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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然公司的崛起开始于一个今天看来仍然聪明无比的想法。这个想法由安然后来的CEO杰夫·斯基林提出，概括而言即是“天然气银行”。这个革新的商业模式如下：天然气生产商同安然签订合同，以一定的价格将天然气卖给安然，相当于储户；消费者也同安然签订合同，以一定的价格从安然购买天然气；扮演着天然气银行的安然则在天然气购买价格和销售价格之间获得利润。其盈利模式如同银行赚取存款利益和贷款利息之间的差额。
这个商业模式有着巨大的现实需求。由于1980年代末天然气行业的政府管制的解除，自由交易的天然气市场开始产生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即反常天气对生产商和消费者带来的不利影响，“东北部突然而至的寒流，能使天然气价格一夜飞涨，从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一段时间内的温暖天气又会使天然气价格降低，导致天然气生产商的亏损”。这种不确定性是为供需双方都厌恶的。人们乐于为“确定性”付费。
《财富》杂志的两位记者贝萨尼·麦克莱恩和彼得·埃尔金德在自己所著的《房间里最精明的人》中写道，在1987年年底于安然总部49层会议室中的高管会议上，斯基林“只用了一张幻灯片，就震动了十几名安然执行官”。
我感兴趣的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创新理论学者克雷顿·克里斯滕森究竟如何看待斯基林的这个聪明想法。它是能源行业的一个“破坏性创新”吗？我好奇这一点，还有一个原因是，杰夫·斯基林和克雷顿·克里斯腾森是哈佛商学院的同学。克里斯滕森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道：“我认识的斯基林是个好人，聪明、勤奋、热爱家庭。”但，正是这个好人在2006年的审判中被判刑24年，成为白领犯罪的代表人物。他的同学克里斯腾森则成为全世界最知名的管理学大师之一。2011年英国咨询机构Crainer Dearlove在自己的榜单“50大思想家”中将他评选为“地球上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思想家”。
审判当场，52岁的斯基林为自己辩护，称自己是清白的，“每一项指控都属无中生有”。在《房间里最精明的人》中，斯基林的态度同样坚定，“在他看来，错误就是这个世界没理解，而且将来也不会理解安然正从事的崭新事业”，并坚信“他们扼杀了一个伟大的公司”。
从已有的关于安然公司的信息来看，安然公司被人诟病最多的是两点：一是安然公司对“公允价值模式”的无限制使用。公允价值模式和传统会计模式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传统会计模式要求你只能在资产负债表上计入你已经到手的收入和利润；而根据公允价值模式，公司可以在签订了一个为期十年的合同的当天，就将整个十年的收入与利润预期都计算在资产负债表上。
“这种激进的价值观决定了安然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方式，在一笔生意实际上还没有带来一分钱收入之前，安然就可以向世界证明自己的账本上已经拥有了数百万元的利润。”《财富》杂志的两位记者说。这种激进方式的问题之一在于，如果以当年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作为激励公司高层的指标，那么公司管理者有动力去拿到合同，而不去管公司是否有能力去持续践行合同的约定；另一个问题在于，资本市场一方面会为这样的数字高兴，另一方面也会对此形成不当的预期。这样，每年公司的高层只能去忙着签订单，而不是用接下来的时间去满足订单产生的需求。
另一个问题是安然在建立资产负债表外合伙公司的无底线。公司建立资产负债表外的特殊目的实体，据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说：“在公司化的美国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它是一种巧妙的手段，可以让一个公众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看上去体面很多，同时还可以获得某种程度上的资金上的好处。比如，如果一家公司需要向银行贷款1亿美元的话，那么公司的负债表上多了1亿美元的债务，其股价可能因此下跌；而如果这家公司将自己手上的一项非常有价值的资产或者合约出售给自己的合伙公司即特殊实体，可以获得1亿美元的账上现金收入，而不会增加资产负债表上的债务。1亿美元现金，可以由这家特殊实体公司出面向银行借贷。但在安然的例子中，往往并不需要这笔钱，只是需要这笔账上收入来美化公司的财报。但是，安然需要承诺在一定时间之内，向这家特殊实体公司回购这部分资产或者合约，并且给予其一定回报率。
安然能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安然公司的股票价格在不断上涨。上涨的股票是这链条中的关键，正如房价不断上涨的预期支撑了次贷泡沫一样。只要有上涨的预期，其资产就能用作抵押，借贷来更多的钱。资产的溢价会支付利息和对特殊实体合伙公司的回报率。
对特殊实体公司的无节制使用，造成的后果“十分荒唐”，“安然公司内部竟没人敢想这样的问题：安然的‘利润’和‘现金流’是公司与自己进行的复杂交易的产物”。
这两点已被公认的安然问题可能仅仅是安然事件的粗略总结。关于安然的信息长篇累牍。这让我们对这起公司破产案中的学习变得困难重重，而且多数教益都属于后见之明。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曾经写过两篇文章来探讨安然的教训。一篇文章称安然是“最后的天才公司”。出身于麦肯锡的杰夫·斯基林信奉“天才理论”，优秀的人才能创造出惊人的价值，因此争夺到那些在学校时就已经表现出惊人才华的商学院毕业生，是一个公司成功的关键。但格拉德威尔却认为安然和麦肯锡都成为了“天才神话的囚徒”。他认为这些天才的重要性被夸大，而他们的负面作用却没有被意识到。“他们由于别人对他们的那种描述，开始画地为牢，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遇到了麻烦，而当自我形象受到威胁时，他们则要面对难堪的后果。他们不会参加补习班课程。他们不会勇敢地面对投资者和公众并承认自己错了。他们很快就会谎话连篇。”
在另一篇文章中，格拉德威尔指出，要区分开我们不能正确理解事物的两种原因，一个是“谜”，另一个则是“神秘”。如果一件事情是个谜，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尽量扩大信息的收集面。比如，水门事件就是个“谜”。两位年轻的记者通过契而不舍地采访，和深喉的交谈，试图拼接细节与信息，解开这个“谜”。而安然丑闻则是个“神秘”事件。正如他已经指出的那般，关于安然的信息连篇累牍。甚至那些声称揭露了安然丑闻的分析师、基金经理或记者，也是通过安然财报中的公开信息发现的。在这时，洞察力就变得非常重要，它可以让你穿越这些信息构成的重重障碍，直抵事实的核心。
除此之外，我想我们应当从中认识到激励的负面作用。华尔街会用股价的形式来奖励那些表现优异的公司，确切地说，奖励那些每年都能满足增长预期的公司。尽管众所周知迎合华尔街是件危险的事情，但是其收入中有很大部分由股票与期权带来的公司高管，会有迎合华尔街的利益驱动力。同理，如果创业公司高管的最大激励来自于股权，那么他们自然会把上市看作非常重要的目标。在安然的例子中，激励的副作用变得变本加厉，因为斯基林倡导了激进的会计政策。
至于为什么安然会无底线地使用那两种后来让它陷入困境的方法，即激进会计准则和表外特殊实体。一方面这同激励的负作用相关，安然像吸毒上瘾者一样不可自拔；另一方面则同斯基林在安然提倡的残酷的竞争文化相关，这是种唯才的文化，而判断的标准则是你能否给公司带来收入与利润，哪怕这种收入与利润仅仅是资产负债表的粉饰。
李翔是《第一财经周刊》总主笔。联络他可以邮件lixiang@yicai.com
这个商业模式有着巨大的现实需求。由于1980年代末天然气行业的政府管制的解除，自由交易的天然气市场开始产生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即反常天气对生产商和消费者带来的不利影响，“东北部突然而至的寒流，能使天然气价格一夜飞涨，从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一段时间内的温暖天气又会使天然气价格降低，导致天然气生产商的亏损”。这种不确定性是为供需双方都厌恶的。人们乐于为“确定性”付费。
《财富》杂志的两位记者贝萨尼·麦克莱恩和彼得·埃尔金德在自己所著的《房间里最精明的人》中写道，在1987年年底于安然总部49层会议室中的高管会议上，斯基林“只用了一张幻灯片，就震动了十几名安然执行官”。
我感兴趣的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创新理论学者克雷顿·克里斯滕森究竟如何看待斯基林的这个聪明想法。它是能源行业的一个“破坏性创新”吗？我好奇这一点，还有一个原因是，杰夫·斯基林和克雷顿·克里斯腾森是哈佛商学院的同学。克里斯滕森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道：“我认识的斯基林是个好人，聪明、勤奋、热爱家庭。”但，正是这个好人在2006年的审判中被判刑24年，成为白领犯罪的代表人物。他的同学克里斯腾森则成为全世界最知名的管理学大师之一。2011年英国咨询机构Crainer Dearlove在自己的榜单“50大思想家”中将他评选为“地球上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思想家”。
审判当场，52岁的斯基林为自己辩护，称自己是清白的，“每一项指控都属无中生有”。在《房间里最精明的人》中，斯基林的态度同样坚定，“在他看来，错误就是这个世界没理解，而且将来也不会理解安然正从事的崭新事业”，并坚信“他们扼杀了一个伟大的公司”。
从已有的关于安然公司的信息来看，安然公司被人诟病最多的是两点：一是安然公司对“公允价值模式”的无限制使用。公允价值模式和传统会计模式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传统会计模式要求你只能在资产负债表上计入你已经到手的收入和利润；而根据公允价值模式，公司可以在签订了一个为期十年的合同的当天，就将整个十年的收入与利润预期都计算在资产负债表上。
“这种激进的价值观决定了安然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方式，在一笔生意实际上还没有带来一分钱收入之前，安然就可以向世界证明自己的账本上已经拥有了数百万元的利润。”《财富》杂志的两位记者说。这种激进方式的问题之一在于，如果以当年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作为激励公司高层的指标，那么公司管理者有动力去拿到合同，而不去管公司是否有能力去持续践行合同的约定；另一个问题在于，资本市场一方面会为这样的数字高兴，另一方面也会对此形成不当的预期。这样，每年公司的高层只能去忙着签订单，而不是用接下来的时间去满足订单产生的需求。
另一个问题是安然在建立资产负债表外合伙公司的无底线。公司建立资产负债表外的特殊目的实体，据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说：“在公司化的美国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它是一种巧妙的手段，可以让一个公众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看上去体面很多，同时还可以获得某种程度上的资金上的好处。比如，如果一家公司需要向银行贷款1亿美元的话，那么公司的负债表上多了1亿美元的债务，其股价可能因此下跌；而如果这家公司将自己手上的一项非常有价值的资产或者合约出售给自己的合伙公司即特殊实体，可以获得1亿美元的账上现金收入，而不会增加资产负债表上的债务。1亿美元现金，可以由这家特殊实体公司出面向银行借贷。但在安然的例子中，往往并不需要这笔钱，只是需要这笔账上收入来美化公司的财报。但是，安然需要承诺在一定时间之内，向这家特殊实体公司回购这部分资产或者合约，并且给予其一定回报率。
安然能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安然公司的股票价格在不断上涨。上涨的股票是这链条中的关键，正如房价不断上涨的预期支撑了次贷泡沫一样。只要有上涨的预期，其资产就能用作抵押，借贷来更多的钱。资产的溢价会支付利息和对特殊实体合伙公司的回报率。
对特殊实体公司的无节制使用，造成的后果“十分荒唐”，“安然公司内部竟没人敢想这样的问题：安然的‘利润’和‘现金流’是公司与自己进行的复杂交易的产物”。
这两点已被公认的安然问题可能仅仅是安然事件的粗略总结。关于安然的信息长篇累牍。这让我们对这起公司破产案中的学习变得困难重重，而且多数教益都属于后见之明。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曾经写过两篇文章来探讨安然的教训。一篇文章称安然是“最后的天才公司”。出身于麦肯锡的杰夫·斯基林信奉“天才理论”，优秀的人才能创造出惊人的价值，因此争夺到那些在学校时就已经表现出惊人才华的商学院毕业生，是一个公司成功的关键。但格拉德威尔却认为安然和麦肯锡都成为了“天才神话的囚徒”。他认为这些天才的重要性被夸大，而他们的负面作用却没有被意识到。“他们由于别人对他们的那种描述，开始画地为牢，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遇到了麻烦，而当自我形象受到威胁时，他们则要面对难堪的后果。他们不会参加补习班课程。他们不会勇敢地面对投资者和公众并承认自己错了。他们很快就会谎话连篇。”
在另一篇文章中，格拉德威尔指出，要区分开我们不能正确理解事物的两种原因，一个是“谜”，另一个则是“神秘”。如果一件事情是个谜，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尽量扩大信息的收集面。比如，水门事件就是个“谜”。两位年轻的记者通过契而不舍地采访，和深喉的交谈，试图拼接细节与信息，解开这个“谜”。而安然丑闻则是个“神秘”事件。正如他已经指出的那般，关于安然的信息连篇累牍。甚至那些声称揭露了安然丑闻的分析师、基金经理或记者，也是通过安然财报中的公开信息发现的。在这时，洞察力就变得非常重要，它可以让你穿越这些信息构成的重重障碍，直抵事实的核心。
除此之外，我想我们应当从中认识到激励的负面作用。华尔街会用股价的形式来奖励那些表现优异的公司，确切地说，奖励那些每年都能满足增长预期的公司。尽管众所周知迎合华尔街是件危险的事情，但是其收入中有很大部分由股票与期权带来的公司高管，会有迎合华尔街的利益驱动力。同理，如果创业公司高管的最大激励来自于股权，那么他们自然会把上市看作非常重要的目标。在安然的例子中，激励的副作用变得变本加厉，因为斯基林倡导了激进的会计政策。
至于为什么安然会无底线地使用那两种后来让它陷入困境的方法，即激进会计准则和表外特殊实体。一方面这同激励的负作用相关，安然像吸毒上瘾者一样不可自拔；另一方面则同斯基林在安然提倡的残酷的竞争文化相关，这是种唯才的文化，而判断的标准则是你能否给公司带来收入与利润，哪怕这种收入与利润仅仅是资产负债表的粉饰。
李翔是《第一财经周刊》总主笔。联络他可以邮件lixiang@yicai.com