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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10月14日】
中国最早的文学期刊《瀛寰琐纪》出版
同治壬申年九月十一日（1872年10月14日），中国最早的文学期刊《瀛寰琐纪》创刊号在上海公共租界发行，这里后来成为有清一朝毋庸争议的媒体之都。与当时其他多数中文杂志和報刊一样，《瀛寰琐纪》为外国人拥有及经营的公司，隶属申报馆。经营者美查（Ernest Major，1841—1908），一个来自伦敦，精力充沛且具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他精通汉语，早已洞察中国自身的遗产及其对世界的兴趣，足以保证现代印刷品的商机。
《申报》是这间公司最重要的出版品，创刊于《瀛寰琐纪》出版半年前，股本只有1600两（相当于1874年在香港创办一份中文报纸所需股本的十分之一），这意味着能购买的设备和雇用的员工有限。除了新闻、社论以及转载的邸报和香港中文报纸的摘录，这份报纸还邀请文人就国家事务发表评论，或撰写娱乐性文字与花边新闻，以此激发公众讨论并填充版面。
《申报》创刊时很快收到一大批文人的来稿，他们热切地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刊登在这种新媒体上。然而，只有一小部分经过挑选的稿件能够发表。到1872年9月，报纸八个版面中的两个半到三个版面可以登载自己的内容，其余版面则是转载（占一个半版面）的内容和广告。一周发行六期，每期大概印量3000份。仅仅9月一个月，《申报》即刊登了23首署名的诗歌和散文，33篇多数署名的长篇新闻报道和评论，这些稿件全来自报馆以外的人。稿件内容与当下社会紧密关联，包括描写公共租界状况和鸦片烟瘾弊害的竹枝词及散文，还有涉及一系列主题的新闻：包括前载评论文章引发的后续论争，关于春药危害的警告，乃至于城市解决乞丐问题的对策。
这群知识分子作者，正是这份创刊不久报纸的目标读者群。它小心从事，唯恐这些支持者热情不再，也正是这股热情，推动了精英阶层对报纸的接受。虽然《瀛寰琐纪》提供一个新园地，刊载具有时兴趣味但与时事并不直接相关的作品，但并不影响《申报》外来稿数量。1872年12月，《申报》外来稿有66篇诗歌或散文，以及41篇评论或新闻。
《瀛寰琐纪》创刊号，提纲挈领的序言表达这份刊物起先不是以专门“文学”期刊为主。自称“仿《中西见闻录》而更扩充之”，所提及的刊物是两名英国传教士在北京创办的中文期刊，此二人后供职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同文馆。《中西见闻录》的创办者献身于中国和中国文化，对英国的中国政策持批判态度。期刊命名已然表明创办刊物之目的：要为他们的读者打开世界;要发表“见闻”，亦即新闻，借以引进科学、技术，以及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社会报道。《瀛寰琐纪》用“瀛寰”一词涵盖前文所述的“模仿”与“更扩充之”。内容将包括那些即便未曾亲眼见闻，却有“理性”基础的事物，或者即便没有“理性”支撑，却有“想象”可暗示的事物。“琐纪”隐含容纳不同形式短篇写作的开放性，以及作品应具备最高质量的观点。这份刊物四年间共发行58卷，其间两次更名，意义则不变。它预示了往后许多中文文学期刊昙花一现的命运，这些期刊经常不受出版商重视，编者往往形成特定小圈圈，并遭受审查制度之害。
这份期刊的编辑工作由中国文人担任，语言和版式大部分依照他们的偏好。于是，《瀛寰琐纪》（以及同阶段的《申报》），与同时期和稍早在北京出版的新教传教士刊物形成鲜明对比。刊物采用中国农历，也不在文本中使用标点符号——因为后者所代表的标准低于他们目标读者的文化程度。无论这些形式上的标记将体现出何种中国性，这份刊物的序言，却特意突出美查居间扮演的重要角色。将刊物的“有远志”归功于美查，称其怀此洞见——即“惊奇骇怪之谈，沈博绝丽之作”，定会比枯燥无味的“经书”更具教育意义。还将刊物的定位之功归诸美查，即引入应用科学方法、济世安民的方策以及科学知识，同时提供娱乐等。虽然美查只是以书斋主人（尊闻阁主人）之名出现在这篇颂辞中，但他似乎无须更多的介绍。这说明《瀛寰琐纪》和《申报》目标读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
发表于《瀛寰琐纪》的作品当然要努力达到期刊的要求。第一卷文章极富娱乐性和知识性，有谈及神经系统，也谈到闲置的蒸汽巨轮“大东方号”（Great Eastern）改装为电缆铺设船，在不列颠群岛和美国之间铺设第一条跨大西洋海底电缆时，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另一篇关于长崎之行的报道，被标举为书写某一特定地方风土人情之“典范”;另有一篇讽刺文章，谈到一个领取救济遭拒的英国人，直到他把自己的金牙换成马骨牙。然而，即便以最宽泛的“文学”定义理解，这一卷并没有“文学”作品。
这是一项创新性的冒险事业，申报馆继续探索这份期刊未来的可能前景。过程中，它借鉴了类似内容多样的英国期刊——如《布莱克伍德爱丁堡杂志》（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或《威斯敏斯特杂志》（Westminster Magazine）等，同时又盛赞《庄子》《列子》中，那些隽永而趣味非凡的寓言所使用的文体模式。前述两部著作成功以华美而不空洞、不落俗套的文采，表达哲学上的洞见。
这些都是与时代密切相关，内容非常明确具体的文本。无论长崎之行报道的典范写作，或以骨头做成的假牙作为讽刺的依据，乃至于称赞《庄子》《列子》的寓言，总而言之，都暗示出一种非常都市化的审美品位。这种品位在接下来20年中，主导了申报馆的出版事业，一直延续到著名的《点石斋画报》出版为止。由于《瀛寰琐纪》越来越迎合当时流行偏爱具体和写实的国际写作趣味，它对大部分中国思想、著作和绘画中所呈现的空洞形式主义，持批判态度。
《瀛寰琐纪》第2卷扩展了范围，纳入诗歌、歌剧咏叹和献辞等高雅风格的文学作品，还包括格言、游记和速写当时名妓等新题材，多数都是新创作文本。但刊物也开始刊载此前未及发表的作品，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中死难者的遗作。编者为了解释选文标准，好让读者了解自己可能会投稿或建议刊登的稿件类型，经常在文末加上短评。这份刊物的作者日趋多元化，说明刊物正被视为发表视野广泛的短篇文类阵地。一些有地位和声望的作家开始投稿，不再署名“某客”而是署真名或斋号。通常一卷36页的篇幅中，文学文本占到7页。而作者和读者的共同群体开始形成，他们拥有同样广泛的文化兴趣，标举自己为“大雅君子”。他们对“世界”充满兴趣，但并不崇拜所有“西方”事物，并且与琐碎内容的夸张框架保持反讽式的距离。他们是一群刚经历过一场毁灭性内战带来创伤的有闲阶层。 刊物第3卷赋予文学更加显要的地位。《申报》之前已发表一些英语小说的节译，如《格列佛游记》的片段，此时开始连载利顿（Edward Bulwer Lytton，1803—1873）以遺产继承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昕夕闲谈》（Night and Morning，1841年）译作。在订阅刊物的方式尚未普及，读者每期购买的市场中，连载也发挥培育持续性读者的作用。《昕夕闲谈》据说可与伟大的中国小说相媲美，而且把“novel”这一世界性的文学文类加入中国小说中。《昕夕闲谈》完美地符合申报馆的美学规划。译文附有评论，使用中国文学的评点语汇，来突出其复杂的文学技巧（如伏笔）。同时又向读者介绍英国的社会背景，那是女孩可以单独旅行，年轻女士谈恋爱也不会被排斥的地方。《昕夕闲谈》旨在“怡情”，但却通过这种方式提供了参照，而非直接批判中国本地风俗，达到修正中国风俗的目的。此时，申报馆已发现一些未曾刊行或稀见的中国小说符合他们的规划。于是，《瀛寰琐纪》转而发表那些作品，因而终止连载，《昕夕闲谈》译作最后以书籍形式出版。《瀛寰琐纪》另外刊载的外国作品是24卷至26卷连载的寺门静轩（1796—1868）的《江户繁昌记》，这是一部有关19世纪30年代江户（今东京）极为具体，又具讽刺性的纪实文学作品。此书以汉文写成，不必经过翻译。在明治维新以前，汉文在日本享有崇高地位。
第3卷出版后，《瀛寰琐纪》已发展出它的关键性特色，包括描述性的诗歌，如《尊闻阁同人诗选》;关于非凡人物的生动传略，有内战中的男女“烈士”，也有妓女或乞丐等都市型角色;讨论水灾这类实务的专题论文，学术性的征引（大部分是中文材料）极大地提升了这些论文的质量;诸如曾国藩（1811—1872）等名人的未刊书信、游记;以及相当数量从内战中保留下来——有时候只有片段——独一无二的文学作品，及其纪念性的引言。
1876年，这项事业突然中断，此时申报馆已确立了自身作为中国文学文化遗产，以及发表新作品最重要出版者的地位。许多曾为《瀛寰琐纪》撰稿的作者，继续为申报馆出版的书籍写序、作注及题词，这些书籍为接下来数十年的中文出版品，建立了典范性的标准。《瀛寰琐纪》终刊时，尚有大量的手稿未刊登，标志了这份期刊及申报馆是广受尊重的文学生产空间。两位编辑从这些手稿中，挑选部分继续整理发表。其中一位是蔡尔康（1851—1921），后来任职上海机器印书局，并创办了《侯鲭新录》。这份刊物出了4卷，延续《瀛寰琐纪》和宋朝旧的《侯鲭录》的传统和美学规划，汇集了多种多样的文类：诗歌、轶闻、关于人和风俗的报道、历史论文、书信及评论。
这种属于美学而非特定文学的规划，却起到了理论上的纽带作用，它聚合了混杂的篇章，将其整合到申报馆总体的出版规划中。这一规划，采取的立场与固守中国文化本真性之态度已然分道扬镳，它轻轻地打开了中文写作参与世界文学和文化潮流的大门。
[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G. Wagner），德国海德堡大学;季剑青，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中国最早的文学期刊《瀛寰琐纪》出版
同治壬申年九月十一日（1872年10月14日），中国最早的文学期刊《瀛寰琐纪》创刊号在上海公共租界发行，这里后来成为有清一朝毋庸争议的媒体之都。与当时其他多数中文杂志和報刊一样，《瀛寰琐纪》为外国人拥有及经营的公司，隶属申报馆。经营者美查（Ernest Major，1841—1908），一个来自伦敦，精力充沛且具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他精通汉语，早已洞察中国自身的遗产及其对世界的兴趣，足以保证现代印刷品的商机。
《申报》是这间公司最重要的出版品，创刊于《瀛寰琐纪》出版半年前，股本只有1600两（相当于1874年在香港创办一份中文报纸所需股本的十分之一），这意味着能购买的设备和雇用的员工有限。除了新闻、社论以及转载的邸报和香港中文报纸的摘录，这份报纸还邀请文人就国家事务发表评论，或撰写娱乐性文字与花边新闻，以此激发公众讨论并填充版面。
《申报》创刊时很快收到一大批文人的来稿，他们热切地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刊登在这种新媒体上。然而，只有一小部分经过挑选的稿件能够发表。到1872年9月，报纸八个版面中的两个半到三个版面可以登载自己的内容，其余版面则是转载（占一个半版面）的内容和广告。一周发行六期，每期大概印量3000份。仅仅9月一个月，《申报》即刊登了23首署名的诗歌和散文，33篇多数署名的长篇新闻报道和评论，这些稿件全来自报馆以外的人。稿件内容与当下社会紧密关联，包括描写公共租界状况和鸦片烟瘾弊害的竹枝词及散文，还有涉及一系列主题的新闻：包括前载评论文章引发的后续论争，关于春药危害的警告，乃至于城市解决乞丐问题的对策。
这群知识分子作者，正是这份创刊不久报纸的目标读者群。它小心从事，唯恐这些支持者热情不再，也正是这股热情，推动了精英阶层对报纸的接受。虽然《瀛寰琐纪》提供一个新园地，刊载具有时兴趣味但与时事并不直接相关的作品，但并不影响《申报》外来稿数量。1872年12月，《申报》外来稿有66篇诗歌或散文，以及41篇评论或新闻。
《瀛寰琐纪》创刊号，提纲挈领的序言表达这份刊物起先不是以专门“文学”期刊为主。自称“仿《中西见闻录》而更扩充之”，所提及的刊物是两名英国传教士在北京创办的中文期刊，此二人后供职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同文馆。《中西见闻录》的创办者献身于中国和中国文化，对英国的中国政策持批判态度。期刊命名已然表明创办刊物之目的：要为他们的读者打开世界;要发表“见闻”，亦即新闻，借以引进科学、技术，以及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社会报道。《瀛寰琐纪》用“瀛寰”一词涵盖前文所述的“模仿”与“更扩充之”。内容将包括那些即便未曾亲眼见闻，却有“理性”基础的事物，或者即便没有“理性”支撑，却有“想象”可暗示的事物。“琐纪”隐含容纳不同形式短篇写作的开放性，以及作品应具备最高质量的观点。这份刊物四年间共发行58卷，其间两次更名，意义则不变。它预示了往后许多中文文学期刊昙花一现的命运，这些期刊经常不受出版商重视，编者往往形成特定小圈圈，并遭受审查制度之害。
这份期刊的编辑工作由中国文人担任，语言和版式大部分依照他们的偏好。于是，《瀛寰琐纪》（以及同阶段的《申报》），与同时期和稍早在北京出版的新教传教士刊物形成鲜明对比。刊物采用中国农历，也不在文本中使用标点符号——因为后者所代表的标准低于他们目标读者的文化程度。无论这些形式上的标记将体现出何种中国性，这份刊物的序言，却特意突出美查居间扮演的重要角色。将刊物的“有远志”归功于美查，称其怀此洞见——即“惊奇骇怪之谈，沈博绝丽之作”，定会比枯燥无味的“经书”更具教育意义。还将刊物的定位之功归诸美查，即引入应用科学方法、济世安民的方策以及科学知识，同时提供娱乐等。虽然美查只是以书斋主人（尊闻阁主人）之名出现在这篇颂辞中，但他似乎无须更多的介绍。这说明《瀛寰琐纪》和《申报》目标读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
发表于《瀛寰琐纪》的作品当然要努力达到期刊的要求。第一卷文章极富娱乐性和知识性，有谈及神经系统，也谈到闲置的蒸汽巨轮“大东方号”（Great Eastern）改装为电缆铺设船，在不列颠群岛和美国之间铺设第一条跨大西洋海底电缆时，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另一篇关于长崎之行的报道，被标举为书写某一特定地方风土人情之“典范”;另有一篇讽刺文章，谈到一个领取救济遭拒的英国人，直到他把自己的金牙换成马骨牙。然而，即便以最宽泛的“文学”定义理解，这一卷并没有“文学”作品。
这是一项创新性的冒险事业，申报馆继续探索这份期刊未来的可能前景。过程中，它借鉴了类似内容多样的英国期刊——如《布莱克伍德爱丁堡杂志》（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或《威斯敏斯特杂志》（Westminster Magazine）等，同时又盛赞《庄子》《列子》中，那些隽永而趣味非凡的寓言所使用的文体模式。前述两部著作成功以华美而不空洞、不落俗套的文采，表达哲学上的洞见。
这些都是与时代密切相关，内容非常明确具体的文本。无论长崎之行报道的典范写作，或以骨头做成的假牙作为讽刺的依据，乃至于称赞《庄子》《列子》的寓言，总而言之，都暗示出一种非常都市化的审美品位。这种品位在接下来20年中，主导了申报馆的出版事业，一直延续到著名的《点石斋画报》出版为止。由于《瀛寰琐纪》越来越迎合当时流行偏爱具体和写实的国际写作趣味，它对大部分中国思想、著作和绘画中所呈现的空洞形式主义，持批判态度。
《瀛寰琐纪》第2卷扩展了范围，纳入诗歌、歌剧咏叹和献辞等高雅风格的文学作品，还包括格言、游记和速写当时名妓等新题材，多数都是新创作文本。但刊物也开始刊载此前未及发表的作品，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中死难者的遗作。编者为了解释选文标准，好让读者了解自己可能会投稿或建议刊登的稿件类型，经常在文末加上短评。这份刊物的作者日趋多元化，说明刊物正被视为发表视野广泛的短篇文类阵地。一些有地位和声望的作家开始投稿，不再署名“某客”而是署真名或斋号。通常一卷36页的篇幅中，文学文本占到7页。而作者和读者的共同群体开始形成，他们拥有同样广泛的文化兴趣，标举自己为“大雅君子”。他们对“世界”充满兴趣，但并不崇拜所有“西方”事物，并且与琐碎内容的夸张框架保持反讽式的距离。他们是一群刚经历过一场毁灭性内战带来创伤的有闲阶层。 刊物第3卷赋予文学更加显要的地位。《申报》之前已发表一些英语小说的节译，如《格列佛游记》的片段，此时开始连载利顿（Edward Bulwer Lytton，1803—1873）以遺产继承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昕夕闲谈》（Night and Morning，1841年）译作。在订阅刊物的方式尚未普及，读者每期购买的市场中，连载也发挥培育持续性读者的作用。《昕夕闲谈》据说可与伟大的中国小说相媲美，而且把“novel”这一世界性的文学文类加入中国小说中。《昕夕闲谈》完美地符合申报馆的美学规划。译文附有评论，使用中国文学的评点语汇，来突出其复杂的文学技巧（如伏笔）。同时又向读者介绍英国的社会背景，那是女孩可以单独旅行，年轻女士谈恋爱也不会被排斥的地方。《昕夕闲谈》旨在“怡情”，但却通过这种方式提供了参照，而非直接批判中国本地风俗，达到修正中国风俗的目的。此时，申报馆已发现一些未曾刊行或稀见的中国小说符合他们的规划。于是，《瀛寰琐纪》转而发表那些作品，因而终止连载，《昕夕闲谈》译作最后以书籍形式出版。《瀛寰琐纪》另外刊载的外国作品是24卷至26卷连载的寺门静轩（1796—1868）的《江户繁昌记》，这是一部有关19世纪30年代江户（今东京）极为具体，又具讽刺性的纪实文学作品。此书以汉文写成，不必经过翻译。在明治维新以前，汉文在日本享有崇高地位。
第3卷出版后，《瀛寰琐纪》已发展出它的关键性特色，包括描述性的诗歌，如《尊闻阁同人诗选》;关于非凡人物的生动传略，有内战中的男女“烈士”，也有妓女或乞丐等都市型角色;讨论水灾这类实务的专题论文，学术性的征引（大部分是中文材料）极大地提升了这些论文的质量;诸如曾国藩（1811—1872）等名人的未刊书信、游记;以及相当数量从内战中保留下来——有时候只有片段——独一无二的文学作品，及其纪念性的引言。
1876年，这项事业突然中断，此时申报馆已确立了自身作为中国文学文化遗产，以及发表新作品最重要出版者的地位。许多曾为《瀛寰琐纪》撰稿的作者，继续为申报馆出版的书籍写序、作注及题词，这些书籍为接下来数十年的中文出版品，建立了典范性的标准。《瀛寰琐纪》终刊时，尚有大量的手稿未刊登，标志了这份期刊及申报馆是广受尊重的文学生产空间。两位编辑从这些手稿中，挑选部分继续整理发表。其中一位是蔡尔康（1851—1921），后来任职上海机器印书局，并创办了《侯鲭新录》。这份刊物出了4卷，延续《瀛寰琐纪》和宋朝旧的《侯鲭录》的传统和美学规划，汇集了多种多样的文类：诗歌、轶闻、关于人和风俗的报道、历史论文、书信及评论。
这种属于美学而非特定文学的规划，却起到了理论上的纽带作用，它聚合了混杂的篇章，将其整合到申报馆总体的出版规划中。这一规划，采取的立场与固守中国文化本真性之态度已然分道扬镳，它轻轻地打开了中文写作参与世界文学和文化潮流的大门。
[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G. Wagner），德国海德堡大学;季剑青，北京市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