界的华人聚居区有不同形式、规模的“经典”曲目演出。合作出版的《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音象制品，将为音乐界、图书馆提供文献性、系列性的音响新资料，以促进世界华人文化交流，强化同根同族意识，发展中华民族文化。
关于《人论二十五种》
刘再复在海外写作的第二部书稿《人论二十五种》去年已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之前，因《明报月刊》曾陆续连载，海内外注者颇多，有激烈批评，也有热烈赞扬。
这本杂文体的文化批评与社会批评，论及的二十五种人，主要是中国的社会众生相，也涉及人类的普遍弱点，“即人类不成熟时的不幸现象”，“有鞭鞑，但也有理解、同情和辨护。”作者在自序中表示，他“确信人生的意义正存在于反抗荒谬与反抗绝望之中”，他“以自己审丑的结果，奉献给干净的孩子们和尚未被社会污染的纯洁心灵，愿他们与种种病态人格保持精神距离，让自己的人生具有别一种境界。”
作者论及的二十五种人是傀儡人、套中人、犬儒人、点头人、媚俗人、肉人、猛人、末人、轻人、酸人、阉人、忍人、伥人、妄人、阴人、巧人、屠人、畜人、谗人、俭人、痴人、怪人、逸人、分裂人、隙缝人等。作者声明，他是“把抨击对象的荒谬和自己的缺陷，都作为鉴赏对象，描述出来”，让读者与自己“共赏共笑”的。在《论傀儡人》一节中，谈及历代文化人用不同形式表达的“自审自救精神”，作者例举了黄远生先生鲜为人知的《忏悔录》。黄先生是个正直的知识份子，曾中光绪甲辰进士，后东渡日本留学，辛亥革命投身新闻界，被称作“报界之奇才”。当时中国风云变幻，各种势力都想利用他的名声。具有独立人格的他，在强大压力下也常常难以支撑住。在袁世凯称帝时，不得不受命作了一篇《似是而非》的赞扬帝制的文章。但他很快地进行了自救，逃离北京，隐居上海期间写作了《忏悔录》。他对充当傀儡进行自责说：“似乎一身，分为二截，其一为傀儡，即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诸动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见此种种撮弄，时为作呕。”对这种“非我”，他竟“恨不能宰割之，棒逐之”，自谴是“居京数年堕落之罪。”(山珊)
对一本畅销小说的批评
围绕《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周励著)的种种文化现象很有意思：一方面，是风靡全国，供不应求，三、四月内重印三次，总印数达四十余万册，在全国书市上列为文艺类畅销书榜首；另一方面，作者出国前工作居住的上海，一些文评家对此保持了谨慎的沉默。
正在全国多家晚报上连载的这部描写旅美华人异国奋斗的自传体小说，被新闻记者分别归为“打工文学”、“商旅文学”或“新移民文学”。主人公奋斗成功的经历，对于想投入商海和走出国门的大众读者有极大吸引力。对这部作品过热的颂扬之声终于引发出了不同意见。一九九二年十月二日的《文化艺术报》刊出上海青年批评家吴亮《批评的缺席》一文，表述了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
吴文认为，《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是“一部在精神和写作才能上都暴露出缺陷的通俗回忆录”，它“毫无创意地重复了早期知青文学中的各种经验”，但“在精神上和语言上有明显的双重退化”，它只是一种“采风、观光和私人日记的复合之类”，“生活的实用指南”。在精神方面，“平庸无奇的资产阶级对幸福所下的定义和树立的人生指标，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得到最通俗易懂的表达，并成为它的总基调。在这种基调的四周，环绕着诸如炫耀、感怀、文饰、夸夸其谈一类的抒情说教和凯旋式的告白。”吴亮认为，没有将这个文本“放到更大的文学环境中去进行比较”，没有指出它的缺陷，批评界为此应反省自己的失职。
书评界一些人认为吴亮的这种意见具有其道理，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同一话题，使人们听到了两种声音。持异议者则批评吴文以“精品文学“的尺度去衡量大众读物，“不仅过于苛刻，而且有些书生气。”(静仁)
沃尔夫现象
一九九○年六月，前东德著名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的小说《遗留的记忆》问世后，在德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借助大众媒体，作家、评论家、报刊编辑及作协、笔会中心等团体都卷入了论争，涉及的问题之深广使用言词之激烈，都是前所未有的。
《遗留的记忆》本来写于一九七九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了一位女作家受到监视的情景及恐惧心态。小说写成十年后，作者经加工才将其发表。
克·沃尔夫一直是德国文坛的重要作家。一九七六年东德当局取消诗人毕尔曼国籍时，她曾带头在抗议信上签名，并因此受到批评。西方舆论中也有人曾企图把她归入“持不同政见者”之列。但是，一九八九年东德剧变前，她却主张从内部进行改革，向出走的青年人发出“留在这边，支持我们的国家！”的呼吁，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于是，小说的发表就成了导火线。支持者和反对者立即形成对立的两个阵营。以评论家赖希—拉尼基为代表的一方指责沃尔夫曾享有出国旅行，在国外出版等特权，是“官方作家”，而现在写自己受监视、迫害，是“美化自己，装腔作势。”小说用了文学虚构手法，十年后才发表，是“胆怯的表现”。同时批评沃尔夫在八九年事变中没有起积极的领导作用。支持沃尔夫的一方则认为这篇作品是富有艺术性的散文，表现了自我的孤立无助和无奈，是对内心冲突的反思。笔会中心主席严斯、作家格拉斯等驳斥了对沃尔夫的指责。他们认为，应该理解这一代作家成长的环境。当西德知识分子一九四五年被抛到自由的荒野中，不得不自己寻找政治立足点时，东德的知识分子被纳入了另一种已形成的意识形态规范中。经历了纳粹统治的人们寄希望于另一种抉择，即社会主义的、更美好的德国，这是十分自然的，不能因为沃尔夫相信可以从内部改革而指责她。事实上她的作品有很强的社会批判作用，两个德国都读她的书。现在，利用在文学上可以作出这样或那样评价的一本书来贬损一个知识分子是后现代的麦卡锡主义的变种。后来，争论扩展到如何看待整个东德文学，以及西德战后进步文学传统等问题，涉及的人也扩大了。(宁瑛)
同一个吐温，不同的时代
最近，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学者谢利·费希尔·菲什金对马克·吐温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评论和分析，使多元文化论者与传统主义者在文学规范问题上的不休争论更不可开交。
在美国，《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至少从五十年代以来就因其明显的种族主义——“黑鬼”一词几乎平均每页出现一次——遭到抨击，而且每年都有两三个公立学校区就这个问题重新进行一番论战。菲什金在《纽约时报》和《高教纪事报》撰文认为，在这部美国最有争议的巨著中，马克·吐温实际上是“让美国黑人的声音在其艺术创作中发挥主要作用”——更具体地说，就是“让一个黑人孩子而不是白人孩子”充当了“发出吐温用以改变美国文学形式声音的典型人物。”
菲什金是幸运的。她的文章有人看，也有人评。哈佛大学的人文学教授小亨利·盖茨认为，菲什金证明了是“美国黑人的语言构成了这部伟大作品的基本结构要素”。一再主张不仅要承认美国黑人文学而且要承认白人文学中也有美国黑人血脉的小说家托尼·莫里森，赞扬菲什金深刻理解了黑人的语言和想象力對马克·吐温的巨大影响。因撰写马克·吐温传记而获普利策奖的贾斯廷·卡普兰则是为数不多的认为菲什金的观点证据不足的人之一，但他对她的努力也大为赞赏。
菲什金在一九九三年将面世的《哈克是黑人吗？》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对马克·吐温一八七四年十一月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讨人喜欢的吉姆》一文进行评析。在书中，她推翻了为多元文化论者和传统主义者心照不宣共同接受的假定：即美国文学的主流基本上是迎合白人中产阶级趣味的。
(刘宗亚)
文讯
“什么也不懂，还要瞎指挥，能人就是上不去！会拉关系的就容易上去，连搞打砸抢的反倒能上去，专业好的却不行。”如此激愤言词，正出自沈从文先生之口。如果不是由与沈先生晚年有忘年交的青年作家李辉在《收获》(一九九二年第三期)上披露，世人是很难相信和想象的。
在许许多多评论文章和回忆录中，沈从文似乎是一个默默地承受命运压力，不过问文学创作以外一切，不计较世间是非，没有锋芒和刚劲的“平和文人”。李辉在他写的追思沈从文先生的文章中说，其实，“不安分”正是沈先生“性格中重要的另一面”。在他活跃于文坛的那些日子里，他好像从未平和过。刚刚走进文坛时，他和丁玲一样，不安于在别人之下沉默；在三十、四十年代，他几乎是文坛论争的诱发者，一个热闹的中心。他关心政治局面，社会局面，时常随意地发表见解，不管其是否正确。他把它们“看作是自己的生命对世上万事万物作出的种种反应，他挥洒了它们，也就完成了生命的意义。”李辉认为：“这种不安分，却是极为难得的五四传统。”遗憾的是“这种不安分，后来被以寂寞表现出来的一种平和所淹没了。人们更多地看到的，只是他并非出自本意的与文学的疏远，以及久久的沉默。”
秦牧遗言
“从人的起点来说，人的智商是差不多的，有极少数的天才，也有极少数的白痴，所以形成差别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吸收别人长处的多少。如果一个人只向另一个人学习，他就很难出类拔萃。”
这是去年十月辞世的归侨作家秦牧生前关于借鉴外国文化的最后一次谈话。在接受《外国文学评论》记者采访时，这位著名散文家还谈及世界华文文学“很值得注意”，“特别是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用华文表现外国生活的作品，因为那些作家与当地民族水乳交融。”
秦牧生前曾不遗余力地向国内读者介绍海外华文文学，担任过《海外华文文学大系》主编和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国华文报刊文学征文的国际评委。他的一部长篇小说《愤怒的海》也是以华侨生活为题材的。这位生于香港的七十三岁老人曾长期在广州写作。他的夫人、作家紫风在挽诗中说：我让“花城”的芳菲长长伴着你。(综)
韩美林的烦恼
最近，韩美林正在筹备今年初在香港举办的个人艺术作品展。他说：“只有艺术才能消除我的烦恼”。
上海《文化艺术报》披露说，“烦恼多多”的韩美林，最大的烦恼是事业上不被理解，重塑千尊佛首的抱负被泼了一盆冷水，至今结论不明。去年四月，南方某报披露了韩美林立志自一九九二年至本世纪末，重塑千尊巨型佛首之后，他和他的工作室在山东莱州辟建的雕塑场已塑成四尊佛像头。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鼓励他们尽早完成这项“世纪末工程”，海内外许多名流及企业家都表示了支援意向，一些地区与他联系要求为有身无头的石佛安装佛首，使民族的雕塑艺术恢复完整，得以发扬光大。
不料，有人说韩美林在搞“封建迷信活动”，另有人劝他暂停工程。韩美林据理力争，指出在我国名山古刹矗立的一些石雕佛由于自然风化或战事等人为损害而有身无头、垂垂欲倒，让人看了刺眼、痛心、惋惜。重塑千尊佛是一种真善美的艺术追求。不可思议的是竞有人问：佛教艺术应由佛教界人士而为，韩美林凭什么资格重塑佛像头呢？
于是，好端端一个艺术工程被有关部门调走了艺术方案，说是要“好好研究一下”。在此同时，雕完的佛首，有关的一些单位不按合同及时付经费，画室20多人的生计也难以维持了。韩美林只有感叹：“办事多艰难！”
法国学者评人论画
伊沙白是法国国立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员，在他刚刚接触中国现代史时，有人建议他翻阅中国漫画，因为，没有哪个国家的漫画家“像中国漫画那样勇于介入政治，那样深切地与民族历史拥抱同行”。伊沙白读中国现代史，看中国漫画，无法不正视廖冰兄这个名字。”他不断出现在每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他总是永不缺席地勇猛介入，用他的画，鞭挞黑暗，呼唤光明。(一度，他的画不见了，那是多么悲壮的一段空白！谁能说那不是一种介入？)”，伊沙白认为，廖冰兄的画“是非标准始终如一，不因政局的变迁而更换。因此，他的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从这个意义而言，廖冰兄的画是“历史漫画”。
几年前，巴黎举办的一次中国漫画联展上，廖冰兄的画被偷。伊沙白作为法国人很感难堪，但同时，他又有点难言的快意：毕竟，法国小偷读懂了这幅画，且十分喜爱它，想占为己有。否则，谁会冒风险去偷一幅不具市场价值的漫画呢？伊沙白说，廖冰兄的画之所以“能为人类共享”，是因为“画家在忠实表达中国人的感受时，深刻地触摸到人类共通的人性本质部份，这使他的画超越了民族界线”。
谈到廖冰兄的为人，这位法国人十分赞赏他“承担正义时的道德勇气”，特别是他“具有的中国知识分子常常有点欠缺的民众性。”伊沙白在中国知识份子有限的接触中觉得，他们有时有一点自以为是“精英阶层”成员，不大有兴趣了解其他阶层的人，即使接触也显得有点居高临下。但廖冰兄似乎”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平等观”。在廖家，工人、农民、商人、厂长、知识份子、乡下官员、待业青年各色人等，不约而至，一推门，叫一声“廖老”，就坐下畅谈，宾主亲密无间。“这使他拥有了介入社會的入场券，这是他勇于为民请命的力量源泉”。
英国教授谈马克思主义
英国哲学博士戴维·麦克莱伦教授去年下半年来华讲学时说，一些人宣称马克思主义死亡，这讣告是“太早了”。
这位教授主张把“马克思的思想”与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释区别开来。他有坚实的论据支持这一区分，因为马克思本人就首先作过这种区分。马克思在评论他的过分热情的法国后继者时说，这些法国人将他的理论变成了一个太系统化的形式。他说，如果这些人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他自己便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今天仍“富有生命”的东西，麦克莱伦肯定地说，首先是“历史的唯物主义观念”。按照这一观念，“如果想要理解历史的发展，最好的出发点是探究社会的经济生产关系。今天，这作为一种观察历史的方法，乃是精采的”。这种文化唯物主义的方法比起流行于西方的一些时髦流派要深刻得多。其次，是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指明了意识形态从哪里来，又为谁服务，深入探究了它的社会和政治根源，揭示了它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制约关系。这些论述，“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仍是强有力的”。
麦克莱伦认为，面对新时代需要回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仍旧“在于强调物质的力量”。“如果想改革社会，就首先需要从经济方面考虑。”一九九二年第十期《哲学研究》报道了上述观点。据报导，中国学者反映热烈，也有学者提出商榷问题。
经济学家复信兼职律师
兼职律师吴凯最近投书《方法》杂志，信中说，他发现对市场经济的提法变化很大。“时而肯定，时而否定；有人肯定，有人否定。否定得最厉害的是一九九○年前后，记得《人民日报》一九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有篇文章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肯定得最厉害的是最近几个月。”他个人对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把握不住”，可这又直接涉及办案工作，“深为焦虑”，因此，希望能就市场经济的社会功能得到点拨。
经济学家邓伟志在《方法》一九九二年第五期上答复吴凯时，从五个方面谈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功能。其中谈及：“变指令性经济为市场经济以后，企业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自主就是自由。买卖双方无不是自愿的，”“这自愿就是自由。我们喜欢用‘自主’、‘自愿’，而不用‘自由’，是因为我们忌讳‘自由’，所以才闪烁其词。可是，打开马列著作，里面充满着对自由的赞美。”“以地球为市场的现代市场经济，不能不要求现代人具有全球意识”，商品流通既会增强社会的水平流动，也会增强社会的的垂直流动和上下对流，“僵死的户籍制度迟早要被市场经济冲出缺口”。
一封个人署名来信引起议论
国际合作办学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种形式。《光明日报》十月二十八日刊登的一封题名《国际合作办学大有作为》的个人来信，引起一些议论。
来信介绍说：“日本、马来西亚等国鼓励国外高校到本国设立分校。欧共体也在逐步实现高等教育一体化，相互承认彼此的学历。新加坡先后创办了日本新加坡软件工艺学校、德国新加坡生产工程学院、法国新加坡电子工程学院等。”开展国际合作办学，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好处是，有利于加快外向型国际型人才的培养，有利于吸收和学习国外高等教育经验，有利于中国高校自身发展和相互竞争，有利于吸收境外投资，改善办学条件，有利于中国教育走向世界。
属名“张贻复”的这封来信还列举了目前我国高校现状极不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形势的种种表现，并提出，如能允许某些高水平学科境外办学，许多高校都将大有作为的建议。
来信的这些意见，使不少读报的文化人振奋不已。但也有人多虑地说：“但愿今后的教育史家在书写这段新史时，能有国际化的战略眼光，不会视为‘文化渗透’式的‘和平演变’。”据说，这疑虑的产生，多少是因为《光明日报》在报导上海市委党校一九九二年首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课题组有关国际合作办学的上述调查意见和结论时，没有采取“本报讯”的正规方式，而用了较为灵活的个人“来信”方式。此种方式，近年被某些报刊作为编辑部“进可攻，退可守”的工具，很使一些读者心神不安(京宗)
现代私塾在台湾
“武训办学”故事的重现，或者更广泛地说，中国传统私塾、民间书院的现代造型，不但一直存在于台湾，而且近五年的发展愈趋多元。
王维真先生在台湾《联合报》“读书人”专刊版撰文，认为这种趋向“无论是基于中国传统琴棋书画兼习的教育主张，或是源自西方人本思想的教育理念，都有可观！”
在作者所举“解严”之后台湾的私塾造型中，有小规模的私人办学(就在住处开课)，学生与老师论典、聊天、作菜、洒扫，一起思索生命，交融情感)，也有步下大学讲坛的教师开办的书院(所开课程有老子、周易、论语等原典之选读，也有为成人的“生活与文化”，为儿童的“儿童文化”等通识之讲述。两者均对社会开放，比起在大学校园，更能直接接触社会各阶层中追求另一种修身之学的人士)，还有另一种各种“基金会”，“推广协会”办的“假日生活学校”、“森林开放小学”等(采取校外读书方法，开放式教育观念，重在学好书本以外的人生态度、生活能力及道德伦理)。
在台北创办“德简书院”的王镇华先生说，无论社会的脚步多么快速，他都要坚持“忠于自己生命的节拍”。他的书院是目前“疯狂速度化潮流中的产物”。“忙”与“盲”的人们和书院师生的从容气度恰成强烈对比。无论如何，人们面对生命主体“一定要慢下来沉寂静思”。
前所未有的文化庆典
华人世界今春将在中国大陆举行一次盛大的庆典：“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演出，这是前所未有的。
去年下半年，北京、上海、台北、香港、美国五地的音乐家接受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的委托，各自开列有一百部经典音乐作品。到九月底，已形成包括一百三十七首(部)作品在内的“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提名曲目，正式的一百部“经典”由此筛选而出。作品主题主要偏重于表达民族精神、爱国热忱、英雄气概及追求美好生活与情操、反抗外来侵略等共同感情与共同向往，如《黄河》、《渔光曲》、《义勇军进行曲》、《我爱你中国》、《长江之歌》等。
一百部华人音乐经典包括歌曲、器乐曲、歌劇各类体裁，褒扬展示了华人音乐创作的杰出成就，将请海内外一流的歌唱家、演奏家、指挥家及音乐团体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同时演出，并争取在全世界的华人聚居区有不同形式、规模的“经典”曲目演出。合作出版的《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音象制品，将为音乐界、图书馆提供文献性、系列性的音响新资料，以促进世界华人文化交流，强化同根同族意识，发展中华民族文化。
关于《人论二十五种》
刘再复在海外写作的第二部书稿《人论二十五种》去年已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之前，因《明报月刊》曾陆续连载，海内外注者颇多，有激烈批评，也有热烈赞扬。
这本杂文体的文化批评与社会批评，论及的二十五种人，主要是中国的社会众生相，也涉及人类的普遍弱点，“即人类不成熟时的不幸现象”，“有鞭鞑，但也有理解、同情和辨护。”作者在自序中表示，他“确信人生的意义正存在于反抗荒谬与反抗绝望之中”，他“以自己审丑的结果，奉献给干净的孩子们和尚未被社会污染的纯洁心灵，愿他们与种种病态人格保持精神距离，让自己的人生具有别一种境界。”
作者论及的二十五种人是傀儡人、套中人、犬儒人、点头人、媚俗人、肉人、猛人、末人、轻人、酸人、阉人、忍人、伥人、妄人、阴人、巧人、屠人、畜人、谗人、俭人、痴人、怪人、逸人、分裂人、隙缝人等。作者声明，他是“把抨击对象的荒谬和自己的缺陷，都作为鉴赏对象，描述出来”，让读者与自己“共赏共笑”的。在《论傀儡人》一节中，谈及历代文化人用不同形式表达的“自审自救精神”，作者例举了黄远生先生鲜为人知的《忏悔录》。黄先生是个正直的知识份子，曾中光绪甲辰进士，后东渡日本留学，辛亥革命投身新闻界，被称作“报界之奇才”。当时中国风云变幻，各种势力都想利用他的名声。具有独立人格的他，在强大压力下也常常难以支撑住。在袁世凯称帝时，不得不受命作了一篇《似是而非》的赞扬帝制的文章。但他很快地进行了自救，逃离北京，隐居上海期间写作了《忏悔录》。他对充当傀儡进行自责说：“似乎一身，分为二截，其一为傀儡，即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诸动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见此种种撮弄，时为作呕。”对这种“非我”，他竟“恨不能宰割之，棒逐之”，自谴是“居京数年堕落之罪。”(山珊)
对一本畅销小说的批评
围绕《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周励著)的种种文化现象很有意思：一方面，是风靡全国，供不应求，三、四月内重印三次，总印数达四十余万册，在全国书市上列为文艺类畅销书榜首；另一方面，作者出国前工作居住的上海，一些文评家对此保持了谨慎的沉默。
正在全国多家晚报上连载的这部描写旅美华人异国奋斗的自传体小说，被新闻记者分别归为“打工文学”、“商旅文学”或“新移民文学”。主人公奋斗成功的经历，对于想投入商海和走出国门的大众读者有极大吸引力。对这部作品过热的颂扬之声终于引发出了不同意见。一九九二年十月二日的《文化艺术报》刊出上海青年批评家吴亮《批评的缺席》一文，表述了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
吴文认为，《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是“一部在精神和写作才能上都暴露出缺陷的通俗回忆录”，它“毫无创意地重复了早期知青文学中的各种经验”，但“在精神上和语言上有明显的双重退化”，它只是一种“采风、观光和私人日记的复合之类”，“生活的实用指南”。在精神方面，“平庸无奇的资产阶级对幸福所下的定义和树立的人生指标，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得到最通俗易懂的表达，并成为它的总基调。在这种基调的四周，环绕着诸如炫耀、感怀、文饰、夸夸其谈一类的抒情说教和凯旋式的告白。”吴亮认为，没有将这个文本“放到更大的文学环境中去进行比较”，没有指出它的缺陷，批评界为此应反省自己的失职。
书评界一些人认为吴亮的这种意见具有其道理，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同一话题，使人们听到了两种声音。持异议者则批评吴文以“精品文学“的尺度去衡量大众读物，“不仅过于苛刻，而且有些书生气。”(静仁)
沃尔夫现象
一九九○年六月，前东德著名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的小说《遗留的记忆》问世后，在德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借助大众媒体，作家、评论家、报刊编辑及作协、笔会中心等团体都卷入了论争，涉及的问题之深广使用言词之激烈，都是前所未有的。
《遗留的记忆》本来写于一九七九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了一位女作家受到监视的情景及恐惧心态。小说写成十年后，作者经加工才将其发表。
克·沃尔夫一直是德国文坛的重要作家。一九七六年东德当局取消诗人毕尔曼国籍时，她曾带头在抗议信上签名，并因此受到批评。西方舆论中也有人曾企图把她归入“持不同政见者”之列。但是，一九八九年东德剧变前，她却主张从内部进行改革，向出走的青年人发出“留在这边，支持我们的国家！”的呼吁，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于是，小说的发表就成了导火线。支持者和反对者立即形成对立的两个阵营。以评论家赖希—拉尼基为代表的一方指责沃尔夫曾享有出国旅行，在国外出版等特权，是“官方作家”，而现在写自己受监视、迫害，是“美化自己，装腔作势。”小说用了文学虚构手法，十年后才发表，是“胆怯的表现”。同时批评沃尔夫在八九年事变中没有起积极的领导作用。支持沃尔夫的一方则认为这篇作品是富有艺术性的散文，表现了自我的孤立无助和无奈，是对内心冲突的反思。笔会中心主席严斯、作家格拉斯等驳斥了对沃尔夫的指责。他们认为，应该理解这一代作家成长的环境。当西德知识分子一九四五年被抛到自由的荒野中，不得不自己寻找政治立足点时，东德的知识分子被纳入了另一种已形成的意识形态规范中。经历了纳粹统治的人们寄希望于另一种抉择，即社会主义的、更美好的德国，这是十分自然的，不能因为沃尔夫相信可以从内部改革而指责她。事实上她的作品有很强的社会批判作用，两个德国都读她的书。现在，利用在文学上可以作出这样或那样评价的一本书来贬损一个知识分子是后现代的麦卡锡主义的变种。后来，争论扩展到如何看待整个东德文学，以及西德战后进步文学传统等问题，涉及的人也扩大了。(宁瑛)
同一个吐温，不同的时代
最近，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学者谢利·费希尔·菲什金对马克·吐温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评论和分析，使多元文化论者与传统主义者在文学规范问题上的不休争论更不可开交。
在美国，《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至少从五十年代以来就因其明显的种族主义——“黑鬼”一词几乎平均每页出现一次——遭到抨击，而且每年都有两三个公立学校区就这个问题重新进行一番论战。菲什金在《纽约时报》和《高教纪事报》撰文认为，在这部美国最有争议的巨著中，马克·吐温实际上是“让美国黑人的声音在其艺术创作中发挥主要作用”——更具体地说，就是“让一个黑人孩子而不是白人孩子”充当了“发出吐温用以改变美国文学形式声音的典型人物。”
菲什金是幸运的。她的文章有人看，也有人评。哈佛大学的人文学教授小亨利·盖茨认为，菲什金证明了是“美国黑人的语言构成了这部伟大作品的基本结构要素”。一再主张不仅要承认美国黑人文学而且要承认白人文学中也有美国黑人血脉的小说家托尼·莫里森，赞扬菲什金深刻理解了黑人的语言和想象力對马克·吐温的巨大影响。因撰写马克·吐温传记而获普利策奖的贾斯廷·卡普兰则是为数不多的认为菲什金的观点证据不足的人之一，但他对她的努力也大为赞赏。
菲什金在一九九三年将面世的《哈克是黑人吗？》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对马克·吐温一八七四年十一月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讨人喜欢的吉姆》一文进行评析。在书中，她推翻了为多元文化论者和传统主义者心照不宣共同接受的假定：即美国文学的主流基本上是迎合白人中产阶级趣味的。
(刘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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