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已经结束。但后冷战时代的冷凝思索则还有待开始。今日各国知识界的一个共同课题，或许就在于如何尽快摆脱冷战时代的各种意识形态情结，以更开放的心态去凝塑新的问题意识、创建新的思想范式。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平心静气地总结历史、视野开阔地审视未来。令人惊喜的是，最近看到牛津大学出版社以中文出版的“社会与思想”丛书，同样显示了这样一个心愿。
　　就该丛书已出版的多种以及已预告的书目，可看到，“社会与思想”丛书的基本追求可概括为三点：本土性；比较性；历史性。
　　本土性丛书突出强调对中国本土社会与本土思想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我们深切地感到，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古老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潜力正在中国最普通的平民百姓中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正是这一从中国最底层的土地上所焕发出来的创造伟力，已在短短的十余年中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面貌，其变革的深度和广度，绝非仅仅只是相对于一九四九年以来而言，而是意味着：中国自秦汉以来既已定型的传统乡土中国格局，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开始了创造性自我转化的进程。我们不能不承认，相对于中国普通百姓的这种创造伟力，中国知识界的创造力却相当贫乏。其原因或许就在于：中国的知识阶层往往习惯于以其一知半解的西方知识去裁量中国本土的历史变革。正因为如此，突出本土中国研究的基础性，在今日已变得分外迫切。我们深信，传统乡土中国的自我转化，已为中国学术文化的创造性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经验基础和历史契机。舍此而去追求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将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比较性丛书同时也包括对西方及其它民族的研究。不难理解，因为我们相信，本土研究的深度将有赖于比较视野的广度。我们所说的比较视野，又将不仅只是指中国与西方的比较，同时将更强调对西方本身内在差异的比较考察。因为在我们看来，近百年来中西比较之所以流于浮泛，多由于忽视西方内部的差异和张力。而事实上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有希腊和希伯来这两大思想源头的尖锐冲突，罗马亡后又生罗马与日耳曼这两大政治法律传统之张力：在进入现代的过程中，西方各国道路之截然不同更难纳入一个统一的“西方模式”；最后，西方工业各国之间现在的差异之大，亦使市场经济这类统一标签几无太大意义。例如奥地利经济约三分之一为国营，但其经济表现却仅次于日本而不下于西德，最主张自由经济的英国恰恰最衰落，而美国工业通过国防部订单对国家的依赖实非他国能及，等等。所有这些差异才是欲借鉴西方者所应详加研究的，也只有深入了解这些差异，今后中西比较的真正开展才有可能。
　　历史性丛书对本土性和比较性的双重关注统一于诠释学意义上的历史性，即认为现在对未来的期望必然要求重新理解过去。按我们的看法，近十五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变已标志着具有独特个性的“中国现代性”之真正历史出场，从而已往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野去重新理解中国历史、中国文明、中国的传统性。与此同时，晚近以来的西方对“西方现代性”自身的多样性和歧异性亦已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并正在此基础上力图重新认识西方历史、西方文明、西方的传统性。显然有鉴于此，该丛书除着重于中西现代性的研究外，亦包括对中西传统性的研究。我们期望，随着对中西现代性和中西传统性的理解不断深化，以往那种僵硬的“传统V.S现代”、“中国V.S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或将会真正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人类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同等尊重和相互理解。这无疑将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
　　一九九三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