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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常讲学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在浙江余姚的王阳明故居正门，悬挂着一块“真三不朽”的匾额。所谓“三不朽”，出自《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真三不朽，即后人称赞王阳明在三个方面都做到了极致。
立志学为圣贤
阳明十岁那年，他的父亲王华考中进士第一甲第一人，也就是中了状元。阳明也就跟着父亲来到京师，从师问学。读书是学圣贤的前提。那时读书主要是读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与北宋以来理学家的著作。理学是北宋发展起来的一种儒学形态，主要学者包括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尤其是二程和朱熹，是理学的大宗，他们的学问被称为程朱理学，是官方的正统学问，读书人必须修习。
青年时期的王阳明，一方面认同程朱所提倡的人生境界和修养目标，另一方面对于程朱的修养功夫则无法契入。成圣成贤的为学目的和如何成圣成贤的功夫修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及其解决，开启了阳明后来的整个思想学术生涯。
希做圣贤而无望，阳明难免转向其他途径。根据同时代大儒湛若水所著《阳明先生墓志铭》所说，这一时期的阳明经历了“五溺”，即：初溺于任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
在正统儒家看来，这五种学问都不是关于身心性命的根本学问。但需要指出的是，从成贤无望后转向习佛可以看出，王阳明对人生根本价值、如何安顿身心性命等重要问题的思考显然是积极而且迫切的。“五溺”阶段实际上酝酿着后来巨大的哲学突破。这一突破，就发生在贵州龙场。
贵州龙场悟道
正德元年（1506年），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的王阳明，上疏批评武宗堵塞言路，被捕入狱，随即被贬贵州龙场驿任驿丞。阳明的父亲也遭到了牵连，被迫辞去官职。
在流放途中，阳明曾被宦官刘瑾派出的刺客追杀，家人也可能遭到未知的迫害，这些都不断刺激阳明去思考生死大问题。他不断地自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圣贤该如何面对这样的艰难困苦，安顿自己的身心性命呢？于是他收摄精神，日夜作息，群居独处，都力求澄清杂念，不肯妄言妄行，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追求内心的宁静与专一。
这样的自我锻炼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使他参透了“格物致知”之旨。阳明终于打通了长期横阻在为学目的和修养功夫之间的关隘，悟通了“物之理”与‘叭之心”之间的关系。这一悟，史称“龙场悟道”，又叫作“龙场顿悟”。阳明在龙场通过“澄默静一”的修习而超脱了生死之念，同时还悟出了“格物致知”之旨。次年，阳明又推进了自己的思想，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说法。
阳明认为，圣贤经传当中有时偏重说知，有时侧重说行，实际上是针对不同的人来说的。在根本意义上，知与行就是一回事。但是，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之学，在修养功夫上是主张先致知、后涵养的，也就是主张知先行后的。阳明认为，程朱实际上将知和行割裂开来，造成后来学者离行而求知，所得不是真知，所行不是真行。因此，他的知行合一之说，也是针对程朱理学功夫论的偏失，以及明代士风堕落的现实情况而产生的。
在龙场期间，阳明建造了龙冈书院、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聚徒讲学，培植后进，弦歌不辍。阳明在贵州不只是悟道、讲学，他与这里各民族、各阶层的人相处，播撒中国文化的种子，以仁德感化四方。阳明认为，天下没有不能被感化之人，并应邀写了《象祠记》来阐述其理。他尊重少数民族，尊重其上层人士，又坚持原则。
“龙场悟道”在阳明学发展史上乃至整个儒学思想史上，都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阳明肯定孔子的“为政以德”，他认为做事在得人，事业必靠有德之人去积极推行。他下力气在基层兴教化，美风俗。他批评当时的风俗，“争功利而薄忠信，贵进取而贱廉洁”，认为长此下去，必酿成祸患。
阳明坚持儒家的宽政主张，以佚道使民，强调官员要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虽劳不怨。他勤政守职，视民如伤，治庐陵时，辟城中火巷，绝镇守横征，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整顿吏治，是他治理地方的措施之一。关于权力，他认为，权为天下利害所系，小人窃之以成其恶，君子用之以济其善。君子欲济天下之难，不能不操之以权，但君子用权，必由其道。那就是：以至诚之心立德，扶植爱护良善;昭示不可夺去的气节操守，引导下属走正路。慎重地对待权，用好权，在用人上;在心态上，“坦然为之，下以上之;退然为之，后以先之。是以功盖天下而莫之嫉，善利万物而莫与争”。
阳明有书生本色，同时又是马上英雄，是旷世罕见的大豪杰。真正的儒家都是内圣修己与外王事功两方面并重的。阳明一生的事功，被誉为“三百年事功第一”，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三征”，即征南赣、征宁王、征思田。终日劳累诱发了王阳明的肺病顽疾，遗言留下：“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此心，就是良知。阳明终年57岁。
王阳明思想要旨
阳明一生的活动，实际上是围绕讲学和社会教化为中心而展开的。阳明讲学究竟讲些什么内容呢？
“心即理” 阳明心学的根本观点是“心即理”。《传习录》记载了阳明与弟子徐爱对“心即理”命题的探讨。意思是：父母身上并没有蕴藏着孝的道理，君王身上也没有蕴藏着忠的道理，同样，朋友、老百姓身上也没有蕴藏着信和仁的道理。一个人要讲究孝、忠、信、仁，总归不是向别人身上去求。那么这些道理都在哪里呢？阳明认为，就在你我和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的心本来就具有敬老孝亲、忠于职守、言而有信、仁民爱物等道理，才能事父母以孝，事朝廷以忠，交友以信，治民以仁。
这个心，就是天性，就是天理，就是天赋予人的善性。为了和一般意义上的心区别开来，我们称这个心为“本心”。既然心即是理，人可以在道德实践中将心之理赋予行为和事物，因此也就无需求理于外，到外在的事物上去求一个道理。阳明所说的“物”，是与心即理的“心”关联着的，“物之理”实际上也就是指“心之理”在物上的落实，也就是道德原理与道德法则，而不是指客观知识性的理。这些道德原理和法则，只能来自继承了天性、蕴含了天理的本心，而不在物的自身。心之理落实到事物上而得其宜，也就是恰好、刚刚好，这种情形就叫作“义”。因此，求义或者求理，就只能在本心上求，而不能在外事外物上求。按照心外无物的说法，外界事物是否独立于吾心，还有没有客观实在性呢？一直以来我们由此而对阳明心学有一些误解。阳明的回答真的否认了事物的客观实在性吗？答案是否定的！山中的花，只有你来看时，此花才与你的心发生关联，心赋予了花以意义与价值。阳明在讲“心外无物”时，并不是针对外界事物是否独立于“吾心”而存在这类问题而发的，而是与他对“物”的特殊规定以及他的整个思想系统密切关联着的。存在是客观的，但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则由人来赋予。这才是阳明所讲的“心外无物”的根本意义，也是心学体系中心物之间的根本关系。 “知行合一”从《传习录》看，阳明在论及知行关系时，有一个反复申明的观点，叫作“知行本体，原来如此”。他本人有时候又将“知行本体”称为“知行之体”“知行体段”。究竟什么是“知行本体”呢？这四个字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如阳明所说：“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这里的“本体”，就是本来面貌的意思，“知行本体”也就是指知与行互相联系、互相包含、本来一体;知行分离，也就背离了知行的本来意义、违背了知行本体。第二层意思，阳明又说：“‘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这里的“知行本體”，就是指良知良能。后一种“知行本体”的含义无疑更为根本。
阳明完全是从道德出发来讨论知行功夫的，故在他看来，知必须表现为行，能知必然能行。知与行相即不离，两者是同一功夫过程的不同方面。
一般来说，“明觉精察”是形容知的，“真切笃实”是形容行的，但阳明要求，人在知的过程中要抱有“真切笃实”的态度，在行的过程中要保持“明觉精察”，知不离行，行不离知，且知且行，即知即行，这样的知才是真知，这样的行才是真行。这是知行合一的功夫论含义。我们今天讲的“知行合一”，已不是道德范畴的，而是社会实践意义上的，这是我们与王阳明的根本不同。
“致良知” 阳明在去世前曾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致良知”是阳明一生思想的总结。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一个贯通天人的概念。其次，阳明所讲的良知，又指“随时知是知非”的道德认知与判断能力，是一个贯通体用的概念。总之，“致良知”实际上是在早年“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也蕴含了“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主要理论内容。
正是在兼具“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基础上，阳明将良知视作是天地之心、宇宙之心。良知赋予了天地鬼神万物以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价值意义的创造本源和主宰力量，具有绝对性和根源性。人因为有此良知，就可以和天地宇宙会通，可以充当宇宙天地之心，从而肩负起协理宇宙天地万物的责任。正因为良知如此重要，所以阳明断定：“‘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
良知既是“性与天理”，又是道德认知与判断。因此所谓“致良知”，也就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不断地向至善的道德本体复归，以达到极致;二是以道德认知和判断为依据，加以实行。—方面，良知本体的至善性、绝对性和普遍性为人们的道德践履和成圣成贤的追求提供了内在根据和根本保证。“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人人皆可成尧舜”的道德洞见，能有效促使道德主体，激发道德理想追求。另一方面，又要对良知本体在现实环境中作用流行的相对性、具体性以及致良知过程的无限性保持清醒认识，以防道德主体的自我膨胀、猖狂及虚无。
致良知的第二层基本意思是“依良知而行”。“致”字在这里相当于“行”字，致良知即“行良知”，即依良知而实行。阳明更为强调这一面，他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
良知是主宰，是准则。“致良知”简易直接又内涵丰富，将阳明的整体哲学思想完满地表述出来了，标志着阳明哲学建构的最终完成。（资料来源：《光明日报》）
立志学为圣贤
阳明十岁那年，他的父亲王华考中进士第一甲第一人，也就是中了状元。阳明也就跟着父亲来到京师，从师问学。读书是学圣贤的前提。那时读书主要是读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与北宋以来理学家的著作。理学是北宋发展起来的一种儒学形态，主要学者包括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尤其是二程和朱熹，是理学的大宗，他们的学问被称为程朱理学，是官方的正统学问，读书人必须修习。
青年时期的王阳明，一方面认同程朱所提倡的人生境界和修养目标，另一方面对于程朱的修养功夫则无法契入。成圣成贤的为学目的和如何成圣成贤的功夫修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及其解决，开启了阳明后来的整个思想学术生涯。
希做圣贤而无望，阳明难免转向其他途径。根据同时代大儒湛若水所著《阳明先生墓志铭》所说，这一时期的阳明经历了“五溺”，即：初溺于任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
在正统儒家看来，这五种学问都不是关于身心性命的根本学问。但需要指出的是，从成贤无望后转向习佛可以看出，王阳明对人生根本价值、如何安顿身心性命等重要问题的思考显然是积极而且迫切的。“五溺”阶段实际上酝酿着后来巨大的哲学突破。这一突破，就发生在贵州龙场。
贵州龙场悟道
正德元年（1506年），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的王阳明，上疏批评武宗堵塞言路，被捕入狱，随即被贬贵州龙场驿任驿丞。阳明的父亲也遭到了牵连，被迫辞去官职。
在流放途中，阳明曾被宦官刘瑾派出的刺客追杀，家人也可能遭到未知的迫害，这些都不断刺激阳明去思考生死大问题。他不断地自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圣贤该如何面对这样的艰难困苦，安顿自己的身心性命呢？于是他收摄精神，日夜作息，群居独处，都力求澄清杂念，不肯妄言妄行，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追求内心的宁静与专一。
这样的自我锻炼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使他参透了“格物致知”之旨。阳明终于打通了长期横阻在为学目的和修养功夫之间的关隘，悟通了“物之理”与‘叭之心”之间的关系。这一悟，史称“龙场悟道”，又叫作“龙场顿悟”。阳明在龙场通过“澄默静一”的修习而超脱了生死之念，同时还悟出了“格物致知”之旨。次年，阳明又推进了自己的思想，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说法。
阳明认为，圣贤经传当中有时偏重说知，有时侧重说行，实际上是针对不同的人来说的。在根本意义上，知与行就是一回事。但是，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之学，在修养功夫上是主张先致知、后涵养的，也就是主张知先行后的。阳明认为，程朱实际上将知和行割裂开来，造成后来学者离行而求知，所得不是真知，所行不是真行。因此，他的知行合一之说，也是针对程朱理学功夫论的偏失，以及明代士风堕落的现实情况而产生的。
在龙场期间，阳明建造了龙冈书院、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聚徒讲学，培植后进，弦歌不辍。阳明在贵州不只是悟道、讲学，他与这里各民族、各阶层的人相处，播撒中国文化的种子，以仁德感化四方。阳明认为，天下没有不能被感化之人，并应邀写了《象祠记》来阐述其理。他尊重少数民族，尊重其上层人士，又坚持原则。
“龙场悟道”在阳明学发展史上乃至整个儒学思想史上，都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阳明肯定孔子的“为政以德”，他认为做事在得人，事业必靠有德之人去积极推行。他下力气在基层兴教化，美风俗。他批评当时的风俗，“争功利而薄忠信，贵进取而贱廉洁”，认为长此下去，必酿成祸患。
阳明坚持儒家的宽政主张，以佚道使民，强调官员要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虽劳不怨。他勤政守职，视民如伤，治庐陵时，辟城中火巷，绝镇守横征，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整顿吏治，是他治理地方的措施之一。关于权力，他认为，权为天下利害所系，小人窃之以成其恶，君子用之以济其善。君子欲济天下之难，不能不操之以权，但君子用权，必由其道。那就是：以至诚之心立德，扶植爱护良善;昭示不可夺去的气节操守，引导下属走正路。慎重地对待权，用好权，在用人上;在心态上，“坦然为之，下以上之;退然为之，后以先之。是以功盖天下而莫之嫉，善利万物而莫与争”。
阳明有书生本色，同时又是马上英雄，是旷世罕见的大豪杰。真正的儒家都是内圣修己与外王事功两方面并重的。阳明一生的事功，被誉为“三百年事功第一”，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三征”，即征南赣、征宁王、征思田。终日劳累诱发了王阳明的肺病顽疾，遗言留下：“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此心，就是良知。阳明终年57岁。
王阳明思想要旨
阳明一生的活动，实际上是围绕讲学和社会教化为中心而展开的。阳明讲学究竟讲些什么内容呢？
“心即理” 阳明心学的根本观点是“心即理”。《传习录》记载了阳明与弟子徐爱对“心即理”命题的探讨。意思是：父母身上并没有蕴藏着孝的道理，君王身上也没有蕴藏着忠的道理，同样，朋友、老百姓身上也没有蕴藏着信和仁的道理。一个人要讲究孝、忠、信、仁，总归不是向别人身上去求。那么这些道理都在哪里呢？阳明认为，就在你我和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的心本来就具有敬老孝亲、忠于职守、言而有信、仁民爱物等道理，才能事父母以孝，事朝廷以忠，交友以信，治民以仁。
这个心，就是天性，就是天理，就是天赋予人的善性。为了和一般意义上的心区别开来，我们称这个心为“本心”。既然心即是理，人可以在道德实践中将心之理赋予行为和事物，因此也就无需求理于外，到外在的事物上去求一个道理。阳明所说的“物”，是与心即理的“心”关联着的，“物之理”实际上也就是指“心之理”在物上的落实，也就是道德原理与道德法则，而不是指客观知识性的理。这些道德原理和法则，只能来自继承了天性、蕴含了天理的本心，而不在物的自身。心之理落实到事物上而得其宜，也就是恰好、刚刚好，这种情形就叫作“义”。因此，求义或者求理，就只能在本心上求，而不能在外事外物上求。按照心外无物的说法，外界事物是否独立于吾心，还有没有客观实在性呢？一直以来我们由此而对阳明心学有一些误解。阳明的回答真的否认了事物的客观实在性吗？答案是否定的！山中的花，只有你来看时，此花才与你的心发生关联，心赋予了花以意义与价值。阳明在讲“心外无物”时，并不是针对外界事物是否独立于“吾心”而存在这类问题而发的，而是与他对“物”的特殊规定以及他的整个思想系统密切关联着的。存在是客观的，但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则由人来赋予。这才是阳明所讲的“心外无物”的根本意义，也是心学体系中心物之间的根本关系。 “知行合一”从《传习录》看，阳明在论及知行关系时，有一个反复申明的观点，叫作“知行本体，原来如此”。他本人有时候又将“知行本体”称为“知行之体”“知行体段”。究竟什么是“知行本体”呢？这四个字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如阳明所说：“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这里的“本体”，就是本来面貌的意思，“知行本体”也就是指知与行互相联系、互相包含、本来一体;知行分离，也就背离了知行的本来意义、违背了知行本体。第二层意思，阳明又说：“‘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这里的“知行本體”，就是指良知良能。后一种“知行本体”的含义无疑更为根本。
阳明完全是从道德出发来讨论知行功夫的，故在他看来，知必须表现为行，能知必然能行。知与行相即不离，两者是同一功夫过程的不同方面。
一般来说，“明觉精察”是形容知的，“真切笃实”是形容行的，但阳明要求，人在知的过程中要抱有“真切笃实”的态度，在行的过程中要保持“明觉精察”，知不离行，行不离知，且知且行，即知即行，这样的知才是真知，这样的行才是真行。这是知行合一的功夫论含义。我们今天讲的“知行合一”，已不是道德范畴的，而是社会实践意义上的，这是我们与王阳明的根本不同。
“致良知” 阳明在去世前曾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致良知”是阳明一生思想的总结。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一个贯通天人的概念。其次，阳明所讲的良知，又指“随时知是知非”的道德认知与判断能力，是一个贯通体用的概念。总之，“致良知”实际上是在早年“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也蕴含了“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主要理论内容。
正是在兼具“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基础上，阳明将良知视作是天地之心、宇宙之心。良知赋予了天地鬼神万物以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价值意义的创造本源和主宰力量，具有绝对性和根源性。人因为有此良知，就可以和天地宇宙会通，可以充当宇宙天地之心，从而肩负起协理宇宙天地万物的责任。正因为良知如此重要，所以阳明断定：“‘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
良知既是“性与天理”，又是道德认知与判断。因此所谓“致良知”，也就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不断地向至善的道德本体复归，以达到极致;二是以道德认知和判断为依据，加以实行。—方面，良知本体的至善性、绝对性和普遍性为人们的道德践履和成圣成贤的追求提供了内在根据和根本保证。“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人人皆可成尧舜”的道德洞见，能有效促使道德主体，激发道德理想追求。另一方面，又要对良知本体在现实环境中作用流行的相对性、具体性以及致良知过程的无限性保持清醒认识，以防道德主体的自我膨胀、猖狂及虚无。
致良知的第二层基本意思是“依良知而行”。“致”字在这里相当于“行”字，致良知即“行良知”，即依良知而实行。阳明更为强调这一面，他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
良知是主宰，是准则。“致良知”简易直接又内涵丰富，将阳明的整体哲学思想完满地表述出来了，标志着阳明哲学建构的最终完成。（资料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